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是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的毕业生，有政治抱负，却始终未酬其志，初入世做了远房贵族亲戚的私人秘书。他不甘心久居高级仆人的地位，于是投入英国国会而为教士，参与政治活动，以文才先后为辉格、托雷两党服务，成为名公贵人的座上客，但终于失意回到爱尔兰，以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教长终其生。作为一个英国移民的后代，他平时热衷于伦敦上流社会生活，到晚年却成了爱尔兰人民的勇敢的代言人，对英殖民者的剥削和压迫进行了大胆的抨击。而爱尔兰人民也真是爱他；当英国政府悬重赏捉拿《布商的信》这一系列激烈攻击英国暴政的小册子的作者的时候，虽然斯威夫特是执笔者一事也有人知道，却没有一个去告发他。

他的私生活方面也是一个谜团。他的生父是谁？至今仍有疑问。有姑娘爱他，但他不愿同她结婚，终致她伤心而死；他爱另一位姑娘，对她写了最温柔最赤诚的情书，然而几十年下来，也始终没有结婚。他对朋友极为热情、关心，但又是他明白宣告自己憎恨人类；在他的笔下，人类也确是最肮脏、最自私、最卑鄙的野兽，远不及马高贵。

然而这位充满矛盾的人却是十八世纪英国的伟大作家，英国散文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

他是《格利佛游记》的作者，而谁又不曾读过或至少听过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这是一本适合各类读者的奇书：儿童（主要看头两部故事），历史家（考证当时的朝政），思想家（研究其对文化、科学的态度），左派批评家（摘取其反战反殖民主义的词句），甚至先锋派理论家（把他作为运用奇思幻想的大师、黑色幽默的前驱），如此等等，适足证明这本书内容丰富，雅俗共赏。

但是他还写了大量其他作品：各种辩论文章，期刊杂文，布道文，小品文，公开信，诗。而且无论写什么，总是写得有文采，有独特的风格。

然而他却反对美文，主张写得平易晓畅。他十分注意语言问题，多次写文指摘僻词、难词、俚语、行话、生造的“硬词”等等——例如《致一位新任神职的青年先生的信》。也是在这封信里，他提出了一个关于什么是好的文章风格的有名答案：“把恰当的词放在恰当的位置，这就是风格的真正定义。”

这句话经过后人重复引用，至今不绝，大概是关于风格的最有名的警句了，也许只有法国布封的“风格即人”可比。

拿这个定义付诸实践的，首先是斯威夫特自己。他饱读诗书，但写文不掉书袋，善于运用最平常的词，把它们巧妙地排列、组合而产生各种效果，其最著名的是讽刺，有时明显，有时微妙，例如《一个小小的建议》通篇是一大讽刺，然而有些读者以为这是郑重其事的正式建议。这是因为伴随着讽刺而来的，还有斯威夫特散文的第二个特点，即娓娓动听的说理，像是说得比任何人都周到，都细致，因此他用词虽简单，句子却有很长的，往往要经若干从句、种种说明之后，才图穷匕见，托出了他的真实意思。现举两例，一短一长：

既然神道与人道的结合是我教的重要信条，奇怪的是：有些牧师写文章只有神道，而没有一点人道。

——《零碎题目随想》

至于我本人，在多年劳而无功地提出许多空词、不切实际的意见之后，以为再无成功之望了，幸而想起了这个建议，不但完全是新的，而且有切实的内容，花钱不多，费事不大，靠我们自力就能实行，因此也不会有得罪英格兰的危险。

——《一个小小的建议》

这两例，一例是讽刺教会的不人道，另一例是点出英格兰的压迫和剥削是爱尔兰民生困苦的总根源，都有力地达到了原定的效果，其方法就是把最要紧的话放在最要紧的位置上，在这里就是一个段落的末端。

斯威夫特还有一种功夫，就是运用最平常的比喻来表达深奥、复杂、不易表达的道理。《扫帚把上的沉思》就是一例。用扫帚把来比喻衰落、失势的人，多么恰当，而且无须多加解释，因为扫帚是家家皆有、人人尽知之物。同样，在《格利佛游记》里，他用大头派、小头派来比喻教派，用高跟党、低跟党来比喻政党，也是用了日常生活里尽人皆知的普通东西——鞋跟的高低和鸡蛋的大头小头——来说明这些教派、政党不仅一丘之貉，差别极小，而且为这点小小的差别争论不休，甚至动起武来，又是何等荒谬！

