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Betrand Russell）是西方现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活到98岁，长长一生中除讲课写书外，还参加政治活动：一战时因不肯从军而坐牢，晚年又发动反对原子武器的抗议运动。他是一个“闹市”而不是“书斋”哲学家，像苏格拉底。

他又是一个能文之士，但却反对舞文弄墨，力求写得准确清楚，自称：“我常常花上好几个小时寻找一种最简短的办法来把一件事表达清楚。为此我宁愿放弃文章的优美。”又说，“我最喜爱十八世纪的斯威夫特，一定程度上还喜欢笛福。从十六岁起，我就形成一种思想习惯，在脑子里对一句话反复思考，直到取得一种优美、清晰和韵律的统一。我对头脑里出现的每一思想都如此对待，尤其追求简洁 。”（《罗素生平》）

同斯威夫特一样，他常运用反讽手法。

这里选译的片段都来自《记忆中的画像》（1956），是他晚年所作。在这本回忆录里，他谈人生，艺术，文学，历史，当然也谈哲学，谈过去的熟人，有许多深入的观察，精辟的见解，用的仍是他那平易、简洁的散文，只不过更加炉火纯青，有时还不乏一种热辣辣的老姜味道。

From Portaits From Memory

我试着把数学和科学的准确的演示方法带到一向只有模糊的推测的领域里去。我喜欢准确，轮廓分明，而恨迷雾般的模糊。不知为什么——我自己不懂原因何在——这使公众中一大部分人把我看成一个缺乏热情的冷淡的人。似乎人们以为一个热情的人必须陶醉于自我欺骗，愿意生活在一种愚人的天国中，由于没有任何其他天国可得。我不能同情这种观点。

但是不论路途如何崎岖，我深信新世界迟早会学到它所需的新智慧，而历史的最好部分也在将来，不在过去。

奥迪赛〔荷马史诗〕的世界是有吸引力的。一个人可以从一个岛驶向另一岛，而每处都有美丽的女士准备接待他。可是现在有移民限额，干扰了这种生活。

我以为智慧的要素在于尽可能从此时此地的专制下解放出来。

我以为儿童需要一种固定的生活制度，不过有些日子可以不执行。我也以为一个人如果要在长大时适合社会，那么小时候就应该认识他不是宇宙的中心，他的愿望也往往不是一个场合里最重要的因素。我还觉得在许多进步学校里实行鼓励独创性而不注意技术训练是一个错误。进步教育里有些东西我很喜欢，特别是说话自由，可以无拘束地探索人生的实际，没有那种把说一个脏字眼看得比干一件不仁慈的事更坏的可笑的道德观。但我又认为那些反抗不明智的纪律的人往往做得太过分，忘记了某些纪律是必要的，特别在知识的获取方面。

常有人说，我所提倡的那种观点使得行动无力。我以为历史并不支持这种说法。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和法王亨利四世都生活在一个几乎人人都是狂热分子的世界里，不是站在新教立场就是站在天主教立场，而他们两人都能避免他们时代的错误，因此反而做了有益的事，而且他们肯定不是没有力量的。亚伯拉罕·林肯领导了一场大规模战争，而片刻也没有离开我所称的智慧。

英雄的生涯是受英雄的壮志激励的，一个认为没有大事可干的青年必定成不了大事。

一切形式的伟大，不论属于神或属于魔，都有某种品质；我不愿看到这种品质被对于平庸的崇拜所削平。

人们看电影，听广播，瞧电视。他们又沉浸于一种奇怪的爱好，喜欢尽快地变动他们在地球表面上的位置，而同时又力图使地球表面的所有部分都显得一个样子。

伟大历史著作的衰落只是伟大著作衰落的一部分。今天的科学之士写不出可同牛顿的《纲要》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比的书。诗人们也不再写史诗。

卡莱尔谈到他的法国革命史时说那部书本身就是一次法国革命。这话是对的；正因这样，此书有一种持久的优点，尽管作为历史记录它并不合格。你读着它，就会了解人们为什么做了他们所做的，这正是一本历史书应该使读者做到的。

他在辩论中十分出色，但表达自己的意见差一点，有点乱，到他晚年服膺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有所不同。他有许多很值得赞美的品质。他完全无畏，总是有力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不论这看法是否受人欢迎。他无情地对待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但是有时也同样对待一些不该受他攻击的人。总起来看，我们可以说他做了很多好事，但也造成一些损害。作为一个偶像的破坏者他值得称赞；作为偶像本身，他就远不是那样值得称赞了。

他有一种关于“血液”的神秘哲学是我所不喜欢的。他说：“除了脑——和神经——之外，还有一个感觉中心，独立存在于一般的心的感觉之外。一个人生活，思想，存在于血液之中，同神经和脑子毫无关系。这是生命的一半，属于黑暗。当我占用一个女人，这血的感觉就变得至高无上，我的血的知觉也超越一切。我们应该认识我们有一个血的存在，血的感觉，血的灵魂，完整而独立于脑和心的感觉之外。”我认为这完全是胡说，曾经猛烈反对，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它会直接引向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

桑塔亚那似乎从来没有觉察到，如果他能把对过去的忠诚变得普遍，就会产生一个无生命的世界，任何新的好东西都无法在里面生长。……至今仍无疑问的是，新的东西永远不能像旧的东西那样成熟，因此崇拜成熟就无法适应新的卓越成就。这就是为什么桑塔亚那的优点是文学上的，而不是哲学上的。

让我们举一个比较公道的例子，如不朽问题。正统的基督教断言我们能超越死亡。这一断言是什么意思？在什么含义下（如果有任何含义的话）这一断言是真的？我所谈的“普通语言”哲学家会考虑第一个问题，而说第二个问题与他们无关。我完全同意：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是重要的，作为考虑实质问题的前奏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对实质问题不置一词，那么讨论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白费时间。这些哲学家使我想起一个商店老板，有一次我问他去温彻斯透最近的路怎样走，他向店堂后面一个人高声喊道：

“一位顾客问去温彻斯透的最近的路。”

“温彻斯透？”一个看不见的人回答。

“是。”

“去温彻斯透的路？”

“是。”

“最近的路？”

“是。”

“不知道。”

这个人想把问题的性质弄清楚，但对于回答问题本身不感兴趣。这就是现代哲学如何对待寻求真理的人。能怪青年人转而研究别的学问么？

十一点，停战协定宣布的时候，我正走在托顿姆考特路上。在两分钟之内，所有店铺和办公室的人都涌到街上。他们截住了公共汽车，要它们开向他们要去的地方。我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互不相识，在街心遇到，彼此亲吻又走开。群众欢庆，我也欢庆。但我仍然同以前一样感到寂寞。

总是有怀疑主义的智慧，在我最希望它静默的时候，向我低声诉说着它的疑心，这就把我从别人的轻易的乐观分割开来，把我带进一个荒凉的寂寞境地。

[1] 本书另有桑塔亚那的文章选段。此外请参阅本书中艾德蒙·威尔逊谈桑塔亚那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