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尔夫（Virginia Woolf）以现代派小说著称，长篇如《达罗微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浪》（1931）等广泛采用意识流的手法，文字细腻，表现了一个二十世纪妇女作家的敏感。

她的文论和随笔也写得出色，特别是收在《普通读者》一、二集（1925；1932）里的各篇见解新颖（如对于英国现代小说的剖析，批评了高尔斯华绥等人，而大力推崇俄国小说），写法也灵活多姿，令人爱读。

她又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所作《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明妇女的天才怎样受到男性中心社会的压抑，认为女作家如想有为，首先得在经济上独立和生活上不受干扰，才能去“写你想写的东西，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对此作任何让步就是“最卑鄙的背叛”。她提倡一种“女性的句法”，即一种清澈、灵秀的写法，她自己的文章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From The Common Reader

如果试着把我们的意思用一个词说出来的话，我们就会说：这三位（高尔斯华绥、威尔斯、班内特）都是物质主义者。由于他们只注意肉体而不注意精神，所以使我们失望，并给我们一种感觉，即英国小说越快拒绝他们，不管用什么客气的方式，越快另走一路，哪怕走进沙漠，就越对它的灵魂有益。

……

所以如果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上挂一个标记：“物质主义者”,我们的意思是：他们写的是不重要的东西。他们用了绝大的本领和绝大的辛勤，却只为了使琐碎的过眼烟云式的东西显得是真实的和持久的。……当前流行的小说形式容纳不下我们所寻找的东西，它溜走了，不愿再被包藏在人们所提供的不合适的衣服之内。……生命不是一溜整齐排列的街灯；生命是一个明亮的光轮，一个半透明体，它把我们包在里面，从我们有知觉之时起一直到知觉终止之日。小说家的工作难道不是传达这种变动不已的、未知的、不受拘束的精神，不管它会变得怎样怪僻、复杂，而尽量少掺一些异己的、外来的东西么？

确实，俄国小说的主角是人的灵魂，在契诃夫是微妙、幽深的灵魂，随着无穷的喜怒哀乐而变化；在陀斯妥耶夫斯基则是更深更广的灵魂，它可以突染恶疾或忽发高烧，但仍然是作品中心。

人生控制了托尔斯泰，一如灵魂控制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花朵的中心，光彩耀目的花瓣之中，总有一条蝎子，在问：“为什么要活着？”

要对现代英国小说发表几句最起码的议论的话，那就无法不谈俄国人的影响，而一谈俄国人我们就不能不冒风险，说出一种感觉，即如果写小说而不写俄国式的，那就是浪费时间。

她[1]总是处于激情的高峰，而不是出现在激情初起时。拿她同安娜·卡列尼娜比一下吧。那个俄国女人有血有肉，有神经和脾气，有心、脑、身体、智慧，而这个英国姑娘是平面的，粗糙的，像是扑克牌上画的一张脸，没有深度，广度，没有曲折。但我们这样说时，我们又清楚我们遗漏了什么。我们让剧本的意义溜走了。我们忽略了正在积累起来的情感，因为它积累在我们未曾预料的地方，我们是在把剧本同散文相比，而剧本毕竟是诗。

剧本是诗，我们说，而小说是散文。让我们把二者放在一起，棱角对棱角，回忆一下，尽量把每个当作整体来考虑。这样一来，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出现了：一个是篇幅很长，有充分时间来从容构筑的小说；一个是短小、紧凑的剧本。在小说里，情感被分成小块，撒开去，又编织起来，慢慢地形成一个大整体；在剧本里，情感集中，普遍化，高昂化。多少强烈的时刻，多少叫人吃惊的美丽词句，从剧本里向我们扑来：

哦，老爷们，

我不过是用怪诞的姿势欺骗你们的眼睛，

当消息一个紧接一个传来了

死，死，死！而我还跳舞上前；

或者这样的台词：

你常为了这两片嘴唇

忽略了肉桂和紫罗兰的

天生的芳香，这红唇还没有凋谢。

而完全真实的安娜·卡列尼娜决不会讲：

你常为了这两片嘴唇

忽略了肉桂……

有些最深的感情是她所达不到的。极端的激情不是小说家能有的，音与义的完美结合也不是他能有的；他必须约束他的快步，使自己习于拖沓；必须眼睛朝地，而不是抬头看天；通过描写来暗示，而不是电光闪耀似的启发，不是唱着

把一个花环放在我的

　　阴沉的紫杉木棺上；

姑娘们，佩起柳枝，

　　说我死而忠贞，

而必须一一写出墓上凋谢的菊花和殡仪员坐着四轮马车抽鼻子而过。我们又怎能把这种笨重、迟缓的艺术同诗相比？诚然，小说家有许多小聪明的手法能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个人，认识那是一件真事，戏剧家则超越个别，不是让我们看到安娜贝拉在恋爱，而是看到爱情本身；不是安娜·卡列尼娜跳进车轮之下，而是毁灭，死亡，以及

灵魂像黑色风暴中的船，

飘向无人知道的地方。

这样，我们是带着可原谅的急切的喊声而闭上我们的伊丽莎白朝剧本的。那么，我们又是带着什么样的喊声闭上我们的《战争与和平》呢？不是失望的喊声；我们并不叹息小说家艺术的肤浅，也不责备它的琐碎。我们倒是更加认识到人的感觉的无穷无尽的丰富。

……

就这样我们漫步穿越伊丽莎白朝戏剧的丛林。就这样，我们同皇帝、小丑、珠宝商、独角兽结伴而行，笑着，欢跃着，惊奇于这一切的光彩，幽默，奇幻。一种高贵的怒火在烧着我们，幕布降下了。同时我们又感到厌烦，那些老一套技巧和浮夸的辞藻更使我们恶心。十几个成年男女的死还不及托尔斯泰写的一只苍蝇的痛苦使我们感动。游荡在这些不能成立的、冗长无比的故事的迷宫里，突然一股强烈的激情抓住了我们，一种崇高感使我们向上，一曲动听的歌使我们迷醉。这是一个充满沉闷和愉快、乐趣和好奇心、放纵的笑声、诗和光彩的世界。可是慢慢地，我们又想问：还有什么没让我们得到？还有什么是我们越来越想得到，如果不能得到就要立刻到别处去寻的呢？这就是孤独。这里没有个人的不受打扰。总是有门在开，有人在进来，一切是共有的，看得见，听得出，戏剧化了。而我们的心像是厌倦于老同别人在一起，偷偷地溜走了，去孤独地沉思，去思想而不是去行动，去议论而不是去分享，去探索自己的黑暗，而不是欣赏别人的亮闪闪的表面。我们的心转向邓恩，蒙田，汤玛斯·勃朗爵士，转向那些替孤独守着钥匙的人。

[1] 指伊丽莎白朝剧作家约翰·福特的剧本《可惜她是一个娼妇》中的女主人公安娜贝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