用文雅的、合乎逻辑的语言来揭出当时君王、大臣、贵妇、名学者、献策者种种的荒谬，斯威夫特的散文表现出了十八世纪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在“恰当的词放上恰当的位置”的定义背后，便有理性精神：一切要合适，要各就各位，这样才能如实地传达意思。反乎此，便是忸怩作态，便是荒谬。

然而斯威夫特的思想又是十分复杂的。在合理的外壳下有不合理的内心活动，文雅当中有粗野——他对于肮脏的、卑劣的、病态的东西所采取的既厌恶又被吸引的态度在他的作品里留下了印记，他把“牙胡”们写得那样卑污，那样比野兽不如，固是情节所需，但也渲染过分了一点。女性的肉体也是令他又爱又怕的，而他整个对女性的态度也是保护多于尊重。

当然，十八世纪别的文人也有这类心情，这类态度，斯威夫特的不同处在于他的想象力特别机敏，因此所感更深，又有极好的文笔，因此所写造成更深印象。也许正是这理性主义加上他个人非凡的想象力形成了斯威夫特的独特品质，使他能够创造出那样离奇而又完全合理的情景，那样平凡而又引人遐思的比喻，使他能够利用逻辑而又把它颠倒过来（因此扫帚把要头冲下才像人，而格利佛在小人国为巨人而到大人国立刻变为侏儒），使他能够把讽刺提高到那样精粹的艺术从而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威力——一句话，使他的散文成为英国文学中持续两百年的骄傲。

A Meditation upon a Broom-stick

你看这把扫帚，现在灰溜溜地躺在无人注意的角落，我曾在森林里碰见过，当时它风华正茂，树液充沛，枝叶繁茂。如今变了样，却还有人自作聪明，想靠手艺同大自然竞争，拿来一束枯枝捆在它那已无树液的身上，结果是枉费心机，不过颠倒了它原来的位置，使它枝干朝地，根梢向天，成为一株头冲下的树，归在任何干苦活的脏婆子的手里使用，从此受命运摆布，把别人打扫干净，自己却落得个又脏又臭，而在女仆们手里折腾多次之后，最后只剩下根株了，于是被扔出门外，或者作为引火的柴火烧掉了。

我看到了这一切，不禁兴叹，自言自语一番：人不也是一把扫帚么？当大自然送他入世之初，他是强壮有力的，处于兴旺时期，满头的天生好发；如果比作一株有理性的植物，那就是枝叶齐全。但不久酗酒贪色就像一把斧子砍掉了他的青枝绿叶，只留给他一根枯株。他赶紧求助于人工，戴上了头套，以一束扑满香粉但非他头上所长的假发为荣。要是我们这把扫帚也这样登场，由于把一些别的树条收集到身上而得意扬扬，其实这些条上尽是尘土，即使是最高贵的夫人房里的尘土，我们一定会笑它是如何虚荣吧！我们就是这样偏心的审判官，偏于自己的优点，别人的毛病！

你也许会说，一把扫帚不过标志着一颗头冲下的树而已，那么请问：人又是什么？不也是一个颠倒的动物，他的兽性老骑在理性背上，他的头去了该放他的脚的地方，老在土里趴着，可是尽管有这么多毛病，还自命为天下的改革家，除弊者，申冤者，把手伸进人世间每个藏污纳垢的角落，扫出来一大堆从未暴露过的肮脏，把原来干净的地方弄得尘土满天，肮脏没扫走而自己倒浑身受到了污染；到晚年又变成女人的奴隶，而且是一些最不堪的女人，直到磨得只剩下一支根株，于是像他的扫帚老弟一样，不是给扔出门外，就是拿来生火，供别人取暖了。

Thoughts on Various Subjects

我们身上的宗教，足够使彼此相恨，而不够使彼此相爱。

如何能期望人类接受劝告，当他们连警告都不肯接受。

一个真正的天才出现于世界，可以根据下列现象来判断，即所有的笨蛋勾结起来反对他。

人受到社会指责时，有三种对付办法：不屑一辩，对骂，改正。不屑是假的，改正不可能，所以通常采用的是第二法。

如果一个人将他对恋爱、政治、宗教、学术之类的意见全部记录下来，从青年直到老年，那么最后将出现一大堆前后不一、互相矛盾的东西。

人常被说成是不认识自己的弱点，但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认识自己的长处。这情况有如土地，有的地含有金矿而主人不知。

少年之才，在于发明；老年之才，在于判断。值得判断的东西越来越少，判断者也就越来越难讨好。如此变化，贯穿一生。等我们老了，朋友们发现更难于使我们高兴，同时也不在乎我们是否高兴了。

