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兹列特（William Hazlitt）是浪漫主义时期的大散文家，与兰姆齐名，但写法不同，不模仿古人句法，不用生僻的词，提倡平易风格，自己也写得平易；他想象丰富，行文气势磅礴，一泻如注，其特色在此，其病也在此，因为他常翻来覆去地说一个道理，例证和引语也特别丰富，反对掉书袋而实际上仍在不断地掉书袋，所以读者须有耐心，才能把他的文章读完。拯救了他的冗长的是他那些不断涌现的警句——“荣誉之殿建在坟墓之上”，“爱自由是爱别人，爱权势是爱自己”，“在所有的仆从当中，最低级的是文学仆从”，“英国人（我们得承认）是一个嘴巴不干净的民族”，等等。加上他是一个民主派，对许多事物有新锐见解，论点鲜明，说理透彻，文章有一种感染力，所以一开始感到不耐烦的读者往往最后仍是被他征服了。

这里选译的是他的名篇《论学者之无知》的后半部，文章对于许多学者脱离实际、不晓世事的弱点作了淋漓尽致的揭发。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的毛病，当然是入木三分的。赫兹列特崇拜的是感性知识，是大自然和以大自然为范本的艺术；这表现了他的个性，也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学者们当然是能在某些细节上挑剔他的，说不定还会就他引证的不确实而嘲笑他，但是他处于浪漫主义的浪尖，有那重人生反书本的潮流在推他前进，所以正同他在此文中所说的，最后笑的恐怕仍是他。

From On the Ignorance of the Learned

一个仅仅知道书本的学者，必然是连书本也不懂的。“书并不以用处告人。”[1]他对书所说的事情毫无所知，又怎能把书读懂？饱学的书呆子只会读别的书所构成的书，而别的书又是由另外的书构成的，如此推溯无穷。他学舌于别人，别人又学舌于另一些人。他会把一个词译成十种语言，却不知道这个词在任何一种语言里所指的东西。他把引证权威的权威之言和包含引语的引语塞进脑子，而关闭了自己的五官、智慧和心灵。他不了解人间的箴言和风俗。他对于不同人物的性格茫然无知。他看不见大自然和艺术的美，对他“眼与耳的广大世界”[2]是关了门的，而“知识”除了一个通道之外也“完全闭塞”[3]了。他的骄傲随无知而增，他所不知其价值因而认为不值一谈的事物越多，他的自视也越高。他对绘画一无所知——不论是蒂香[4]的色调，拉斐尔的优美，道明尼钦诺的纯洁，考里吉奥的笔法，波山的才学，纪多的风度，卡拉齐的趣味，米开朗琪罗的雄迈线条，所有这些意大利画派的荣光和法兰德斯画派的奇迹都看不见，而它们正是人们看了眼睛生辉、千万人花一生来学习和模仿而学不到手的珍品。对于他，它们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只不过是一个古字，一句废话；这也是无怪其然的，因为他不见也不懂大自然中有它们的范本。他的墙上可以有一幅鲁本斯的温泉图或克劳德的魔堡挂了几个月之久而他一次也未看见，而等你指出它们，他就掉头而走。大自然的语言，艺术的语言（而艺术只是另一面大自然），是他完全不懂的。的确，他提起过阿贝尔斯和菲提亚斯[5]，但只因他们在古代著作中有名；甚至称赞过他们作品为奇迹，也只因它们早已无存了。当他站在爱尔琴大理石雕塑[6]前面，亲眼看见最精美的古希腊艺术残品的时候，他的兴趣只在这群雕塑曾经引起过一场学术争论，或者一件相同的事，即学者们曾因一个古希腊文小品词吵过架。他对音乐同样无知，不论是无所不精的莫扎特的乐曲或者山上牧童的笛声都不能“打动”他。他的耳朵是钉在书本上的，被希腊文拉丁文的音调和课堂上的杂音和背书声弄得失去感觉了。那么，他对诗该有点知识吧？他会数一行诗里有多少音步，一个剧本有多少幕，但对诗的灵魂或精神了无所知。他能把一首希腊颂歌译成英文，也能把拉丁格言诗译成希腊文，但是否值得这样费力，那他就推给批评家们去判断了。他是否对“人生的实践部分”比“理论部分”懂得多些呢？也不是。他不懂任何艺术或技术，任何行业或职业，也不会玩任何凭技术或凭运气的游戏。学问不会做外科手术，不会种田，盖屋，干木活或铁活；不会做任何劳动工具，做了也不会使；扶不了犁，用不了铣、钻、槌；不懂打猎，鹰猎；不会钓鱼，打枪；不懂马或狗；不会击剑、跳舞、击棍、滚木球、玩纸牌、打网球或任何别的。了解一切技艺和科学的教授不能实践其中任何一种，但可以为大百科全书写文章介绍它们。他不会用手，也不会用脚，不会跑、走或游泳，而且把一切真会这些体力或脑力技巧的人看作俗人、机械人，却不知要把任何一样做好，除了须有天赋之外，还要长期的锻炼和一种专门献身此道的精神。学者想凭苦读得到博士学位和院士职务，所需也不过如此吧——此后就可以吃喝玩乐一生了！

