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一些对该国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基本事实。就英国而言，岛国的地理位置对其争取自由产生了影响，低等级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在与王权斗争中获益；下院所处的优势地位是中世纪时取得的胜利，而在17世纪成功打破王室实施专制的企图，使这一优势地位得以保持。在法国，中央集权制是近代早期专制制度的产物，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及其接班人继承了衣钵，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德国历史的基本事实包括“旧帝国” [1]的普遍诉求，比如要有别于中世纪晚期以来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开始形成的民族国家，要比民族国家更进一步。在德国，国家的形成是在领土层面实现的，体现在符腾堡（Württenberg）、巴伐利亚（Bayern）或勃兰登堡（Brandenburg）等诸侯国的统治结构中——这是德国联邦制度的萌芽。

与“帝国”这一德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基本事实紧密相关的是直到20世纪依旧阴魂不散的“帝国神话”。中世纪的作者们力求找到“罗马帝国”这个最后的世界帝国从未消亡的证据。他们认为，公元5世纪末西罗马帝国在民族迁徙的洪流中覆灭之后，罗马帝国先是继续存在于东罗马帝国（öströmisches Reich），即拜占庭（Byzanz），此后随着帝国的衰亡于公元800年被教宗转给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Karl der Große），统一的法兰克王国（Fankenreich）在公元962年解体之后又转给了萨克森国王奥托大帝（Ott der Große）所代表的德国人。中世纪的神学家认为，只要罗马帝国存在，世界就不会覆灭。在他们看来，罗马帝国是“拦阻者”（Katechon），即（谬传由使徒保罗）写给塞萨洛尼基的基督教团体的第二封信 [2]第二章中提到的“保卫力量”（eine bewahrende Kraft）。他们认为，只要这个“拦阻者”在，魔鬼就不会取得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基督重返人世之前，世界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就不会中断。因此，德意志帝国这个继续存在的“罗马帝国”肩负着一项神圣的使命。德意志帝国是“神圣的帝国”（Sacrum Imperium）——这一概念出现在12世纪中期霍亨斯陶芬王朝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Stauferkaiser Friedrich I，绰号“红胡子”（Barbarossa）］的公文中。

欧洲的国王在礼宾上享有优先地位，皇帝们要求自己也享有这种特殊的“价值”（dignitas），英国和法国的国王心甘情愿尊重他们的这种要求。作为基督教会的庇护人（Schutzherr）——并且只有承担了这项任务，皇帝才享有某种特定的最高权利。然而在霍亨斯陶芬王朝时代西欧观察家的印象中，皇帝并不满足于在同侪之中独占鳌头。“对立教宗”（Gegenpapst）得到弗里德里希一世以及由他操纵、忠于皇帝的枢机主教（Kardinäle）于1160年在意大利帕维亚 [3]召开的大会认可之后，当时最著名的教会上层人士之一、法国沙特尔地区（Chartres）主教“索尔兹伯里的约翰” [4]提出了抗议：“是谁用个别地区的教会标准来衡量普世教会？是谁任命德国人做了各国的法官？是谁授权这些野蛮而暴力的人随心所欲地选立诸侯，凌驾于人子之上？”[1]

来自法国沙特尔的英国人的这番异议是对可以称作“霍亨斯陶芬王朝帝国意识形态”（Staufische Reichsideologie）的回应。这种意识形态进入全盛时期之际，中世纪皇权的高潮早已过去。13世纪末，科隆法政牧师 [5]亚历山大·冯·罗伊斯 [6]认为，罗马人作为老一辈维持教宗的统治（sacerdotium），德意志人或法兰克人作为年轻一代维持皇权的统治（imperium），法兰西人或高卢人由于拥有异乎寻常的洞察力而以科学研究（das Studium der Wissenschaften）为己任，这是颇有意义且不可或缺的秩序的要求。 [7]

罗伊斯提出这些要求是出于防御目的——抵抗法兰西对皇权提出诉求的企图。然而法兰西没有人甘于接受他主张的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没过多少年，一位不知名的巴黎法学家在一份为法兰西国王出具的鉴定书中表达的对“美男子腓力四世” [8]的意见（法国学者早在12世纪就已经持相同观点）看起来像是对罗伊斯的答复：在他的王国里，他是皇帝。“由于法兰西国王先于皇帝存在，这么称呼他就更加得体了。” [9]

