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George Orwell）写了两部政治讽刺小说，即《兽场》（1945）与《1984》（1949），在西方世界颇有影响。

他也写了大量散文，其中有纪实之作，如有名的《缅甸猎象记》，还有政治文章，文艺评论，等等。

在散文风格上他主张写得朴素，具体，反对现代政论文章中的空洞、夸张，特别厌恶套话，为此写了《政治与英语》（1946）一文，在四十年代文风争论中引人注目。他本人所写也确实朴实无华，而且清楚，有力。《穷人怎样死法》就是一个好例子。

他的文艺评论也是直抒胸臆，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下面选译的《里亚、托尔斯泰和“傻子”》一文就是有代表性的。他通过对托尔斯泰不喜欢莎士比亚《里亚王》一剧的原因的探索，指出剧中有一个人们不曾提过的隐含主题。话虽不多，却能道众多莎学者所未道。

How the Poor Die

1929年，我在巴黎第十五区的某医院住了几个星期。医院职员们先在接待处盘问了我一阵，让我答了大约二十分钟，才收纳了我。如果你在一个拉丁族国家填过表，你会知道他们问些什么问题。头几天我已不能把列氏度折成华氏，但我知道我的温度大约在华氏103度左右，等到盘问结束，我已站不住脚了。在我背后有一堆别的病人，听天由命的样子，各带一个花布包袱，在等待轮到他们。

盘问之后是洗澡，任何新来病人必须洗，像在监狱和收容所一样。我的衣服全被收走。等我在大约五英寸的热水里浑身打战地坐了几分钟，他们让我穿上一件夏布长睡衣和一件蓝色绒布的短晨衣——但没有拖鞋，因为他们找不到我这样大号的——把我带到外面露天地方。这是二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得了肺炎。从接待处到病房有二百码路，得穿越医院的园子。有个人拿了一盏灯在我前面跌跌绊绊地领路。我脚下的砾石路已有霜冻，风吹起我的睡衣，抽打着我赤露的小腿。一进病房，我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觉，这感觉怎么来的，到了晚上后半晌我才弄清。这是一间很长的房间，房顶较低，灯光暗淡，充满了低语的人声，有三排病床靠得出奇地紧。还有一种味儿，像粪便，却又有点甜兮兮的。我躺下后看见同我几乎正对的床上坐着一个上身赤裸的人，曲背，黄红色头发，正让一个医学生在他身上做一种奇怪的手术。

首先医生从他的黑包里拿出十几个像酒杯的杯子，接着学生在每个杯子里点上火柴，去掉空气，然后把杯子倒扣在那人的背上和胸部，吸起了一个个黄色的大疱。过了一会我才意识到他们在干什么。原来这就是拔火罐，一种你可以在老的医学课本里读到的疗法，而我一直模糊地以为是人们用来医马的。

刚才外面的冷空气大概使我的温度降低了，我注视着这个野蛮的治法，客观地，甚至感到有趣，可是接着医生和学生走到我的床边，把我拉起直坐，一句话不讲，就在我身上扣上那几个用过的杯子，根本未经消毒。我微弱地喊了几声，但全无反响，就像我是一头野兽似的。这两人对我不动声色就动手的样子确实令我难忘。以往我从未住过医院的公共病房，让医生一言不发地、根本不注意到你是人那样摆弄你，对我还是第一次。他们把六个杯子扣在我身上，接着把拔起的疱一个个划破，再扣上杯子，结果每个杯子吸出了一勺多的黑血。他们这样在我身上搞，搞得我又窘，又气，又怕，最后我躺下了，以为这一下他们该放过我了。可是不，完全不。又有十种治法来了：芥末泥罨，似乎也是一种规矩。两个邋遢的女护士已经把泥罨准备好了，她们把它像紧身衣那样紧紧绑在我的胸口，这时一些在病房里转来转去的穿衬衫和裤子的人开始在我的床前，带着半表同情的笑脸。后来我才知道看病人上泥罨是病房中人爱看的玩意儿。上泥罨一般花一刻钟，确是很滑稽——如果你不是被罨的人。前五分钟痛得很厉害，但你以为你忍受得了。第二个五分钟你不这样以为了，但泥罨袋的带子扣在你背上，想脱也脱不掉。这是旁观者最乐于看你的时候。等到最后五分钟，我倒麻木了，不觉得太痛了。泥罨拿走之后，一个内装冰块的防水枕头塞在我的颈下，这样我才算没事了。这一夜我没睡着；就我所记得的，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夜——我是说完全没有睡着，一分钟也没有。

……

离我十几张病床是57号病人——我想他是这个号码——他得的是肝硬化症。病房里的人全认识他，因为他常被用作医学课的标本。一周有两个下午，一个神情严肃的高个医生在病房里给学生上课，不止一次让人把57号用小车推到房子中间，医生把他的睡衣拉下，用手指划着这个人肚子上皮肤松弛、鼓起很高的一个地方——我想就是病肝所在——一本正经地说这病是由于喝酒过度造成，在爱酒的国家里常见。照例他对病人不说一句话，不对他笑一下，或点个头，没有任何认识的表情。他讲时神情严肃，身子挺直，双手托着那个有病的身体，有时还摇摆它一两下，姿势就像妇女使擀面杖。57号本人倒也不在乎。显然他是这里的老病人，经常被用作上课的标本，他的肝也早被指定不久要放在病理陈列室的一个酒精瓶里了。他对于别人说他什么完全不感兴趣，只躺在床上，无神的眼睛什么也不瞧，听任那个医生把他像一件古瓷器一样向人们介绍。他年约六十，身子萎缩得可怕，白得像羊皮纸的脸已经比玩具人大不了多少了。

