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散文适用的领域十分广大，不论是宣告、叙事、说明问题、进行争论，还是纪游、抒情、写小说剧本、写信、写便条、写日记等等都要用散文。这是散文之幸，由此而得到多方面的锻炼，炼出一种精确、有力而又伸缩自如的传达工具，反过来，应用广也对散文提出了严格要求，要求它面向社会，面向实际，首先能完成人们在日常交际中的各项表达任务。

在英国散文发展顺利的时候，不仅文学家能写好散文，各界人士都出现散文能手，全社会都关心语言质量。

语言质量不是一句空话，而有具体的要求。对于各类散文，人们的第一个要求是清楚达意。要做到清楚达意并不容易，首先要求说话写文的人能够想得清楚。阻碍清楚达意的因素也很多，其中有非语言的因素；但是就语言而论，不要写得艰深，而应写得平易，这也是历代致力于准确达意的人所共同要求的。

英国散文中有一条平易散文传统，其历代代表者是培根——德莱顿——班扬——笛福——斯威夫特——科贝特——萧伯纳——奥威尔，而首先要求平易的是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们，他们看出为了推进科学，科学文章必须写得“数学一般的平易”，否则会误了社会发展的大事。平易不只是归真返璞，而且是一种文明的品质。

平易推到极限就成了平淡，这也是人们不喜欢的。同样的写得平易，有的人就写得更有艺术——自觉或不自觉的艺术。上述平易传统的代表人中，情况也各不同，而且除了共同的平易倾向，各有各的特点，这当中就有艺术。同时，随着语言的变化和其他因素，历代对于平易的认识也是有发展的，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平易也是标准有所不同的。

怎样才能做到平易而又不平淡呢？根据英国散文的发展来看，有一个比艺术更重要的因素，即散文所传达的内容。当内容是十分重要或说话写文的人有炽热的情感、道德感或新现实、新思想要传达的时候，则文章即使写得极为简朴也会吸引人的。班扬的“不服从国教者”的抗争热诚点亮了他的朴实散文；笛福的平易散文之所以有深度，原因之一是他能捕捉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有意义的细节；科贝特的纪游之作之所以能放异彩，是因为他深知民间疾苦而心急如焚；萧伯纳的锐利则来自激荡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社会的新锐的社会主义思想。

同时，每个时代又总有一些人更重视散文的艺术性，为了开拓或者加深散文的表达力而进行各种试验。从黎里到乔也斯也有一条试验性散文的路线，其中不仅有小说家，还有十七世纪的巴洛克风格家如汤玛斯·勃朗，十九世纪初的随笔作家兰姆，稍后写梦幻的德昆西，十九世纪末的美学家配特。他们的试验遍及题材，音韵，节奏，形象，句式，古词僻词新词的运用，整篇文章的格局和结构变化种种。他们当中把试验推进最远的往往得不到传人，试验及身而终，但是对于散文的发展也有贡献，例如使语言变得更敏感更能表达新的事物和深层的感觉。

散文是不断适应新情况的，而在过程里得到扩充和发展。十六、十七世纪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十八世纪报刊文学和写实小说的兴起，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泛滥、小说中现实主义的深化、政治经济学的革新、科学著作的普及等等都锻炼又发展了散文。在二十世纪，试验性写作增进了散文的敏感，后来随着大众传播工具的发展又出现了广播和电视散文的新品种，出现了口语、音乐和图像组成的新的艺术形式。

将来如何？新的品种方兴未艾，但未必能将已经存在多年的老品种一一挤掉。正同韵文不是一种“正在死亡的技巧”，书面文字也会存在下去，过去它为民族的一致和文化的连续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后就在计算机的屏面上也少不了它的一席之地。有人更愿意听广播，有人更习惯于阅读。共存的局面将继续下去，虽然侧重点会有所变化。不同的品种会有不同的质量要求，但是超越这一切之上，人们会有共同的关心，那就是把英语这有深厚历史根子而又历来对外面世界开放的语言在新的条件下运用得更有效率又更能使人发挥想象力。

英文散文的现状如何？很难说，因为笔者读的就不够多。下面只是一些片面的印象而已。

过去读英文的人，总是很喜欢十九世纪兰姆写的散文。兰姆很像一个中国文人，生活不富裕，家里有病人，后来还遭遇了家庭惨剧，然而嗜书如命，喜欢咬文嚼字，生活在想象世界里，写一手古雅风趣的文章，成为小品文大家。他的影响持续到二十世纪。有一阵，连伦敦《泰晤士报》都每天要登一篇用兰姆式小品文笔调写的“第四则社论”。