但是，欧洲国家的世俗统治者们在一个重要领域的意见至少原则上一致，这就是反对教宗提出的有权废黜皇帝与国王的要求。教宗圣额我略七世 [10]在其1075年颁布的《教宗训令》（Dictatus Papae）中首次提出这一要求，从而引发了所谓的“教宗革命”（Papstrevolution）。[2]他最初只是想通过这种做法颠覆皇权的运作。与此相反，声称只有教宗可以废黜或调任主教是对法兰西和英国国王，也是对皇帝发起的挑战。

主教不仅在教会尽享尊荣，而且是王室最高官员，因此如果教宗在所谓的“叙任权之争” [11]中获胜，那么三个国家现存的所有政治体系都将土崩瓦解。事实上，罗马教廷只取得了局部胜利。虽然从12世纪早期开始（先是在法兰西，随后在英格兰，1122年《沃尔姆斯宗教协定》 [12]签订之后在德意志）就依据教会法，然而是在世俗统治者在场的情况下选出主教，这样一来，世俗统治者就可以继续发挥其影响力。

“叙任权之争”只代表了宗教和世俗权力斗争的一个阶段。这场冲突的历史意义在于产生了一种对西方世界起根本作用的多元主义（Pluralismus），其核心首先是一种机构上的二元主义（Dualismus）。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初步分离之后，1215年随着经典文献英国《大宪章》（Magna Charta）的问世，诸侯的权力和社会各等级的权力也一分为二。从历史上看，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离就是首先在英国实现，且由孟德斯鸠 [13]1748年以政治学说的形式固定下来的现代三权分立制度。这种制度其实是既有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在中世纪中期 [14]始于欧洲拉丁国家（西方教会国家），并且仅仅在这些国家得到贯彻。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兰西和英格兰这两个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面对教宗挑战的回应使教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国有化”（Nationalisierung），严格限制教宗从教会财产中收税是这种国有化的开端。罗马—德意志皇室不能走国有化道路，因为这会危及其自身的广泛诉求，也会对德国诸侯构成挑战——其中有些诸侯致力于成为“自己地盘上的教宗”，从而获得更多的邦君“自由”（Libertät）。

埃克哈特大师 [15]、约翰内斯·陶勒 [16]和海因里希·苏瑟 [17]等神秘主义者针对教会对世俗权力的诉求和外部权力扩张给出了德国的答案：这是一场向内的转变。天主教哲学家阿洛伊斯·登普夫 [18]在其1929年出版的有关“神圣帝国”的著作里把发生在德国、使人们更加笃信上帝且充满活力的斗争解读为法国和英国“政治改革”的对立面，认为这是德国神秘主义在世界历史上产生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使“笃信上帝而无需神职人员”变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笃信上帝的运动”。神秘主义成了宗教改革的先锋：年轻的路德 [19]知道自己是从何种传统出发把个人信仰解释为人与上帝关系唯一基础的。 [20]

现在我们来谈谈德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基本事实——发生在16世纪的信仰分裂（Glaubensspaltung）。从根源上看，宗教改革是一场德意志式的革命；从对世界历史的影响看，宗教改革则是一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革命。在与教会革新的神学基础有关的问题上，所有宗教改革人士都以马丁·路德这位昔日维滕贝格的奥斯定会修道士为榜样。相反，在社会和国家发展问题上，加尔文的重要性远远大于路德。资本主义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与加尔文这位来自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有关。和加尔文派相比，路德派不包含导致经济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使统治者与大众意愿相结合的因素。从政治和社会角度看，路德是个保守的革命者。

德国的宗教改革二者兼而有之：从教会的、越来越被认为是罗马异族统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且为一种新的、内化的、支持国家的（staatstragend）束缚找到了理由。德国的宗教改革同时带来了解放和镇压，因此正如年轻的卡尔·马克思 [21]1843—1844年所言，宗教改革只是“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 [22]马克思的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3]把宗教改革称作欧洲“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 [24]但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宗教改革是农村和城市“普通人”（gemeiner Mann）的反抗（这在瑞士以及德国南部和中部表现得最为明显），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是反抗的高潮。[3]

