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旧势力权威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遭受重创，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过渡将困难重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到1918年为止的合法统治崩溃了”。 [1]左翼自由派刊物《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主编特奥多尔·沃尔夫 [2]把1918年11月10日发生的暴动 [3]称作“历次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因为“从没有哪个建造得如此坚固、四周的城墙如此厚实的‘巴士底狱’被一鼓作气地拿下”。 [4]

事实上，11月9日离一切彻底崩溃还早得很。公共行政一如既往地运行，几乎没有受到当地工人和士兵委员会（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在其中发号施令）的阻碍。公务员同样被革命政府——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领导下的由社会民主党内多数派和独立派同等人数组成的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视为伙伴，后者甚至像对待军队最高领导层那样争取他们的支持。国家政变几乎没有波及司法部门、大学和中学。基督教德国但凡和教会有关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维持旧的君主制秩序。“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普鲁士王国比政治问题重要千倍——它是一个信仰问题。”柏林宫廷和大教堂传教士（Hof- und Domprediger）布鲁诺·多林（Bruno Doehring）在其1918年10月27日所作的最后一场战争布道中这样说道。 [5]11月9日之后人们依然持这种观点；除了德国的大城市，易北河东部大部分地区的人和新教教会想法一致。

德国1918—1919年爆发的革命并未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而被深深印刻在后世的记忆中。事实也几乎只能如此。争取自由的大型剧变，从17世纪的英国革命到1776年的美国革命，再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全都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也即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中。对这种社会而言，高度的自给自足（Selbstversorgung）是其典型特征。俄国1917年革命的社会背景也是如此。农业社会比高度复杂、实行劳动分工、恰恰在生存上依赖于公共服务持续性和“生存所需的基础建设”（Daseinsvorsorge） [6]的工业社会更容易“承受”激进、暴力的政权更替。这种社会有一种颇为独特的现象，政治学家理查德·洛文塔尔 [7]称之为“反混乱机制”（Anti-Chaos-Reflex）。 [8]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已成为高度工业化和部分民主化的国家：这是阻止发生像俄国那样彻底变革的另一个因素。德国的男性民众大约半个世纪以来就享有普遍、平等的帝国议会选举权，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民主制度。因此，1918—1919年的革命首先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争取妇女的选举权，争取在地方和乡镇层面也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争取在帝国和各邦国彻底实施政府对议会负责的制度，从而使人民主权原则在德国生根发芽。此外，还要争取像目前这样在各邦国层面，以及在全国层面维护基本权利，在德国为西方民主的最大胜利——不可转让的普遍人权——找到一个安身之所。

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倘若在1918—1919年没有首先追求1914年之前就要求的民主化，那就暴露了自己的根本信念。由于坚持自己的纲领，他们坚决反对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极左翼人士提出的最终带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一切权力归委员会”（Alle Macht den Räten），并同意尽早举行国民会议（Konstituante）选举。

德国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确定了1919年1月19日为立宪国民大会选举日。12月底，当共同组成德国共产党（KPD）的极左翼人士违背罗莎·卢森堡的明确意愿，决定不参加选举时，他们实际踏上了一条灾难性的道路。1919年，柏林“一月起义”即“斯巴达克同盟起义” [9]的战略目标与卡尔·李卜克内西提出的推翻艾伯特—施耐德曼政府的口号相符，从而阻止国民议会的选举。

然而革命政府在镇压“一月起义”时让倾向于右翼的“自由军团”（Freikorps）为所欲为，放任士兵的暴行以致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遇害——这没有什么可辩解的；这是几个星期以来军事政策失败，以及领导层在关键时刻决策失误的结果。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参与政治建设的意愿强烈一些，那他们就能作出更多改变而无须如此严防死守。对军事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来说都是如此：尤其在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地区，坚决反对共和制、倾向于君主制的官员仍然在坚守岗位，这在第一次反对共和国的武装起义——1920年春的“卡普—吕特维茨政变” [10]中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左翼所要求的那种全面社会主义化（umfassende Sozialisierungen）1918—1919年短期内无法在不对国民经济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社会民主党人有充分理由认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如果要持续的话，就需要经过民主授权（demokratisches Mandat）。这种考虑也要求迅速由民众确认共和国的合法性，也就是要在1919年1月19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

