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却特（V.S.Pritchett）是当代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也写文论和游记。他与《新政治家》周刊有密切关系，曾主持该刊文艺栏多年。

这里从他出版的游记合集《国内国外》（1989）选译三节，分别谈爱尔兰人性格，加拿大法语区的魁北克市，西班牙的巴塞罗纳。这些游记是为《假日》杂志撰写的，属于观光印象记之类，不求深刻，但仍观察敏锐，文笔也跌宕生动。

From At Home and Abroad

世界上每一个酒吧里，都有人在等待我进去。他老练地判断我倾听的能力，用钓钩般狡猾的舌头，挂着一句我忍不住要倾听的话。就说加拿大讲英语的哥伦比亚省吧。一列火车正从温哥华车站缓缓驶出。在卧车厢里，就有这样一个人坐在我身边。火车刚刚离开站台。这时，几座粮仓出现在眼前。

“那些粮库盖得真快呀！”他说。

“是新的吗？”

“旧的两年前烧了，我最清楚，”他说，“是我放的火。”

“别开玩笑了！”

“反正都说是我干的。谁都怪我。倒车的时候，我的卡车撞上了电线。”

“你伤没伤着？”

“那怎么会。”（语气轻蔑，声音却柔和快活）“就听见一声大爆炸。粮库全烧光了。”

他用平静、柔和而清晰的声音讲事情的经过，用躲躲闪闪的暗示吊我的胃口，想让我与他在想象中共睹一场伟大的灾难。这是他与众不同的性格。“那老粮库房子太难看。”他说。

他，就是爱尔兰人。

遇到这种情况，你就遇到了英语世界里一个老掉牙的笑话。开头是：“一个英格兰人、一个苏格兰人和一个爱尔兰人正坐在火车上。”最后是：“于是，爱尔兰佬说——”要是加进一个威尔士人，笑话就没了，就会变成一场正儿八经的历史闹剧。

历史的命运靠什么鬼使神差的灵感，把这四个不调和、爱争吵的民族，困在了欧洲大陆潮湿多雾的大西洋岸边的几个小岛子上，让他们得不到文明的甘露、靠相互依赖度过了将近二千年的生活？为什么这四个民族有着紧密相连的共同历史，而爱尔兰人的性格——且不说爱尔兰民族或国家——却总是落拓不羁、与其他三个民族的性格截然不同？简单但并非完满的答复是：爱尔兰人独守一岛，而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却只能在同一个岛上共处。可是，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在任何一个有大批富于冒险精神的英国人定居的英语国家，恰恰是爱尔兰人离群索居，保留着自己的民族、国家、两种宗教和个性的意识，而没有被同化。当然，历史上也出现过爱尔兰姓氏和爱尔兰后裔的西班牙和美籍西班牙望族。他们的确被同化了。爱尔兰人喜欢拿这一点做文章，说他们出走别国，是他们与不列颠人的斗争引起的。可是你会问：不是也有苏格兰和英格兰人，曾经把自己的姓氏赋予外族，丢掉了自己的民族特征吗？但一般来说，不列颠人的生命力在于他们创立的体制；爱尔兰人或爱尔兰人后裔的生命力在于他的民族性。

在某些气候条件下，尤其在爱尔兰西部的气候条件下，爱尔兰岛犹如得到了新生。这里的云层仿佛刚刚从大海中诞生，茫然地四处飘游。整个岛子如同小孩子用简单的色彩随便涂抹出来一般。爱尔兰岛像一颗绿宝石，但更像易逝的昙花。这自然是大西洋的气候和光线在作怪。有时候，它们也许连续几小时不来作怪。碰上这种漫长、灰暗、沉重的时候，岛子就里里外外一副阴沉气象。爱尔兰岛的性情多变和喜怒无常是举世无比的。它能在你的眼前，把世俗的面目变得神秘莫测。

爱尔兰的空气是大西洋的空气，但又与缅因州的截然不同。这是被西风催发的空气，潮湿中带着雨意。这种空气，在四面环海、云气缭绕、长满石南草的岛子上，令人昏睡。你会感到时而兴奋、时而欲睡。有一天，我在科奈摩拉的一小块田边，靠着一堵松动的石墙站着。田里有一位老人在晒草。“这块地里有不少人睡过觉呢。”他对我说。

