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30日不仅仅标志着魏玛共和国的终结。随着权力移交给希特勒，德国开始激进地偏离早在过渡到议会制民主国家之前就已经具备的国家形态：法治和宪法国家。纳粹党人决定和德国的这一传统决裂，这在其极端反犹主义中就有体现。不论“犹太人问题解决方案”（Lösung der Judenfrage）看起来如何，一旦他们掌权，有一点在1933年就很清楚了：他们将在解放犹太人（Judenemanzipation）的问题上倒行逆施，从而废除“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个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

纳粹党在1930年代初为选举造势时另有其他主题：发起斗争反对“言听计从的”《凡尔赛和约》、“扬格计划”和“扬党派”，反对国际金融资本、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反对魏玛共和国的“体制”（System）。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以强有力的领导应对政党政治的碎片化，以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应对阶级斗争，以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应对国际主义。作为唯一的德国党派，纳粹党1932年提出了相对字斟句酌的《扩充就业面纲领》 [1]。“工作和面包”（Arbeit und Brot）是他们最成功的竞选口号：凭借这一承诺，希特勒的党派得以在农民、手工业者、公务员和雇员之外争取到大量的工人和失业者。魏玛共和国末期，从社会学角度观察，纳粹党比其他任何德国政党都更像一个“全民政党” [2]。

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希特勒几乎没有提及1924年被囚禁在兰茨贝格 [3]期间在其自白书《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写下的对外政策目标。如果提及占领东部的生存空间，也就是下一场战争的话，就不会吸引选民，反而会把他们吓跑。但他当时设想的计划无论如何都没有被遗忘或者放弃。1933年2月3日，也即被任命为总理4天之后，希特勒在对陆军和海军指挥官的一次秘密演讲中提出了他真正的计划：“铲除马克思主义，将其连根拔起……对国家实施最严厉的专制统治。铲除民主制度的毒瘤！……建立德意志国防军是实现重新获得政治权力这一目标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必须恢复实施普遍兵役制……赢得政治权力后应该如何行使？现在还不好说。或许用于争取新的出口机会，或许——这可能更好——用于占领东部新的生存空间，以及肆无忌惮地对这一地区进行日耳曼化（Germanisierung）。” [4]

其他一切的前提条件是赢得话语权，甚至在德国垄断话语权：操纵整个国家——也包括那些到目前为止不愿接受纳粹主义的德国人——的思想和感觉的权力。希特勒对这种必要性非常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其对“帝国”（Reich）的崇拜发挥了突出作用。1941年12月18日，上台将近9年之后，希特勒在其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Rastenburg）“狼穴”（Wolfsschanze） [5]的元首大本营谈到了当时令他担心的问题。“我告诉自己，1933年无异于一种存在千年的状态的翻新。帝国这一概念在当时几乎销声匿迹，但今天在我们这里甚至在全世界所向披靡：不论在哪儿，人们谈到德国都像在谈论帝国。” [6]

希特勒高估了自己的“功劳”（Verdienst）。在民众普遍受过教育的德国，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早在1933年之前就已经觉醒为新的——虽然只是想象中的——伟大存在。这是右翼知识分子对魏玛共和国和1919年、1871年两个《凡尔赛和约》的回答。1923年，即法国和比利时占领鲁尔区的那年，“保守革命”的先锋之一亚瑟·穆勒·范登·布鲁克 [7]出版了他被纳粹党人欣然接受的《第三帝国论》（Das Dritte Reich）一书。在经历了第一帝国（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和第二帝国（俾斯麦建立的“小德意志”帝国，该书把第二帝国归入了不完整的“中间帝国”）之后，“德意志第三帝国”应该是“大德意志”的，也就是说应该包括奥地利在内。穆勒把德国的民族主义称作“终极帝国的斗士”（Streiter für das Endreich）：“总是在预告，但从来不会实现。这是只有在不完美中才能实现的完美……只有一个帝国，就像只有一个教会一样。其他要求使用这样的名字的就是国家（Staat），或者是教区（Gemeinde）和教派（Sekte）。只存在‘这个帝国’（Das Reich）。”[1]

希特勒上台时，从某些方面看可以说为他提供的舞台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纳粹元首虽然追求比“保守革命”派的知识分子激进得多的目标，但由于二者的意见多有分歧，后者成了一种对知识没有多少需求的纳粹主义的“知识后备军”（intellektuelle Reservearmee）。在他们的帮助下，帝国的神话成了希特勒和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之间的桥梁。帝国观念（die Reichsidee）就是对德国中世纪的强盛和对德国人超民族使命（抵御来自异教东方的危险）的回忆。“帝国”意味着由德国决定的欧洲秩序；它是德国对1789年和1917年革命的回应。希特勒本能地发现了帝国思想复活中蕴藏的这些可能性，这是他取得“成功”的条件之一。通过这种方式，他得以从一开始就赋予总理职务一种更高的甚至近乎历史神学的意义。