没有一个聪明人希望自己变年轻些。

即使最好的行为，其动机也不堪细察。人们承认：大多数行为，不论好坏，其原因都可归结为对己之爱。不过有的人因爱己而去使别人高兴，有的人则一心只管自己高兴。这就是德行与恶行之间的大区别。宗教是一切行为的最好动机，但宗教也是爱己的最高范例。

世人一旦对我们狠起来了，就会一直狠下去，而且越来越没有顾忌，连表面客气也不讲了，就同嫖客对待妓女一样。

怨言是上天得自我们的最大贡物，也是我们祷告中最真诚的部分。

许多男人和大多数女人之所以说话流利，是因为他们能说的内容少，能用的词儿也不多。任何人如善于运用语言或有丰富的思想，讲起话来总不免犹豫，因不知选用什么想法或哪个词儿才好，而普通人只有一套想法和一套表达这类想法的词儿，所以总能开口就讲，犹如人们能很快走出一座空的教堂，碰上教堂门口站着一群人就无法快了。

人人都想长生，但无人愿意年老。

男人喜欢听别人说自己好话，因为他们对自己估价不高；女人则相反。

维纳斯，美丽而和善，是主爱的女神：朱诺，可怕的长舌妇，是主婚姻的女神。这两位始终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大人、小孩以及别的动物的消遣办法，大多数都是模仿打仗。

读到一段文章合我之意，我说：作者写得真好；而不合我意时，我就说：作者大谬。

问题：教堂是否除了是死者的寝室，也是生者的宿舍？

有时我读书，喜其文章而憎其作者。

人做坏事，不令我奇，我奇的是，做了而不害羞。

远见是能见不可见的事物的艺术。

既然神道与人道的结合是我教的重要信条，奇怪的是：有些牧师写文章只有神道，而没有一点人道。

Resolutions When I Come to be Old

不娶年轻老婆。

不同年轻人做伴，除非人家真心要求。

不暴躁，发愣，或多疑。

不嘲笑当今的风气、俏皮话、时装、人物、战争等等。

不亲儿童，或让他们随便接近。

不对同样的人老说同样的故事。

不贪婪。

不可忽略体面、清洁，否则会脏得不堪。

不可对年轻人太严厉，而要谅解他们的蠢事、弱点。

不听不老实的仆人之流搬弄是非的话，更不受他们的影响。

不轻易替人出主意，也不麻烦人，除非人家自己愿意。

要请几个好友告诉我这些决心有哪一条我没遵守或忽略了，在哪一点上，并且立即改正。

不可多言，不要老谈自己。

不夸自己以前如何英俊，如何强壮，如何得到小姐太太们的青睐，种种。

不听谄言，不幻想还会有年轻女人爱自己。要憎恨那些伸手来抓遗产的人[1]。

不可武断，或固执己见。

不可摆出一定会遵守所有这些条文的架子，很可能一条也遵守不了。

From A Modest Proposal

——为使贫家儿女不致成为其父母与国家的负担，反而于公有益

路过这个伟大的城市，或在乡下旅行的人，常见一种凄惨景象，即街上、路边、屋门外有许多女乞丐，拖着三个、四个或更多的小孩子，衣不蔽体，向行人苦苦讨吃。这些做母亲的本该好好干活谋生，现在却被逼着整天在街上游荡，求人救济她们的可怜的孩子。这些孩子长大了也找不到工作，不是变成小偷，就是离开祖国去西班牙替觊觎王位者打仗，或去巴巴多斯岛卖身投靠。

各方人士想必都会同意，在我国目前可悲的状况之下，如许大量儿童，不论手抱、背负或随其父母走路，构成了一个额外的困难问题，因此若有人能提出一个公正、不费钱而又简单易行的办法，能使这些儿童变成国家的健全、有用的成员，则此人必被公众尊为民族的保卫者，值得为他塑像。

……

我在伦敦认识一个见知很广的美国人，他向我担保说：一个奶水充足的健康儿童养到一岁的时候是最鲜美、最滋养、最健康的食物，不论炖、烤、焙、煮都好，也可以用做油煎肉丁或蔬菜肉汤。

现谨建议如下，祈请公众垂鉴。上面所统计的十二万名儿童，两万名可留下传种，其中四分之一可为男性，此数已比牛羊猪豕之类留种为多，理由是上述儿童大多非正式婚姻产物，粗鄙之流亦不重视此点，因此一男可配四女。其余十万名可在一岁时卖给全国有地位、有钱的人，事前切嘱母亲们在最后一月喂足儿童的奶水，让他们长得胖嫩，以便用于宴席。如是友朋小集，一儿可作两菜；家庭自用，则其上下半身都可各作两道好菜，若能调以少量胡椒和盐，则存放四天后煮吃仍佳，冬季尤然。

