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原先生是我近年常常会想起的一位“陈旧人物”，只是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很少见到有人提及。日前得获叶兆言《陈旧人物》（增订本），展卷看到有《王泗原》一篇，不免惊喜。而记忆的门也随之开启，零乱的碎片便跌落出来，因此不及慢慢整理思绪，且凭着昔年的日记和先生的来书先把断片略事拼缀。

先生是负翁的同事，也是负翁十分敬重的朋友，便因为负翁，得与先生结识。一九九〇年十月十六日日记记道：“到张中行先生处取书（王泗原先生所赠《楚辞校释》）。”大约是在此之前我向负翁说起手边有泗原先生的《古语文例释》，对先生的学问非常佩服云云，遂有此赠。得书后，我写就一则绍介文字，题作“做学问是一种责任”，很快发在《读书》上。同先生的初次见面，便在次年的一月九日。当天日记中写道：

往王泗原先生家，先生正坐在沙发上假寐，被叩门声惊起，谈未几，而一见如故。别时道：“若先生愿意的话，我会常来拜访的。”答曰：“岂止愿意！”相送至门外。

王先生看去像有八十开外了，几十年前老伴去世，至今鳏居，生活中的一应事物，皆是自己料理。腿脚似有疾患，行路时一跛一跛，但身体还好。他说：我室内室外穿着不变，也从不感冒。还说到对京剧的酷爱，看戏则必要坐第一排，往往为此而不辞辛苦排队购票。

此番一席谈，话题主要是围绕《古语文例释》和《楚辞校释》。

这以后便常常通信往来。我多半是投书求教，来书则答疑之外兼及近况。先生的通讯地址很简单，因此至今记得清楚：丁章胡同十三号。印象中，信皮上的“十三号”总是写作汉字的。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来书中写道：

典故，我素不肯重视，知道的也多忘却。这方面是一窍不通。来信所举诗句，我实不知。但是诗还是可以作的。平仄、韵脚，不可丢弃，那也不难办。最好不要用典故。前人说作诗须多读诗，也是要从其中得到各种表达方法，学到诗笔。也不可一概而论，名作尽有我们不爱的。杜甫《秋兴八首》是名作，我读来却不感兴趣。李白的七古，人都说好，他七古的长短句我总不喜欢。读古诗要知道一点古音，自己作就可以不管它。不过知道古音可以几个韵串，是一种方便。我主张您作诗，实由自己不会作，觉得是缺憾，少了一种表达工具。

故书还是要有人钻。近写过一信给广西学生，嘱便中问问出书的路，回信有一句话我看了很伤心，原话说：“先生，现在的风气如此，国家不需要象您这样兢兢做学问的人，……”

近来写了几封长信，是答一堂弟问族中旧事。族谱已不存，所问惟有我能谈，那就谈谈也好。族谱有的事也不敢直书，明洪武年间族中因重案株连遭抄没，什么重案，缺载。口头相传是血洗。这事倒可以进入“脂麻”。

上月下旬恶冷，这几天好转了。炉火还行，蜂窝煤也旺不到哪儿去。好在我不怕冷，诸请释念。

那时候我还在写作《脂麻通鉴》，因此来书言及“可以进入‘脂麻’”。

泗原先生来书

依稀记得丁章胡同十三号是一个很小的院子，先生住北房，但冬天生着蜂窝煤炉子，因此还是觉得不暖和，坐久了，甚至会冷。大概在信中提到这一点，来书所以曰“好在我不怕冷”。

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日来书述近况曰：

近来杂事丛集，没有一件算得上正经的，就是牵挂心肠，放不下来。村中“出土”明代墓志石，来信见询是否有保存价值。我看有些资料，文章水平也不低（明人文章我多不爱），尚可保存。为让多几个人明白，作了些注，而一注竟有五十三处之多，今已寄去。

想到什么可口之味都吃不到，想到少时家乡美食，写了几句报髀股，寄上一份请正。若不能引起您馋涎欲滴，当自认文笔失败。

吾乡安福，明代以理学著，有王守仁弟子及再传弟子多人。我于理学素鲜兴趣，尊重王守仁，乃以其为人与功业。近乡中寄来乡校校歌，以唱用已八十年，恐传唱不免错讹，嘱校订。既讫，复为就典故数处作注，今已寄去。

所谓“报髀股”，便是刊发在《文汇报》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四号“旅行家·养生”版的一篇短文《田家有美食》。所及有稻粢、豆腐渣、棉子芽、冲菜、花麦羹、凉粉。田家菽粟，巧手烹调，俱是惠而不费教人口齿生津的“绿色食品”。像他的学术文章一样，这一篇闲适文字也是以简净的文笔而生色。

