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来北京，我三岁。妈妈在福建省计量局工作，往沈阳开会，就带上我，路过北京，把我寄放在外婆家。

外婆家四口人：外公、外婆、小舅舅，还有一位，外婆叫她炕妈，是保姆。外婆十七岁生我妈，下面三个儿子：二毛、三毛、四毛。外婆的父亲名金永炎，湖北黄陂人，是黎元洪的同乡，做过他的幕僚，还做过时日很短的陆军次长，四十七岁就故去了。外婆的大哥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同学中有一位老家在广东新会的日本华侨，学土木工程，毕业后一道回国，先到了外婆的家里。外婆一见钟情，便要订下终身，但大哥、大嫂坚决反对，因为与外婆的门第相比，外公算得是贫寒人家，而且比外婆大十一岁。外婆于是跟随外公毅然出走，从此再没回过黄陂。那一年她十六岁。父亲死后分在她名下的若干亩土地，她全部让给了哥哥。

我的外婆

外婆生育早，又很注意保养，我来北京的时候，她四十多岁，特别显年轻，和我妈在一起，人们常常会误作姐俩。领着我出门，也会被认作母女。我小时候长得很可爱，又乖，外婆见了非常喜欢，她信基督教，便开玩笑说我是上帝送来的小天使，于是留在身边舍不得让我离开，还给我上了北京户口。

妈妈也舍不得我，又一次到沈阳出差的时候，就把我接了回去。然而工作实在太忙，且常常出差，外婆又特别想念我，因此决定还是把我送到北京。一九五九年初，妈妈为我买好福州直达北京的车票，然后把我送上车交给列车员。当时的北京火车站是在前门，外婆到前门火车站把我从列车员手里接回来。列车员说，我一路都很听话，而且大大方方在车厢里唱歌跳舞表演节目。这一次去办理户口的时候，派出所的人特别说了一句：今年以后，如果再迁出的话，可就不容易进来了。

外婆家位于南池子，当时的门牌是南池子北井胡同六号。小小的一个独门独院，北房两间，一明一暗，明间客厅兼餐厅：前面一对沙发，是待客的空间；后面一张餐桌，是吃饭的地方。冬天，中间生一个煤炉，炉边总顿着一壶热水。原初炉身有一圈镂空的花边，是所谓“花盆炉子”，大炼钢铁的时候把花边敲去炼钢了。暗间是卧室：一个床头柜，一张双人床，靠墙一个带穿衣镜的立柜，对面是大圆镜子的梳妆台。西房两间，北房和西房之间也是一间小屋子，周围没有窗户，但房顶开了一个很大的天窗，我就住在这一间。南屋炕妈住，兼做厨房。东屋堆杂物，东南角是厕所。东北角一棵大槐树，夏天为整个小院撑起一片荫凉。北房门前有个很小的花栏，却因为槐树遮阴，种什么都长不好，只有几株野茉莉尚能发花。

十六岁嫁给外公，外婆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我到外婆家的时候，小舅舅还在北京石油学院读书，一周回家一次。外公在铁道部工作，二级工程师，月薪二百六十七块，十块钱寄给新会老家的妹妹，其余全部交给外婆。十五号是发薪水的日子，一家三口总会到南河沿的文化餐厅吃西餐。土豆沙拉，炸猪排，罐焖鸡，奶油鸡蓉汤，好像永远是这几样。每次到外面吃饭，外婆都会带一个铝饭盒，吃不完的装在饭盒里带回来。三年困难时期，外公享受补助，每个月都可以买到猪肉、鸡蛋、白糖，中华烟、牡丹烟各一条。家里没有人吸烟，烟就送给朋友。

外婆识文断字，喜欢看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小城春秋》《林海雪原》，还有姚雪垠的《李自成》。最喜欢的是爱情小说，《红楼梦》自然奉为第一。她一辈子为自己选择的爱情而骄傲，常说世间爱情最伟大。我的婚姻印证了外婆的理念，——丈夫的爱情实践超越了古今中外所有爱情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当然这是后话。听京戏，是外婆的一大爱好。家里有个留声机，外婆听京戏，外公听粤剧。但外公天天上班，听粤剧的时间是很少的。外婆偏爱青衣，青衣戏自然以才子佳人居多。东安市场有个吉祥戏院，经常上演京剧。外婆去十次，会有九次带着我。有一次说好不带我去，也没买我的票，出门时我说送送外婆，一直送到南河沿口，外婆心一软，说一起去吧，到那儿补张票。吉祥戏院有门开在东安市场里面，旁边一家小吃店名丰盛公，卖奶油炸糕（一两四个，两毛四）、小豆粥、杏仁豆腐，还有艾窝窝。斜对过的一家商铺卖珠花，一枝用细白珠子穿缀而成的珠凤，平展着翅膀，凤头扬起来，口里衔着珠串，我站在柜台前呆呆看着不走，外婆就给我买下了。

