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二十世纪的英国散文，人们会提到比尔博姆（Max Beerbohm）。他活到八十多岁，从王尔德的文友演变成为三十年代以后广播电台上的常客，经历了文坛上各种流派的起伏，而始终以温和的讽刺见长。他的漫画也很有名，也主要是讽刺文坛人物的。

这里选译他的一篇短文，是写于1954年的广播稿，谈他与名作家亨利·詹姆斯之间的一次来往。

1956年9月14日星期四播讲

我想是1906年初春一个下午吧，我同亨利·詹姆斯之间发生了一件事。后来我觉得这事奇怪地但又确实地像他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的素材。他写过不少小说是关于这个题材的，即一个年长、地位崇高的伟大作家同一个热诚的青年崇拜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

我在赴了索默塞特·毛姆在卡尔登旅馆举行的午宴以后，走路回我所住的塞维尔俱乐部，那时候它在劈卡迪里街的南端。一家刚创办的月刊登了亨利·詹姆斯的一篇小说，叫作《天鹅绒手套》。我径直朝俱乐部走去。当时东北风劲吹，我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大衣，所以走得很急。不过怎么说我也会快走，因为我急于读那篇小说。我还未下完山坡，半路上看见一个似乎熟悉的人在慢慢地向上走。我必须解释一下，以前我只在客厅和餐厅里见过亨利·詹姆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粗浓而又整齐的神气眉毛。而今天他戴了一顶旧的大礼帽，帽檐几乎压在眉上，我也就没有立刻认出他来。他倒看出了我，用他那十分踌躇的方式打了招呼。他说他刚从莱伊的家上伦敦来。他又说他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亲戚”，问我有什么新的画展可看。我总算能告诉他有些很好的画在格拉夫登美术馆展出。他拐弯抹角地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去看。我感到很荣幸，但使我惊讶的是，我听见自己马上答道：“呵，对不起，我去不了。三点半我得到堪辛顿去 。”“啊，”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老是给一大堆约会缠住了。好，好……”就向坡上走去了。

是什么叫我扯了谎？不仅是因为正吹着东北风，我只穿一件薄大衣，怕要慢慢地再爬那坡路一次；也不仅是因为我有一种预感，感到他会像我那样称赞格拉夫登美术馆展览中那幅最好的画——青年画家奥古特斯·约翰的《微笑的女人》。主要是因为上面说过的我急不可待地要读《天鹅绒手套》。

现在我坐在塞维尔俱乐部，读着这篇小说。当然写得极好，但是我发现我的心常要跑野马。小说似乎写得不够典型，没有强烈的詹姆斯本色，比不上他可以用我们之间刚发生的事作为题材来写的，关于一个门徒忠诚地——还是不忠诚地？——爱大师的作品超过大师本身的故事。

（写于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