国会解散后，总统在1933年2月1日下令于3月5日重新举行大选，德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选战也即将开始。这场选战充斥着纳粹的恐怖行径，受害的主要是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2月17日，作为普鲁士代理内政部部长的戈林要求警察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格杀勿论。5天后，他动用冲锋队、党卫军和“钢盔团”作为志愿“辅警”（Hilfspolizei）。

又过了5天，也即2月27日，国会大厦发生火灾。这次纵火不论是荷兰无政府主义者马里努斯·范·德·卢贝 [8]的个人行为（这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还是纳粹党人贼喊捉贼，在今天仍有争议。希特勒政府罔顾事实，声称共产党人是这次罪行的幕后主使，因此在国会纵火案之后禁止共产党的报刊发行，同时暂时禁止发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关闭德国共产党的党部办公室，并对该党所有议员和官员实施“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2月28日颁布了保护人民和国家的紧急条例，该条例规定暂时取消最重要的基本权利，引入死刑，用于处罚包括纵火罪在内的恐怖罪行。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制定的这项紧急条例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法治国家在德国的消亡。

1933年3月5日的国会选举中，希特勒政府胜出。纳粹党获得了43.9%的选票，其执政伙伴德国民族人民党［该党与帕彭、不受党派限制的保守派政治家组成了“黑白红战线”（Kampffront Schwarz-Weiß-Rot）］获得了8%的选票。这两个党联合起来在议会中拥有明显多数席位。和其他党派相比，受到纳粹党更加严酷迫害的共产党在选举中损失惨重，社会民主党相比之下损失不大。两个天主教政党，即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反而取得了好成绩。自由派政党即德国人民党和德国国家党（德国民主党1930年后自称“德国国家党”）只获得了1.1%和0.9%的选票。

希特勒在大选中获胜后发生了纳粹党所谓的“民族革命”（nationale Revolution）。该事件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平等对待”（Gleichhaltung）各州以及夺取城市和乡镇的权力。长期以来，被捕的政敌就没有被尽数移交给警方。冲锋队和党卫军常常自行执法。柏林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第一批野蛮的集中营，“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者”在那里受到无情的打击报复。1933年7月，在冲锋队的恐怖行径接近尾声时，德国还有近27000名“保护性囚犯”（Schutzhäftlinge），仅普鲁士一地就有15000名。

“民族革命”也包括由冲锋队组织的集体迫害（Pogrome），主要针对犹太律师、法官和具有公务员地位的医生（beamtete Ärzte），以及犹太剧院、卡巴莱 [9]、珠宝店、服装店、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的暴力行为。相反地，3月12日发布的一道违反宪法的总统紧急条例则具有“官方”特征：象征共和国的“黑红金”三色旗被共同升起的德意志帝国“黑白红”三色旗和纳粹党人的“带钩十字旗”替代，国旗问题由此得以解决。

兴登堡的《国旗公告》（Flaggenerlass）是“波茨坦日”（Tag von Potsdam）的前奏。3月21日，在普鲁士的秘密首都波茨坦，在兴登堡、军队领导人和威廉王储（他是在荷兰流亡的原德皇威廉二世的儿子）在场的情况下，在两个大基督教会的祝福中举行了新国会大厦的启用典礼，普鲁士的传统被象征性地用于为“民族革命”服务。庆典活动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共产党议员要么被逮捕，要么销声匿迹；社会民主党人决定不参加新国会的启用仪式。

两天后，即1933年3月23日，首次在克罗尔歌剧院（Krolloper）召开的国会以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所投的444票通过了消除人民和国家苦难的法律，也就是所谓的《授权法》（Ermächtigungsgesetz）。在场的94名社会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该党主席奥托·维尔斯 [10]在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演讲中陈述了反对的理由。共产党员没有参加此次会议，他们的议席被国会主席戈林按照“不存在”（nichtexistent）处理，虽然这违反了宪法。资产阶级政党投了赞成票，这是迷惑、自我迷惑和勒索的结果。天主教和自由派议员阵营没有和社会民主党一样投反对票，这再次表了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社会民主党这个）参与1918年建国的党派失去了其资产阶级伙伴，没有了他们，民主国家就无法战胜敌人（gegen ihre Feinde behaupten）。

《授权法》授权政府在4年时间内通过偏离德国宪法的法律。唯一的“底线”（Schranken）是这些法律不得涉及国会和全国参议院之设立，不得触及总统的权力。即便法律由于未达到修宪所需的2/3多数票而未能通过，纳粹党人也不会再交出权力。但《授权法》的通过为独裁统治的建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合法性的表象要求正当性的表象（Der Schein der Legalität förderte den Schein der Legitimität），并且确保了多数人（包括公务员——这尤其重要）忠于政权。希特勒自1930年以来推行的合法性策略（Legalitätstaktik）再次得到了回报：于是，这位德国总理便像是完成了国会分配给他的任务一样，将国会抛在了一边。

