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七日（星期五）

大风一日。

午后访梵澄先生。

他说，第十二期《读书》很好看，我却不记得有些什么精采之文。先生道，从头至尾，都说得过去，第一篇李慎之的，就很好。“您不是不喜欢□□□吗。”（李文是写□的）“对，我是不喜欢□□□，阿世，一贯的，在重庆时，就为蒋介石政府捧场，后来又为‘四人帮’。”“可他写了一本《□□□□□》，很诚恳地检讨。”“那更不必，要就不做，做了，又何必去检讨？总是不甘寂寞罢了。”

说起昨天恰好去看望贺麟。“他看去气色很好，也有精神，但只是在床上躺着。”先生写了一本谈王阳明哲学的书，他认为只能请贺先生为他看一看，提意见，但显然已不能，不免慨叹。“当初与鲁迅先生一起探讨学问，后来再没有这样的人了。”“那么，可说是举世无知音了？”先生点头叹息而已。

煮了两杯咖啡，虽然滚烫，我的一杯还是很快喝完，先生一再说道：“慢慢喝，慢慢喝。”又道：“有一种说法，是说哪个人能够把很烫的水一口喝下去，就一定会命苦的。”“那我就命苦。”“所以，要改变呀，做什么事都要从容不迫。”

谈起王羲之的字，说：“那真是书圣，他的《十七帖》，就第一个字‘十’，我临了一个月，也不能临得像，真是不可及。王献之就差得远，草书写得圆转很容易，所以看草书就要看它的点画，看打不动的地方。楷书则不然，楷书写得规矩，就容易板滞，就要看它打得动的地方。”“我的字呢？”“你的字比王羲之还好！”先生马上接口说道，然后大笑，遂又认真地说：“你的字可追你的本家赵松雪。”“赵松雪可不好，他的字，人讥为媚。”“他的媚却是从北魏而来。”“北魏是拙啊。”“对呀，但他去其棱角，不就是他的媚了吗？”

问及先生的先生尚有健在者否，答曰一个也无，犹记家乡一位私塾先生，文章做得很好，曾作文嘲骂何键，后何省长封了六百元送来，于是缄口。“文人这样好买呀！”先生笑起来，又说：“那时他打分，总是给我打110分，115分，也很可怪。”

四点钟辞出，往编辑部。

二月一日（星期六）

访梵澄先生。

委我代买几册书，但事先写下的一张纸条找不见了，一边翻一边怨自己书籍信件的散乱，我说：“先生该请个秘书才是！”“这事却不好办！”“有什么不好办呢？”“做秘书不得某人，而某人正在做编辑，——正在三联书店做编辑，这事当然不好办了。”

交下一百元：买书，订《读书》杂志，并一再申明：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赠阅的杂志，先前在国外就没有，现在也决不打算做。“中国的这种习惯太坏了！实在太不应该。”于是讲起德国的一位德索瓦。“他一个人办了一份艺术杂志，一办就是三十年，最后自己也成了一位美学家，大师级的美学家，并且到大学授课，我听他的课，是听不厌的，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他每次讲两节，九十分钟，中间有十分钟的休息，于是他对同学们说：我要提前五分钟下课，那么课间就改作五分钟，每次他都是非常准时的。”

已为《读书》写就四则《蓬屋说诗》，第五则刚刚开始，——写下了第一行。先生告诉我：“在国外有看不到中国资料的苦恼；在国内，又有看不到外国资料的苦恼。”“现在写这些东西，全是凭记忆，虽然明明脑子里记得很清楚，但到下笔时，还要找来原著核对才行啊。”

说起易实甫，先生说他的诗是能够独树一格的，我道：“钱基博的《现代文学史》对他评价很高。”“钱立意高，所以写出来可以不得罪人。他是很会给人戴高帽子的，王湘绮就不同，他就敢说：陈石遗没读过唐以前诗。”

“前不久看了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怎么样呢？”“太少，选得太少。”“那是受时代所限，那时只能选‘反映劳动人民疾苦的诗’。那么，注得还是很不错吧？”“当然，他是一个大内行。”

拿出两张临《礼器碑》的书法，是为一对姚氏姐妹写的。“这是应付俗人的，她们要大，你看，这两货船比沙发还大了。”我随即接口道：“那么当年给我写的呢？”“那当然是给雅人的。”

每次道别，都要说：“我认识了这样一位大妹……”今天又特别加了一句：“读了这么多书，知道这么多事。”“我认识先生太晚了，不然会有些长进的。”“现在已经很有长进了。”

