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七年，曾有过一个小小的热点，即缅怀高考恢复四十周年，报刊上面这一主题的文章有不少是出自我的朋友和熟人，读来自然很有兴味。同时也不免想一想，榜上有名之士外，落榜者不知四十年来境遇如何？却没有一篇文章谈及。也曾发兴草一则落榜生的四十年凑趣，但又恐怕有“搅局”之嫌，于是作罢。

不久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知交转告说，同事有意为我编选一本“从师”“问学”之类的小册子，拟自前些年出版的《棔柿楼杂稿》和《问道录》中选录相关文字，因此而与杜广学君相识。之后很快收到杜君发来的选目，似乎早是胸有成竹。小文非一时而写，本无条理，不意经杜君一番条贯，丛脞的文字，竟约略呈现一种总体的叙事感。由是引发思绪，遂借此再补缀数语。

六十岁生日过后的第一个周二，也是退休之后的第一个周二，到办公室取书，同事递给我一封信，信封是本所的，用订书钉封口，显然未曾邮寄。打开来，抽出一张粉色的纸，原来是一叶打印出来的感谢信。开头一句是“在您为祖国和文学研究所的建设与发展辛勤工作四十三年后的今天，所党委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也就明白了感谢之由来。当然知道这是例行公事，并没有特殊之处，——同事曾在人事处实习，随口说道“我也曾有幸做过这样的事”。“是照着档案写的吧。”“是的。”即便如此，我还是把它看得很重要，毕竟这是“盖棺论定”之前的一份“准盖棺论定”，因不免仔细读了好几遍，便好像也翻开了自己的档案。我们这一代人，对个人档案始终是抱着几分神秘感的，总猜不出里面会放了什么样的材料。感谢信自然是选取了材料中体现“优秀事迹”的部分，评价的文字且先放过，关于各项事实，原是亲历亲为，本不新奇，然而在这里出现，还是感觉着一点浅薄的骄傲。列举个人著述之后，读到“开一代风气，成一家绝学”之句，先是欣悦，继而愧赧。“您在长期的工作中，干一行爱一行，始终以弘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为己任，勤奋治学，努力工作，作风正派，学风严谨”。不知道这是否为程式化的评价，但这一点我却乐意照单全收。

二〇一四年四月五号，所里为我办了一个总结式的讲演，讲演结束后，刘跃进所长作为主持者对我十八年来的工作有一段评述，其中说到我的经历是“不可复制的”。我以为这并不仅仅是针对我个人，或者说，主要不是针对我个人，而是特指使我完成职业转变的时代，这个时代对自学的支持、认可，并且体现在不含偏见的真正的接纳，即以成果来判断研究能力以及潜力。当然也是因为这个时代之前，还有一个充满求知欲却无法读书的时代。走出荒谬之后，我和每一个亲历者一样，也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七十年代初结束插队生活，经历了司机、资料员、编辑，最后进入学术殿堂，在职凡十八年。在这十八年里，完成了从初中生到研究员的最后转变。完成这一转变的保障，是文学所提供了学术研究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包括信任、支持、奖励以及所给予的最大的自由度。主观条件，则是在这之前我有着《读书》十年里的十年读书与问学。

《读书》十年，我联系的作者多为蔼然长者，虽然组稿是目的，而不以问学为意，但来自不同方面的熏陶和影响，潜移默化，自在其中。交往过程的诸般琐细，颇存于历年的日记，收在这里的《梵澄先生》等数篇，便泰半是从日记中摘录的文字。

