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章中最后提及的事件发生在2019年秋季。此后，新冠肺炎在全球暴发。2020年1月27日，德国出现了首个病例。2月16日，法国同时也是欧洲出现了首例新冠死亡病例。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使用“大流行病”（Pandemie）一词。2020年3月12日全球股市大跌，这一天以“黑色星期四”之名被载入股票历史。4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后果评估为20世纪30年代早期“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危机。 [1]根据美国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调查结果，截至2020年5月21日，全球感染新冠病毒（包括已治愈者）的人数已经超过500万；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达328172人。

2020年春，“划时代”的甚至迎来“历史转折点”的感觉在欧洲迅速蔓延。数十年来人们一直可以指望经济持续增长（除类似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偶发重大震荡外），这一进程看起来戛然而止了。在德国，越来越多的人把新冠肺炎疫情与1945年的“零点时刻”（Stunde Null） [2]进行比较。当时大多数德国人当然知道，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至暗时刻”（Allerschlimmste）已然过去。75年之后的2020年，情况有所不同。过去的3/4个世纪中，人类还从来不曾像2020年上半年那样对未来如此没有把握。“新冠”在欧洲成为考验民族国家的时刻：民族国家最初还被证明具有行动能力；而欧盟由于无权处理健康事务，在危机的最初几周一直或多或少地只能扮演忧心忡忡的观察员角色。申根区（至少暂时如此）失去了其作用：欧盟成员国未与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协商就实行了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严格的边界管控。

和美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或法国不同，德国不属于疫情“重灾区”。这是因为联邦政府早期采取了应对措施，而且联邦德国的医疗体系相对完善。但德国对基本权利和自由权利采取了1945年以来最严格且最全面的限制。在某些地方，尤其在疫情特别严重的巴伐利亚州，社交活动被限制到了接近宵禁的水平。人们必须在公共场合起码保持最小安全距离；禁止举行包括集会、游行、大型会议甚至礼拜在内的聚集性活动；幼儿园、中小学、高校、博物馆、剧院和电影院关闭，教学和科研活动改为线上进行，其他工作只要条件允许，就由到企业现场办公改为居家办公；包括汽车工业在内的许多领域引入“短工时制”（Kurzarbeit）甚至“零工时制”（Kurzarbeit null） [3]；有些餐馆、咖啡馆和零售店（包括书店）必须完全停业，有些则在大部分时间内停业。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民众同意数周以来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实施的限制措施。引起激烈辩论的是，长此以往，行政机关的规定会否削弱议会的权力（不少法学家提醒人们警惕这种危险）。同样引起讨论的问题有：《基本法》保障的生命和身体不受伤害的基本权利相较于集会和游行权等其他基本权利，是否享有绝对优先权？“风险人群”（例如老年人，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相比于被确认为更健康、更有希望治愈的年轻人，是否更难要求“如有疑义，选择照护”？ [4]

人们讨论的问题还有：国家保护生命的职能是否仅仅会因为患者人数超出医疗系统的承受能力而遭到破坏？经济滑坡破坏了医院的物质基础，是否也会破坏这一职能的实现？而内需又引发了另一场争论：是否可以认为，联邦政府起初几乎只听从了病毒学家和免疫学家的建议而忽略了经济学家的建议？

毫无疑问的是，2020年春季德国经济开始严重衰退，这将与高失业率形影相随。2020年2月23日，联邦政府几乎一夜之间告别了“平衡预算”的金科玉律，告别了“黑零” [5]，告别了削减国家债务的努力。联邦政府设想的为恢复经济而支出的费用意味着：联邦、各联邦州和各乡镇的政府债务在未来几年将由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58%增加至75%，也就是说将暂时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60%的上限。谁也不知道这种状态还将持续多久。由于德国面临税收大幅减少的危险（联邦财政部税务估算人员2020年5月认为，到2024年税收将减少3000多亿欧元），前景不可能乐观。

发生新冠危机的最初几个月，人们很少讨论德国何时、在何种条件下开始削减大幅新增的政府债务。但这个问题无法回避，并和另外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疫情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疫情威胁着数以百万计职工和自主就业者的生存，甚至危及各行各业，破产公司的数目不断增加。向居家办公过渡早就不能保证所有就业人员未来不会失业；线上授课给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造成了负担。有固定收入来源的人受到疫情导致的经济后果的影响相对较小。有些行业，尤其是邮购业和超市，则从危机中获益。

为了确保社会的凝聚力，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这包括实施尽可能顾及社会平衡的税收制度。1945年以来的3/4个世纪中有一些在特殊情况下尝试公平地分配负担的例子。1952年在原联邦德国实施的针对被逐出家园者、遭受轰炸者和存款人的“战争损失赔偿”（Lastenausgleich），即征收一次性物业税（Vermögensabgabe），就是一个例子；两德重新统一之后，1992年开始征收的作为工资税、收入税和公司税之补充的“团结附加费” [6]是另外一个例子。

德国政府可以从上述两个例子中吸取经验，用于应对新冠肺炎危机。过去和今天，德国政府都面临同时满足经济繁荣、财政稳定和社会团结需求的挑战。此外，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一开始比以往又增加了一个要求：对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各国政府为振兴经济所做的一切都必须符合其在国内和国际上承诺达到的气候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不仅在德国内部要保证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团结，德国联邦政府也希望与德国在欧元区的几个财政较弱、债台高筑、受新冠肺炎危机影响格外严重的盟友，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团结一致。许多德国知识分子和记者支持由所有欧盟国家，或者至少由欧元区国家共同承担新冠肺炎危机导致的新债务［被称为“新冠债券”（Coronabonds）］，这样的要求自然会破坏欧元区这个货币联盟的凝聚力，因而遭到德国、荷兰和奥地利等财政稳定国家的断然拒绝。此外，这种做法也有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救助禁令”（bailout-Verbot）；就德国而言，根据联邦宪法法院的审判，这样做是违宪的。