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在这场首次有妇女参加的大选中胜出。他们赢得了37.9%的选票，成为一枝独秀的第一大党；但即便与获得7.6%选票的独社党联合，也无法在议会中拥有半数以上席位。因此，只有回过头来再次与资产阶级中间党派，即前身为进步人民党的德国民主党（DDP）和中央党合作，也就是使1917—1918年的多数党派联盟复活。这些党派后来组成了“魏玛联盟”（Weimarer Koalition）——其名称源于德意志国民议会举行的地点。1919年2月11日，这三个党的议员选举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国家临时总统，从而使其在第二天任命党内同志菲利普·施耐德曼为总理。施耐德曼政府面临着一系列国内政治的挑战，政府不得不在新任期的最初几周终止鲁尔区和德国中部工业区的大规模罢工运动；3月镇压了一场由柏林部分无产阶级发动的新起义，5月镇压了慕尼黑的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 [11]。

1919年6月19日，施耐德曼政府围绕协约国所提的和平条件发生争执而解散。施耐德曼的党内同志古斯塔夫·鲍尔 [12]继任总理。战胜国的要求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是难以接受的。德国损失了其领土的七分之一，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归还给法国不如把领土割让给复国的波兰（其结果是“波兰走廊” [13]的出现，即东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地区在空间上一分为二）更让德国人感到痛苦。协约国也不允许德国和奥地利统一；哈布斯堡王朝崩溃之后，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以1848年的民主遗产和“大德国”遗产的“遗嘱执行人”自居）尤为迫不及待地寻求德奥统一。在德国，不论哪个党派都感觉特别气愤的是《凡尔赛和约》第231款 [14]：为了给战胜国的赔偿要求（Reparationsforderungen）找到法律依据，该条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全部责任强加给德国及其盟国。

强烈反对德国对《凡尔赛和约》“言听计从”的理由之一是，人们认为施耐德曼政府未能使德国人为即将面对的时局作好准备。施耐德曼政府没有和1914年“七月危机”中帝国领导层的政策保持距离；根据内阁的决议，相应的文件暂时没有公之于众。在协约国于1919年6月23日发出的最后通牒的压力下，经国民议会批准，6月28日德国代表在凡尔赛宫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凡尔赛和约》。它必须如此苛刻，否则战胜国政府会被其国民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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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德国而言，一切还可能更加糟糕。德意志帝国继续存在——这绝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后来德国加入了新的、由威尔逊总统倡议成立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重新崛起为大国。在一个重要方面，战后的德国甚至比1914年之前的德意志帝国更好：资本主义西方大国和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之间的对立使对德国进行新的“封锁”变得不可能发生。但1919年夏天，德国没有人支持这种观点。大多数德国人坚持认为德国在凡尔赛宫受到了战胜国的不公正对待，甚至侮辱。

1919年7月31日，制宪国民议会通过了《魏玛宪法》。对该宪法投赞成票的有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德意志民主党和中央党，以及中央党的姊妹党——巴伐利亚人民党的多数议员；投反对票的是推崇君主制的德国民族人民党 [15]、继承民族自由党衣钵的德国人民党，以及独立社会民主党。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内政部部长爱德华·戴维 [16]在祝贺该宪法通过时称，德国是现在“世界上最民主的民主国家”，没有什么地方的民主比《魏玛宪法》实施得更彻底。 [17]

实际上，《魏玛宪法》的部分基本权利以国际标准衡量堪称典范。对支持这部宪法的人而言，其特别民主之处在于提供了以公民动议（Volksbegehren）和全民公投（Volksentscheid）形式直接立法，以及民众直接选举获得全面授权的德国总统的可能性。当然，当时就有人对后一点提出了批评。社会民主党资深党员赫尔曼·莫尔肯布尔 [18]2月25日在议会党团发言时提到，强大的德国总统是“皇帝的替代品”以及“真正的拿破仑式由民众选举总统的伎俩”。 [19]但最后胜出的是那些和真正的“宪法之父”、左翼自由派宪法学家胡戈·普罗伊斯 [20]一样，认为公民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德国总统能够有效避免“议会专制主义”（Parlaments-Absolutismus）的人。 [21]选举的结果既不是单纯的议会制，也不是单纯的总统制，而是一种自带冲突的混合形式。

此后，一种在一定程度上被“嵌入”了《魏玛宪法》的做法——把国民议会的政治责任推给德国总统——被证明是危险的。如果某个联合政府内部难以达成妥协或难以在国民议会获得多数支持，那么德国总统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就公共安全和秩序遭受的危险，根据宪法第48条第II段之规定发布“紧急法令”（Notverordnung）代行职权，以这种方式“自上而下”地处理国民议会看起来无法通过议会方式处理的事情。国民议会可以随时反对政府首脑而无须对后果负责，因而尤其削弱了德国总理的地位。德国总理由德国总统任命，但不由国民议会选举产生。总理行使职权必须获得议员的信任，如果总理失去议员的信任，就再次轮到德国总统出手了。只要像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这样坚定的民主主义者还执掌德国，他就能凭借充分的权力保持民主国家的稳定。如果德国总统更执着于专制的国家理念，情况就不一样了：魏玛共和国还将遭受这种经历。