但如果从政治影响的角度出发，“诸侯革命”（Fürstenrevolution）这一概念则适用于德国的宗教改革。通才型史学家欧根·罗森斯托克-休西 [25]在1931年曾经说过：“路德的选帝侯替代了最高等级的主教……或许世界上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因此像我们这样，两道如此不同的风景线交叠存在。上层的诸侯和政治家们争夺他们作为统治者的权力和自由。下层生活着市民和农民，在有限的臣民观念范围内学习如何循规蹈矩，如何对统治者俯首帖耳……普通德国人的这种‘不讲政治性’（Unpolitisches）在路德与其邦君自愿作出的劳动分工中就已经存在了。” [26]

尽管路德传统上还遵循教父 [27]奥古斯丁的做法，严格区分“人间帝国”（irdisches Reich）和“上帝帝国”（Gottesreich），但在实践中，他把世俗和宗教的权力、王冠与祭坛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正如基督教神学家和宗教哲学家恩斯特·特勒尔奇 [28]所说的那样）由国家制定的世俗法律平添了“某种半神性”（eine gewisse Halbgöttlichkeit）。 [29]这样一来，路德派在德国（也仅仅是在德国）的政治影响就和宗教改革的另一个主要流派加尔文派的影响有了巨大差别。将教区教会与加尔文在那里布道和发挥影响的日内瓦城市共和国相结合，在很长时间里为民主国家的形成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相反，信奉路德派的德意志诸侯国中，邦国的统治和主教职务的结合则有利于专制主义的发展。

“路德派中的精神解放是以世俗的奴役为代价的”：弗朗茨·波克瑙 [30]（他和罗森斯托克-休西一样，是受希特勒迫害而流亡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判断中把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自相矛盾的遗产结合在一起。其认为，文化和政治两方面必须结合起来看。“德国的音乐和形而上学在加尔文主义主导的文化中是无法产生的。当然，这种忽略实际的做法中隐藏着一种可怕的危险……政治是精神和世界、道德和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相互联系的王国。路德的立场没有把握政治的本质。我们成了政治上屡屡失败的民族，路德的立场对此是有责任的。这个民族在两种一进入实践就同样错误的极端之间被摔来打去：一端是脱离现实、充满善意的内化自省，另一端是对权力最疯狂的迷恋。” [31]

在路德本人那里，内化与血腥也只有一步之遥：这从他越来越过分地攻击教宗、再洗礼派教徒（Wiedertäufer）和犹太人的言行中可见端倪。路德对犹太人的敌意以特别明显的方式证实了马克思的论断——德意志宗教改革对于结束中世纪只发挥了部分作用。1543年，也即在他去世前三年，路德在《论犹太人及其谎言》（Von den Juden und ihren Lügen）这本小册子里再次弹起那些他明知无从证实的归咎于犹太人的老调：犹太人在井里投毒，抢走了基督徒的孩子，为的是按照礼仪将之屠杀。路德要求当权者点燃犹太会堂，摧毁犹太人的房屋；禁止犹太教经师讲经，对违者有生杀予夺之权；剥夺犹太人由他人陪伴确保安全的权利；禁止他们使用街道和放高利贷；强迫他们从事体力劳动，必要时驱逐出境。路德建议全体基督徒见到犹太人时在胸口画十字，坦然且大胆地说出：“那儿有个真正的魔鬼。” [32]这就是“黑暗的中世纪”（finsteres Mittelalter）。它不仅在路德身上继续存在，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而继续存在的。

德国有哪些地区在16世纪继续保持天主教信仰，或者改信路德派，或者“改革宗”（根据加尔文或苏黎世天主教世俗教士乌利希·慈运理 [33]的学说），这不是各地（自由的帝国城市除外）居民自由决定的问题。“谁统治该地，谁决定该地的宗教信仰”：这个简洁的表述（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 [34]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这句话）说明了统治者的追求。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这是自1512年起帝国的正式全称），1555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使“奥格斯堡教派”即路德派信徒得到了帝国法律的认可，但没有认可改革宗信徒。不是每个人，而是诸侯可以自行在新旧信仰之间作出选择。这就再次避免了诸侯之战和内战，而根据事态，这样的战争最终必然会发展成欧洲战争。