气象学家认为，在爱尔兰，一个人一天当中面临的气压变化，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更突然、剧烈，而且频繁得多。爱尔兰人走路，一会儿轻快得像小鹿，一会儿沉重得像背负着云天。我住在科克，很少能十一点之前起床。那么利莫里克呢？三一学院的奇才、著名的约翰·马哈菲曾经说过，全西欧的城市中，只有在利莫里克，到上午九点半，还能看见苍鹭鸟若无其事地站在大街上。现代的利莫里克城不会再有这类奇事了。如今它毗邻沙农河新兴工业区，到处是推销商、工程师、德国机械师和往来于大西洋两岸的游客。到上午九点半，你只能在心头怀念苍鹭鸟了。

如果说气候塑造性格，我们就能看出大西洋的岛国气候对爱尔兰人有什么影响。这里的空气和变幻不定的天空与光线，能在一两个小时之内使青山变黄、变紫、变蓝，再变成阴灰。因此，这里的人就格外注意事物的无常，就常处于梦想或绝望的状态中。在科克、凯里和高尔威等地的山区地带，地势相隔几英里就有所变化。在周围都是美丽乡村和富裕农庄的中部地区，也会突然出现褐色的沼泽地和草木摇荡的草原。在所有这些地方，天气都同样变幻莫测。有的乡村树木葱茏，土地肥沃，景色很美，但那里的村庄和城镇却灰蒙蒙的很难看。这正好揭示出梦中度日的另一特征：本来一天就没有多少清醒的时刻，何苦费心去改造房屋。你会说，建这些房屋的人，对于不得不住在砖石瓦灰中间非常不满。古老的爱尔兰民族从来就没有建造过乡镇。这是盖尔人学者阿兰·乌舍说过的话。他的观点自然遭到了反对。但爱尔兰人对不列颠人还有一种更加别出心裁的不满情绪。他们说不列颠人从来没教过爱尔兰人怎样造房子。许多爱尔兰曾经有过的东西——城堡、磨坊、库房、壁垒、教堂、农舍等等——都因为战争或者没人居住而遭到了毁坏。于是，当我们从气候转向历史的时候，我们所经过的是这样一片土地：在这里，真实的东西都由于这样那样的疯狂梦想，而被破坏了。

因此，关于爱尔兰人的性格，我们首先可以冒昧提出的一个论断就是：它的本质是梦想与现实的冲突。爱尔兰人自称为现实主义者，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观点。有谁能像刚从梦中醒来的人那样，对现实投以如此冰冷而惊恐的目光！萧伯纳在《英国佬的另一个岛》里，通过莱里·道尔之口，表达了爱尔兰人性格中的愤世观念。爱尔兰人在情感爆发时，常说出尖锐深刻的偏激话。道尔的台词正是这样：

爱尔兰人的想象力永远不给他安宁，不使他信服，不让他满意，却反而使他不能正视现实，不能应付、操纵和战胜现实。别人能做到这些，他只会嘲笑别人。……嘲笑别人就省了自己费力。什么都省掉了，就是省不掉想象、想象、没完没了的想象。想象是一种折磨，没有威士忌就无法忍受。终于，现实的一切你都不能忍受了。你宁肯挨饿也不愿做饭，宁肯身上脏乎乎的穿破衣服，也不愿劳神洗个澡换身新衣。你在家里唠唠叨叨地吵个没完，怨你老婆不像天使；你老婆也瞧不起你，说你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可是同时呢，又是没完没了的狂笑——可怕、愚蠢、恶作剧般的笑！笑！笑！永远都是嘲笑、都是嫉妒、都是愚蠢……

这段话是典型的爱尔兰人的自嘲。在这里，一个富有想象的人，突然对“国家的不幸”这一爱尔兰人的中心话题产生了感想，把监狱说成了光荣的发源地。但是，对于一片连续几个世纪遭受大大小小的战争、奴役、政治谋杀、死刑、饥饿、背叛等种种灾难摧残的土地，“国家的不幸”这两个词又是何等绝妙的遁词！爱尔兰人在嬉笑怒骂之中，自然充满幻想，愤世嫉俗，而莱里·道尔却只是显口才。实际上，爱尔兰人的头脑也是古老而富有人性的：他在没喝酒或甚至喝了酒的时候，都不否认原始的命运和人间的过失。爱尔兰人头脑中的那一丝残酷，属于被后来年轻的文明覆盖了的异教社会：那是基督教来临之前的悲剧生活中的残酷。