事情是明显的。任何人真正知道的范围极狭，限于他们的日常事务和经验，限于他们有机会能懂或有意愿去学或练的东西，其余都是装腔作势。普通人能用他们的四肢，因为他们靠劳动或技艺为生。他们懂得自己干些什么，也了解与他们来往的人的性格，因为他们需要这样。他们有口才表达情感，也有能力随意表示鄙视或引人发笑。他们天生的说话能力没有因向古文经典学舌而受阻碍，他们的幽默感和引用例证的能力也没有被埋葬在名言轶事集里。你可以在一辆从伦敦到牛津的公共马车外边听到许多好东西，超过你在那所有名的大学里花一年同学生或院长们相处所得；在一个小酒店里听人吵吵嚷嚷地争论中学到的人生至理，比在下议院里听一次正式辩论要多。一位乡下老太太能了解人的性格，并能用一个小市镇过去五十年里人们说的、做的、闲扯的有趣的掌故来说明种种，远过于一个当代才女从同一时期内小说和讽刺诗所形成的所谓学问里摘引来的东西所能做到的。真的，城里人可悲地缺乏对性格的了解，因为他们看人只见半身，不见全体。乡下人不仅知道一个人的经历，而且能从他的家世把他的优缺点，一如他外貌的特点，追溯到几代以前，还能用半世纪以前的一次通婚错误来解释他行为上的矛盾。学问家对这类事是一点也不懂的，不论在城里或乡下。超乎一切的是，社会上的群众是懂常理的，而这正是古往今来的学者所缺。老百姓根据自己判断行事，总是对的，一旦跟着盲目的引导人走，就都错了。著名的不从国教派牧师巴克斯特有一次在讲坛上扬言：“地狱是用婴孩的头骨铺成的”，几乎遭到基特敏斯透地方的善良妇女们用石头把他砸死；后来由于他能言善辩，又从古代宗教经典引用大量高深文句，这位牧师终于说服了教民——从而压倒了他们的理智和人性。

人的学问就是用来干这类事的。在文苑里耕耘的人似乎就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挫败一切常理，混淆善恶，方法就是利用传统的箴言和视为当然的先入之见，它们因年代久远而愈显荒谬。他们在假设之上再堆假设，堆得山一样高，于是任何问题都说不出明白的道理了。他们看事，不看其本身，而看书上怎么说，“有眼不视，闭塞聪明”，决心不看任何足以抵触他们的偏见或证明其荒谬的东西。人们几乎可以以为所谓最高智慧在于维护矛盾，把荒唐视为神圣。教条不论如何粗暴或愚蠢，一律盖上大印，作为天意放在追随者的头上，不从者则用宗教制裁加以恐吓。人的智慧用在探求真理和实用上的何其少！人的聪明浪费在信条和系统的辩护上的何其多！多少时间和天才荒废在神学争论、法律、政治、文字考证、占星学、炼金术之上！劳德[7]、威吉夫特、勃尔主教、华德兰主教、普里陀、波索勃、卡尔梅、圣奥古斯丁、普芬多夫、伐戴尔等人的著作，以及略为平易、同样博学、同样浪费精力的文章，出自斯加力格、卡丹、司哥比斯等人之手的——这一切给了我们什么实际好处？他们那成千上万的对开本、四开本的皇皇巨制里有多少道理？如果明天把它们统统烧掉，世界又会有什么损失？难道它们不是早已“进入卡普雷特家族的坟墓里”[8]去了么？可是想当年，它们岂不都是神谕圣言，如果你同我敢于说一不字就会被当众耻笑，从而常理和人性受到了耻笑么？可是今天是轮到我们来笑了！

现在可以就这题目作一个小结了。社会上最有头脑的人是干实事、通世故的人，他们从亲身所见所知发言，而不是根据事情必须如何的假定来纠缠细枝末节。妇女往往比男人更多所谓“良好的理性”。她们不像男人那样有种种借口，也不牵涉在许多理论之中，判断事物靠当时直接印象，因而也更准确更自然。她们不会推错道理，因为她们根本不推理。她们不是按定规想事或说话，因而说得更有说服力，更有风趣，更有道理。凭了会说话，有风趣，也有道理，她们一般能管住丈夫。当她们写信给朋友（不是为出版而作文），她们文章的风格也比大多数作家好。——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最会想办法，最无偏见。莎士比亚显然有一颗未受教育的心，既有新鲜的想象力，又有多方面的见解；而密尔顿的心是学院式的，他的思想和感情都有学院气质。莎士比亚不习惯于在学校里写论文扬善抑恶，因此他剧本里包含的道德不是装腔作势的，而是健康的。如果我们要知道人的天才的伟力，我们应该读莎士比亚，如果想看出人类学问的渺小，去读莎学家吧。

[1] 引自培根《谈读书》。

[2] 引自华兹华斯诗《丁登寺旁》。

[3] 引自密尔顿《失乐园》，第3章第50行。

[4] 蒂香及以后诸人，都是欧洲艺术史上的著名画家。

[5] 两人为公元前四五世纪的希腊艺术家。

[6] 爱尔琴伯爵从希腊掠夺来的古希腊大理石雕塑，现存伦敦英国博物馆。

[7] 这些都是宗教学者和神职人员。

[8] 语出莎剧《罗米欧与朱丽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