往编辑部，将先生的订阅费（26.40元）交贾宝兰，并开了收条。

二月三日（星期一）除夕

往灯市口中国书店，为徐先生购得《剑南诗稿》。

二月十九日（星期三）

往梵澄先生家，送去《剑南诗稿》、稿费、海南咖啡，又将前次取到的《蓬屋说诗》交他再作修改。

谈了不少清末民初的掌故，从先生的乡贤说起，王闿运、王先谦，先生说，他都不佩服，还有叶德辉，都是劣绅一流，学问也算不得怎样好，皮锡瑞是好的，郑沅也有可说，郑被哈同招往上海，在他办的一所大学终老，又讲起王湘绮的一桩佚事，——此前曾听先生讲过，却是记不太清，所以很有兴致再听一遍：湖南某县一个和尚犯了事，被枷号示众，于是托了人送礼，请王说情。这情却不大好说，——不是有些失身分吗？王便坐了轿去衙门访县太爷，县太爷自然是恭敬如仪，然后恭恭敬敬送客，走至被枷的和尚跟前，王说：“这个和尚，枷得好！枷得好！前些日子和他下棋，一个子儿也不肯让！”有了这话，县太爷还能不买帐？和尚得释。

二月廿九日（星期六）

访梵澄先生，送去稿费和烟丝。看到《文汇报》上陆灏所写《徐梵澄》一文，先生说，是楼上邻居送来的。问观感如何，答曰：“文字是好的。”“是用我的文字来写我。”文章配有天呈所绘漫画头像，我说：“很像，对不对？”“当然像。”“画儿比文章好”，先生又笑道。

先生早是宠辱不惊，他说，有人赞扬我，我也并不感激；写文章骂我，我也不生气，这一切，皆于我无损。又举庄子“材与不材之间”的一段话说，若革命者，如康梁之辈，抱定革命的宗旨，自然是要求名的，否则没有号召力，若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则全不必刻意求名，只求“材与不材之间”可耳。

先生的学名为琥，谱名为诗荃，号季子（最小的一个孩子）。他说，我不喜欢这个琥字，家谱向上溯，可说是中山王之后，但中山王又分为两支，在南京的一支，不附建文者，大多被杀。江西还有一支，先生一族，是江西支脉。张献忠时，屠戮甚酷，蜀中几乎赤地千里，于是两湖人前往填补空缺，江西人又来两湖填补空缺，先生一族便是此时迁湘。家道中产（土改时定为富农），先生这一辈，只有几个举人，土改后，他的大哥靠变卖家产及鬻字过活（房产也已作价充公），先生一九四五年去印度，就再也没有和家中联系（一九三八年长沙大火，先生家正遭此劫，顿成焦土。后由他的哥哥重建）。

说起日前到公园散步，买了一块钱的爆米花，很是有趣，——送与两位邻人各一大碗，自己又吃了不少，结果还剩下一大碗。他说，以前也是吃过的，那是小时候在雅礼中学（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的时候，圣诞前一夕，教长（一位华侨）把学生们请到家中，就做爆米花吃。

硬要给我烟丝钱，我说那是在五百元之内的，先生说，你怎么不明白我的意思呢，——你我都是“穷措大”，送你这一笔钱，是希望能够有些周旋，能过得舒服。

这番心意怎么会不明白？但只能心领而绝不能受呵。

三月十六日（星期一）

午后访梵澄先生，送去为他抄的诗稿，及代买的书。

请他无论如何要为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写一书评，先生说，目前正忙于《〈薄伽梵歌〉论》的校订，无暇及此。但这部书稿还没有找到出版单位，何必这样着急，又为什么不能放一放呢？先生将《诗·大雅·皇矣》中的一句话写在纸上，“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然后说道，夏与暇通假，革与亟通假，那么你就明白了，我做的事，就是“不长暇以亟”，做事情总要从从容容，而且，你不能强迫我写文章啊。

四月二日（星期四）

继往梵澄先生处，按照事先约定，周国平三点钟到了，徐先生还记得，我第一次来，是周“带”来的，并且，同行者尚有杨丽华。

忆起旧事，先生说，很奇怪，在鲁迅先生逝世前不久，他突然对鲁迅先生说道：“我想见见郁达夫先生，不想说话，只是想见见。”鲁迅先生闻言，低头沉吟不语，许久许久，才抬起头，显出默许的神色。但还没有几天，鲁迅先生就去世了。先生往万国殡仪馆吊唁，见到一位身着长袍的人，一眼望去，便断定，这一定是郁达夫，但怎样证实呢？很快，就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还是《人间世》上看到了郁达夫的照片，果然就是那天见到的人。

先生说，印度人对中国人的压迫是无所不至的，我便问道：“那为什么还在那里留了这么多年啊？”“是‘母亲’（按：即《周天集》的作者）不让我走，六〇年，我第一次提出要回来，就被极力挽留；过了几年，我再次提出，这一下惹得她大发脾气，所以一直待到了她逝世。”