现在的情况是：这一类小品文几乎见不着了。

过去人们喜读英文中的文论，就是报纸杂志上的书刊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常常写得既有见地又有文采。这背后也是有一个长远的传统。英国好的文学批评家往往就是创作家，不大谈高深理论，但能道创作甘苦，文章看似写得漫不经心，实则娓娓动听，这时候再来几个警句，点破人生或艺术里的秘密，也就格外令人难忘。

最近看看英国报刊上的书刊评论，也发现精彩之作少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伦敦文坛上还有息里尔·康诺利、乔治·奥威尔、雷蒙特·莫蒂默、V.S.普里切特等人的好文论，《泰晤士文学副刊》上的长篇评论也往往清新可诵，现在则后者也像美国学院派文章一样，充满了啰唆句子和抽象名词。

而在美国，像过去艾特蒙·威尔逊那样写得有深度有文采的文论家也少见了。

那么，是不是英文散文碰上了危机呢？

也不是。因为兰姆式小品文的衰落不等于小品文本身的衰落，文绉绉掉书袋的文章少了，在别的方面倒是有了开展。就说山水小品吧，在美国有E.B.怀特的名篇《再到湖上》，它写得很实在，对风景、人物以至水里的鱼都观察得很细致，但同时也写心情，尤其以今天的父亲去回忆昨天的儿子，时间重叠，光影交叉，恍恍惚惚，但又出之于自然冲淡之笔。这当然是四十年代的作品，但怀特一直没有停笔，到不久前死去，已经造成一个广大的“崇拜者圈”。他写人生多于山水，而人生中社会风尚以及政治事件都曾触及，对于忠诚宣誓和调查非美活动都曾提过抗议，是一个梭罗型的民主派隐士作家，属于独特的美国传统。

美国写这类小品文或杂文的作家颇不少，主要发表处似乎是《纽约人》《哈泼斯》《星期六评论》《民族》《新共和》《全国评论》，当然还有《大西洋月刊》。七十年代初期，《大西洋月刊》登载了一系列短文，总共48篇，作者叫L.E.息斯曼，是一个患有何杰金氏病(或称淋巴肉芽肿)的青年。病是不治之症，37岁发现，48岁死亡，但在此之前，经过初期的惶惑不安，他安下心来写作，短短十年间出版了3本诗集、45篇书评和更多的杂文。息斯曼自己说，对于他，医生的宣告“不是幕布下降，而是幕布再度上升了”。他不只写病中心情，还谈许多日常题目，也能针砭时弊，如点出美国许多人讲究性的能力的虚幻。

最近几年来，杂志文章中仍有情文并茂之作，就是纪实之作也有写得绝好的。这里只举一例。大约一二年前，《纽约书评》在不显要的地方登了一文，记述牛津大学评议会否决授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荣誉博士学位的辩论情况。文章引用了教师们和学生代表的当场发言，说明否决主要针对撒切尔政府削减教育和科学研究经费的政策。作者是牛津一个学院的院长，本人是法学教授，深以英国科学不景气的现状为忧——“过去傲然居世界前列，不久将沦为文明世界的乞丐”——笔锋带了情感，所以写得认真而又锐利。这种否决，也许对于重实利的官府人物不起多大作用，却带给世界上的知识界一点安慰，由于他们的英国同行在要紧关头不含糊，用大学所能用的方式表示了大学的愤怒。

这类文章的考验在于：时过境迁之后，是否还值得一读？写得好的，如牛津院长的那篇，由于有牛津文科导师制下特有的训练，即周复一周地写小论文，既注意言之有物，又讲究言而有文，可能五年十年之后还经得起重读的。

散文也在开辟新的土地。就英文散文而论，似乎有三类新作品值得一谈。

第一，妇女作品。女权运动在美国社会影响之深，有非我们所能想象的。如今妇女写文章，专写她们真实的感觉、看法，不管你们男人赞成不赞成，欣赏不欣赏(而二十世纪初，英国卓越的女散文家弗吉尼亚·吴尔夫即使写已有女权思想的文章如《一间自己的屋子》，也还是希望能有高雅的男人来欣赏的)。这样一来，妇女的聪明才智得到解放，看问题常有特殊的敏锐性。名家如苏珊·桑塔格、琼恩·迪甸、埃居里安·里奇等人都写了出色的散文。桑塔格的成名作《反对阐释》(1964)认为对于一件艺术品，阐释仅涉及枝节，真正需要的则是体验其全部，而要做到这个，不能只靠用头脑去“建立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而必须用感觉、警惕性、赤子之心。这对于以阐释起家、当时犹有余势的“新批评”是一大挑战。近来她又出版了《论照相》(1977)、《病之为喻》(1978)等散文集子，继续发表独特的见解。她的风格是完全现代的，但不谈私事，倒是充满了警句，例如：“照相是一种挽歌式的艺术，一种黄昏的艺术”，“一切相片都是死亡的留念”，“想长得美并不错，错在将美当作一种责任”，等等，有点培根的遗风。