《授权法》通过之后发生的事有些留在了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1933年4月1日首次发生了大规模抵制犹太商店事件；1933年4月7日，当局颁布了《重设公职人员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允许解雇公职人员中的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包括许多高校教师；4月25日引入对“非雅利安”大学生的录取名额限制；引入新的法定假日，即5月1日“国家劳动节”；次日分割工会，随后建立了新的纳粹群众组织——德意志劳动阵线（die Deutsche Arbeitsfront）；5月10日，焚烧了德国大学城中许多犹太作者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作者的书籍；5月17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和平演讲”，社会民主党人违背了（当时被驱逐到萨尔自治区的）党主席的指示，对该演讲也表示赞同。社会民主党这样做是迫于“政治勒索”的压力：内政部部长弗里克威胁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如果抵制这次会议，他们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同志就将被杀害。

6个星期后，也即1933年6月21日，弗里克宣布实施全面禁止社会民主党开展政治活动的禁令，禁令于次日生效，结果是出现了大规模迫害和逮捕的浪潮。社会民主党的出局实质上是摧毁政党政治的开始。罗马作出了有关中央党“自行解散”（Selbstauflösung）的决定：7月5日，也就是副总理帕彭草签一项由他主持谈成的宗教协议（该协议承认德国的天主教会有一定的自治权）3天前，中央党自行解散了。1933年7月14日，希特勒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根据该法，德国只能有一个党派存在，即纳粹党。要想维持其他党派在组织上的完整性，或者建立新的党派，就会受到劳教或监禁的威胁。

纳粹党人实现一党独裁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虽然还有国防军、高级公职人员和大工业家等参与行使权力，但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那天开始的“夺权”过程中，其他党派被扫地出门是重要的一环。

没有什么比总理希特勒取得的成就更让人相信他了——他的成就立竿见影并且体现在许多领域。经济上，德国的经济形势早在1932年夏末就出现了好转的迹象。1933年，经济复苏表现为失业人口减少，当局将此视为“工作战役”（Arbeitsschlacht），尤其是1933年9月轰动一时的大型项目即国家高速公路的修建。内政上，大多数德国人认为，其他党派出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被消灭也是取得的重要成果。在约瑟夫·戈培尔 [11]领导下的4月组建的“国民教育和宣传部”（Reichsministerium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的支持下，纳粹党在几个月内实现了宣传上的彻底垄断（Propagandamonopol），剥夺了其政治对手合法发声的可能性。

但1933年秋的“第三帝国”在外交上乏善可陈。自从希特勒担任总理以来，德国就把自己孤立起来。这主要表现在日内瓦裁军会议（Genfer Abrüstungskonferenz）上：德国离1932年12月原则上应该获得的军事平等越来越远。希特勒因此决定中止裁军谈判，退出国际联盟。向凡尔赛体系明确宣战在德国深入人心，正因为如此，希特勒把外交上的失利转变成了内政上的胜利。1933年11月12日，德国获得了通过投票表决退出国际联盟，同时选举新国会的机会。全民公投中，95.1%的民众同意退出国际联盟；国会选举中，92.1%的票投给了纳粹党的“统一名单”（Einheitsliste），这相当于选民的87.8%。

但经过这次全民投票的双重胜利之后，德国政局依然谈不上稳定。虽说纳粹的政治对手已经出局，但纳粹内部却暗流涌动。冲锋队（1933年7月“钢盔团”并入之后，该组织成为拥有至少150万注册成员的大众组织）对“民族革命”目前取得的成果并不满意，要求进行第二次革命——民族社会主义革命（ein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希特勒公开反对这种无理要求（Ansinnen）。1933年7月6日，在针对各地总督（Reichsstatthalter [12]，国家授权管理各州的官员）的一次演讲中，他要求把“失控的革命潮流引入安全的进化的河床中”。[2]

冲锋队参谋长（Stabschef）恩斯特·罗姆 [13]（1933年起兼任不管部长）对希特勒的警告无动于衷。他坚持开展第二次革命的要求，多次在演讲（包括1934年4月18日对外交使团的演讲）中不加掩饰地提及此事。与此同时，冲锋队和国防军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加。希特勒认为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决定采取行动。1934年6月30日，罗姆和冲锋队的其他高层领导人在巴伐利亚的巴特维塞（Bad Wiessee）被希特勒亲自指挥的军队逮捕，随后被投入慕尼黑-施塔德尔海姆监狱（das Gefängnis München-Stadelheim）；除罗姆外，其余人员当日未经法院判决即遭枪决。第二天，希特勒下令枪决了被革职的参谋长罗姆。

但清除了冲锋队领导人之后事情尚未结束。纳粹领导利用直至今日仍经常被称作“罗姆政变”（Röhm-Putsch）的事件清除异己，包括前纳粹组织部部长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国防军将军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和斐迪南·冯·布雷多 [14]，前巴伐利亚邦务委员（Generalstaatskommissar）古斯塔夫·冯·卡尔 [15]，公教进行会 [16]主席、副部长（Ministerialdirektor）埃里希·克劳塞纳 [17]以及同副总理帕彭关系紧密的两名同僚赫伯特·冯·玻色 [18]和埃德加·荣格等。著名的保守派人士也在谋杀行动的至少85名受害者之列，这可能会让希特勒更容易使党内同志相信其行动的必要性。