来到加拿大最激动人的城市蒙特利尔，就来到了两个种族冲突的焦点，就进入了广袤的魁北克省。蒙特利尔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这个工业港口城市，在码头的船只排出的烟雾笼罩下，颇有点伦敦的气概。这是个有影响的地方。晚上，高楼大厦像充了电的石板立在空中。白天，不息的车流涌过宏伟的圣劳伦斯河上的一座座桥梁，街道非常拥挤。穿过充满意趣的街道，便可登上那座像火山般耸立于市中心的小山。在城里的法语居住区，建在楼外的楼梯和拥挤的阳台（阳台上总有一家几口人坐在枫树荫下的摇椅上）给这里的建筑增添了一分新奇。这里有漂亮的教堂，也有两所名牌大学。

蒙特利尔有一种稀奇古怪的英法混合因素。在一家经营方式和礼俗上纯属英式的法语加拿大俱乐部里吃午饭，会给人一种奇特的感觉。让人高兴的是，这儿还保存了旧式的法国小酒店，没有加拿大其他地方那类气氛压抑的特许烟酒店。从练兵场附近的一家法国小酒店里，走出来一位老人，显然喝了不少酒。他用他的人民特有的自嘲精神，潇洒地冲我们挥挥手臂，喊道，“法国万岁！”蒙特利尔的剧院一向很活跃，从来没有死气沉沉的时候。演员也有很出色的。我在一家偏僻的小剧院里，看了一出费多的《极乐旅店》，比几年前我在伦敦看的要演得好。它受家庭观众喜爱，呆板的清教徒们却不去看。蒙特利尔有美国的豪华、伦敦的精明、纽约的活泼、欧洲的放肆。

这两种文化、两种宗教之间的对立是很刺激头脑的。然而，在政治和商业圈子以外，这两个民族却很少来往。他们像两条不同的河流，被发生在二百年前的事件连到了一起——如果追溯到开始做皮毛生意的时候，则不止二百年了。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是历史上最早在北美大陆北部定居的人口。问题也出在这里，因为他们的经济与历史地位极不相称，对这一事实，直到几年前他们还甘心忍受。现在不了。这些曾经组成一个节俭、呆滞的社会的农民，是北美大陆唯一地道的欧洲型农民。自从十七世纪以来，他们几乎从未改变过自己的习俗和思想。他们的政治生活是空话连篇而腐败的；他们的教育受宗教支配，无法使人适应现代生活。但是自从二战以来，这个农民阶层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并可能给加拿大的生活的平衡带来巨大影响。魁北克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吸引人的省份。

在巴塞罗纳是没时间想过去的。这是个富裕繁华的城市，是西班牙纺织业的中心。它那巨大的港口泊满船只，交通繁忙。在这里便能见到地中海沿岸的推销商。这些头脑精明、一心想赚钱的人，扯着嗓子喊他们的发财梦，喜欢富丽堂皇的大东西。整个城市充满一种修辞似的浮夸气氛。宽阔的街道便如同自命不凡的演说词。晚上驾车出游的人，六人挤一辆车，在大元帅街上兜风显阔。饭馆是最现代化的。富人富得很，但城里也吸引了南方贫穷的农民。多年以来，这个加泰隆人的城市一直想脱离马德里，并且还反抗过佛朗哥。可如今，对加泰隆语的崇拜日趋消亡，要求独立的愿望不复存在，无政府运动也已经幻灭。过去的一切都随着加泰隆地区增长的富足而荡然不存了。

虽说如此，巴塞罗纳仍有它的双重性格。它坐落在群山脚下，蔚为壮观。但山顶上却建了一座糟糕透顶的仿拜占廷式教堂，凌驾于全城之上。这种铺张也是马赛城的特征。它是那种可怕的“圣心大教堂”格式的反映。正是这种格式，使本世纪的拉丁教会建筑艺术走上了末路。比较合适的铺张，要算那名声不好的新艺术派“大教堂”，名叫“神圣家族”。还没建完，它已在建筑师中间成为一种时尚了。不过，巴塞罗纳除了花哨的一面，也有另一面，那就是固有的地中海特色。那些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个性暴烈的小摊、小店和小酒馆。

正是在这些地方，你才能领略地中海生活中的另一个基本特征——耐心。这也许是一种古老的情感，是早期群体生活的遗踪。漫步在街头人行道边的林荫下，你会听到从某一处古老的十八世纪的广场上传来的口哨声和击鼓声。广场中央的平台上，有一支小乐队奏出尖厉幽怨的笛声，一群年轻人正随着乐曲跳舞。这是一种叫作萨尔达纳的小型民间舞。它没有西班牙舞特有的那种旋转和跺脚，而是无休止地重复着，像一曲纯朴的牧歌回响在现代化城市的中心。每到傍晚，在加泰隆地区所有的乡镇上，都能见到这种舞蹈。孩子们跳，他们的母亲也跳。如果在下午六点钟，你见到某个海滨小镇上有人在跳这种舞，你就会感到跳舞者似乎在用双脚踏出地中海在平静的时候特有的那种平缓然而有力的微波。这平缓是一种甜美的单调，是地中海的本质之一。