又同时收到的一九九四年六月七日来书：

您一日信，二日就收到了。今已是七日，怕您已去江西，那就等回来看。我是无事忙，又懒，无可奈何。上月三十写了短信，一直未寄，今一并寄上。

诗有兴即写，走遍南北，更好写了。诗的言语，永远也道不尽的。若道得尽，诗人早绝了。不过都要翻新出奇也难。大家名作，我也有不大感兴趣者。如杜甫《秋兴八首》是名作，我就读不出味来。“香稻”“碧梧”一联，偏要倒装，全无必要。这也是他故意出奇，故意出奇，即不能算是好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也是大家，这种比喻有何好处？您做您的，大家尽可不管。

吉祥拆了，无看戏处。昨致人一信，发了些牢骚。报载中和九日起连演三十场，那里回家要过地道，我怕去。最怕误车。

先生曾一再鼓励我学诗，我也真的一度发兴学做“诗人”，然而很快发现自己不是材料，努力一回，也就放弃了。对《秋兴八首》的不喜欢，先生不止一次说起。此外还有不少对学问大家的批评。如对《说文解字》段玉裁注的批评即十分严厉，以至于说到段的解释不可信据者不在少数。这一点他曾反复强调，并且每次都举出例证，因此对我竟是很有影响，这些年时常翻检的是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段注便很少查阅。“疑”，可以说是先生读书治学最鲜明的一个特点，这也是负翁同他的脾气相投之处。

京剧是先生的一大爱好。来书所云“中和”即中和戏院，位于前门。那一年开在东安市场里面的吉祥戏院拆了，令一大批戏迷怅惘不置。我婚前婚后的两个家都距吉祥不远，从小就在那里看戏，喜欢它台前没有乐池，同演员离得近。在吉祥也还曾与先生相遇。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记中写道：

晚间到吉祥戏院观看侯玉梅专场演出（六元一张票），共三个折子戏，《坐宫》《活捉》《改容战父》。为她配戏的几位演员都挺过硬，杨四郎是于魁智扮，于是侯的同学，侯玉梅扮相极俊美，且文武兼备，想起王泗原先生总在吉祥看戏的，果然就在第一排找到他，利用幕间休息的时间，聊了一会儿。

一九九四年九月三十日来书是最长一通，有满满五页。其中说道：

富田文家有文天祥手卷，五十年前尚存，惜我未得见。那时我在吉安教书，有一年吉安要筹一笔赈款，由地方政府向富田文家借来手卷，展览卖票。我因暑假回乡了，若事前知道，当然留在吉安，不回乡了。听说文家后人（文公无后）很珍视，展览时轮流守护不离。

这件手卷，民国初年曾由江西几位名人借出影印，几位名人写了跋语，有胡思敬（光绪末御史）、陈三立、王补（即为先祖父奏议作序者）。我家藏有一份，是王泽寰（补）先生赠与先父的，今不存。观此卷，知沈阳博物馆所藏文公手卷（有影印本）乃赝品无疑。

欧阳脩（当作脩，古脩、修义别，简化字并入修字，非）倒是真的吉水人。初置吉水县时，欧阳脩的家乡（沙溪，今属永丰县）由庐陵划出，所以欧公是吉水人。后划吉水置永丰县，沙溪归永丰，这时欧公四十九岁。就现在说，欧公是永丰人。可怪的是，标点本廿四史中《新五代史》出版说明竟云是江西庐陵人，且注今吉安，舛谬之甚。我于《例释》中有辨（361页）。廿四史点校很马虎，《新五代史》尤甚。

文公家乡今又在争旅游权，争收入。吉安市旧为吉安府城，城东螺山之麓旧有文公祠堂，今重旅游，祠堂成了一个景点。经过布置，效益可观。而文公家属吉安县，吉安县离开了市区，不甘心吉安市获旅游之利，于是另设文公纪念堂于县境某地以争利。我民族固伟大，而今却利用祖先的面子吃饭，子孙何不肖至此！

下面说看戏。人民有时有中京院或其所属青年团演出，不登报，当然是因广告费负担不起。多是演到九点三刻，《探母》演到十点。如您看，回家方便否？票当然由我买。人民卖票不如吉祥规矩，反正无好票不看就是。人民、民族宫都有个大乐池，一排就相当于吉祥六排。一个月前各昆曲院团（北、上、苏、浙、湘）青年演员交流演出，在人民，我看了十二场。又看了新艳秋三场程腔，年已八十多岁了。