我曾算过，一个初生儿平均重12磅，一年后如养育得当可增至28磅。

我承认这种食物相当昂贵，因此也就特别适合地主们享用。地主们既已吞下了他们的父母，显然也最有资格吃这些儿童。

……

至于我本人，在多年劳而无功地提出许多空洞不切实际的意见之后，以为再无成功之望了，幸而想到了这个建议，不但完全是新的，而且有切实的内容，花钱不多，费事不大，靠我们自力就能实行，因此不会有得罪英格兰的危险。因为这些商品不能拿来出口，它的肉质太嫩，不宜长期盐腌——虽然我也可以说出一个国家的名字，它是不用加盐也乐于把我们整个民族吃掉的。

我并不固执己见，也愿考虑明智之士的其他建议，只要它们的动机同样纯正，花钱不多，易行，有效。但在提出这类与我的方案相反而效果更好的建议之前，我希望建议者一方能深入考虑两点：第一，现状之下，如何为十万无用的嘴和身子找到吃的穿的？第二，把职业乞丐同实际是乞丐的大部分农民、村民和雇工算在一起，我国现有整整一百万个人形动物，养活他们的费用如作为公债，须交债金总共二百万英镑。我希望那些不喜欢我的建议或另有答案的政治人物，先去问问这些人的父母，是否他们今天会认为是绝大幸事，如果当初在满一岁的时候他们被当作食品用我所写的方式卖掉了，这样也就免得后来不断地受罪，由于地主的压迫，由于在没有金钱或贸易的情况下付不起租金，由于缺乏起码的生活资料，连御寒的衣服与房子也没有，以及以后必然还要落在他们这一类人头上的同样甚至更大的苦难。

我恳切声明：我提议此事，确因必要，绝无半点个人企图，动机只是为了国家的公益，为了增加我国的贸易，安置儿童，救济贫民，同时也给有钱人一点乐趣。我本人并无子女能从中取得分文，盖最幼之儿已经九岁，老妻也早过生育之年了。

A Letter to a Young Gentleman

Lately Enter’d into Holy Orders

先生：

世人对教会所持态度有如目前之际，足下出任神职，此事我初无闻，也不赞成，但今日如再劝君思退，事已太晚，也不合一般做法，所以还是对您的进入人生新境，贡献几点想法吧。

……

同样地，我会感到高兴，如果您能多下一点功夫，学学英语。忽略英语是目下我国学者最普遍的缺点之一。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风格为何物，只知一味写下去，语言平板，掺杂着一些我们民族特有的僻词怪句。我也未见有任何人发现或承认他在这方面的不足，更不必说想要纠正了。把恰当的词放在恰当的位置，这就是风格的真正定义。但要详细说明此点，非现在所能做到，不如先谈谈一二个花力不大就可改正的缺点吧。

第一是用费解的名词，女人称之为硬词，略有知识的普通人称之为雅文。在各类神职人员中，特别是年轻一辈之中，没有比这个更普遍、更不可恕，而且毫无必要的毛病了。我曾出于好奇，从一位刚上任的神职人员的一篇布道文里挑出了几百个词，它们的意义一百个听众中也没有一个能懂。我也记不起任何我认识的神职人员中有谁是完全不犯此病的，虽然他们很多人同意我的看法，讨厌这个缺点。我常把自己放在普通人的地位，指出许多词太难或不易解，但他们不承认，原因是这些词对于学者是根本不成问题的。我想年轻的牧师顶好学学有名的福克兰勋爵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提出的办法。有一位同他很熟的贵人告诉我，每当他怀疑他用的一个词是否好懂，他总先问他夫人的寝室丫头（而不是那上等侍女，因为后者可能看传奇小说），然后根据她的判断决定取舍。那位大人物认为这一做法应该用于学术论文，我看对于布道文也完全适合，因为连最低微的听众也注意听它，而教民中的半数无论在地位和知识上都未必比得上一个寝室丫头。我不知道事情是如何演变到目前情况的，即许多讲工艺和科学的教授常常最不会向外行人表达他们的意思。一个普通农民用几个字就可以使你了解，例如说：“他的脚崴了”，“他的下巴脱了”，而让一个外科大夫来讲，他会用一百个医学名词，但你若不是学医的，仍然莫名其妙。同样的情况，也经常出现在法律、医学以及其他工艺部门。