外婆手巧，最拿手的是织毛衣，会织各种花样，而且还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因此多与常见的不一样。用毛织品把我打扮起来，是她的一大乐趣。毛线帽、毛围脖、毛衣、毛裤、毛裙子，今年穿过之后，拆掉，再织新的花样。外婆早上五点钟起床，六点钟带上毛活儿去公园。最常去的是中山公园和文化宫，前者门票五分钱，后者三分钱，外婆是买了年票的。我总是紧紧跟随，因此从小养成早起的习惯。从中山公园南门进去，不远处一个白色的藤萝架，外婆喜欢坐在藤萝架下打毛活儿。藤萝架往西，有水榭，水榭对面是唐花坞，唐花坞里最可爱的是含羞草，手轻轻一碰它，叶子就合上了。开在公园里的来今雨轩，既有正餐，也设茶座。正餐很少去吃，多半是买那里的冬菜包子，一两一个，一毛钱，细褶高庄，馅里的肉末是先煸过的，和用生肉馅包的包子味道不一样。文化宫里有一家卖山东馒头，戗面的，用的是富强粉，二两一个，有时候也会去买了带回家来。

外婆家的炕妈，我叫她姥姥。这个姓很怪，外婆说，姥姥来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因为要上户口，外婆给起了名字叫炕淑芹。姥姥的丈夫是蹬三轮的，婚后姥姥一直没生育，丈夫就又娶了一房，生子名小七。姥姥对小七很好，工资差不多都给了小七，但小七总是拿了钱就走，很少陪姥姥坐一会儿，聊一聊。有一年在南京工作的大舅舅来北京，逛了故宫回来对姥姥说：“你长得很像慈禧太后啊。”姥姥答道：“我哪儿有她那个福气哇。”不过我总疑心她是满人。外婆定居北京后，学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姥姥却是地道的京片子，语言很生动，还会很多童谣。与人对面，都是称您。他，则称怹，比如说到我外公。姥姥拿手的都是北方菜：茄子塞肉、青椒塞肉、炸藕合、红烧带鱼，韭菜合子，用西葫芦和面做糊塌子。外公外婆都能接受，因为定居北京之前的十几年里几乎跑遍南北，也能适应不少口味了。外婆教给姥姥做的一个家乡菜是珍珠丸子，不过春节之外，平日很少上桌。一日三餐，只有早点一成不变，永远是牛奶、鸡蛋，黄油果酱抹面包。我生病的时候，外婆就让姥姥给我蒸鸡蛋羹，煮瘦肉粥。有一种吃食，姥姥常和我提起，便是面茶，但好像总没有机会去吃。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姥姥忽然决定一定要带我去吃一次，是在西单南大街的一家回民餐馆，隐约记得叫作西来顺。面茶的味道已经忘了，留在记忆中的是一种感觉：那像是一次告别。

外婆爱美，出门总要化淡妆。旗袍显出腰身的苗条。烫发在王府井北口的四联理发馆，但那是很长时间才去一次，平日就只是在家里把火钳子烧热了自己烫。也给我烫刘海，烫辫梢。来北京不久，外婆就教我给妈妈写信，信写完了，外婆给我涂上口红，要我把嘴唇印在信纸末尾。我对看书有兴趣，外婆就带我到王府井，在帅府园口上的新华书店买书，台阶下面是连环画亦即小人书，留到今天的，有《百鸟衣》《野天鹅》《居里夫人》。台阶上面是青少年读物，买过《大林和小林》《小布头历险记》。