第二，科学家作品。有所谓科学小品，如斯蒂芬·杰·古尔德所写的科学随想，发表在《自然史杂志》上，后来集成一书，题名《从达尔文起始——自然史沉思录》(1977)。作者在哈佛大学教生物学，是科学内行，又有历史家的眼光。他提出一个问题，即：达尔文在确立了进化论之后，为什么迟了二十年才发表？古尔德说，这是因为他清楚进化论的含义比一般人所意识到的更为离经叛道，即“物质是一切存在的要素，一切心理的和精神的现象都是它的副产品”的道理，也就是哲学唯物主义。正因如此，所以“十九世纪最热情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即认识到达尔文所取得的成就，并且立即将其激进的内容加以利用”。

科学家能文者当然不止古尔德一人，还有雅各布·勃朗诺斯基，他的作品《人的上升》(1973)原是BBC电视节目的解说词，后来成书，实是一部用优美散文写的科学发展史。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不仅是学术巨制，其中也有好散文，例如这样一段：

……在一个官僚主义化的、重文学的社会的世界观的激励下，学者们竭尽全力去研究历史学、语文学、考古学，结果不是产生西方那种足以改变时空世界的可怕力量，而是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学问结构，其中尽是关于一个民族的过去的知识。只是到了晚近两世纪，欧洲才有勉强能与之相匹的同样结构。

1704年7月9日，这一学问结构的最伟大的建造者之一的阎若璩在北京病了。这病只消用后来近代科学发现的一种药的几个毫克就可治愈，可是他却长眠了。这一图景既说明了中古中国人文主义的高贵，也说明了它的弱点。

在这里，作者把中国与西方、中世纪与近代世界一串联，一对比，就给了读者一种历史的透视，写得戏剧化，而且促人深思，真所谓余音不绝。可见好文章不一定出自“文章家”，文采首先是思想和想象力的光彩。

第三，利用现代音响设备和传播工具而出现的新品种，如“口头历史”，广播或电视节目上的演讲、访问记和专题系列播出种种。“口头历史”在美国的大家之一是斯透兹·特克尔，其成名作是《工作》(1972)。特克尔带了录音机访问各界人士，回来整理所录谈话就成了本书，其最大特点是真实：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口语。生活多苦辛，但也不乏令人宽慰的现象：一个药店小伙计由于关怀人和细心服务成了附近一带居民的义务医药顾问，一个面包房的经理把热腾腾的刚出炉的面包免费送给附近贫民，一个教授太太尽义务把图书馆的破旧老书修补如新，一个妓女也侃侃而谈，认为她也是在“演出当代美国妇女的命运”……尽管那是一个特别讲究“权力关系”(即谁支配谁)的社会，各色各样处于下层的人仍然生气勃勃，拒绝向恶势力低头。比特克尔略早几年，英国也有罗伯特·布赖斯写了一本《埃肯菲尔德——一个英国乡村的写照》(1969)，也是如实记下了村民的谈话(特别是一些正在迅速消逝的古老行业的残存匠人如铸钟、盖草屋顶的老匠人的谈话，几乎带有挽歌的情调)，也是略加整理的口语。口语不免芜杂，破碎，东拉西扯，但又活泼，生动，直截了当，还有一种音乐美——正是今天的录音、录像、广播、电视使我们能够坐在家里欣赏各种声调，或柔和，或甜美，或清脆，或激越，真所谓“圣洁的人的声音”，而听一节好的谈话或对话，其愉快非戴着老花镜去读蝇头小楷所能比拟的。至于像英国电视上的系列播出，如《人的上升》《文化》《不稳定的时代》等等，讲的人是专家，题目有吸引力，又配以彩图、音乐及其他声响效果，更是综合而成一种新的高尚的文艺形式，而其核心则是好的口头散文。

看来口头、笔头，书本气、电声化，群众爱好、个人趣味等等会并存一个时期，各自发展下去，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散文的妙处正在其适应性大，变化无穷。变化也是一种磨炼，磨炼得多了，散文也就更加硬朗，更加灵活，能把叙述、讲解、说理、辩论之类的实事做得更好，同时又能巧妙地、有感染力地抒情，挑逗，刺激，作清谈，写玄思，制造奇幻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