四月十四日（星期二）

午后访徐先生，送去陆灏带给他的烟丝。先生说我在接人待物方面要好好改一改。说我阅世未深，不懂世故，还是一片天真烂漫。

五月七日（星期四）

访梵澄先生，送去稿费与烟丝。他说，自从《文汇读书周报》和《文汇报》发了那两篇文章之后，他添了不少麻烦，有人几次三番投书求见，也只好见，“我一直在北京，没有人写文章的时候，你不来见；现在文章出来了，你又觉得怎样了不起，赶快来见！”先生颇以为不然地摇着头，仍是那一种名利于我如浮云的态度。我突然想到顾贞观《金缕曲》中的一句。就念了出来：“把空名料理传身后。”先生立刻接口道：“这是顾贞观的《金缕曲》。”然后一口气把前一首“季子平安否”一句不差地背了下来。

又劝我一定要改一改性子急的毛病，“这样是要终于贫困的！凡事一定要从容做来，一定急不得”。

六月四日（星期四）

访梵澄先生，送去诗稿与烟丝。辞别之际，先生送到门外，说：“你要常来才好，最近我常感觉很空虚。”看先生一天到晚总有做不完的事情，似乎生活得很充实，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夜来了阵风风雨雨，温度一下子由三十四度降到二十三度，预报说，可得两日凉爽。

七月六日（星期一）

访梵澄先生，送去稿费和代购的咖啡。他说这一期（第八期）发的文章，经我们的删削，竟是去了芜杂，更显得干净了（其实是因为版面涨出六行字，不得已才删的）。又说，他的文章是有文气的，一种沉静之气。我连忙问：“那么我的呢？”“你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但已是不浮的了，现在好多文章都很浮。”又问觉得周作人的文字怎么样？却连连摇首：“周作人，不谈，不谈，我从来不谈周作人。”

七月十八日（星期六）

往中华书局，从卢仁龙处取了徐先生的《老子臆解》校改本。

八月廿六日（星期三）

访梵澄先生。七月十五日——八月二日由人事部组织往烟台游览，便讲起此行经历种种，一行人年龄最高的是九十三岁的盛成，先生倒还算岁数小的，游刘公岛，一人独自登到顶上，下来后几乎失群，原来大家都只随意走走就离开了，走后清点人数，才发现少了一位徐先生。

说起近日在读鲁迅，不觉问先生道：“鲁迅先生怎么这样好骂？”先生说：“鲁迅先生待人太厚道了。”“那为什么……”“厚道是正，一遇到邪，未免就不能容，当然骂起来了。”又说：“随便给你举一个很小的小例吧，一次我看到鲁迅先生家中，——那时候在上海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到了这里，话就特别多，先生坐在桌子边，一个保姆抱了海婴在一边玩，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地发议论，先生只是听，却突然很是严厉地哼了一下，我几乎吃了一惊，但仍然又说下去，一会儿保姆抱着海婴走了，我才低下声音问：‘先生，刚才是怎么一回事呀？’原来海婴在一边不断地咳咳咳，是患了感冒，先生怕传染我啊。”

送我一册《苏鲁支语录》。

九月廿五日（星期五）

访梵澄先生，送去《广雅堂诗集》。委我办理《老子臆解》再版事宜，将前番写了一面诗的扇面又补了一面画，是重荷，并题曰“重荷者，重荷也”，问道：“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答曰：“该是不胜其负吧！”先生大笑起来，又说：“毛笔不好，本来花是应该用细笔勾出的，如果不满意，就等‘再版’吧。”

梵澄先生所赠书画扇

九月廿六日（星期六）

往中华书局，为梵澄先生送去再版合同。

十一月四日（星期三）

午后访梵澄先生，提到贺麟先生谢世，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他沉吟半晌，然后摇摇头，又加了一句：“我有对他不起的地方。”问什么事，又不说，只说是在归国后的抗战期间。又道：“要我心里流出来、欲罢不能的时候，写下的才是好文字，若是外来的压力，就一定写不好。”“我是写了一副挽联的。”于是检出一个小纸条给我看，是：“立言已是功勋，著作等身，寿登九秩引年，桃李心传阅三世；真际本无生死，风云守道，祚植五星开国，辉光灵气合千秋。”

“贺麟是有风云之气的。”“那么先生也是有的了？”“我可没有，我只有浩然之气。”“那鲁迅先生有。”“对，那是大大的风云之气。”随便聊了一会，不知怎么又聊到王湘绮，说起他的那一回“齐河夜雪”，我说：“王湘绮是有风云之气的。”“对，但‘齐河夜雪’一事，可见他‘风云守道’。”这一下又转到贺麟，“贺麟晚年入党了，我还开玩笑地写了一封信”，接着就背诵那封信的内容，但先生的乡音却不能字字句句听得明白，大略为：“甫闻入党，惊喜非常，当以吃香酥鸡、喝味美思酒为贺……”他说，我们聚在一起，常以吃香酥鸡、喝味美思酒为乐，“这自然是开玩笑了，这就是老朋友的好处。”

十二月廿八日（星期一）

访梵澄先生，说起陆灏，他说，总觉得太可惜了，——人这样聪明，却没有好好攻一门专业，“人总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可以留下的东西。”“那么先生认为自己可以传世的，是什么呢？”“《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可以算是吧，此外《老子臆解》，有二十三处，发前人所未发，也算有些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