7月3日，德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溯及以往的法律，该法律宣布希特勒镇压1934年6月30日和7月1日出于谋反和叛国的攻击行为是“国家的正当防卫”（Staatsnotwehr），因此是合法的。10天后，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声称当时“要为德意志民族的命运负责，从而是德意志民族的最高审判官”。 [19]德国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宪法专家卡尔·施密特不久之后为希特勒辩护。在题为《元首守护法律》（Der Führer schützt das Recht）的文章中，施密特假定希特勒的行为是“真正的审判”（echte Gerichtsbarkeit），“在最紧急的时刻维护了最高权利，体现了最高限度的以司法的实现为权利的复仇（richterlich rächender Verwirklichung des Rechts）。一切权利源自人民的生存权”。 [20]

“冲锋队危机”（SA-Krise）的赢家除了希特勒本人外还有国防军和党卫军。国防军为了成为国内唯一的武装力量而为虎作伥。为实现这一目的，国防军甚至不惜牺牲了两名将军，从此以后在道德上被人抓住了把柄。1934年7月20日，希特勒肯定了党卫军清除冲锋队领导层的功劳，将其提升为纳粹党内的独立组织。从1934年4月起，统率德国政治警察的“党卫军全国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 [21]在“第三帝国”的等级体系内又前进了一步。他的“党卫军”得以发展成为“国中之国”（Staat im Staat）。

1934年8月2日，86岁的德国总统兴登堡去世。而早在其去世的前一天，政府就决定违反《授权法》的规定和其明确愿望，把总统和总理职位合二为一。国家元首一死，德意志国防军的士兵就在8月2日当天向“元首和帝国总理”宣誓无条件效忠。希特勒的权力在这一天达到了德国自有专制制度以来的巅峰。1934年8月19日，德国人获得了投票决定是否合并总统和总理这两个最高职位的机会。有效选票中89.9%是赞成票，这意味着有投票权的人中84.3%同意合并。

1934年8月19日的全民公投之后，“夺权”的革命结束了。两个星期后的9月4日，希特勒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全国大会上肯定了这一事件。他说真正的革命只能是执行一项由人民的意志赋予的新的历史使命。“我们大家都知道国家委托给了谁！可悲啊，那些不知道或者忘了的人！在德国民众中，革命向来罕见。19世纪那个躁动不安的时代终于在我们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未来千年之内德国不会再发生革命了。” [22]

有三个原因使1935年被载入德国的编年史：萨尔公投、重新引入普遍义务兵役制和《纽伦堡种族法》。1月13日，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在萨尔这个1919年以来由国际联盟管辖的自治地区举行了一次全民公投，结果大多数（91%）萨尔人同意回归德国。3月16日，希特勒重新引入普遍义务兵役制，从而公然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德国只拥有一支10万人的职业陆军和1.5万人的海军的时代就此结束了。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领袖”（Duce）贝尼托·墨索里尼 [23]领导下的法西斯意大利只会提出书面抗议，因此希特勒得以组建新的德意志国防军，这支军队最初将会拥有36个师、共计55万人的“和平力量”。

9月15日，以纳粹党每年举办党代会的地点——纽伦堡命名的国会大会除了宣布以“带钩十字旗”为唯一国旗的《国旗法》之外，还通过了《保护德意志人血统与荣誉法》（das Gesetz zum Schutz des deutschen Blutes）和《帝国公民法》（das Reichsbürgergesetz） [24]。《纽伦堡种族法》废除了解放犹太人的规定（Judenemanzipation），把是不是德国人缩小为一个生物学问题。这些法律禁止犹太人和德国血统及“有关”（artverwandt）血统公民之间发生婚外性行为和缔结婚姻，不准犹太人雇佣45岁以下的“雅利安”女佣；区分“全犹太人”（Volljuden）、“一等和二等混血犹太人”（Mischlingen ersten und zweiten Grades）与“视为犹太人”（Geltungsjuden），实施不同等级的歧视；在有疑问的情况下由希特勒决定。从此以后，只有“雅利安种”德国人是可以参加选举和投票的“帝国公民”（Reichsbürger）。犹太人被打压成仅被允许客居德国的“国民”（Staatsangehörige）。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接受德国重新引入普遍义务兵役制的鼓舞，希特勒次年发起了对凡尔赛和洛迦诺体系的第二击，同时也是终极打击：1936年3月7日，他命令德意志国防军占领1919年以来的莱茵非军事区（die entmilitarisierte Zone des Rheinlands）。西方各国对此再次袖手旁观。

在德国，希特勒由于这次突袭政变取得成功而人气暴涨。“元首”迅速利用赢得的声誉，通过全民公投确认自己的权力：在仓促确定日期之后，于1936年3月29日举行了国会选举；犹太人不再被允许参加此次选举，地方选举委员会根据需要，大力“改善”了选举结果。“元首的名单”（Liste des Führers）获得了98.8%的选票。希特勒此时似乎相信自己是不容置疑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 [25]评论的那样，他成了“自己神话的信徒”。 [26]