《魏玛宪法》的缔造者以及这部宪法的自由派捍卫者总是被批评遵循相对主义（Relativismus）。右翼宪法学家卡尔·施密特 [22]1932年在其《合法性与正当性》（Legalität und Legitimität）中认为，《魏玛宪法》的缔造者受到了“对内容漠不关心甚至对其作用也保持中立、不考虑任何实质性公平的合法性概念”的影响，并且因此“中立到自绝”（neutral bis zum Selbstmord）。 [23]实际上，1919年的宪法并不想为大多数民众希望的民主制度的合法取消（legale Abschaffung der Demokratie）设置障碍。德国宪法的制定者完全无法想象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利用宪法规定为民众的意志套上枷锁将是向极权国家（Obrigkeitsstaat）的倒退。彼时他们面对的是1919年而非1933年的地平线。

一开始，德国公众对德国宪法的接受程度高于预期。随着极右翼仇恨运动和暴力行为的出现，德国宪法才成为共和国的一个象征。极右翼使许多德国人明白他们因为这部新宪法意外收获了哪些自由。对共和国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即1920年春的“卡普—吕特维茨政变”是易北河东部军事和文职政府老派精英中一部分人的反革命暴动。这场暴动由于受到德国各部官员的抵制和自由派人士（亲近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会成员）的总罢工而失败。政变的后遗症包括普鲁士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权力更替。由于1920年以来在公共服务领域积极改革，普鲁士得以发展成为德意志第一共和国民主制度的一座堡垒。1920年6月6日举行的第一次国民议会选举中，“魏玛联盟”在议会中失去了多数席位。获胜者中，右翼方面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24]领导的德国人民党和德意志民族党，左翼方面是独立社会民主党。此后不久，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分裂。其左翼加入了共产国际，1920年12月与德国共产党合并。温和的少数派起初保持着其独立政党地位。1922年9月，余下的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受德国外交部部长瓦尔特·拉特瑙 [25]被右翼激进的“执政官组织” [26]杀害的影响，与母党（Mutterpartei）实现了合并。统一后的社会民主党通过兼并赢得了党员和议会议席，但失去了政治活动空间。这是因为前独立派人士的加入增强了左翼的势力，而左翼对与资产阶级党派联合执政，尤其是与对企业主友好的德国人民党组成大联盟联合执政持怀疑态度，甚至是坚决拒绝的。

1923年（法国和比利时占领了鲁尔区 [27]）发生了超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萨克森、图林根和汉堡等地的共产党人试图起义，11月8日至9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政变——年轻的共和国经历了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从8月中旬到11月初，社会民主党人加入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的德国政府——这是第一个大联合政府。该政府清算了莱茵河畔和鲁尔地区财政上无以为继的“被动抵抗”（der passive Widerstands）政策，引入了货币改革，改革最终以11月的超级通胀告终。魏玛共和国在这一年末依然存在，这首先要归功于华盛顿发出的一个信号：美国表示愿意在盟国内部债务问题上对英国和法国让步，从而使巴黎在德国赔偿问题上得以执行不那么强硬的路线。次年，一个相应的规则——根据美国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 [28]的名字命名的“道威斯计划”（Dawes-Plan）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出台，标志着战后时期的结束和一个相对稳定阶段的开始，或者不太理智地说，标志着魏玛共和国“黄金年代”（goldene Jahre）的开始。

1925年2月28日，54岁的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出人意料地去世了。4月26日，右翼候选人、充满传奇色彩的普鲁士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在德国总统直选的第二轮选举中胜出。兴登堡胜选意味着魏玛共和国进行了“保守的重建”（konservative Umgründung）。其承诺将尊重共和国的宪法、各项制度和象征，一开始他的举动并未令人怀疑他作出的这些保证。他的胜选使1925—1928年两次参与中右政府（Mitte-rechts-Regierungen）的德国民族人民党温和的执政派（gouvernementaler Flügel）受到了鼓舞。自兴登堡当选以来，德国新教的保守派明显比以前更容易接受魏玛共和国不受欢迎的事实了。他们自然也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兴登堡身上——致力于平静地变更宪法，建立更多地受德国总统而非国会影响的政治体系。其中包括大工业家、德国军队的领导人，尤其是易北河东岸庄园主的代表——他们可以确信德国总统始终在倾听他们的呼声。