谈到硬词，我认为神学部门也有，就像科学部门一样，因为我注意到有几位牧师平时虽不喜欢用难解的词，却在他们的布道文里用了大量从宗教论文里找来的词，像是认为我们有责任了解它们。我认为绝无这个责任，而且我敢向最伟大的神学学者挑战，问他有什么上帝或人的法律规定我必须了解“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普遍存在”“属性”“极乐之景”[4]以及一千个其他在布道里常见的词，或要我懂得“不正圆”“特应性”“统一体”[5]之类的词？而且我愿更进一步，提出另外一点，即《圣经》中的许多名词，特别在《保罗福音》部分，也可以审慎地改成更平易的词，除非它们是引文的一部分。

我对此事之所以郑重其辞，是因为这是人们普遍提出的不满，而且提得完全有理。一位神学学者即使面对我国任何教区的最聪明的教民，不论他讲什么，也都可以用一种能使文化最低的人可以听懂的方式来讲的。这个论断必然正确，否则上帝是在要我们做力所不及的事了。逻辑家是否能找到例外姑置不论，我要请任何一位文学家考虑，那些令人迷惑的词当中，是不是二十个里有十九个是可以改得容易些，也就是改成任何常人自然而然地会想起的，可能也是那些爱用硬词的先生们自己也首先想起的一类词呢？

……

有一种怕被人看成学究的心理对青年牧师产生了恶劣影响。因为有此一怕，他们当中很多人就完全忽略了大学里的严肃课程，而专注剧本、诗歌和时事小册，为了想使自己能在茶会或咖啡店出现，他们称此为“进行高雅谈话”“认识世界”“研究人而不研究书”。这些本领运用讲坛上，就形成了一种古怪、紧凑、华丽的风格，讲究句调声节之美，而无切题或有意义的内容。我曾以极大的注意力，花了半小时去听一位这样的演讲家，但没有在他的通篇布道文里找到一个我能听得懂——更不必说记得住——的句子。另外还有人为了表示他们所学不限于哲学、科学或古代经典，喜欢用一种赌客的语言来说话，提出“藏牌”“洗牌”“骗住”“哄过”之类的词[6]，这种语言对听的人毫无益处，除非他们已经有过同小偷和骗子交朋友的经验。真如常言说的，可从交友看人，似乎还可以说，可从说话看交了什么样的朋友，无论根据公开演讲或私下谈话都行。

要把我们当中的风格缺陷一一列举，我的话会说不完，所以我就不谈鄙陋、琐碎（往往伴之以虚夸）等方面，当然更不谈潦草、下流之类了。现在只想请你提防两点：一是过多地用乏味的、不必要的形容词，二是特别去找一些套话来用，有头脑的听众特别憎厌它们，何况它们也不能像你的天生语言那样清楚地表达你的意思。

虽然如我所言，这个国家里人们没有好好学习我们的英语，但是写文章的毛病并不出在缺乏了解，而十有九次是由于想装门面。只要一个人的思想是清楚的，最恰当的词会马上自动涌上来，他的判断力会告诉他该把它们排成什么秩序，以便使人们最好地理解它们。不用这个方法，则往往是另有企图，如为了显示学问、口才、高雅、关于世界的知识等等。总之，人做任何事如要达到完美，纯朴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写文章方面。

……

我对于您在讲坛上该如何自处的想法，便于谈的已经都谈了。您在生活里的行为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可以提供看法，如果您赞成我已写的这些，表示愿意多听听的话；如果不是这样，则我已经冒渎您太久了。

我是，先生，

　您的深情的朋友与仆人，A.B.

1719—1720年1月9日

[1] 此句原文为拉丁文。

[2] 英文中最著称的散文作品之一，至今为学英国文学者所必读。文章的特点在于以献策者的口气郑重其事地提出一个空前残酷的建议，里面数据充实，列举的理由也颇有条理，使人一时难以确定作者的真正用意。当然，事实上，他随处都有提示。用文雅的笔调写如此残酷的想法，正是为了把爱尔兰的惨状最鲜明地公之于众，在这点上斯威夫特是完全成功了。原文颇长，此处仅译部分段落。

[3] 这信大部分谈青年人应如何运用语言。斯威夫特关于风格的有名定义即在此出现。他主张写得平易晓畅，反对故作高深，以各种奇怪名词唬人，举了许多实例，很有说服力。而文章本身写得如此清楚、文雅而又有力，实践了“把恰当的词放在恰当的位置”的主张，又从正面提供了优秀散文的典范。

[4] 这些词的英文原字是：omniscience，omnipresence，ubiquity，attribute，beatifickvision。

[5] 它们的英文原字按作者原拼法是：excentrick，idiosyncracy。富于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后世仍很流行，特别是最后一词，成为政论、哲理文中的常用语。

[6] 这几个词的英文原文是：palming，shuffling，biting，bambooz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