问：您多次讲过，您的名物研究之路，最初是因为对《金瓶梅》中的服饰问题感兴趣。一九九五年拜孙机先生为师，初衷也是学习古代服饰。但着手写作学术专著时，却是从《诗经》入手，二〇〇〇年出版《诗经名物新证》。随后出版的一系列专著，《诗经别裁》《先秦诗文史》《古诗文名物新证》《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也大都是以诗文中的名物为研读对象。是对自己的治学之路，事先有个总体设计吗？目光所及，从服饰拓展到诗歌，中间历程如何？

答：今天坐在这里谈我的书，谈我的读书经历，可以说是在谈上个世纪的故事，距离今天的生活已经很遥远。我很怀疑，在这个脚步匆匆的时代，会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听上两分钟。不过好在我们这个小空间里已经有几个人，我还不是对空言说。我的读书经历比较特殊。几年前曾有一波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的小小热潮，我稍稍留心了一下，写文章的都是高考登榜之士，好像没看到落榜者写文章，而我恰恰是虽然登榜却阴错阳差没能入学情同落榜，只好走上自学的路。这就决定了我的读书是完全自由、漫无系统的，不可能“事先有个总体设计”。收在《棔柿楼读书记》里长长短短八十八篇书评或曰读书随感，诗词、小说、散文、音乐、美术、建筑、哲学，中国、外国，古代、当代，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即杂乱无章。书的后记里引了老舍的几段话：“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着什么，买着什么，遇着什么，就读什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都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书应该记住自己。对我，最讨厌的发问是：‘那个典故是哪儿的呢？’‘那句书是怎么来着？’我永不回答这样的考问，即使我记得。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管你这一套！读得快，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不合我的意，我就练习跳远。书要是不服气的话，来跳我呀！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我先看最后的几页，省事。”还有第四：“我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论自己的书。但是我准知道，书是别人的好。别人的书自然未必都好，可是至少给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自己的，一提都头疼！”对老舍的这几点意见，我特别有同感，今天不得不谈自己的书，真是前多少天就开始头疼了。老舍说的第二条，最适于自况：读得很快，而不记住，其实是记不住。也因此读了书，一定要写点什么，否则真的就雨过无痕了。那时候为自己设想的前途是做书评家。买书、读书、写书评、赚稿费，拿了稿费，再去买书，进行下一轮的周转，如此形成良性循环。这个良性循环延续下来，直到现在。因此我始终处在课题制度之外，是一种完全自由的读书和写作状态。拜到遇安师门下，从老师为我设计的“诗经名物新证”开始，算是读书有了相对集中的方向，也有了所谓专业。但名物涉及的面太广了，几乎可以说无所不包，因此特别适合我早已形成的读书方式，即依然是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不同的是，取得了老师传授的真经，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我在选择问题的时候，也是有意避开学术热点，知道技不如人，不去竞争。

二十多年前，金银器研究的领域尚很冷清，一九九九年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问世，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二〇〇一年，遇安师发表了《明代的束发冠、䯼髻与头面》，受此启发，我写了《明代头面》和《玉钗头上风》，可以算作自己金银器研究的小小尝试。前者是明，后者是唐，中间的宋元却是一个空白，不过一时尚未找到入手处。二〇〇五年初冬赴香港参加中国古代金饰国际研讨会，这时我正好在设计与湖南省博物馆合作的研究题目。同与会的东方兄交谈，问道：“《唐代金银器研究》之后，是否还有继续往下做的打算？”答曰“无”。“那么我继续往下做，即宋元明金银器的研究，如何？”曰：“正是时候，因为发表的材料已经足够多了。”前年在北大文研院举办讲座，齐东方主持，他说：“金银器热可以说是我们俩掀起的吧。”我和他对视，会心一笑。我以为我们两人的研究，代表了两种方法，两个方向。他是考古学的方法：分型分式，分期断代。我是关注生活史中的各种细节以及与诗歌对应的各种物事，注重定名。他详我略，他略我详，可以互补。