也就是说，按照其“官方的”自我理解，德国只有在其宪法和欧洲协议的基础上［比如通过提高欧盟财政预算收费，对“欧洲投资基金”（Europäischer Investitionsfond）、“欧洲救助伞”（Europäischer Rettungsschirm） [7]等共同机构施加财政影响，以及对个别国家提供援助等］才能体现出团结。在此背景下，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2020年5月18日宣布的有关“欧洲重建基金”（Europäischer Wiederaufbaufonds）的协议至少意味着对目前德国路线的修正，甚至会是一次重大转折：德国首次同意欧盟接受贷款，贷款金额达5000亿欧元。这笔贷款应由欧盟成员国根据各国缴纳共同预算的比例进行担保，也就是说不是“共同担保”（gesamtschuldnerisch），该基金的资金不作为必须偿还的贷款，而是作为不必偿还的补贴发放。

德法两国的这项共同倡议立即遭到了奥地利、荷兰、丹麦和瑞典（所谓“节俭四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这些国家虽然也表示愿意为遭受新冠肺炎影响特别严重的地中海国家提供援助，但只同意以贷款而非补贴的形式开展援助。多个中东欧国家对此也有疑虑。5月27日，欧盟委员会建议把援助金额从5000亿欧元提高到7500亿欧元，其中2/3作为补贴，1/3作为贷款使用——这是一种向德法联合倡议靠拢的努力，将使欧盟的“北方”和“南方”成员国有可能达成妥协。

2020年春围绕“新冠债券”展开的争端凸显了欧盟尚未解决、在某些情况下被压制、在新冠肺炎危机中再次浮出水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如何维持财政预算结构以及经济和社会政策传统差异极大，因此至今未能建立财政联盟的国家所组成的货币联盟。联邦宪法法院2020年5月5日（恰是1955年5月5日联邦德国重新获得有限主权的65周年纪念日）就欧洲中央银行购买国债作出的判决引发的有关欧盟与其成员国关系的辩论具有根本性意义。

卡尔斯鲁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批评欧洲法院的法官，认为他们在2018年把欧洲中央银行相应的决定全都认定为符合欧洲法律，而没有对其“均衡性”进行审查（也就是说没有从经济政策角度看是否合适），从而超越了自己的权限，破坏了欧洲的法律。联邦宪法法院以这种史无前例的指责回应位于卢森堡的欧洲法院提出的要求，即要求任何情况下在解读欧盟法律的问题上，无论如何都要保留对所有成员国有约束力的最终解释权。 [8]

联邦宪法法院对欧盟法一般情况下优先于欧盟成员国的法律并无异议，但强调欧盟和欧洲法院的管辖界限。联邦宪法法院提到了德国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的条件：德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对行使权力进行民主监督的规定不容侵犯。根据卡尔斯鲁厄宪法法官的判决，欧盟成员国仍是上述两个条约的主人；只是各国有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通过普遍、自由和平等选举产生的议会，也就是说考虑到了人民主权原则。欧盟的“国家联合体”则相反，它只拥有一种引申出来的、建立在欧洲各项条约即成员国意愿基础上的合法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一方与欧洲法院、欧盟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等组成的另一方之间的争执就是围绕这种差异展开的。

时政评论界对卡尔斯鲁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反应强烈且意见不一。批评意见主要是指责联邦宪法法院实施了“对欧洲的刺杀”。 [9]这些评论恰恰反映了对“后民族欧洲”（postnationales Europa）的想象被习惯性地拔高了，这种特别有德国特色的观念已然深化为一种传统。这种观念来源于一种反历史的、政治上也立不住脚的“普遍化”（Verallgemeinerung），在德国之外很少有人认同这种做法：许多德国人从第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在二战惨败的经验中得出了结论并继续坚信，民族国家已经彻底过时，而且是万恶之源。对欧洲“习惯性拔高”的后果就是“习惯性赤字”，因为轻视了民主合法性的原则和一切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到目前为止，只有在民族国家框架内才能实行监督）。

对2020年的新冠肺炎危机进行历史定位为时尚早。谁也不晓得这场危机的哪些经济和社会后果将持续存在，初见端倪的全球力量的重新分配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得而知。新冠肺炎危机是否会成为全球化进程的转折点，从长远看是否会导致普遍的“重新民族国家化”（Renationalisierung）也无从知晓。全球范围内向国家保护主义的逆转将是灾难性的，对德国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出口、依赖蓬勃发展的外贸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最后，不可预知的还有这场危机将对德国内政产生怎样的影响。民主的基本共识始终强烈；但2020年4月底以来，临时的、危机导致的对自由的限制遭到越发激进的抗议，这不容忽视——不仅政界左派和特别热衷于搞宗派主义、特别具有侵略性的右翼如此，政治上一向不露声色的社会人士也不例外。

新冠肺炎危机没有成为新的“零点时刻”。这场危机从长期看将如何影响德国人的政治意识，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期待的是，2020年的冲击不会阻断过去3/4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自我批判的历史文化的形成；它将继续发展。因为向历史学习也包括作好准备，向迄今为止的学习过程学习。这是每一代人都面临的新任务。长路漫漫，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