1923—1929年担任外交部部长的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他克服了德国民族人民党和自身所在党派——德国人民党的阻力，得以实施以与西方大国达成一致为目的的政策，这归功于1923年11月至1928年5月作为在野党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1925年11月，社会民主党投赞成票，使《洛迦诺公约》 [29]得以通过。根据该公约，德国拒绝了任何对德国西部边界的武力变更，承认了既有边界。《洛迦诺公约》的后果之一是德国于1926年9月被纳入国际联盟，同时成为国际联盟领导机构即国联理事会（Völkerbundsrat）的常任理事国，从而正式恢复了其大国地位。在东边，与《洛迦诺公约》针锋相对的是与苏联签订的《柏林条约》 [30]，根据该条约，德苏两国有义务在其中一国保持和平却遭受第三国攻击时保持中立。1926年6月，德国国会几乎全票批准了该条约。

施特雷泽曼还在1928年5月20日德国国会选举（这是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次“正常选举”）之后开启了向大选赢家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大联盟政府”迈进的道路。鉴于德国人民党内部的强大阻力，这位外交部部长一开始不得不先组成由社会民主党主席赫尔曼·穆勒 [31]主持的“名流内阁”（Kabinett der Persönlichkeiten）；1929年4月才正式组建联合政府。把这个“同床异梦”的联盟维系在一起的首先是一个外交目标：通过新的最终赔偿协议（受到民族主义右翼势力强烈抨击的“扬格计划” [32]）的实施法则。施特雷泽曼未能亲身经历1930年3月12日国民议会批准通过这些法律。1929年10月3日，这位魏玛共和国最重要的政治家中风辞世。

在施特雷泽曼的继任者恩斯特·绍尔茨 [33]的领导下，德国人民党明显右倾。这增加了在德国最大的内政问题上寻求妥协的困难：重新修订1927年引入的失业保险制度（Arbeitslosenversicherung）。这项制度不是为德国1929年秋以来经历的那种严重的经济危机设计的，因此必须改革。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主张增加（由雇主和雇员均摊的）费用，而德国人民党和企业主联合会要求减少缴费。中央党议会党团主席海因里希·布吕宁 [34]希望推迟讨论这一争端的主要问题，他提出的最后一项妥协建议遭到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而未能通过。1930年3月27日，赫尔曼·穆勒政府下台。这是魏玛共和国最后一届获得议会多数支持的政府。心明眼亮的政治精英和观察家们对这一事件的后果不再有任何疑惑：德国总统的时机到来了。

接替穆勒担任德国首相的海因里希·布吕宁领导的是一个资产阶级少数派内阁，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隐性的总统制内阁。因为与前任社会民主党不同，中央党的政治家布吕宁有理由相信，如果政府提案无法在国会获得多数支持，则兴登堡可以经由《魏玛宪法》第48条授权继续帮助他。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政府在税务委员会和国会全体大会的表决中先后失利，于1930年7月16日第一次颁布了两部关于重组国家财政的紧急条例。7月18日，德国国会要求废除这两部条例，总统就像此前公开宣布的那样解散了国会，决定1930年9月14日举行新的国会大选。7月26日，他颁布了一部消除财政、经济和社会紧急状态的新的紧急条例。该条例主要规定了向领取固定工资者（Festbesoldete）提供“国家援助”（Reichshilfe），并把失业保险的保费从税前收入的3.5%提高到4.5%。

从隐性总统制到公开总统制的过渡符合兴登堡及其幕僚即“阴谋集团”（Kamarilla）1929年末以来提出的设想。同时，他们能确保得到军队领导层、中央工业联合会、全国农村同盟和政治右翼的支持。政治精英们同意取消议会制将导致政治激进化。实际上，1929年以来的诸多迹象表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壮大了——后者壮大的规模比前者大得多。在图林根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后，阿道夫·希特勒的党派于1930年1月任命了魏玛共和国的内政与国民教育部部长。 [35]

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无异于一场政治地震。纳粹党 [36]赢得了18.3%的选票，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1928年5月赢得了29.4%的选票，此次得票减少至24.5%。在选战中主要和社会民主党对抗的德国共产党得票率从10.6%上升至13.1%。这样一来，布吕宁政府在议会中获得的支持比原先更少了。如果政府想获得权力，就得依靠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