今年年初辞世的陈志华先生也是我始终敬重且深深感念的一位师长，我早年对中西建筑的兴趣和写下的几篇文章，都是受了陈师的影响。后来为陈师乡土建筑调查与研究的著述作评，则是深被陈师为保护面临拆除之难的珍贵遗存而奋争的精神所感动。先生每为不及抢救而毁于一旦的乡土建筑痛惜不已，有时竟是老泪纵横。手边一册《台静农论文集》系陈师所赠，一九九一年三月廿三日日记曾记述取书经过：“到清华访陈志华老师。此前他往台湾探亲，曾托购一部《台静农论文集》，此番归来，已将书买到，并在扉页上题了字，写明送与我。往访之时，适逢外出，夫人接待，说：‘这本书好贵哟，在国内也买不起的。’又道：‘陈老师总夸你好，虽然你只来过几次，坐的时间也很短；信也不多，也都是几句话，但他非常喜欢你。’”“喜欢”的原由，即写在扉页的文字里：“一九九一年初，我去台北探亲前夕，丽雅同志来信，嘱我买一本台静农先生论文集，并说要开夜车写稿，挣点钱来偿付书价。记得几年前初见到丽雅，她就告诉我，为买书而一天只吃两餐饭。教了一辈子书，我对宁可不眠不食而要买书的年青人，当然万分喜爱，于是成了倾心的朋友。到了台北，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台大门前去买了这本‘静农论文集’。价钱很高，合我一个月的工资。我把它送给丽雅，书不可不读，但饭还是要吃饱，觉还是要睡够。那边知识值钱，我在台大讲一晚上课，报酬够我买五本书的了。而我的本钱，不过是这片广大土地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乡土建筑文化。”关于省钱买书一事，原是八五年的时候我买了一本李允 著《华夏意匠》，乃令陈师大为惊讶而发问，因为此书定价四十五元，而我当日的月薪尚不足此数。只是“吃两餐饭”，似属误记，以书评的稿费换取买书之资，则是一贯的做法。后来为《华夏意匠》写了一则书评发在《读书》，书钱便赚了回来。至于末云“那边知识值钱”，当然早是旧日景象。我想，所遇诸位师长对我的“喜欢”以及奖掖教诲，应该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缘分均在于爱书。

过从不多却久承厚爱的还有何兆武先生，日记中也多有赠书的记录。总之，自学的路很漫长，若非总有师长指点迷津，袁桷所云少日读书之五失（见《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二《袁氏新书目序》），必是难免。如此这般的命运之眷顾，庶几可以抵消未能进学于高等学府的遗憾了。

末了，将《问道录》后记中补记两位师长的文字也一并迻录于此：

（一）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廿日（日）

傍晚意外接到吴学昭电话，说她受杨绛之托，近日正在帮助处理遗物，杨绛辞世前曾把手中的信件整理分类，一部分是属于好朋友的，因委托吴学昭一一退还本人，而退还的时候要附上一两件自用的物品，她说这里有我的两封信和一张明信片，准备近日寄还，并为我选了一枚发卡作为纪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应该叫作“遗念物”。

真是很意外，一直以为杨绛老师早就不记得我了，怕添麻烦，也不敢再去叨扰，没想到竟然会被列入“朋友圈”。更没想到老人家会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细心考虑到信件如果流失会给写信人带来不便，而用了如此温暖的方法妥善处理。后来在《作家文摘》看到吴学昭《送杨绛先生回家》一文，其中说道为保护自己及他人隐私，杨绛先生“亲手毁了写了多年的日记，毁了许多友人来信，仅留下‘实在舍不得下手’的极小部分”，那么我的这几通，竟还是杨绛老师有意存留下来的。

——初读《管锥编》，是一九七九年我在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的时候，那也就是我开始系统读书之际，这一年已经二十五岁了。前几年我曾说过《管锥编》是我的入门书，也就是这个意思，即由此明白了应该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而在这之前早就读过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插队的时候，记不得由什么途径过手这么一本破旧的小册子，书荒的年代里，它不啻大餐，同室的几个人传看之后又传往下一站。这以后很久，大家都还在津津乐道书里的各种情节。小说作者佚名，于是记住了译者名杨绛。

和杨绛老师的通信始于一九八四年，大约一共十几封，而每次总会很快接到回复。《小癞子》自然是信中提到的，杨绛老师因寄我一份刊发在《读书》的《介绍〈小癞子〉》，原是从一九八四年第六期上拆出来的散页，天头上写着：“谢谢你三月八日来信，因想起这篇文章，寄你请教。”杨绛老师保留的三通，分别写于一九八七、八八和八九年，其中一通写道：“记钱先生有言：读书以极其志，一事也；以读书为其极至，又一事也。我取后者为事，便最得趣，因此常常是快乐的。”杨绛老师回信中针对这一段话道：“书可作良师益友，可是不能喧宾夺主，盼你勿忘了自己是主人。你引了锺书的话，他本人却不知出处。你读书用功竟打倒了钱锺书！一笑。”当然知道是玩笑，却也教人兴奋了好久。

