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20日，一位保守派基民盟成员——阿道夫·苏斯特尔亨 [1]在议会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借着一次讨论未来联邦德国国家名称的机会对“帝国思想”（Reichsgedanken）作了一些原则性说明。他认为，“帝国”（Reich）这一历史概念被“俾斯麦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他根本就不想说了——错误地使用了”。“正如它在德国历史中存在了1000年那样，这个概念是跨民族的、欧洲的东西。它是基督教西方的名称。如果我想把‘帝国’这个概念翻译成当代政治的现代语言，那么当时人们称为‘帝国’的东西，我今天就必须称作欧洲联盟（europäische Union）或者欧洲联邦（europäische Föderation）。”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跨民族的帝国理念套用于欧洲是天主教保守派人士的一种“专利”。它远离了俾斯麦帝国的“小德意志”理念，而复兴了“大德意志文化民族”（großdeutsch Kulturnation）；对基督教之西方，本质上即加洛林时代之西方的尊崇，伴随着对旧帝国的神化。因此人们时不时就得明确拒绝重建德意志民族国家，因为这到头来又会变成对1866—1871年的“小德意志”方案的认同。来自波恩的《莱茵水星报》（Rheinischer Merkur）编辑保罗·威廉·温格 [3]在其1959年出版的《谁赢得德国？》（Wer gewinnt Deutschland？）一书中特别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将“小普鲁士的自我孤立”和一个“中欧联邦”进行对比：在这种局势下，德国东部即民主德国地区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与德国其他部分分离，波兰同样也会成为一个经过重新组合的、当然不再属于共产主义阵营的中欧的一部分。 [4]温格的论点之所以引起巨大关注，也是因为他被视为“总理派”的。但阿登纳对温格绝对持批判态度。在1960年的一次背景访谈中，阿登纳称温格是“异想天开者”之一，有时做些对他来说不可理喻的“自作主张之事”。 [5]

1950年代末，天主教保守派人士与1871年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保持距离。1958年9月28日，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法兰克福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德国书业和平奖（der 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颁奖典礼上当着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的面说：“我们有过一个普鲁士的小德国，即俾斯麦的德国，它罔顾事实地和中世纪的第一个（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扯上了关系。”他认为俾斯麦的德国已经完全成为历史了。“如果我们就这样生活，仿佛那个国家还可能再次成为现实，那我们就是在让幽灵吸食当代的血液，阻止我们理解未来真正的危险和巨大的可能性。”鉴于“有色人种反对白人的种族意识”，重要的只有“西方国家翘首以盼的邦联（Konföderation）”。 [6]

1960年代，越来越多学者对德意志民族国家历史进行自我批判性回顾。1961年，汉堡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 [7]推出其著作《争雄世界》（Griff nach der Weltmacht）：这本书研究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的战争目标政策，并产生了解放思想的效果，即从学术依据上驳斥了对德意志民族的主流解读方式（这种解读认为德意志帝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特别的罪行）。[1]5年后的1966年，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出版了一本论文合集。在这本合集中，作者们对反对希特勒的保守反对派的外交和内政思想进行了批判。他们这样做不仅一反长期以来的历史学主流观点，而且动摇了联邦德国的一个“建国神话”（Gründungsmythos），即“1944年7月20日 [8]精神”——以往人们不过是为了证明新国家之合法性而片面解读了这一事件。 [9]

1965年，自由派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 [10]（社会民主党抵抗战士古斯塔夫·达伦多夫 [11]的儿子）在其《德国的社会与民主》（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一书中得出了类似结论：“7月20日密谋案以及由于政变失败导致的迫害行动标志着一代德国政治精英的终结。对许多人来说，普鲁士之名所代表的思想也走向了末路……被用以反对纳粹独裁的主要是道德价值（往往也包括其在德国历史上实现的意义）；旧政权实际上从道德方面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起义失败了，通往现代化的残酷道路继续延伸。” [12]

不止达伦多夫一个人认为，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纳粹主义不仅向德国的民主和法治遗产宣战，而且向德国的专制国家遗产和起支柱作用的贵族阶层宣战。美国历史学家大卫·肖恩鲍姆 [13]1966年在《希特勒的社会革命》（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该书一经出版，就在德国被迅速接受并引起广泛讨论。他认为，联邦德国的民主得益于“拉平效应”（nivellierende Wirkungen），并证明，纳粹党人以制造“民众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为目的的措施及其平均主义言论都具有这种效应。在肖恩鲍姆看来，“第三帝国”之彻底失败以及1945年后西方盟国和联邦德国建立者之共同作用，叠加成了一场社会革命中的“热月政变”，而那场革命最初就是1933年由希特勒开启的。 [14]

同一时期还有两位精神分析学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 [15]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 [16]夫妇也在他们的著作《无力悲伤：集体行为的原理》（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中认为纳粹主义摧毁了传统。但仅仅因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7]所谓的“应对伤痛”（Trauerarbeit）在德国几乎尚未开始，他们就不能把这种摧毁的结果视为“意料之外的现代化”。米切利希夫妇的结论是：德国人和希特勒处于一种“自恋关系”中，他们对偶像跌落神坛的反应是幼稚的，即把罪责推给一手遮天的“元首”。“集体防御”（kollektive Abwehr）让大家松了一口气，避免了1945年之后出现“一场严重的忧郁（Melancholie）”，但要得到解放还需要一些挣扎，这少不免触碰到回忆的痛苦，也就是需要“应对伤痛”。只有这项工作结束时，“改变了的个体，就是说终于成熟、有更强的能力接受现实的个体”才会从中出现。[2]