1930年10月，社会民主党内部经历了激烈冲突之后打算与布吕宁政府建立“宽容联盟”（Tolerierungsbündnis）实际上有多种原因。一方面，这个最大的民主党试图避免更明显的右倾（如以德国民族人民党和纳粹党为核心的政府形式）。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必须保证在普鲁士继续掌权。多年来，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任命奥托·布劳恩 [37]担任魏玛联合政府（Weimarer Koalition）首脑。如果说社会民主党导致了布吕宁的倒台，则布劳恩必须考虑到他可能会被中央党推翻。一旦失去普鲁士总理（Ministerpräsident）和内政部部长的职位，社会民主党就将失去对普鲁士这个德国最大邦国的警察控制权，而警察是对付极右和极左势力最重要的力量。最终，社会民主党和布吕宁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原则性共识：社会民主党人也相信德国在魏玛共和国的“美好年代”（gute Jahre）过得太奢侈了，因此必须节俭。

作为对其宽容的“回报”，社会民主党可以不时强迫政府在社会政治方面作出一些让步。紧急条例的强硬程度几乎没有因此而减弱。从1930年10月以来的情况看，从这种政治局势中受益的是最激进地反对这个民主共和国的反对派——纳粹党人比共产党人从中受益要多得多。德国国会自行放弃了权力，这给希特勒提供了从此以后同时就两方面发声的机会：一是激起对所谓的“非德国议会民主制”（undeutsche parlamentarische Demokratie，这种制度实际上在当时已经失败了）的广泛不满；二是呼吁俾斯麦时代以来已经过书面确认的、德国民众以普遍平等的选举形式参与政治的权利——自从过渡到总统制政府以来，这种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

因此，1930年以来，希特勒是从前帝国民主化不均衡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普遍平等的国会选举权被早早引入，议会制却姗姗来迟——1918年的战败就是后者的标志。但社会民主党的“宽容政策”还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好处：社会民主党决定扮演“半政府”（halbgouvernementale）角色之后，希特勒得以将纳粹党人作为唯一真正的反对派力量。

德国首相布吕宁不仅出于国家财政原因相信其通货紧缩政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为了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展示：战争赔款使德国经济不堪重负，导致了社会贫困和政治激进化——在保守的德国持这种观点者大有人在。从这个视角出发，放弃严格的紧缩政策使人难以相信德国迫切要求彻底修订“扬格计划”。因此，布吕宁政府不会考虑这种选择。

1931年6月5日颁布了一项新的紧急条例。该条例的社会难度（soziale Härten）超出了人们的最坏预期。失业保险的支持费率（Unterstützungssätze）平均降低了10%—12%；公务员和雇员不得不接受4%—8%的减薪幅度。在普遍的愤怒呼喊中，社会民主党人也发声附和。认为德国濒临破产甚至处于内战边缘的布吕宁拒绝了社会民主党人召开国会，或者至少召集预算委员会开会的要求。为了使社会民主党人作出让步，他威胁要解散普鲁士联合政府——这一步确实起了作用。社会民主党人撤回了他们要求召开预算委员会会议的申请。

社会民主党的困境无法破解。理论杂志《社会》（Die Gesellschaft）出版者、前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曾经两度担任财政部部长的鲁道夫·希法亭 [38]1931年7月在该杂志中认为自己的党派“处境悲惨”：之所以出现这种悲剧是由于严重的经济危机遇上了1930年9月14日选举引发的政治紧急状态。“德国国会是个反议会制的议会，其存在危及民主、全体工人和外交政策……坚持民主，反对拒绝民主制度的多数，而且以使议会制发挥作用的民主宪法为政治手段，这是摆在社会民主党面前的像‘化圆为方’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种真正的前所未有的情况。” [39]

为了坚持“宽容政策”，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1931年夏季也不存在其他可行的选择，因为1932年春季即将举行德国总统选举。只有与温和的资产阶级党派以及他们支持的布吕宁政府合作，社会民主党才有希望阻止纳粹党人（很可能是希特勒）获胜。布吕宁相信这一点，因此他力促当时84岁的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再次参加竞选。实际上，根据当时的情况，没有申请人有实际的机会让希特勒屈居第二。社会民主党最终也无法对这种看法置之不理。该党的口号“打败希特勒！选举兴登堡！”起了决定性作用。在1932年3月13日的第一轮选举中，兴登堡与绝对多数票只是“擦肩而过”。4月10日，在只要获得相对多数票即可获胜的第二轮选举中，兴登堡获得了53.1%、希特勒获得了36.8%、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 [40]获得了10.2%。