从1937年11月5日起，希特勒的长期计划就已昭然若揭。这一天，在对德意志国防军三个兵种（陆军、海军和新组建的空军）的总司令所作的秘密演讲中，希特勒作出了他“不容变更”的决定：最迟在1943年或1945年，或许也可以更早地用武力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Raumfrage）。 [27]关于最早的时间点，希特勒1936年8月就已经在《“四年计划”备忘录》（Denkschrift zum Vierjahresplan）中公布了：“1.德国军队必须能够在4年后投入战斗；2.德国经济必须在4年后足以支持战争。” [28]

通过“德奥合并”（Anschluss），希特勒使德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在其中意的合作伙伴墨索里尼同意的情况下，希特勒于1938年3月12日下令德意志国防军第二天进军奥地利（当时奥地利纳粹党已经在本国全面夺权）。3月13日希特勒就在林茨签署了《奥地利和德国重新统一法》（Das Gesetz über die Wiedervereinigung Österreichs mit dem Deutschen Reich）。两天后，他在维也纳霍夫堡宫的阳台上对欢呼的人群作了自己一生中“最伟大的执行报告”：“作为德意志民族与帝国的元首和总理，我面对历史宣布：从今以后我的家乡并入德意志帝国。” [29]

“旧帝国”（Altreich）对此一边倒甚至狂热地赞成。天主教主教，甚至连著名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前总理卡尔·伦纳 [30]都同意1938年4月10日举行全民公投。这一天，在奥地利和“旧帝国”支持“重新统一”和“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单”（这是同时举行的新的、从现在开始的“大德意志”国会选举的唯一名单）的票数都超过了99%。1938年4月举行的谈不上是秘密选举，但“德奥合并”的受欢迎程度确实毋庸置疑。希特勒从此被工人阶级视作完成俾斯麦大业的政治家：他弥合了1866年普奥战争的裂痕，在1806年没落的旧德意志帝国和新的“第三帝国”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元首”把在凡尔赛和圣日耳曼（St.Germain）签订的和平条约一笔勾销，维护了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自决权，再次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作出反抗。这是4月10日把票投给希特勒的大多数选民的看法。

然而1938年春人们就发现，希特勒的领土要求远远不止于此。他的下一个目标是1918年建立的德国人居住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捷克斯洛伐克与法国结盟，1935年又同苏联结盟。因此，德国对布拉格的威胁立即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实际上，1938年9月是希特勒有意引发的苏台德危机（Sudetenkrise）最严峻的时刻，一场大战似乎一触即发。

但是大战并没有爆发。在与英国保守党首相内维尔·张伯伦 [31]举行两次会晤且危机再次升级之后，墨索里尼应张伯伦的请求于1938年9月28日建议由意大利调停。希特勒接受了这个建议。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 [32]在慕尼黑会晤。这次会议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德国的要求。10月1日至10日，捷克斯洛伐克让出了“纯德意志民族聚居区”（die rein deutschen Gebiete），德意志国防军旋即进驻该地区，计划在各民族混居区进行表决。英国和法国确保捷克斯洛伐克在无端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其余国土的完整。德国和意大利宣布，两国将按照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的原则参与这一保证。

对没有受邀参加慕尼黑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而言，会议的结果意味着一场灾难。它被西方大国作为祭品送上了对希特勒“绥靖”的祭坛，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大国在军事和心理上都未对抵抗纳粹德国作好准备，这些国家的政府寄希望于希特勒的扩张欲望得到满足，使欧洲的和平暂时得到保证。

除了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盟友苏联同样没有受邀参加慕尼黑会议。苏联从欧洲的“秋季危机”中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轻松地克服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的对立，以共同应对苏联。实际上，和苏联这个东方革命大国的对立是把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国家联合起来的结果。伦敦和巴黎政府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是防御性的，但德国和意大利却并非如此。德国在1936年11月和日本结成了一个意识形态同盟，即《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kominternpakt）；意大利在一年后也即1937年11月加入了该条约。不管1924年初以来掌权的斯大林 [33]如何认识这个条约的意义，他都有理由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

慕尼黑会议之后的6个星期，德国发生了1348—1350年欧洲黑死病期间犹太人惨遭杀害以来最严重的反犹暴动。纳粹当局以德国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参赞 [34]在巴黎被无国籍的犹太青年赫歇尔·格林斯潘刺杀身亡为由纵容纳粹的暴行。在被轻描淡写的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所谓“帝国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全国的犹太会堂陷入了火海。犹太会堂被摧毁，大约7500家犹太商店成为废墟，至少91名犹太人遇害。

在戈培尔操纵的迫害之后，犹太人还被迫赔偿高达10亿帝国马克的“赎罪费”（Sühneleistung）；同时颁布了禁止犹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有关规定，这导致犹太人的财产彻底“雅利安化”（Arisierung）；还出台了一系列刁难措施（Schikanemaßnahmen）：禁止犹太人光顾游泳池、电影院、剧院、音乐会和博物馆及拥有收音机，命令犹太人统一住进“犹太之家”（Judenhäuser）。1939年1月1日，一项新的规定生效：没有“典型犹太”名字的犹太人必须在名字里加上“以色列”（Israel）或“撒拉”（Sara）。