关于金银器研究，当年遇安师曾有过一个设想，即由文物出版社牵头，组织一个考察和拍摄团队，拿着文物局的公函，到各地博物馆观摩拍照。如此，自然要报课题，等经费，如果经费不敷用，事情就办不成。这样一个规模的团队，花费自然不会小，经费是否能够申请下来，也是未知数。这个想法也就搁浅了。

入手湖南宋元金银器的起因，是看到《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里收录了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中的一大批，而对器物的定名，多令人疑惑。比如被称作“发插”的二十件元代饰品，很可能是耳环；又所谓“金镂空双龙纹头饰”，似为梳背儿，诸如此类。机缘凑巧，承萧湘先生推介，二〇〇五年五月受邀往湖南省博物馆举办关于明代金银首饰的讲座，于是有长沙之行。馆方提供了库房观摩之便，看过临澧柏枝乡南宋银器窖藏之后，我向陈建明馆长和李健毛副馆长提议合作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的课题，两位馆长当即表示支持。长沙归来后，便开始考虑课题的内容和结构，检视旧年日记，多有相关记述。前面提到的香港会议之后，十一月十三日出发再往长沙，省博安排了一辆车，由喻燕娇和周志元相伴，往常德、临澧、津市、石门、桃源、株洲、益阳、张家界、沅陵、涟源十地的文物库房观摩出土窖藏金银器，历时十一天。亲抚实物，证实了之前我在阅览图录时的推测，对制作工艺也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此番在现场有很详细的观摩纪录，后来大部分成为《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丛考》的内容。

《丛考》动笔伊始，总觉得眼界尚不够开阔，于是先后往南方七省市（江西省博物馆、浙江永嘉县文化馆、义乌博物馆、温州市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镇江博物馆）观摩文物，结识了博物馆界不少热心相助的朋友，搜集到一批用于参照比较的材料。与此同时，开始着手编纂此书的具体工作。经过三年努力，《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发现与研究》终于问世。

前面说到《明代头面》和《玉钗头上风》可以算作自己金银器研究的初步尝试，《湖南》这部书对于我来说，则是进入这一领域的起点，并由此开启了考察金银器之旅。说来惭愧，虽然在这之后陆续见过了数倍于此的实物，但写作《丛考》时对宋元金银器的基本认识，并没有很多改变。后面做的大部分是滚雪球式的工作。湖南宋元金银器之后的《奢华之色》，补上了《湖南》这本没有涉及而又是我特别关心的明代。但核心还是名物考证。各卷所附论文《掬水月在手：从诗歌到图画》《造型与纹样的发生、传播和演变：以仙山楼阁图为例》《罚觥与劝盏》《辽代金银器中的汉风》，也都是围绕名物考证。之后的《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和出版社签署合同的时候，原是《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小史》，没想到写成了三卷，其中专讲明代的一卷差不多一半是《金瓶梅词话》的金银首饰考。写专著和写论文常常是同步，如《王士琦墓出土金银器的样式与工艺》《南方宋墓出土金银首饰的类型与样式》《读物小札：吕师孟夫妇墓出土金银器细读》《双鬓风嫋莲花：蕲春罗州城遗址南宋金器窖藏观摩记》《“繁华到底”：明藩王墓出土金银首饰丛考》，等等。前年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金银器》，把之前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放进去了，换句话说，既往我做过的诸多个案研究，是《中国金银器》的基础。也因此有不少重复，当然也有很多改动，更有大量的补充。可以说是用刷新和拓展的方式，后面的把前面的覆盖了。这种覆盖方式当然避免不了重复，大雪球是用小雪球滚出来的。你可以说小雪球先放着，等滚成大雪球再出版不好吗？可人的认识是有阶段性的啊，吃到第三个馒头才感觉饱了，早知道应该先去吃第三个才对，道理差不多是一样的。再一个，有研究心得发表出来，获得学界认可，才能有更多机会到各地观摩，亲抚文物，否则文物部门凭什么特别为你提供方便呢？这也是一种良性循环。