没过几个星期，布吕宁的总理就做到了头，总统制政府的温和阶段也随之结束。5月30日，兴登堡解除了这个助他再次当选总统的头号功臣的职务。德国总统抱怨称，他重返总统府并非归功于“作为国家的”（national）德国，而是归功于社会民主党人和天主教徒。1932年5月，东普鲁士的庄园主们［指责出身中央党的总理实施的是“农业布尔什维克”（agrarbolschewistische Politik）政策］和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主任、投身政治的库尔特·冯·施莱谢尔 [41]将军敦促解除布吕宁的职务，并推行更强硬的右翼路线。在施莱谢尔的敦促下，1932年6月1日接替布吕宁职务的是当时中央党在普鲁士邦议会的右翼成员、威斯特法伦地主弗朗茨·冯·帕彭 [42]，他曾是总参谋部的军官。随着其“男爵内阁” [43]的组建，总统制政权公开反对议会制的阶段开始了。

帕彭上台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撤销当年4月作出的取缔希特勒党属军队（Parteiarmee）——“冲锋队”（SA）和“党卫军”（SS）的决定。这位新总理由此实现了新任国防部部长施莱谢尔4—5月在秘密谈话中对纳粹党领袖希特勒所作的一项承诺。这一举措导致德国各个领域的政治暴力升级。6月4日，德国总统应总理请求解散了国会，决定7月31日重新举行大选，由此兑现了施莱谢尔的另一项承诺。

1932年7月20日发生了“普鲁士政变”（Preußen-schlag）：自4月24日邦议会选举之后就不再获得议会多数票支持、只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奥托·布劳恩联合政府被以无法继续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为由推翻，一个由总理领导的国家专员政府（Regierung der Reichskommissare）取而代之。

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没有反抗。鉴于失业人数巨大（1932年6月官方统计的失业人数为550万人，实际失业人数更多），不可能举行总罢工；由于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对立严重，同样也不大可能像1920年“卡普政变”那样组建共同的左翼工人阵线。这个德国最大的民主党派没有作好武装斗争的准备——根据局势他们必败无疑。此时，他们也别无选择，只能作为国家的联合执政党（Staatstragende Koalitionspartei），同时准备成为领导内战的党派——但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够长期在普鲁士处于统治地位，是因为它是一个忠于宪法和法律的政党。被罢免的政府能做的只是向位于莱比锡的帝国法院的国家法庭（Staatsgerichtshof am Reichsgericht）起诉。普鲁士历史上这民主的一章在1932年7月20日结束了。

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大选中，纳粹党以37.4%的得票率胜出。该党从温和的右翼党派和自由的中间党派那里争取到大部分选民，并且赢得了大量刚刚获得选举权的选民，以及此前有选举权但未参加投票的选民。但即便纳粹党与传媒巨头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 [44]领导的、1928年以来急剧右倾的德国民族人民党联合也无法形成右翼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在票箱旁就‘普鲁士政变’给帕彭政府一个答复”的口号没有奏效：其得票率从24.5%下降至21.6%。这些专制政党联合起来在议会中占有绝对多数席位。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选举首先是一次反对民主制度的表决。

兴登堡不想按照希特勒的要求任命他为总理。1932年8月13日，他在和这位纳粹党首直接会谈时宣布，“如果把政府的全部权力交给一个政党，而且是一个片面反对异见人士的政党”，他“无法对上帝、对自己的良知和祖国负责”。 [45]对希特勒来说，总统相应的官方通报是他1923年11月8—9日在慕尼黑发动政变失败以来最深重的屈辱。希特勒以赤裸裸的恐吓对帕彭的表态作了答复：以后他将不再坚持自己目前所执行的具有正规合法性的路线。

从1932年7月31日国会大选的结果看，几乎不可能为德国1930年陷入的国家危机找到一种符合宪法的解决方案。8月30日，兴登堡在其位于东普鲁士的领地奥格罗杰涅茨 [46]和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国防部部长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以及内政部部长威廉·冯·盖尔 [47]举行了一次会谈，表示打算解散国会，但不在宪法规定的7天期限内重新组织大选，而且没有宣告进入这种超越法律的国家紧急状态。9月12日的国会会议上，帕彭在关键时刻没有使用总统解散国会的“解散令”（Auflösungsorder）。新当选的国会总统、纳粹党人赫尔曼·戈林 [48]利用了总理的疏忽，在一次会议休息期间发起了对共产党人的不信任案投票。他以德国民族人民党和德国人民党512票对42票的绝对优势反对帕彭政府。从法律上来说，这次表决无关紧要，因为国会当时已经解散了。但总理的威望受到重创，以至于他不敢再贸然违反宪法宣布推迟举行新的大选。9月17日，新的大选日期确定为1932年11月6日。