根据1939年5月的人口统计，应该如何处置“大德意志”境内居住的21.4万犹太人尚未有定论。没有一个国家准备接收被剥夺了财产的（verarmt）犹太人，因此不能再考虑强制犹太人外迁。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掌权”6周年之际未卜先知般地宣告：“如果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国际‘财政犹太人’（Finanzjudentum） [35]将使各国民众再次陷入一场世界大战，那么结果不会是全球布尔什维克化，由此也不会是犹太人取得胜利，而是欧洲的犹太种族将被消灭。” [36]

发表这一演说时，希特勒已经确定了下一步扩张的目标。1938年10月21日，他作出“解决剩余的捷克共和国问题”、占领（1923年被立陶宛吞并、1924年开始自治的）梅梅尔地区 [37]的指示，11月24日下令作好占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自1920年起处于国际联盟保护下的但泽自由市（die Freie Stadt Danzig）的准备。 [38]

但泽问题使纳粹领导层盯上了一个国家，1934年1月，德国与该国签订了为期1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这个国家就是波兰。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39]1938年10月和希特勒1939年1月初向波兰提出建议的目的是使这个邻国变成东部生存空间之战（Lebensraumkrieg）的“小伙伴”（Juniorpartner），从而成为德国的一个附庸国（Satellite）：波兰应当同意但泽回归德意志帝国，允许东普鲁士与帝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境外交通联系，把《互不侵犯条约》延长至25年，并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由于华沙没有表示愿意接受为其安排的角色，1939年初，德国和波兰之间的战争开始了。

1939年2月10日，希特勒在对军队指挥官发表讲话时构建了其政策的更大框架：德国必须弥补数百年来所“错过的”（versäumt）。“自《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签订以来，我们的人民走了一条越来越把我们从世界大国引向贫困和政治无能的道路。”他认为，德国自1933年革新以来并未走到穷途末路，而是刚刚起步。希特勒也确信一点：“下一场战争将是一场世界观之战（Weltanschauungskrieg），这就是说将是蓄意挑起的民族和种族之战。”[3]

秘密发表纲领性讲话两天之后，希特勒开始在幕后“解决捷克共和国剩余领土问题”。大约4个星期后，他达到了目的。1939年3月14日，斯洛伐克宣布独立，成为德国的附庸国。第二天，应约前往柏林的捷克领导人迫于希特勒施加的“勒索式压力”（erpresserischer Druck）投降，“深信不疑地把捷克人民和国家的命运交到了德意志帝国元首的手中”。 [40]随后，德意志国防军立即进驻“剩余的捷克共和国领土”。3月16日，希特勒在布拉格赫拉德钦大教堂（Prager Hradschin）宣布建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德意志帝国通过这种暴力行为占据了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后方。

“布拉格事件”在不止一个方面成为重大转折。希特勒在国家边界问题上采取新行动的同时也突破了德意志民族国家概念的边界：属于德意志民族的边界。“剩余的捷克共和国领土”事实上并入了德国，德国由此不同于其他民族国家，成了自觉肩负领导欧洲使命的跨民族“帝国”。但是对西方大国来说，“罗马历3月15日” [41]也是个分水岭。纳粹德国残酷地撕毁了《慕尼黑协定》，以致没有哪个政府还能继续冒“绥靖”的风险。1939年3月26日，波兰断然拒绝了德国5天前由里宾特洛甫以无限期最后通牒形式提出的要求。3月31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承诺，如果波兰遭受直接或间接进攻，英国将确保其领土完整。4月3日，希特勒命令德意志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好9月1日进攻波兰的准备。

与此同时，莫斯科传来了引起柏林重视的信号。斯大林早在3月10日的一次党代会讲话中就已经告知西方大国，如果他们和纳粹德国发生战争冲突，别指望苏联会出手相助。德国在4月和5月通过外交途径获知，苏联有意改善两国关系。同时，莫斯科在1939年4月到8月期间与西方大国谈判。然而由于波兰不允许苏联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通行，各国未能达成包括波兰、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和比利时在内的全面互助协议。

希特勒向斯大林开出的条件比向西方民主国家开出的更多，这起了决定性作用。8月23日，得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 [42]在莫斯科签订为期10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deutsch-sowjetisches Nichtangriffspakt）时，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很多人甚至感到震惊。国际社会被蒙在鼓里的是，德苏两国同时还签订了一份秘密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计划把波罗的海国家（连同芬兰在内）和波兰瓜分并纳入德国和苏联的利益范围。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简直就是向希特勒发出了进攻波兰的邀请——这个前景恐吓不了斯大林。他不仅赢得了一大块西方大国不可能给他的疆土，也赢得了时间，以便进一步扩军备战，好应对希特勒再度以牺牲苏联领土扩大德国生存空间的企图。在此期间，他可以坐观资本主义列强自相残杀，彼此削弱。

从意识形态角度很难解释苏联为何与不共戴天的法西斯敌国相互配合。但是如果认为国际工人阶级的明确诉求和苏联的利益之间不可能存在矛盾，那么8月23日签署的协定也可以被理解为对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和平的贡献。希特勒不得不同样非常“辩证”地向他的追随者表明，有必要和“犹太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jüdischer Weltbolschewismus）结盟。希特勒和戈培尔夫妇相信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并且压制了犹太人的影响，甚至向民族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这种情况下，无数包含着不同信息的宣传鼓动性文字成了废纸；反布尔什维克的电影也被禁映。