一天早晨我旁边那个皮匠扯我的枕头叫醒了我，那时护士们还未到来。“57号！”他把手臂举过头顶，做样子。病房里有一盏灯点着，勉强可以看见东西。我看见57号老头侧身躺在那里，缩成一堆，他的头悬在床边，脸对着我。他在晩上死了，谁也不知道确切时间。护士们来了，听到了他的死讯，毫不在乎，照样做她们的事。过了很久，可能一个多小时之后，两个护士并排进来，像一对军人走正步。木底鞋嘎嘎作响。她们把尸体裹在床单里，但没有把它移走。这时光线更好了，我有时间把57号好好看了一下。我是侧身躺在床上看的。奇怪的是，他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欧洲人尸体。以前我看过死人，但总是亚洲人。而且常是暴死的。57号的眼睛还睁着，嘴也张着，他的小脸现出痛苦挣扎的表情。最使我难忘的是他脸上的白颜色。过去它就是苍白的，现在则同床单的颜色差不多了。

From Lear, Tolstoy and the Fool

《里亚王》是一个好故事，但又是一个同托尔斯泰的历史出奇地相似的故事。人们不会看不出两者之间有总的相似之处，因为托尔斯泰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就同里亚的一样，是自动放弃权利的重大举动。他在老年放弃了他的财产、爵位、版权，而且作了努力——真诚的努力，不过没有成功罢了——要脱离他那特权地位，去过一个农民的生活。但更深刻的相似还在于托尔斯泰，像里亚一样，是从错误的动机出发去做这件事的，并且同样地没有得到所求的结果。在托尔斯泰看来，每个人都以快乐为人生目的，而要快乐，唯一的途径是执行上帝的意志。但是执行上帝的意志意味着抛弃一切尘世乐事和野心，完全为别人而生活。所以说到最后，托尔斯泰之所以放弃尘世是因为他期待这样做会使他更快乐。但关于他晚年如有一点可以确定的话，那就是他不快乐。相反，他身边的人的行为几乎把他逼成疯狂：他们迫害他，正因他放弃了权利。像里亚一样，托尔斯泰不是一个谦逊的人，也不善于看人。有时他又回到了贵族的态度，尽管身上穿的是农民的罩衫。他甚至也有两个孩子，一开始他信任他们，后来却被他们背弃了，当然他们没有用芮艮和戈奈丽尔那种惊世骇俗的方式。他对于性欲的过分的厌恶也明显地同于里亚。托尔斯泰说婚姻是“奴役，厌腻，反感”，是忍受与“丑恶、污秽、臭气、脓疮”同居，可以同里亚一段有名的愤激的话相比：

神祇占有腰部以上的领域，

底下就全归了魔鬼；那里是地狱，

是黑暗世界，硫黄坑，烧着，烫着，

溃烂，臭不可闻……[1]

虽然托尔斯泰在写文论莎士比亚时还未能预见，甚至他生命的结局——无计划地突然穿越荒野而走，只有一个忠心的女儿做伴，最后死于一个陌生村庄的小屋里——也隐约地使人记起了《里亚王》。

当然，我们不能假定托尔斯泰认识到这种相似之处；如果你向他指出，他也未必会承认。但是他对此剧的态度必然受到它的主题的影响，放弃权利，分掉土地，这是一个他有理由感到深刻触动的题目。因此他可能被莎士比亚在这里所提出的教训所激怒，所扰乱，超过其他剧本——例如《麦克白斯》——因为它们不密切接触他自己的生活。但究竟什么是《里亚王》的教训呢？显然有两条教训，一条是清楚的，另一条是隐含在故事之内的。

莎士比亚一上来就假定：如果你使自己失去权利，你就是让人来打击你。这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反过来攻你（肯特和傻子就始终站在里亚一边），但是很可能有人会这样。如果你丢掉你的武器，会有不那么正派的人把它们捡起来用的。如果你被人打耳光又转过另一边脸，那么另一边脸会被人打一记更重的耳光。这样的事不一定总会发生，但应该估计会发生，发生了你就不要抱怨了。这第二记耳光也可以说是你转过脸来的行动本身就包含了的。所以首先，这里有“傻子”所提出的世俗的、常识性的教训：“不要放弃权利，不要送掉你的土地。”但还有一个教训。莎士比亚没有明确说出这个教训，他是否充分意识到它也无关紧要。它隐含于故事之中，而故事毕竟是他编的，或者是他照自己的意图改过的。这教训是：“你一定要送掉土地就送掉吧，可不要指望靠这样做来赢得快乐。如果你为别人而活，那就一定要为别人而活，而不是把这当作一个间接的办法给你自己找好处。”

[1] 卞之琳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