63年后的1618年5月，这场大战还是爆发了。“三十年战争”从来都不只是一场宗教战争和内战，更是一场国家和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但这场大屠杀始于信仰共同体的权力之争并非偶然。信仰问题对那个时代人们的影响大于其他任何问题。教派之间的对立比社会和民族差别更能让民众群情激昂、同仇敌忾。然而，对信徒来说重要的事情在国家掌权者看来却未必重要。“三十年战争”的后半程，也即1635—1648年，天主教的法国和路德派的瑞典联手对抗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后者在帝国内（如西班牙）指定统治者，并且在西属尼德兰亦即后来的比利时行使权力。

“三十年战争”曾经作为“那场国难”（die nationale Katastrophe）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延续了几个世纪，直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引发了有关“三十年战争”是不是最严重的国难的争论。这场战争从人口、经济、社会和道德角度看是一场灾难。战争末期，农民一贫如洗，德国东部大批农民沦为世代依附于庄园地主（Rittergutsbesitzer）的农奴。无数城市被夷为平地之后，资产阶级也不复存在。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战争的赢家是邦君、亲国家的部分贵族、军队和官员——这些人都是正在形成的集权主义（Absolutismus）的重要支柱。战争、暴行、大量死亡和贫困导致了强烈的内化（Wendung nach innen）：这是一种新的“俗人虔诚”（Laienfrömmigkeit），它在基督教德国为“虔信主义” [35]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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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三十年战争有什么积极作用的话，那就是使人们认识到了宗教宽容不可或缺。只有愿意在一定程度上世俗化，从而在宗教事务上保持中立的、强大的国家才会强迫实现这种宽容。诸侯的集权主义首先是信仰问题绝对化的结果：臣民赢得的内心自由（innerliche Freiheit）是以在世俗统治者面前进一步降低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代价的。从此以后，世俗统治者可靠的统治基础建立在一种深深的恐惧之中，人们或许可以把这种恐惧称作三十年战争的持久结果：对异国所带来的屈辱的恐惧，对一切习以为常的秩序崩塌的恐惧，对混乱不堪和异国军队兵痞横行（Soldateska）的恐惧，对手足相残和国家内战的恐惧，对末日预言（Apokalypse）的恐惧。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帝国1648年在明斯特与法国、在奥斯纳布吕克与瑞典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新确认了1555年签订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并将其扩展至“改革宗” [36]：从此以后，改革宗教徒被认定为具有平等地位的新教分支。从外交上看，法国和瑞典是“三十年战争”的赢家。两国确保遵守被宣告为“帝国基本法律”（Reichsgrundgesetz）的和平条约，并得以通过吞并帝国的土地开疆辟土。从内政上看，“帝国政治体” [37]是赢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他们迈出了对获得完全主权来说决定性的一步。神圣罗马帝国持续受到削弱，但确保了德意志当时的局面，因此其继续存在既符合欧洲大国的利益，也符合较小的帝国政治体的利益。但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暮气沉沉、垂垂老矣的旧帝国并不是能与法国或英国、西班牙或瑞典分庭抗礼的政治力量。正如塞缪尔·普芬多夫 [38]1667年在一篇有关德意志帝国宪法的著名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帝国是一个“奇形怪状、类似庞然大物的躯体”。 [39]

在帝国政治体中，1648年前后的奥地利是最强大的。1438年之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接连不断地从奥地利的统治王朝即哈布斯堡家族产生。哈布斯堡王朝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与1526年取得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位有很大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波希米亚早就已经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匈牙利则相反，1526年及以后它都不属于帝国。17—18世纪，霍亨索伦家族成为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在德国内部最强大的对手。1415年，法兰克支系的霍亨索伦家族成员、纽伦堡“城堡伯爵” [40]弗里德里希从勃兰登堡边区获得了选帝侯资格，两年后封地，并可以世袭。说完帝国和信仰分裂，现在我们再来谈一谈关于德国历史的第三个基本事实：德国二元主义（Dualismus），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对立。

1539年，勃兰登堡选帝侯约阿希姆二世改信路德宗。1613年，发生了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改宗事件：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 [41]从路德宗改信改革宗。由此，正如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穆勒-阿玛克 [42]（首次提出“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论断的那样，勃兰登堡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结合”：“当路德宗的土地有了信奉加尔文宗的统治者时，一种既非加尔文式，也非路德式的特殊新型国家结构出现了。加尔文宗自上而下、路德宗自下而上显示出一种相互的同化能力（Assimilationsfähigkeit），从而产生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新形式。” [43]国家能动性遇到了对统治者俯首帖耳的民众这块“共振板”：如果我们愿意夸张一点，那么1613年选帝侯改宗事件的长期影响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形容。