希特勒计划8月26日进攻波兰，但8月25日不得不注意到墨索里尼（5月22日与其签订了一个互助协议即《钢铁条约》 [43]）打算使意大利从与波兰的战争中脱身。希特勒因此临时撤回了进攻波兰的命令。9月1日，时机已经成熟。当天一早，德意志国防军就开始进军波兰。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履行对波兰的盟国义务对德宣战。希特勒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推给谁，从一开始就很明了：正如1939年9月3日他号召德国民众时所说的那样，发动战争的是“犹太财阀和民主统治阶级”（die jüdisch-plutokratische und demokratische Herrenschicht），“他们只希望在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中看见顺从的奴隶，他们憎恨我们的新帝国，因为他们知道新帝国里有一种社会工作的先驱（Vorkämpfer einer sozialen Arbeit）；他们害怕被这种工作‘传染’，害怕它会在自己的国家也产生影响”。 [44]

如同一年前发生苏台德危机时那样，1939年9月在德国感受不到1914年夏天那种“对战争的热情”。相反，亲当局的观察家普遍认为民众不希望发生战争。9月末波兰战败时，这种担心被新的信心取代。“民意”（Volksmeinung）不在乎波兰人民的命运。德国战胜之后，波兰再次被瓜分：德国得到了波兰西部和北部的大片土地，苏联得到了东部的土地。其余土地即包括华沙在内的“波兰总督府”（Generalgouvernement） [45]从此成为德意志帝国的“附属地”（Nebenland）。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在被占领的波兰大肆杀害犹太人和知识分子，包括牧师、律师、医生和地主。来自波罗的海地区、乌克兰和比萨拉比亚 [46]的德裔（Volksdeutsche）被迁移到这些帝国的新地区；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也就是“辛提人和罗姆人” [47]），包括许多被认为未被同化的波兰人被逐出自己的住处，流放至“波兰总督府”。波兰战争和德国在波兰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带有种族主义甚至种族灭绝的色彩。

1939年欧洲西部尚未发生战争。英国和法国如果进攻德国就能减轻波兰的压力，但是两国没有这样做。1940年4月，希特勒向欧洲北部发起进攻。占领了丹麦并且经过激战占领了挪威之后，5月爆发了“法国战役” [48]。战役从占领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开始，直至6月22日法国在贡比涅（Compiègne）投降才暂告一段落。1940年夏天，希特勒在德国的威望如日中天。他看起来像是把1918年的失败变成了德国的胜利：这也是一场给部分纳粹主义反对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胜利。

英国自然未被战胜，在其“战争首相”（Kriegspremier）、1940年5月10日起担任包括工党在内的国民联合政府首脑的温斯顿·丘吉尔 [49]的领导下，英国不愿屈服于希特勒。德国的登陆计划不得不一再推迟，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虽然给英国带来了重大损失，但没有使英国人士气低落。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50]领导下的美国在物质和军事上大力支持英国的抵抗，因此希特勒从1940年夏天起就无法指望快速征服英国了，但是他相信，除了美国还有另外一个让丘吉尔寄予希望并考虑结盟的大国：苏联。因此，1940年7月以来，希特勒开始让军队高层宣誓与1939年8月《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前他一直视为纳粹德国死敌的大国作战：布尔什维克俄国（das bolschewistische Russland）。

对苏联的进攻始于1941年7月22日。此前几个月，希特勒对国防军领导层明确表示，这场战争将与西线战役大不相同。他认为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der jüdische Bolschewismus）的战争将会是一场种族灭绝战。根据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 [51]的记录，“元首”3月30日对大约200名高级军官说道：“我们必须从全体士兵的立场出发。”“同俄国作战：消灭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bolschewistische Kommissare）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必须对‘腐蚀之毒’发动战争。这不是战争法庭的问题……在东部，强硬就是对未来的温柔。” [52]第二天，臭名昭著的《政治委员令》（Kommissarbefehl）第一版颁布，5月12日颁布了最终版本。其中关键的一句话是：“务必清除政治当权者和领导者（政治委员）。” [53]

除了立即清除（据希特勒估计几乎全是犹太人的）政治委员外，战争从一开始就计划肆无忌惮地利用征服的土地为国防军供给粮食；这意味着就像很快会有数以百万计的红军战俘死亡一样，数百万平民将饿死的事实也被认可和接受了。德国农民和手工业者将在新赢得的“生存空间”定居，乌克兰和伏尔加河地区将成为德国的粮仓，巴库的油田将属于德意志帝国，俄国的土地将成为“我们的印度”。 [54]

但东线战争没有成为希特勒1940—1941年计划的“闪电战”。俄国的冬天比预想中来得早很多。莫斯科从未被征服，战争的转折点在1941年末至1942年初的冬季就已经出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德国一蹶不振：遭受最惨重的损失后，第6集团军投降。这次失败使德军再也无法恢复元气。