地中海边的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自己需要的东西应该是什么样子、从哪里来。在饭馆里，对每一样饭菜他都要仔细盘问，问是怎么做的。假如他有丁点疑虑或失望，他就会理直气壮地抗议。于是，厨师常常在客人吃到一半的时候，忐忑不安地从厨房里出来查看顾客对他做的饭菜有什么反映。不满意就说出来，这是件光荣的事。商店里也一样。售货员耐心地把所有的布、所有的鞋都拿给顾客看。如果顾客什么都不买，他绝不会怪人家，反而会赞叹顾客的眼光。因为生活并不是买卖；生活是得到你确实想要又买得起的东西。最要紧的是愿望；要满足愿望，就少不了耐心，就不必吝惜时间。

愿望的满足对所有西班牙人都极其重要，即便是有时不承认自己是西班牙人的加泰隆人也不例外。有一次我不得不中断我的地中海之行。后来我从巴黎来到马赛。在火车的餐车里，一个胖大的加泰隆人正在吃饭。他一边使劲喝葡萄酒，一边冲着周围的人喊叫。天热得很，他要求打开车窗。别人不愿意，因为车开得太快，窗户打开就会把餐桌上的东西都吹掉。在规章制度方面，法国人都是了不起的律师。他们摆出智慧上的权威的决断气派来制定法规。西班牙人讨厌法国人这种优越感。因此这位加泰隆人先是一愣，接着就爆发出了西班牙人的愤怒。他甩拳头砸碎了窗户。砸了窗户便显示了他那粗鲁的男子气，砸完他还叫喊着再给他添酒。

法国人对外国人的古怪行径——尤其是外国人在餐车里的古怪行径——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只说如今下等人也在旅行了，可他们还有别的顾客去照顾，于是他们就给这位加泰隆人送上了账单。加泰隆人仔细看完，打开一个塞满钞票的钱夹。他心里估计了一下这顿饭能值多少钱——他觉得值不多。他掏出五个法郎放在桌上，来付这顿四十法郎的午餐，并且用震撼全车厢的大嗓门说，他一分钱也不多给。

地中海边一出典型的喜剧——更精确地说，一出法人与西班牙人的喜剧、两种文化的对抗——就这样发生了。法国人崇尚“莱格勒芒”，即法规或制度。他们的制度如同用抽象的语言起草的书面章程，能应付各种不测事件。他们不慌不忙地将其付诸实施。一位普通招待喊来了高级招待，高级招待又喊来一个讲西班牙语的人，讲西班牙语的人再喊来领班，领班又喊来一两个管理人员。来了一大堆人。可那西班牙人不吃这一套。一声低语过后，有人跑到旁边的车厢去找当局。他来了。是个干净利索的伙计，挂着红白蓝三色条条的共和国标记。“我命令你付账。你有什么意见？”

西班牙人马上做出了坚决的回答。他的回答正表现了那种冥顽不化、不可动摇的西班牙个性。他喊道：“I Porque no me de la gana！”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因为我不想付账”，而是“付账的愿望或意志没来找我”。有愿望自然就能行动。可是如果没有愿望，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便不可能有行动。这就如同你把意愿从肠子里排了出来。

“拿护照来。”警官说。原来他正是警官。

加泰隆人刚才那声发自心底的大吼耗尽了他的气力。他像小孩子似的乖乖交出了护照。半小时后，我见他站在他的包厢门口的过道上。他岁数不小了，这时候十分忧郁。我没好意思问他出了什么事，只看见包厢里坐着四五个年轻的西班牙人，全是一副温和而伤心无奈的样子。其中有一个人正轻轻拨弄吉他，门外的这位老人就伴着琴声，用平静断续的声音唱歌。我只听见一行，意思是“我是穷人，你伤了我的心。”这情景如同目睹一场个性死亡的葬礼。这种百般无奈，暴怒之后突然归于冷漠的情绪，即便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地中海边的加泰隆人也摆脱不了。跨过边境，在对面的法国，在阿尔或者马赛，你只要看到那种无奈、冷漠、茫然自悲的神情，你就知道那是西班牙人。

（杨国斌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