在此期间，帕彭像内政部部长戈林此前所做的那样为修改宪法造势，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将不再适用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而将适用给养家糊口者和母亲额外选票的“多数选举权” [49]，以及一种人民代表制，其中包括一个由专业人士构成的上议院。1932年10月12日，帕彭在慕尼黑对巴伐利亚工业界发表演讲时（这可能是受他后来的顾问、演讲稿撰写者和所谓“保守革命” [50]的著名作者之一埃德加·荣格 [51]的影响）恳求“神圣帝国——这是神圣罗马帝国坚不可摧的观念——看不见的力量（unsichtbaren Kraftstrom des sacrum imperium）”。 [52]这次演讲是一份具有典型时代色彩的文献：魏玛共和国失去的依靠越多，神圣罗马帝国（它不止是个民族国家，因此有一种特殊的欧洲使命）的神话在保守的德国就越发熠熠生辉。当帕彭试图把他努力建立的专制的“新国家”与帝国观念相联系，在意识形态甚至伪宗教上将其拔高时，他就和大部分右派知识分子站在同一阵线上了。

11月6日举行了1932年的第二次国会选举，投票率为80.6%，明显低于7月选举时84.1%的投票率。亲政府的德国民族人民党获得的选票增加了90万张，得票率从5.9%增至8.3%，成为最大的赢家。但成绩“突出”的是纳粹党：和7月30日的选举相比，该党损失了200多万张选票；得票率由37.3%下降至33.1%，议席数由230席减少至196席。

德国国内外不少观察家已经认为希特勒必败无疑，但作出这种判断还为时过早。他仍然是遥遥领先的最大党派的党首，选举结果也包含一个正中他下怀的因素：纳粹党的损失和共产党的受益同时出现。德国共产党获得的选票比7月大选时增加了将近70万张，获得了不可思议的100个议席，得票率为16.9%，仅比被其视为“社会法西斯分子”（Sozialfaschisten）的对手社会民主党少3.5个百分点。一个公然声称支持暴力颠覆、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德国”的党派在选举中获胜，不仅在保守派精英和资产阶级中，也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中引发了德国人对混乱和内战的原始恐惧。这种恐惧在此后几个星期内成了希特勒最重要的“盟友”。

1932年11月大选之后，建立一个在议会中获得多数支持的政府的希望与7月大选之后一样渺茫。希特勒提出了让渡总理职位和获得《魏玛宪法》第48条授权的要求。对此，兴登堡在11月19日、11月21日同这位纳粹党首的两次会谈以及11月24日的官方通告中，就像8月13日那样明确表示了拒绝。兴登堡总统此举也置大地主、银行家和工业家（他们主张把总理职位转让给纳粹党首）的呼声于不顾。

在和挑选出的党派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谈话之后，兴登堡决定，不能再回避国家实行紧急状态，即解散国会、无限期推迟新的大选。在只是暂时主持工作的帕彭政府中，兴登堡受到了严重质疑。11月26日，这位总统最终勉强采纳了施莱谢尔的建议，看再次组建总统制政府能否获得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支持，并对施莱谢尔下达相应的任务。

出现在国防部部长施莱谢尔面前的是一种“前沿交叉” [53]——包括从自由工会人士到纳粹党中以“组织部部长”（Reichsorganisationsleiter）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 [54]为首、被认为推行“现实政治”（realpolitisch）的派别。此后几天，施莱谢尔在与全德工会联合会（das Allgemein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主席特奥多尔·雷帕特 [55]及社会民主党在国会的议会党团主席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 [56]等人进行会谈时取得了突破。施莱谢尔政府在议会中还是无望获得多数支持，但这位国防部部长至少可以认为，由他领导的政府和兴登堡优先考虑的解决方案——以帕彭为首的“总统制斗争内阁”（ein präsidiales Kampfkabinett）——相比不会遇到那么大的阻力。大多数政府成员也这样认为。德国国防军的“沙盘推演”展示了同时在纳粹和共产主义两条战线作战的风险，让兴登堡对其紧急状态方案敬而远之。12月3日，他在保留施莱谢尔国防部部长职务的情况下又任命其为总理。

施莱谢尔政府的短暂历史也是人们努力推翻“社会将军”（der soziale General，施氏喜欢这样自称）的历史。其中身先士卒的是前任总理。始终深得兴登堡信任的帕彭1932年12月以来一直努力与希特勒达成一致，同时也不排斥希特勒担任总理。1933年1月7日由于帕彭在科隆银行家库尔特·冯·施罗德 [57]的住所与希特勒会谈而成为一个重要的日子。他向莱茵河与鲁尔河畔一些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重工业家以及兴登堡汇报了谈话的过程，也把他认为合适的内容汇报给施莱谢尔。