随着对苏联的开战，“犹太问题的解决办法”也进入新的决定性阶段。战争初期，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就开始大规模射杀通常被作为游击队对待的犹太人。国防军的军官经常在组织上提供帮助，偶尔也有士兵参与杀害行动，但1941年6月尚未决定从肉体上全面消灭犹太人。（希特勒也一度考虑过的）把所有犹太人强制迁至马达加斯加的“领土式”解决方案无法通过英国这一关，仅仅因为这一点，此种方案就只是个空想。另一种“领土式”解决方案是把犹太人驱逐至西伯利亚或苏联的北极海岸。这也无法实现，因为德国军队从未到达这些目标区域。相反地，用毒气大规模杀死犹太人在技术上越来越有说服力：这是一种自战争初期就用于杀戮希特勒授权屠杀的精神病人的手段。1941年10月，党卫军在卢布林（Lublin）附近属于波兰总督府的贝乌热茨（Belzec）建立了第一个“纯粹的”灭绝营（reines Vernichtungslager）。11月以来，那里建起了第一批“固定的”毒气室。这是个明显的迹象，说明此时已经作出灭绝“东部犹太人”的决定。

但在被希特勒视为犹太人最重要的保护国——美国——尚未参战时，他显然还想把德国和西欧的犹太人作为人质处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这个理由便不复存在了。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轴心国”为确保和日本稳固的同盟关系而向美国宣战。希特勒在珍珠港事件后肯定立即作出了杀死德国势力范围内全部犹太人的决定。从希姆莱、戈培尔和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 [55]的记录中可以得知这一点。1941年12月18日，希姆莱在和希特勒的一次谈话后简要总结道：“犹太人问题。当作游击队员斩尽杀绝。” [56]

把欧洲的犹太人斩尽杀绝不是纳粹党唯一的反人类罪行。纳粹的这类罪行也包括杀害了无数“辛提人”和“罗姆人”，杀害精神病人、同性恋者和“反社会人士”，杀害大批波兰精英，使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居民断粮和投降，使数以百万计的苏军战俘以及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平民活活饿死，在占领区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平民等。但“水晶之夜”是历史上最系统的，甚至像工厂一样运作的种族灭绝事件。据估计，受害的犹太人总数少则530万，多则610万。在犹太人大屠杀最重要的象征之地——奥斯威辛集中营，至少有96万犹太人被害。丘吉尔1944年7月11日给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 [57]的信中写道：“这很可能是整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恐怖的罪行，这是所谓文明人以一个大国和欧洲先进民族的名义用科学手段实施的罪行。” [58]

写完这封信9天后，也即1944年7月20日，东普鲁士拉斯腾堡（Rastenburg）的元首大本营遭到了炸弹袭击，“元首”躲过了这次袭击，只受了轻伤。由陆军上校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 [59]实施的这次暗杀比1939年11月8日来自符腾堡的木匠格奥尔格·艾尔泽 [60]在慕尼黑的市民酒窖（Bürgerbräukeller）实施的刺杀更接近目标。施陶芬贝格的刺杀行动也不是单打独斗之举，而是德国上层和受教育阶层（高级军官、公职人员和普鲁士贵族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密谋的一部分。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反对魏玛共和国，长期同情希特勒，甚至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视为自己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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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们转而反对“元首”，原因之一是他们认识到了败局已定；屠杀犹太人令他们恐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些情况下甚至是决定性原因。保守派的希特勒反对者不是民主党人，但可能是法治国家的坚定捍卫者。他们公开表明拥护法治，从而架起了与一道致力于摧毁纳粹政权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人士之间的桥梁。刺杀行动失败时，大多数同谋者在劫难逃：希特勒的报复行动就像他7月20日宣布的那样令人不寒而栗。

即便希特勒遇刺身亡，也不意味着密谋政变者取胜。他们的群众基础很薄弱。官方报告显示，大多数德国人对刺杀行动感到愤怒，为他们的“元首”死里逃生而欢欣鼓舞。当然，他们不知道自己还将面临什么。从1944年7月20日到1945年5月8日欧洲战事结束的近9个月时间里，死于战争的人数比战争前5年丧生的人数还多。对犹太人的屠杀还在继续，死亡人数有增无减。

直到1945年春，德国的失败和纳粹政权的崩溃毋庸置疑时，许多一直相信希特勒甚至将其奉若神明者才感觉到自己是希特勒的牺牲品。保安局 [61]的工作人员在其报告中记录了“第三帝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人们的普遍看法：“是上帝把元首派给我们的，但不是为了拯救德国，而是为了毁灭德国。天意已经注定要灭绝德意志民族，希特勒是这一意志的执行者。” [62]

[1]（Arthur）Moeller van den Bruck，Das dritte Reich，hg.v.Hans Schwarz，Hamburg 19313，S.158，244 f.

[2]Max Domarus，Hitler.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4 Bde., München 19652，Bd.1/1，S.286 f.

[3]Jochen Thies，Architekt der Weltherrschaft. Die 《Endziele》 Hitlers，Düsseldorf 19762，S.11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