问：您亲自整理编纂的《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发现与研究》，作为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对您的研究有何帮助？全国各地看博物馆，对文物亲自上手，现场观摩，眼见为实，多角度拍照，高清大图，看清背面细节，获得别人不知道的细节，对正确解读有何帮助？

答：湖南各地考察金银器之前，虽然也有过在博物馆库房观摩文物的经历，比如二〇〇三年在江西省博物馆库房，不过数量很少，借用考古学的术语，就是这个数量不能构成“排队”的规模。经过湖南考察，才充分认识到亲睹实物的重要。有时一次不行，还要看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因为我缺少过目不忘的天赋，只能下笨功夫。刚才提到的《“繁华到底”：明藩王墓出土金银首饰丛考》，就是追踪看展的结果。起因是二〇一三年往南京参观南博举办的“金色中国：中国古代金器大展”，金器展陈规模空前，近半数不曾发表，更不必说公开展览，真是远远超出预料。不过满载收获的同时，也带来许多疑惑，如蕲春明荆藩王墓出土的一批金银首饰，在展览说明和同名展览图录中却是这样的器物名称：“金球”“金镶宝石浮雕骑马交战头饰”“金镶宝石五仙人火焰纹头饰”“金镶宝石仙人乘车簪”“金镶宝石仙人采药簪”“金镶宝石善财童子簪”。虽然我按照自己的认识重新为器物命名，如金穿心盒（“金球”）、三英战吕布银鎏金满冠（“金镶宝石浮雕骑马交战头饰”）、金镶宝三大士满冠与金镶宝三教祖师满冠（“金镶宝石五仙人火焰纹头饰”）、金镶宝摩利支天像挑心（“金镶宝石仙人乘车簪”）、毛女金簪（“金镶宝石仙人采药簪”）、金镶宝观音挑心（“金镶宝石善财童子簪”），不过终究是隔着展柜，细节不能完全掌握。特别是金镶宝观音挑心，从图像特征来看应该是鱼篮观音，但缺少一个关键的道具：鱼篮。次年武汉博物馆举办“金黄璀璨的夕唱：蕲春明代荆王府墓出土金银玉器展”，我专程前往的时候，又委托朋友联系了蕲春博物馆，于是二〇一五年五月和六月连续两次往蕲春博物馆，得以亲抚实物。在馆方所赠《湖北蕲春荆王府》一书中看到有一件文物名作“银篓里放金鱼”，不免奇怪，因此希望能够看一看。此物取出来，一眼认出它正是金镶宝观音挑心上面的构件：鱼篮。那么这一枝挑心的纹样是鱼篮观音，是毫无疑问了。没想到在场的王书记说了句：“鱼篮在，观音走了。”原来观音挑心已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二〇一六年五月，我又往湖北省博，在库房零距离观摩此物，一面确定自己的推断，一面了解到更多的细微之处。于是为出土于明荆藩王墓的金银首饰一一定名，同时受蕲春博物馆委托，促成它在浙江省博物馆以全新面貌展出，展品说明和同名图录中的器物名称及纹饰解读，大部分取用了我的意见。