（二）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日（一）

接到徐伯母电话，说新近出版了“徐苹芳北京文献整理系列”四大本，是据徐先生的手稿影印，“想分送给老朋友”。约好明日往取。

——称“老朋友”自然是客气，其实我是得到徐先生扶掖的晚辈。

徐先生话很少，不论打电话还是面谈，通电话的时候就更简捷，“哦”，“是”，是我听到最多的回应，但提出的请求却从未拒绝。定陵出土金银首饰是我关注多年的一批，也曾撰文考证，但总没有机会亲验实物，于是希望徐先生帮忙，没想到竟然很快如愿。与湖南省博物馆合作编撰《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发现与研究》，最初有想法的时候，徐先生就很支持，书成，请先生作序，也是一口允诺，并且很快写好。小书《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三卷出齐后，中华书局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小型恳谈会，我在二〇一一年一月八号的日记中记道：“徐俊主持。第一位发言是徐苹芳先生，谈了四点意见。第一说到我的勤奋和这项工作的不容易。第二说到书里所体现的文献功夫。第三是实物的考察和研究。第四说到中国考古学中的手工业考古至今还没有人做，而我走在前面，先迈出了这一步。最后说，近年学术界的状况，不是进步，而是沉沦，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应该好好思考，到底应该怎样做。”当年的五月下旬我在宁夏考察，二十二号那一天接到秦大树电话，说受人委托通知我：今晨五点钟，徐苹芳先生过世了。次日接到小儿发来的短信：“《北晚》登了个豆腐块，徐苹芳先生因病昨日去世。回想母亲大人新书恳谈会上，徐老仿佛履行文化使命一般，尽老迈之躯奋力鼓吹，其音容笑貌不断在脑海中闪回，恍如昨日，不禁泫然。”

初次拜见徐先生，大约是在一九九六年我调到社科院后不久，其时在遇安师指导下写就一文题作《古器丛考三则》，吴小如先生看过后，主张刊发《燕京学报》，那是他和徐先生共同负责的。几天之后，接到徐先生电话，约我去先生家里。见面后告诉我说，小文不很合于《燕京学报》的宗旨和体例，就不打算采用了。语言很委婉，也有勉励的话，末了说道：“你遇到问题可以去请教陈公柔先生，他学问非常好，如今退休了，你们两家又离得近。”以后我果然常往陈先生处求教，多有所获。聊得熟了，陈先生告诉我说：“我和徐苹芳议论过你的事，他说，你这个初中学历，恐怕在社科院站不住。”至此才明白徐先生的一片深心。

近日在《文汇报》（八月廿六日）读到谢泳《新时代的文史研究》一文，其中说道：“现在电子检索文献极方便，但我还是喜欢读书，因原始读书有阅读快感，原先记忆中存了的问题，读书过程中遇到了，发生联想，再去检索，然后解决。电子检索的先决条件是你得先产生观念或将相关问题浓缩成语词，但有趣的文史问题，常常和原始材料表面没有直接关系，一望而知则无研究必要，如何建立这个关系才见研究者的能力。也就是你产生的问题是不是有研究价值，是不是有趣味，能不能成为一个智力问题。直接的问题易于使用电子检索，知识性的问题最适合机器，但缺少趣味，它更接近技术工作，而原始阅读仿佛艺术活动。”“文史工作和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有区别，它一定要有‘闲’的那一面，要有‘趣’的那一面，要有‘曲’的那一面，过分直接，易索然无味。习见知识，机器时代，实在无必要再说一遍。文史研究要求真求实，但求‘趣’，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梁启超、胡适他们总强调学术研究的趣味，就是这个意思。”所云令人深有同感，特别是“原始阅读仿佛艺术活动”和“学术研究的趣味”，我从诸位老师那里看到的是这一点，自己也以亲身经历参与了同样的体验。近年虽然也在努力学习电子检索，但究竟生性驽钝，且渐入衰年，实在无力跟上时代变化，今后在学术研究方面已是难有进境，不过爱书之心与求知欲望却未曾少减，在这本小册子里纪录前电子时代老师们“艺术活动”之点滴，以见“学术研究的趣味”，我之读书与问学，也正不妨结穴于此。

壬寅桂月十一，六八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