几年后的1618年，世俗的普鲁士公国（处于波兰治下，一度隶属于德国骑士团，首都是柯尼斯堡）落到了勃兰登堡手中。1660年，“大选侯”（der Große Kurfürst）弗里德里希·威廉 [44]在位期间，普鲁士公国得到勃兰登堡统治者的承认，并继续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外存在。

1701年1月18日，“大选侯”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三世经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同意，在柯尼斯堡加冕为“普鲁士国王”，称弗里德里希一世 [45]。这时的勃兰登堡还不是大国，但它迈出了实现大国目标的重要一步。弗里德里希一世之子 [46]即“士兵国王”（Soldatenkönig）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3—1740）偶尔自称“普鲁士国王”。其子弗里德里希二世（史称“弗里德里希大王”） [47]则为巩固普鲁士的大国地位作出了贡献。和哈布斯堡王朝兵戎相见——弗里德里希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发生过两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年、1744—1745年）与“七年战争”（1756—1763年）——的普鲁士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的统治下成为德国历史上长达百余年的重要话题。

和哈布斯堡王朝不同，霍亨索伦家族主要统治的是说德语的臣民。奥地利从德意志分离出来，普鲁士则并入了德意志。普鲁士并未占有相连的国土，而是占领了从下莱茵河（Niederrhein）到尼曼河（Memel）的一块块地产。普鲁士自认为是个大国，甚至觉得作为国家始终受到外部力量的威胁，单凭这一点，普鲁士就极度渴望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

18世纪德国军事作家格奥尔格·海因里希·贝伦霍斯 [48]说过，普鲁士君主国（Monarchie）“不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拥有国家的军队，国家似乎就是这支军队的兵营”。 [49]虽然所有实行集权统治的国家都是军事国家，但普鲁士的军事化程度尤其严重。18世纪中期，奥地利每60个居民中就有一名士兵，而普鲁士每13个居民中就有一名士兵。弗里德里希大王统治时期，军事需求处于公共需求顶端，这与其父亲治下无异。军官几乎全部来自容克地主 [50]阶级，因此普鲁士是个典型的军事国家（Soldatenstaat），同时也是贵族大地主国家。最后，官僚阶层，即普鲁士王国主要由资产阶级组成的支柱，对于维护国家统治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若非异于军阀，弗里德里希几乎不可能获得并维持“大王”（der Große）这一称号。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弗里德里希理所当然是个代表性人物，甚至是一种新的国家类型即“开明专制”（aufgeklärter Absolutismus）的化身。自上而下实现理性（Vernunft），在宗教和知识上兼收并蓄：这种初心和以专制本身为目的（Selbstzweckhaftigkeit）的常见的专制类型根本不同。军事为先的政治理念和与此关联的贵族特权虽然阻碍了法治国家的全面建设，但弗里德里希统治下的普鲁士至少是打算统一的。在弗里德里希的领导下，普鲁士在统一法律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尽管立法工作的代表性成果——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典》（das Allgemeine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在实际执行中落后于立法者的前瞻性意图，但总体而言，弗里德里希式的“开明专制制度”类似于自上而下的革命。这种制度促成了一种普鲁士式的国家传统——19世纪早期的改革者如斯坦因 [51]和哈登贝格 [52]等人，以及半个世纪之后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俾斯麦都继承了这一传统。

1776年6月12日，弗里德里希逝世十年前，北美英国殖民地通过了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这份基本权利目录的第一条明确指出：“所有人生来都是同样自由与独立的，并享有某些天赋权利。”生活和自由的权利也属于天赋权利，此外还包括“获取和拥有财产、追求和享有幸福与安全的手段”。该法案第二条公布了人民主权原则：“长官是他们的受托人与仆人，无论何时都应服从他们。”其他条款确保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离，禁止未经民众代表同意废止法律，确保选举自由，防止非法剥夺人身自由，以及保护新闻和宗教自由等。[4]

3个星期后的1776年7月4日，13个英国殖民地的代表参加的大陆会议在费城通过了《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与会代表在这份宣言中声明，“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并特别强调了“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认为“经过被统治者同意”是政府确保这些权利的必要条件。[5]