到了外婆家，我就没再上幼儿园。七岁那年，该入学了。按照规定，必须是九月一号前满七周岁，而我的生日晚了五天。外婆带着我去了南池子小学、北池子小学，一概被拒。最后到了离家稍远即位于南河沿的东华门小学，外婆央求再三，依然得不到通融，因为名额已经满了。我忍不住放声大哭。接待我们的是校长和教导主任，校长姓金，主任姓徐，徐主任于是答应尽量想办法，一旦有人转学，立刻通知我们。结果真的有了这样的幸运。

外婆对我特别疼爱，还有一个原因，即我长得很像二舅舅，尤其是双眼皮大眼睛，和父母都不像。二舅舅我没见过，他在北京林学院读书，学生期间到农村实习，回来后学生干部问他所见所闻，他说了一些负面情况，“反右”的时候被划作右派，发配到青海劳动改造，在那里得了肺结核。一天早上，外婆对外公说：我梦见三毛来和我告别了，穿了一身血衣。那一天果然收到来自青海的包裹，是二舅舅的遗物，中有一件棉袄，前襟上带着血迹，大概是咳血所致。那一年，他二十二岁。

外公秉性忠厚，讷于言，一口乡音始终不改，也是与人交流的障碍。因此只是一心忙自己的专业，家事概由外婆操持。嫁给外公，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颠沛流离，直到解放，定居北京，外婆才有了她所想望的安逸的生活。外婆常常说：“真要感谢共产党，不然哪儿有这么好的日子。”

外婆喜欢的这个独门独院，是到北京后用了若干斤大米买下的。它所在的北井胡同是只有七个门牌也就是七个院落的小胡同，不能通向其他地方，北京人叫作死胡同，即每每标示“此巷不通行”的那一类。小胡同里有个拐脖，拐脖处一口井，井水是苦的。胡同尽头处是三号，院子很齐整，住着两户人家，一家姓高，一家姓边，男主人都是工程师，高家的女主人和外婆常有往来，高家三个女儿，小女儿是我的玩伴。二号是个两进的四合院，一户人家，家里有一辆当时很少见的摩托车。井边的一个院子是大杂院，其中一户人家的男主人在良乡公安局工作，女主人是街道居委会主任。

北井胡同的位置大约在南池子的中腰，路东。往北不远是冯家胡同，也是一条死胡同。胡同里有一户中医，家中女儿乳名小慧，大我一两岁，长得很漂亮。多年后在故宫与已是书法家的小慧意外相遇，说起我外婆，在她口中依然历历如绘。冯家胡同往北有家私人诊所名雍华医院，街面很小，里面大有乾坤，好几进，还有后花园。再往北的一条长胡同名葡萄园，胡同里有个普度寺，当然已经不是寺，而是一所小学校。葡萄园里胡同套胡同，往东穿行就接上磁器库胡同，出去是南河沿大街。葡萄园的位置已是靠近南池子北口，胡同口上有家洗衣店名普兰德，外公的呢子衣服会拿到这里来洗。洗衣店旁是个早点铺，卖油条、油饼、烧饼和豆浆。油饼一两粮票六分钱，糖油饼一两七分钱，油条一两九分钱。早点铺对面一家酒馆，好像只卖啤酒，还有切好的肉肠，宽大的玻璃窗近乎落地式，能看见里面喝酒的人。小舅舅的好朋友李英每天都在这里喝啤酒。

北井胡同往南是箭厂胡同。后来才知道，胡同里住着的一户，大儿子是我老伴的高中同学，他妹妹和我老伴说：“我知道你爱人，小时候两只大眼睛，让她外婆打扮得像洋娃娃。”箭厂胡同五号是袁世海的住宅。再往南，依次是灯笼库胡同、缎库胡同、南湾子。缎库胡同里住着罗瑞卿。南湾子通向南河沿，李英就住在南湾子。他参加过抗美援朝，阅历丰富，很会讲故事。南湾子往南的一条胡同名表章库，过去就是皇史宬了。北井胡同向北的斜对面一个灰色的大铁门，是张云逸的住宅。向南的斜对面有个石头缝胡同，也有人叫它南井胡同。再向南，是一所急救站，上方大字写着：电话五五 五六七八，车库里停着华沙牌小轿车。文化宫东门就在急救站的不远处。再向前，是冰窖胡同，胡同口有家菜站。南池子副食店在菜站对面，卖油盐酱醋和糕点，还有小百货。菜站旁边是粮店。粮店里卖的粮食分装在方木柜里，木柜之间设台秤，售货员用撮斗从木柜里撮出粮食放在台秤上称分量，然后由漏斗倒向撑在下面的粮食口袋里。粮店再往南的一条胡同叫作飞龙桥。南池子南口有条银丝沟，银丝沟边还住着不少人家。