四川平武王玺家族墓地出土的一大批金银首饰，也是通过追踪看展才逐步完善定名的工作。发掘简报最初发表在一九八九年的《文物》，都是黑白照片，很难看清细节。我的老师在文章里援引了其中的几件，并且根据黑白照片画出线图。不过尺寸很小的金银首饰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实物，或者退一步，手里有可以在电脑上放大观察的高清照片，是很难掌握细节的，而细节往往就关系到纹样的解读。王玺家族墓地的正式发掘报告至今未见，前几年总算出了一本全彩印的图录《四川平武土司遗珍》，不过按照我的标准，不能在电脑上放大看终究还是有“隔”的感觉。几次去四川，多方打听这批文物的收藏单位，但说法不一。后来还是霍巍了解到省考古院有一部分，并且帮忙联系观摩，这样终于接触到了十几件，只是不能拍照。一大收获是观察到之前被名作“仙宫夜游”的一枝金簪，所谓“马头”其实是一只捣药的兔子，而一众人物里，特别插入了一个“掬水月在手”的图式，那么纹样的主题便应该是“广寒宫”。在《中国金银器》第一版里有关于这枝金簪的解读，之后学友廉萍提出来所谓“广寒宫”，应该就是唐明皇游月宫。被她一语点醒，之前所以没有这样想，是因为它的构图与唐明皇游月宫的传统图式很不相同，如此，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正是这枝金簪的创新之处呢？《中国金银器》三印的时候，就把金簪的名称改作唐明皇游月宫了。这是后话，再回到前边。当年看过实物，却不能拍照，到底还是不甘心。于是又等到了机会，二〇一九年十月四川博物院办了一个“物色：明代女子的生活艺术”展（展览名称正是我二〇一八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以王玺家族墓出土首饰为主，自然是立刻出发前往观展，拍到了大致满意的照片，至少是能够在电脑里放大细看。稍觉不足的是仍然隔着玻璃，因此看不到背面结构。直到去年初夏泸州博物馆举办了一个“金色大明”展，王玺家族墓出土首饰正是展览的一大内容。机缘凑巧，受邀往泸州讲座，于是馆方提供了撤展时候的观摩之便，由此不仅确认了我之前的定名不误，而且丰富了对细节的认知。这些新收获都有待于补入《中国金银器》的重印本中。

问：《诗歌名物百例》，是您积三十年研究之功，素日研究心得集腋成裘，汇成一册。最近《南方周末》刊登了钟锦《诗歌注释传统和〈诗歌名物百例〉》，提到：“可以不夸张地讲，这是诗歌注释传统转向历程中的一个事件。”“虽说名物考证在李善之前本是注释的一项内容，但诗歌注释由词语出处转向全面考据之后，对名物的关注却并不是回归，也不是回归后的深化，而是迎来了一个新的突破。”您是如何实现注释传统的这一转向，这一突破？

答：很感谢钟锦兄写了一篇理论色彩很强的书评，也因此把《诗歌名物百例》升华了一下。这是从文学经典的角度立论。当代文学笺注的成就，并不止于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为通俗作品的剧曲、小说早就受到高度关注。顾学颉《元曲释词》、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王利器《水浒全传校注》，还有各种版本的《红楼梦》词典、《金瓶梅》词典，等等，虽然偏重于语词，但都包括了大量的名物，只是共同的遗憾是用于举证的材料是以文献为中心。词典通常有插图，但不是“文”与“物”的契合，是“文”和“物”脱离或半脱离的状态。我觉得《百例》应该更接近这个当代文学笺注的路数。如果说“新的突破”，那么就在于把考古成果纳入视野，通过名物考证，把以往仅凭文献无法解释通透的问题解释通了。这是时代赋予的便利，当然也成为我们不应辜负的使命。其实各种解释途径都通向对作品的理解，而实物证据能够使物象变得具体。比如《百例》里的一个词条“春幡”，六百多字，四个图。这是把一篇考证文章的结论摘了出来。文章最初发表的时候并不长，题作《人胜·剪 花·春幡》，在《南方文物》二〇一二年第三期刊出。我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对的，只是作为物证的证据链上还有缺环。二〇一四年初春，浙江省博物馆动议举办定州两塔文物展，我受邀随同考察，得以亲抚定州博物馆藏品，于是在观摩现场我发现了——应该说是认知，因为它早就在那儿，只是等着我去叫出它的名字——实物证据“宜春大吉”银春幡。而这枚银片很不起眼，出土以来未见介绍，更不曾展出，原本是不在入选之列的。当时真可以说是狂喜。之后，整理宜兴北宋法藏寺塔基文物的浙博朋友又向我展示了塔基出土的一枚镂花银饰片照片，饰片用于装饰吉语的牌记上打制“宜春耐夏”四个字，于是立即断定它是春幡，南宋杨万里所咏“ 幡耐夏宜春字，宝胜连环曲水纹”，正是这一类节令时物。联系之前掌握的不同时代的相关实物，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呈现出来了。当然也就很快奔赴宜兴去看实物，确定了自己的判断。