“人权不可剥夺”的观念从美国越过大西洋回到了其思想史上的发源地欧洲。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爆发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当年8月26日，在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后来担任第三任美国总统、时任美国特使的托马斯·杰斐逊 [53]的倡议下，法国国民会议（Nationalversammlung）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54]。该宣言比《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及合众国其他州的基本权利目录更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文件的主要部分，即在所有人生而平等且享有同样权利的先决条件方面，《人权宣言》的起草者和大西洋彼岸美国革命的先锋不谋而合。

在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的德国，《人权宣言》和此前（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事件一样引发了强烈反响。在法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在莱茵河东岸的德国也家喻户晓：孟德斯鸠和卢梭 [55]是18世纪下半叶德国人读得最多且最推崇的作者。接受启蒙的进步人士憎恨专制暴政（Despotismus），推崇三权分立和作为国家一切权力基础的社会契约（Gesellschaftsvertrag）。根据通常看法，“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下的法国实施的是“不开明”的专制统治，也即维护专制暴政秩序，因此这个国家奋起反抗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只有极少数观察家把法国的事件视为德国未来出现同种情况时可参照的榜样。当时，专制制度在德国被认为“过于开明”（zu aufgeklärt），不需要通过暴力的人民起义（gewaltsame Volkserhebung）来加以改进。法国人通过革命实现的目标，在德国则要通过和平改良之路或者（像人们经常提及的）“革新”（Reformation）来实现。

然而，在进步的德国人看来，法国大革命也说明了他们应该走改革的道路。早在雅各宾派（Jakobiner）建立残暴统治之前，德国的舆论就已经转向了。国王的权力被逐步剥夺，这足以在莱茵河右岸的德国引发第一波知识分子的抗议行动。当时最具观察力、最有影响力的时政评论家之一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56]在1793年1月写道：“法国发生的事情不会也不该成为我们的榜样，而是应该为诸侯敲响警钟。” [57]维兰德写下这句话的当月，巴黎国民大会（Pariser Nationalkonvent）进行投票表决，以赞成票比反对票多一票的结果通过了对路易十六世 [58]的死刑判决，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德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小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对雅各宾派持理解态度。但即便是所谓的“德国雅各宾派”（deutsche Jakobiner），大多数人也不同意步法国革命的后尘。1796年，激进作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雷伯曼 [59]承认，他“从未认真想过按照法国模式开展的德国革命。法国式的革命在新教国家绝无可能发生，在我们天主教国家也几乎同样不可能”。 [60]宗教改革（geistliche Reformation）就是德国无须进行政治革命的凭证——这是启蒙运动后期新教德国的共识。德国可以进行政治改良，因为其在宗教上已经实现了改良。根据启蒙运动后期人士的观点，德国如果不想重蹈法国覆辙的话就只能走改良的道路。

就连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伊曼努尔·康德 [61]的想法也别无二致。除了对恐怖统治持保留态度外，他对法国大革命显然抱有同情，但坚持依法改革，以尽可能地避免暴力革命。1797年，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一书的《法权学说》一文中要求建立“人民代表制度”并制定国家宪法：“法律可以自治，不依赖某个特殊人物。”康德的这种观点虽然对超越开明专制制度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和启蒙运动晚期的其他思想家一样，他提出的前提条件针对的依然是实行开明专制制度的国家。 [62]

革命的法国使民众普遍受过教育的德国感到陌生的不仅仅是自我解放的暴力属性。“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nation une et indivisible）这一口号（是1789年之后法国人现代的、纯粹世俗的、以动员大众为目的的民族主义的精髓）在德国遭到了反对。法国在专制主义时期就已经开辟了国家中央化道路；德意志帝国是个联邦制政治体（föderatives Gebilde），这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国家，更不是主权国家。爱国主义在德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作为联系各邦国的纽带，且常常联结着诸侯和诸侯王室（18世纪末没有哪个地方像普鲁士这样有如此强烈的归属感）；作为“帝国爱国主义”（Reichspatriotismus）主要存在于较小的帝国政治体，尤其是“自由帝国城市”（Freien Reichsstädte）中；作为“文学爱国主义”（literarischer Patriotismus）维护着德国语言和文化，即超越一切领土边界把德国人联系了起来。