昨看了北昆演出改编的《琵琶记》。改编者安排的结局是由皇上敕谕，蔡伯喈、赵五娘、牛小姐并为“全忠全孝”，真不知从哪里说起。今日文化普遍低落。

炸酱面北京饭馆没有一家好吃的，今恐更甚。南方的，打出北京幌子，但味道好得多。现在平民化的饭馆实在没有什么可口的，而报上总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如不是太忙，做饭实在不苦。这我倒擅场。客不多，我能做酒席，实际做过。今则无力。即使做，肉类总不新鲜，味当然好不了。从前，像吉安那样的城市，猪肉是卖当天的，自然味好。价又便宜，就在抗日战争时期，比较艰苦，肉也只要二角钱一斤。我两个人，天天吃半斤肉，只一角钱。当时我办报。教书呢，火食吃学校的。一般都吃得好。吃得不好留不住老师。

盼望您能有一段日子不出差，介绍《王礼锡诗文集》的文章还得请您写，并在《读书》登出。

所云《例释》，即《古语文例释》，叶兆言的文章里谈到了这本书的写作经过。书初版于一九八八年，上海古籍社出版，当年就印了第二版，两次印刷共八千册。一部专深的学术著作有如此印量，是很令人吃惊了。这也只是那一年代才有的罢。

来书中的“人民”，即人民剧场，在护国寺胡同，距先生家不算太远，吉祥拆掉之后，大约常去的就是这一处了。

先生赐赠《王礼锡诗文集》，事在一九九三年，当年九月七日日记中记道：

往编辑部，收到王泗原先生寄赠的《贞石山房奏议》《贞石山房诗钞》及《王礼锡诗文集》。前两种，作者王邦玺，是王先生的祖父，王礼锡的曾祖父。

然而惭愧得很，关于《王礼锡诗文集》的书评我到底没有写出来。手边保留了一封不知为什么没有寄出的信，中间一段即道此事：“先生的信任，教我又感动，又惭愧。只是我对王礼锡诗文实在缺少比较深的感受与理解，若勉强作出，岂不更是愧对先生。倒是很想更多了解一点儿先生的经历，特别是中青年时代的经历，如在哪儿上学，在哪儿工作，在京居住有多久，等等。”但如果不是读了叶兆言的文章，先生的经历我至今也还不知道。

拜访先生的次数不多，其中两次是往取赠书。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日日记：

午后访王泗原先生，先生以开明版《闻一多集》一部持赠。此集本为精装，后来散掉，先生遂请出版社重新装订为平装。拿给我的时候，是一个方方的报纸包，报纸日期为一九七一年，则二十一年间从未打开。还有一包《缘督庐日记》，同样用的是报纸，日期是一九七八年，并附着叶圣陶先生写在日历纸上的一个便笺，云“送还王泗原先生”，也是从那以后，就再未拆开过。先生说，这一部也是准备送我的，只是因为其中有两处提到他的父亲，所以要抄下来。他的父亲曾为广东学台的幕僚，与叶昌炽同事，当时同在一起的还有江标，与江标则过从更多一些，后江标作湖南学台，还曾驰书聘请先生的父亲作幕僚，江未满任，即调京。

先生说：把值得送的书送给爱书的人，对于书来说，是得其所哉。又说：算上这一次，我一共来过四次，而每一次是什么情况，都记得清清楚楚。

坐谈两个半小时而别。

几个月以后，《缘督庐日记》也送给我了。一九九三年二月四日日记：

访王泗原先生。先生以叶鞠裳《缘督庐日记》一部持赠。

先生说的我一共来过四次，是不错的。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一日，即初次见面后的第三天，日记中写道：

再访王先生。与我谈起看戏的经历，他说，有一位叫作李翔的旦角，唱功做功都极好，演《失子惊疯》一场，尤见眼神和腰腿的功夫（曾得过尚小云的亲授），却一直受压，票价始终提不上去，先生每为此不平，故只要上演李翔的戏，他必是场场去看（当然是坐第一排）。但李翔终于是被迫转业了，——久不见其出演，多方打听，才得知。还有一位李冬梅，也是同样的情况。

说起《例释》，先生说：古语文（汉以前）无不合乎语法，原因是当时文白不分，故做文章也就是说话，在表达上必得合乎当时当地的语言习惯。文白分家之后秉笔为文者欲摹古人的作文法，而又未能细细揣摩文法（本也无有成文的“语法”），因不免常有欠通之处。

又同年六月十八日日记：

访王泗原先生，送去在成都为之购下的浆糊两瓶。目前他正在为其乡贤（江西安福人）整理著作，进行中的是刘铎之女刘淑的《个山集》，精楷誊抄，加注，一丝不苟。

剧谈半日，犹觉话未说尽。

近年每忆及泗原先生，总是“犹觉话未说尽”的感觉。张爱玲说“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来自玉谿生诗的“惘然”之感何其相似，虽然时间还没有那样长。但更深的伤感是这些在自己问学途中留下重要印记的人，倏忽间都不在了。

（初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