问：为文物定名，有时像破案。您能不能举几个破案的例子？

答：为文物定名，不是“有时像破案”，而是通常像破案，或者说是不断追寻证据的过程：发现问题，寻找解决的证据，一个一个证据形成证据链，疑案也就破解了。比如《百例》里边的“灯毬”条。这个词条的释文只有三百余字，用作释读的图有七个：辽宁省博物馆藏《簪花仕女图》局部、五代吴越国康陵出土玉灯毬构件与组合、定州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银瓶上的灯毬、济宁汶上县宝相寺塔地宫出土金棺银椁系坠的银灯毬、宋墓石刻局部、奈良国立博物馆藏铜鎏金佛像冠饰残件、南宋木造观音坐像。来自七个地方：辽宁省博物馆、杭州临安区博物馆、定州博物馆、中都博物馆、泸州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最后一个是从《仏像 中国·日本》一书上扫描。

《簪花仕女图》是古代绘画中的明星，在很多图录中都曾看到，总觉得美人的插戴中似有灯毬。辽宁省博物馆新馆开放时前往观展，书画厅里正在展出这一幅真迹，因此得以近距离细细观摩，美人头顶簪花之外，高髻上更插着凤鸟为钗首的一对金步摇，凤鸟口衔垂覆金花叶的璎珞灯毬，合肥南唐墓出土一枝系缀灯毬的银步摇与之相仿，此番方认得真确。

读文物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出版的发掘报告《五代吴越国康陵》，留意到康陵出土一枚“玉香囊”，报告说它出土于棺床头骨近旁，由两个空心的半球扣合而成，顶端中心有个小孔穿系铜丝环，底端中心也有个小孔，吊缀铜丝环链，环链中腰穿一个铜丝缠绕的橄榄球，末端一个小玉坠。半球直径二点一厘米、高一点八厘米。尺寸如此之小，似难容物，因此怀疑它或非香囊之属。二〇一八年秋，受邀往浙江省博物馆举办讲座，于是请浙博的朋友帮忙联系到正在建设新馆的临安文物馆观摩康陵出土玉饰件。亲睹实物，“两个空心的半球”，都是只有浅凹，几乎不存置物的空间，两相扣合，大小不及拇指肚，而分量极轻。与《簪花仕女图》中美人的插戴以及南唐墓出土银步摇相对看，可以推知所谓“玉香囊”，正是一枚玉灯毬。同墓出土数量不少的玉饰件，其中或有与它合成一挂的构件。后来临安文物馆新馆开馆，展陈的时候就采用了我的说法。

发现泸州博物馆藏宋墓石刻女子插戴灯毬是在二〇一四年春，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号往新开馆的定州博物馆参观，发现塔基地宫出土银瓶上的灯毬，同年秋天往济宁，在中都博物馆发现汶上县宝相寺塔地宫出土金棺银椁系坠的银灯毬。二〇一九年秋，在奈良国立博物馆发现铜鎏金佛像冠饰残件也是一挂璎珞灯毬。而在《仏像 中国·日本》图录里看到了插戴的完整样子。这本图录是在京都的降价书市上买到的，当时和刘晓峰在一起，我们同时看中，承蒙他让给我了。如果不是做这个节目，如果不是一再被要求举例，我也不会去这样详细疏理发现过程。本来也没有现成的纪录，只是因为照片有拍摄日期，又有和照片对应的出行日记。疏理的结果，我也才知道，这一则三百多字的释文，用了五年时间得到的七幅图——应该是八幅，南唐墓银镶玉步摇我给省略了——构成了大致完整的诗歌、图像、实物互见的证据链。至此，才算是完成了释读。