出南池子北口，对面一条街是北池子，向西，是紫禁城的东华门，向东，是东华门大街。路南有东华门副食店，旁边一家委托商行。再向前，是家澡堂子，名福海洋，外婆带我在这里洗盆堂，单间，四毛五。对面一家琴行，常年卖星海牌钢琴。琴行左近一个餐馆名蓬莱春，我上中学的时候曾在这里包饭，中午一顿，每月十块。接着就是二十七中，孔德学校是它的前身。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几年，二十七中曾分出一个学校名延安中学，我在这里读的初中，但很快就又与二十七中合并，除了当事者，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名字了。

东华门大街走到头是一条横马路，向南是南河沿，向北是北河沿。南河沿的道树是合欢亦即马缨花，也称棔树，六月到九月，马缨一般的一朵朵小粉花开满树，幽香溢路。南河沿把角处一带砖墙，露出里面的琉璃瓦顶，这里叫作翠明庄，是组织部招待所，我妈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时候，来北京出差就住在这儿。东华门大街东口路北有临街的一所平房，先是出租小人书，后来成为校外活动站，辅导员姓徐，南方人，团团脸，白白净净，待人和气。

南河沿过去又一条横街，是皇城根大街。过了皇城根，就是直通王府井的东安门大街。路南有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我在东华门小学读书的时候，学校经常在这里组织活动：看话剧，联欢会。《马兰花》《神笔马良》《小铁脑壳历险记》，都是在这儿看的。联欢会上，我曾登台表演过京剧清唱《四郎探母》。儿童剧院对面一溜儿高台阶，一家副食店名长发德，还有切面铺、裁缝店。再向前，有一个冰窖，常见有人用叉子向外出冰，半米见方，表面粘着草屑，大约是河冰。紧挨着冰窖的是义利面包厂门市部，外婆在这儿买乳白面包和精白面包，都是半斤粮票，前者三毛二，后者两毛八。再往前，就快到王府井了，离路口不远的地方，是馄饨侯，浦五房在它隔壁，在这儿常买的是叉烧肉、笋豆、肉松、广东香肠。对面把角处是懋隆珠宝店，距此不数武有一家鲜花店，外婆不买别的，常年只在这里买玉兰花，玉兰一对，其端顶着两朵茉莉，用别针戴在大襟的纽扣旁边。晚间摘下来放在湿毛巾里，第二天还是新鲜的。

南池子大街两旁都是大槐树，夏天绿荫交柯，遮天蔽日。从东单开过来的3路公交车穿街而过，开往北池子、骑河楼、沙滩、景山东街，地安门是终点站。从外婆家去王府井，走路的话不算远，不过如果逛了街再走回来就有点累，于是会坐上三轮车，到家两毛五。

一九六六年，平静的生活有了波澜。外婆似乎觉察到什么，有点担心自己的出身，把陈年的相册翻检一过，取出一张军官骑在马上抱着她的照片，撕掉了。她说，我十六岁离家出走，一辈子靠外公的工资吃饭，活得堂堂正正。今后如果过不了我喜欢的生活，我就去死。抄家风起，雍华医院首当其冲。很快到了北井胡同，这时候南池子已是叫作葵花向阳路，胡同的名字全部取消。二号院被抄，是附近中学的红卫兵，然后就过去了。外婆松了一口气。八月三十一号，我从北池子门诊部打针回来，家里已是天翻地覆，红卫兵来自良乡，是五号院居委会主任的丈夫从良乡叫来的，给外婆扣上“地主”帽子，勒令返乡。北屋两间贴上封条，只留下西屋。九月三号外婆被居委会主任叫出去扫大街，几个小孩子追着她往身上吐唾沫。当晚，外婆和外公早早睡了。一夜无话。然而次日一上午不见起身，惟闻鼾声大作，叫也叫不醒。小舅舅觉得不对劲，到南湾子叫来李英，李英一见，立刻说：赶快灌白开水，服了安眠药了。结果外公救过来，外婆一睡不醒。

外婆不在了，外婆家没有了。我的童年时代随之结束。

（初刊于《老照片》第一三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