但是对德国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的精英而言，比德意志爱国主义的一切变化形式更重要的是成为“世界公民”（Weltbürgertum）的使命感。1796年，歌德和席勒在《箴言诗》（Xenien）一诗中发出了警告——

德国人啊，任何建国的希望

都是徒劳的；

别建国了，还是提升你们自己吧，

你们可以做到的，这更加自由！ [63]

这里所说的是18世纪最后30年浮现在德国诗人和思想家眼前的特有的一种“世界公民”：不是从个人经验获取的、字面意义上的“世界公民”，而是一种想象的、发明出来的共同体。“与世界的直接联系”（Weltunmittelbarkeit）中是否可能存在某种“民族的自负”，那些劝德国人不要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werdung），至少不要建立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人里，几乎没有谁提出这个问题。

德国在19世纪早期出现了某些方面和法国类似的现代民族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法国人的“作品”：此人就是拿破仑 [64]。1802年，奥地利人在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中败给革命的法国之后不得不和其他帝国政治体一样，接受这个法国最高统帅以德国的主宰者自居。在拿破仑的施压下，位于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Reichstag）1803年2月表决通过的《帝国代表重要决议》（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给帝国带来了激进的领土变革（Gebietsreform）——变革的目的是对在莱茵河西岸损失了领地的帝国政治体作出补偿。“世俗化”（Säkularisierung）使几乎所有宗教诸侯（geistliche Fürsten）的领地都受到了损失，尤其是天主教会的权力被大大削弱。“陪臣化”（Mediatisierung）使许多小诸侯和伯爵，以及除6个自由帝国市之外的所有城市丧失了“帝国直辖采邑”（Reichsunmittelbarkeit）的地位。普鲁士、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得以大规模扩张其领土。近300个帝国政治体减少了112个。

一年后，法国第一执政（Erster Konsul）再次向帝国提出挑战。1804年5月，拿破仑·波拿巴借助参议院的一项决议［同年11月，法国全民表决（Plebiszit）确认了这项决议］把法兰西共和国变成了世袭帝国。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波拿巴在巴黎圣母院加冕为法兰西皇帝。自从参议院通过这项决议以来，维也纳方面就料到罗马帝国行将解体；1804年8月，维也纳方面以建立统辖哈布斯堡王朝全境的“奥地利帝国”（Kaisertum Österreich）作出回应，这意味着对帝国宪法的公然破坏。奥地利和俄国、英国、瑞典联手组成第三次反法同盟，试图教训法国，但4个月后，它们在1805年12月2日的奥斯特利茨战役 [65]中失败了。

战胜奥地利使拿破仑得以进一步扩大其在德国的影响。1806年7月，16位德国王侯（包括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国王）在巴黎宣布退出神圣罗马帝国并组成保卫法国皇帝的“莱茵联盟”（Rheinbund）。1806年8月6日，皇帝弗朗茨二世 [66]屈服于拿破仑的最后通牒而摘下皇冠，并免除了所有帝国政治体的义务，此时帝国就只是一片废墟了。他保留了奥地利皇帝的头衔［作为弗朗茨一世（Franz I）］，但神圣罗马帝国从这一天开始就不复存在了。

在德国几乎感觉不到多少悲伤和错愕。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就像有人早已辞世，只不过此时才得到公证。最晚从普鲁士在“七年战争” [67]中保住了大国地位开始，罗马帝国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这并未阻止残余的帝国爱国者（Reichspatrioten）坚守帝国的理念，并相信帝国终将复兴。比如在1803年失去帝国直辖采邑的中坚力量——伯爵、侯爵、帝国男爵——以及中小帝国政治体中许多罗马帝国忠实的支持者。但在德国的公众舆论中，他们微不足道。

1806年也由此成为德国历史上的转折之年，因为普鲁士在这一年放弃了1795年以来推行的中立政策，在和俄国结盟之后于10月9日对法国宣战。5天后，普鲁士首次惨遭失败。在耶拿（Jena）和奥尔施泰特（Auerstedt）进行的两次战役扫平了拿破仑通往柏林的道路——10月底，拿破仑进军柏林。此后，1807年6月法国战胜了俄国，7月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 [68]。该和约签订后，普鲁士失去了易北河西岸的土地，以及1772年以来经过三次瓜分从波兰获得的大部分土地 [69]。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江山已所剩无几。