“掬水月在手”一条，是摘自刚才提到的《奢华之色》卷一中的附论，对这个纹样的认知也是一个不断追寻证据的过程。做湖南课题时在株洲博物馆调研，展厅里看到出自攸县丫江桥元代金银器窖藏的一枝金簪，簪首绕图一周是枝叶纷披的朵朵菊花，花丛间一个山石座，座上一个金盆，略略俯身的一位女子，双手伸向金盆。展品说明作“金盆洗手图金簪”。“金盆洗手”是近世的一个俗语，有约定俗成的意思，用来为这枝金簪纹样命名，显然不合适。那么这一“金盆洗手”的场景究竟取自什么故事呢？归来后从文献和图像中寻找线索，找到宋元绘画中与金簪纹样一致的《浣月图》及明代的一幅《金盆捞月图》，而元散曲中正有与此情景对应的歌咏，题作《掬水月在手》。那么丫江桥金簪的取材是来自当日流传的同题绘画，即“掬水月在手”诗意图。不过考证到了这一步，仍感到欠缺，因为这应该不是源头。于是追源溯流一步步推进，不断寻找证据，终于完善了证据链，勾画出从诗歌到图画、由唐宋至明清，“无声”与“有声”互为影响、互为渗透的一个纹样传播史。我在文章结尾处写道：“这一条线索使我们有可能拼缀起曾经有过的生活图景，并发掘出把诗意凝定为各种造型艺术的才智和匠心。”有评论说，“这篇论文是同时在文学研究和文物考证两方面取得双重成果的典范之作”（蒋寅《成为绝学：朴实与奢华——扬之水〈奢华之色〉评介》），我很感念这样的认可。当然作为一个词条收入《百例》，已是缩减为五百多字，五个图，是略述脉络，直接把结论捧出来。

收在《百例》里的“内家新制”，是一个发现和验证的过程。这一条四百来字，只有一个图，就这一个图，也是有故事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常州武进村前乡南宋墓出土“中兴复古”香饼一枚，它在《考古》杂志发表的简报上被称作香篆，只有一个黑白照片，并且只有一面。我在二〇〇四年发表的《龙涎真品与龙涎香品》一文中考证这一枚“香篆”应该是香饼，为内家香。十一年后往常州博物馆参观，特别向馆方提出请求看一看这枚香饼。原来它入藏后还一直称作香篆，馆里人说，“因为搞不清质地，分类保管的时候就归在陶器了，又因为不知道此物的重要，没把它当回事，专家来这里定级文物的时候，都没把它拿出来”。承馆方惠予观摩，终于得见真身。小小一枚，灰扑扑不辨质地，没有任何气味，模印的“中兴复古”四个字清清楚楚隆起在表面。拿在手里，分量极轻，同行的老伴也掂了掂，然后小心翼翼翻过来，背面竟是模印一左一右蟠屈向上、身姿相对的两条龙，此物出自禁苑，完全可以确定了。几个月后，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香远益清：唐宋香具览粹”展览中，“中兴复古”香饼便第一次登场展示在公众面前，就此成为名品。

我为《百例》词条定的标准，是收录自己的研究心得，但有几个例外，一是《引言》里说的，“其中有关《诗经》名物的几则，写作时间最早，乃三十年前初从遇安师问学，老师悉心指授所得”。此外是“弹棋局”条，这是摘自早年写下的《弹棋局》一篇，原为遇安师指导下的习作《古器丛考三则》中的一则，最初发表于河南艺术研究所主办的《东方艺术》一九九七年第三期（这个杂志早就停刊了）。您刚才说到《诗歌名物百例》，是我积三十年研究之功，这“三十年研究之功”也包含了早年老师悉心指授的心血。