1月11日，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利益团体——易北河东岸庄园主操纵的“德国各邦联合会”（Reichslandbund）向施莱谢尔政府宣战。该团体指责施莱谢尔政府的政策对农业不利（德国民族人民党很快表示赞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32年5月大地主反对布吕宁的运动。1月16日，施莱谢尔建议政府解散国会并把重新举行大选推迟到1933年秋天。部长们此时相信“反对政府的统一战线”已不复存在，因此没有人提出异议。 [58]然而1月23日施莱谢尔向兴登堡提出这一建议时，兴登堡却拒绝了。与1932年8月和11月不同，这次他提出建议的理由是：这样做会使国家总统受到破坏宪法的指责。

兴登堡此时已经得知帕彭和希特勒前一天又进行了一次会谈，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 [59]和总统办公室国务秘书（原文为Staatssekretär，维基百科显示其职务为总统办公室主任）奥托·迈斯纳 [60]也参加了会谈。兴登堡对施莱谢尔的保留态度显然和前些日子随着“东部援助丑闻”（Osthilfeskandal） [61]被揭露，此事细节被公之于众有关——这些细节看起来也连累了兴登堡父子。德国总统显然希望政府与自己——国家元首——团结一致，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现在倒成了施莱谢尔的负担。

1932年1月28日，再次请求解散国会无果之后，施莱谢尔辞职卸任。随后，德国总统正式委托帕彭进行试探性谈话以澄清局势。柏林立即谣言四起，传言即将组建帕彭或胡根贝格领导下的德国民族人民党的“战斗内阁”。对民主党派、工会和企业家联合会而言，这样一种政府是所有危机解决方案中最危险的。

实际上，帕彭在和兴登堡协商一致后已经改变了方向：建立一个以希特勒为总理、由保守的部长主导、让纳粹党人保持少数派地位的政府，是当时在兴登堡一派看来危险最小甚至是避免内战的唯一的危机解决方案。按照保守派人士的想法，应该以这种方式束缚和驯服纳粹党人，把他们转变为旧精英实施统治的“受欢迎的道具”。旧精英们需要民众的支持，这是兴登堡周围“具有威廉时代遗风”的人物从德国国家危机初始到目前为止的发展中吸取的教训。和希特勒签订协议是出于与国内大众结盟的考虑：人们需要国内大众，以牵制其他（受国际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民众，最终摆脱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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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登堡1933年1月30日任命的“国民集中政府”（Regierung der nationalen Konzentration）符合其设计的构想。除了希特勒，只有两名纳粹党人是政府成员：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 [62]和赫尔曼·戈林（保留国会主席职位，担任不管部长、国家航空专员和负责内政事务的普鲁士副专员）。帕彭任副总理和普鲁士专员；德国民族人民党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任德国兼普鲁士经济和粮食部部长；准军事组织“钢盔团”（Stahlhelm）的联邦领导人弗朗茨·塞尔特 [63]任劳动部部长。国防部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 [64]是兴登堡亲自选拔，甚至违反《魏玛宪法》在希特勒任职之前就任命的。

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并不是随着1930年3月27日大联盟的破裂而出现、自1932年5月30日布吕宁被解职以来进一步深化的德国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出路。兴登堡尽量避免和施莱谢尔分道扬镳，避免再出现他从前迫不得已用帕彭替换布吕宁的局面。兴登堡本可以在国会不信任案投票之后继续让施莱谢尔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政府首脑，或者用一个不走极端、“超越党派”、“无政治立场”的总理取而代之。违反宪法、延迟举行大选无论如何都不是避免希特勒担任总理的唯一选择。而兴登堡到头来决定采取这种方案，将其对希特勒的担忧置于脑后，是受了那些迫使他走这条道路的人的影响。

因此，1933年1月30日既不是目前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不是偶然现象。希特勒受到的广泛支持使他有可能获得任命，但只有兴登堡的意志和希特勒所代表的小环境有意为之，希特勒才能成为总理。旧精英中的政治强人努力从危机中找到这条出路，这和纳粹党门庭若市一样，是由来已久的社会事实。如果说魏玛共和国这个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崩溃有“最后一层”原因的话，那就是19世纪德国自由问题的历史累赘（die historische Verschleppung），以及魏玛民主国家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中诞生的：在1930年之后的世界经济危机中，这个历史负担对年轻的魏玛共和国而言过于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