这次失败是一场灾难，但显然必须有这种经历才能释放出普鲁士改头换面的能力和决心。1799年，一位名叫卡尔·古斯塔夫·冯·施特林泽 [70]的普鲁士大臣在和法国人谈话时曾说：“你们自下而上发动的革命在普鲁士缓慢地自上而下进行……用不了多少年，普鲁士就不会再有特权阶级了。”[6]

1807—1808年任首席大臣（leitender Minister）的帝国男爵卡尔·冯·斯坦因和长年担任首相（Staatskanzler）的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身边人发起的一系列改革实际上引发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他们废除了农奴身份世代沿袭的制度，并以书面形式确认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市政自治权，虽然不允许犹太人担任民事和军事领域的国家公职，但除此之外赋予他们和其他臣民平等的法律地位；对男性臣民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赋予工商业经营自由权，把经营者从行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国家层面设立按职能划分的政府部门，在邦国层面从国民小学（Volksschule）到大学彻底实施教育改革。

斯坦因—哈登贝格改革（Stein-Hardenbergsche Reformen）影响巨大，但有些影响自相矛盾。农民只是在法律上得到了解放，其中的赤贫者还得继续为地主服役并交税，那些得以通过转让土地或付钱摆脱劳役的小农（Kleinbauer）仍然依附于地主。普鲁士的农业工人（Landarbeiter）和缺少土地的农民没有像大革命之后的法国那样形成拥有小片土地的独立的农民阶层，而是形成了（至少很大一部分如此）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industrielle Reservearmee）：正因为有了这些劳动力市场的储备人员，德国的工业革命才有可能发生。因此，普鲁士的“农民解放”发挥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储备了前现代的权力精英，即易北河东岸的容克地主阶层；二是有助于德国社会的现代化。

斯坦因—哈登贝格改革的目标也包括使拥有资产和受过教育的阶级（die besitzenden und gebildeten Stände）代表作为普鲁士的国家代表（Nationalrepräsentation）参政议政。这个想法遭到了保守的贵族反对派的强烈阻挠，高级公务员对此也强烈反对。按照1818年以来在新成立的柏林大学教授哲学的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71]的说法，后者将国家视为“道义观念的现实”，将自己视为国家真正的“一般阶层”（allgemeiner Stand）。[7]因此，高级公务员不愿看见自己在立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被各邦国利益（Partikularinteressen）的代表削弱。也因为他们的态度，即由于官僚阶层的抵触情绪，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72]在1810年10月向民众作出的立宪承诺无法兑现。

尽管存在种种不完美和自相矛盾之处，1807年之后的改革还是为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这个国家在其后几十年间崛起为德国的经济龙头并最终赢得国内的霸权之争——战胜奥地利及其盟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倘若没有斯坦因—哈登贝格的改革，就几乎无法想象1807年之后会在普鲁士形成一种新的、与法国的榜样相联系，同时又和法国截然不同的德国民族主义，而且这种民族主义与某种特殊的普鲁士“国家爱国主义”（Staatspatriotismus）相结合。本书以下章节要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Free書f享更多搜雅書）

[1]The Letters of John of Salisbury，ed.by W.J.Muller（lat.u.engl.），Bd.1，London 1955，S.206（Brief 124，an Master Ralph of Saire，Juni/Juli 1160）；deutsche Übersetzung in：Joachim Leuschner（Hg.），Das Reich des Mittelalters，Stuttgart 19723，S.20 f.

[2]Eugen Rosenstock-Huessy，Die europäischen Revolutionen und der Charakter der Nationen（19311），Stuttgart 19613，S.131 ff.

[3]Peter Blickle，Die Revolution von 1525，München 19812.

[4]Ernst Fraenkel，Das amerikanische Regierungssystem.Eine politologische Analyse.Leitfaden und Quellenbuch，Köln 19622，Quellenbuch，S.26 f.

[5]Ebd., S.28-31；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Ed.by Henry Steele Commager，New York 19485，S.100-103.

[6]Friedrich Meinecke，Das Zeitalter der deutschen Erhebung（1795-1815）（19061）.Neuausgabe，Göttingen 19576，S.46.

[7]Georg Friedrich Wilhelm 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in：ders., Sämtliche Werke（19061），Bd.7，Stuttgart 19523，S.241（§ 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