问：二〇一八年出版《物色——金瓶梅读“物”记》，可否看作终于回归初心？回望来时路，苍苍横翠微。——回望来时路，您有何感想？如何总结自己的学术历程？

答：这本书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心爱的题目，它是名物研究的入口处，即便时时走开却不曾忘怀，只是轻易不敢动笔，生怕写不好给糟蹋了。曾经的设想是一部大书，囊括《金瓶梅词话》里的所有名物，但是越来越觉得这个设想很难实现，而再不动笔恐怕就更写不出来了，结果就是出了这么一个戋戋小册。近期中华书局准备重印，我补了一篇关于李瓶儿出殡的长文，是初版之后唯一增加的研究成果。

没想过“总结自己的学术历程”这个问题。只能说最感觉舒心的是，自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自由写作的环境，当然这一切离不开老伴的支持。我们就是一个精诚合作而且受法律保护的课题组，欣慰的是每个课题都能赢得几千赞助人，赞助人就是每本书的读者，所以良性循环才能长期维持下来。我曾多次引用陆放翁的一句诗“学术非时好，文章幸自由”，我以为这就是最佳的治学状态。在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一定之规。所谓学术规范，着力点应该是在杜绝抄袭，而不是斤斤计较常见文献的引用，比如二十四史的引用要一一注明作者、页码，学界人人熟知的诗歌也要一一注明来源，在信息发达的今天这是几秒钟就可以查证的，实在不必在这上面浪费版面。读者的关注点其实也不在此，而是著述中的闪光点，即发明创造之所在。

问：《棔柿楼读书记》是您的处女作，一九九三年出版，印数不太多，市面很难找到，孔夫子旧书网上现在价格到了四位数，很受收藏家追捧。您为什么不同意重印呢？有没有“悔其少作”的因素？拜师温卷之作《脂麻通鉴》也没有重印。这种写作手法，和您后来的名物研究之路，在您自己心目中，有无优劣高下之分？还有哪些书决定不再重印了？

答：一开始我就提到了《棔柿楼读书记》，说到它显示了我早年的读书轨迹，它对我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收在书里的一篇《对于惶惑的惶惑》，是关于《从包豪斯到现在》的书评，书是讲现代建筑的，印象中这是我在《读书》上发的第一篇文章，大概是一九八五年，那时候我还没到《读书》来呢。这本书可以称作“少作”，虽然写的时候已经不“少”，但是并不“悔”，因为这正是之后研究名物所必需的基础。拜师温卷之作《脂麻通鉴》，老师还是很赞赏的（老师曾为它写了两首诗，而且很意外，这两首诗还收到近期出版的八卷本文集中的《遇安诗存》），否则也不会接纳我。至于高下优劣之分，我还真没想过。只是觉得这两本书对我自己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但恐怕今天的读者会觉得过时，所以不值得重印。

问：我观察到的您的治学方法，有抄录文献，整理卡片，每天做读书笔记，经眼的文物手绘线图（像孙机先生老一辈学人一样，《诗经名物新证》等书中的线图是您自己画的）。我们现在写文章难免多借助电脑检索。您觉得不同的治学方法，各有什么长处与不足？

答：传统的治学方法和如今的电脑检索相比各有什么长处与不足，我无法比较，因为我电脑检索至今停留在初级阶段，远不能熟练运用，其实也很少用，主要还是依靠阅读纸质书。我相信这和电脑检索的高效简直没法比，也知道自己早就落伍了。也许很快人工智能就会发展到可以解决古器物定名的问题，在电脑里存入上亿或上万亿不同角度的图像数据，再如何如何，于是输入某个问题，它就可以给出答案，成为一种纯粹的技术性操作。其实前不久《解放日报》的采访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引了谢泳的话，主要有两点，一是原始阅读有如艺术活动，二是它有着学术研究的趣味。是不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要逐步去掉“趣味”呢，那时候人类会是更高级或者相反，我就想象不出了。

二〇二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