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卡莱尔（Thomas Carlyle），人们会想到一个性格倔强的苏格兰佬，甚至一个在旷野里大声疾呼的《旧约》中先知般人物。这样的一个人活跃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已深的英国，似乎是生错了时代。

正相反，他是应运而生。当时的英国需要他的敏锐眼光来剖析社会病症，而他也不负所望，谴责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把劳苦人民扔进了“暴君的铜牛的该死的铁肚里”，还准确地指出在历史上的悲惨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纽带是现金交易”。

当时的英国也需要他的大声疾呼的散文风格。他宁可说得过头，叫得太响，也不来英格兰绅士们温文尔雅的一套。他是强调的能手，重笔的大家。英文文章中大写字母用得最多，到处浓圈密点的，恐怕也是他了。

这位有心人却不是真正的过激派，他的眼睛看向过去，并且主张由强有力的个人来统治群氓。越到后来，他的这种主张越顽固。他要人们注意劳动者的痛苦生活，目的只是为了怕他们起来革命。到了这时候，我们就又感到他的文章太像高声宣读的演讲词，强调有余，而说理不足了。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这样，早上六点，胜利的国民议会休会了。消息像附在金翼上在巴黎上空飞扬，进入监狱之中，点亮了那些准备死亡的人的脸，看守人和从高贵地位降为待宰羔羊的罪人们沉默着，脸色铁青。这是1794年7月14日或称热月十日。

福基埃只需验明犯人了，他们已处于“法律之外”。下午四时，巴黎街上空前拥挤。从司法宫到革命广场，死囚车要走的路上，只见一整条密集而动荡的人流；沿途所有的窗口挤满了人，连屋顶和房脊都站着奇怪地高兴着的好奇者。死囚车载着各色各样的罪人，从马克西米连到费娄里欧市长到西门皮匠，一共二十三个，滚动着过去。所有的眼睛盯着装罗伯斯比尔的一辆，他的下巴裹着脏布，旁边躺着他半死的弟弟和半死的亨里欧，都已完全垮了。他们的十七小时的痛苦就要结束了。宪兵们把剑对着罗伯斯比尔，替人们指出目标。一个女人跳上囚车，一手抓住车边，一手挥动，像女先知似的大声叫道：“汝之死，我之乐——乐极！”罗伯斯比尔张开了他的眼睛。“恶霸！下地狱去吧，带着所有妻子和母亲们的诅咒！”在刑台下面，人们把他放在地上，等轮到他了，把他抬了上去。他眼睛又张开了，瞧见了带血的大斧。一个壮汉把他的上衣扯下来，接着扯掉他下巴上的脏布，下巴掉了下来，他叫了一声，声音凄厉，神情太可怕了！大力士，快下手吧！

壮汉下了手，人群一阵又一阵地欢呼。这欢呼声延伸着，响在巴黎上空，响在整个法国上空，整个欧洲上空，一直传到当今一代人的耳朵里。罪有应得，同时也不应得。啊，可悲的阿拉斯地方的律师，难道你比别的律师更坏么？在那个时代，按照他关于正直、仁慈、道德之乐等等的准则、信条、口号种种，没有人比他行事更严格。如果生在一个幸运的平静时期，他有资格成为一个绝不受腐蚀的、死板板的模范人物，会有人替他竖大理石雕像和诵悼词的。他的可怜的房东，那位圣昂诺雷街上的细活木匠，爱着他；他的弟弟为他而死。愿上帝对他仁慈，也对我们仁慈！

From Past and Present

生命对于人们从来不是五月天的游戏；在所有的时候，哑巴似的几百万群众为劳作而生，他们的命运总是漆黑的，承受多种苦难，冤屈，沉重的负担，可避免的和不可避免的；毫无游戏，只有苦活，干得筋骨酸痛，心头愤怒。

我还相信，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哑巴般的几百万劳动者的命运像眼前这样完全无法忍受。使一个人悲惨的不是死，甚至不是饿死，无数的人死过，所有的人都必死——我们所有的人都将在火焰车的痛苦里寻到最后归宿。悲惨的是活得可怜，而不知为什么；是工作得筋骨酸痛而无所得；是心酸，疲惫，却又孤立无援，被冷冰冰的普遍的自由放任主义紧紧裹在中间；是整个一生都在慢慢死去，被禁闭在一种不闻、不动、无边的不正义之中，就像被扔进了暴君的铜牛的该死的铁肚里一般。对于上帝所造的所有的人，这是——而且永远是——不能忍受的。那么，又为什么要对法国革命、宪章运动、三日叛乱感到奇怪？当前这时代，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真是史无前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