米切利希夫妇的著作在1967年出版，彼时“无力悲伤”的假设还只适用于少数德国人，即“经历（二战）的一代”和“犯罪者一代”，这部分人拒绝对自己的思想——1933—1945年是作为还是不作为——进行自我批评式的审视。对联邦德国的公共意识而言，这种拒绝态度渐渐不再那么典型，这不仅仅是由于代际更替以及知识分子、作家、记者和科学家开展了启蒙工作。1960年代也是对还活着的杀害欧洲犹太人的刽子手进行大审判的年代。1961年4月，在耶路撒冷开始了对“纳粹大屠杀”（Holocaust）中最重要的组织者之一、原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 [18]的审判。随后，1963—1965年在法兰克福陪审团面前进行了奥斯威辛审判（Auschwitz-Prozess），1964—1965年在杜塞尔多夫进行了特雷布林卡审判（Treblinka-Prozess）。对“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不能再无动于衷或者大事化小了。这个方案开始以其原本的样子印入德国人的意识：它是20世纪德国历史的核心事实，甚至可以说是“文明的断裂”（Zivilisationsbruch）。 [19]

自我批判的历史文化（Geschichtskultur） [20]形成了，这是1960年代联邦德国的一个标识。另一个标识是修建柏林墙所引起的意识变化（Bewusstseinswandel）。阿登纳的“实力政治”（Politik der Stärke） [21]导致联邦德国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但这一政策无法阻止德国分裂的加深。如果民主德国的存在得不到承认的话，那么（在西方依然被称作“苏占区”的）民主德国的现实就无法改变——1961年8月13日之后，这种观点才开始依次在西柏林、联邦德国被人们接受。长期以来，联邦共和国都宣称自己只是一种“临时解决方案”（Provisorium）。直到1961年两德分离被名副其实地“水泥硬化” [22]了，这种自我定位才由此失去了依据。这时要做的是，从两个德国的事实中得出确保超越两德边界、把德国人凝聚在一起的结论：正是这种认识使1969年的权力变更成为可能。

1966年，谁也没有料到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是第一个撼动两德重新统一的国家目标的联邦德国政治家。在其《欧洲草案》（Entwurf für Europa）一书中，施特劳斯采纳了1959—1969年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的思想，主张“德国问题欧洲化”。施特劳斯提及，他不再相信“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建”，“在四个占领区内也不可能”。相反，他认为重要的是在欧洲创造条件，“允许人们充分吸收一个统一的德国所拥有的潜力，使其不可避免的优势不至于给各国共处造成负担。但这最终只有在联邦框架内削弱民族国家主权才有可能实现”。 [23]

施特劳斯无法在联盟党内部推行这种观念，在社会民主党和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之后他也迅速改变了主张。但在联邦德国的公共舆论中，“德国问题欧洲化”的口号得到了压倒性的积极回应。还有一种常被提到的主张也得到了积极的反响，即认为联邦德国应该承认自己的地位、脱离《基本法》的“临时解决方案保留条件”（Provisoriumsvorbehalt）了——根据起草者的意愿，这部《基本法》原本只是为国家统一前的过渡时期设计的。

1967年夏天，天主教杂志《高原》（Hochland）发表了时政评论家布格哈特·弗洛伊登费尔德（Burghard Freudenfeld）撰写的文章《完美的临时解决方案》（Das perfekte Provisorium），由此开启了一场有关这个问题的原则性辩论。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联邦德国对德意志帝国的认同排除了对其自身的认同。文章还认为，联邦德国缺乏作为“国家民族”（Staatsnation）的质量，是一个物质上而非地理上的“半成品”（Torso）。必须取消“临时解决方案”，因为这种状态存在危险。“因为人们生活在这种‘替代品’（Surrogaten）中受的伤害更大；公然的弥天大谎对集体的危害不亚于对个体的危害。” [24]

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个当时的执政党提出了异议。联邦议会主席、基民盟副主席欧根·格斯坦迈尔 [25]（曾是1944年7月20日密谋政变的外围成员）号召坚持德意志民族和祖国的理念，以及“共同自决”的意愿。 [26]时任社会民主党联邦议会党团主席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告诫人们要警惕这样的幻觉：“仿佛德国的历史从1945年或1949年才开始，仿佛能够轻而易举地使德国人摆脱过去的纠缠，以及对整个国家的责任……在联邦德国强化国家意识是有必要且合法的，但如果想把民族意识也限定在这种国家意识的适用范围内，那就是在冒险强奸我们民族的历史。因此，我反对躲进德意志民族的‘田园牧歌’里。” [27]

相反，弗洛伊登费尔德获得了自民党反对派的支持。1968年1月起担任自民党主席的瓦尔特·谢尔对《基本法》“临时解决方案”的解读完全不同于议会委员会在《基本法》序言部分的解读。谢尔主张，颠覆从“兼并和传教’（annexionistisch-missionarisch）的角度理解临时解决方案的做法。我们必须学习在考虑欧洲的情况下看待联邦德国的临时解决方案。从两个德国（deutsch-deutsch）的视角出发，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把联邦德国临时解决方案的特征理解为对民主德国的战斗宣言，而是要理解为宪法中预设的对所有德国人的要求”。 [28]

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德国问题没有发挥突出作用。学生运动关注的重点是越南战争、紧急状态法、“普通大学”（Ordinarien-Universität），以及“法西斯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联邦德国的永生。在1968年展开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讨论中，很少有人提及纳粹主义的反人类罪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法西斯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衍生出来的，它被解读为资本主义体系固有的发展可能，并且局限于其对资本主义的功能方面。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之间的区别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学生叛乱者批评父母一代充其量只是不情不愿地与纳粹主义保持距离，这种批判完全有道理，但对德国历史上最恐怖一章的批判性反思早在1968年就已经开始了。这不是学生运动的功劳。

乍一看，民主德国似乎已经更坚决地与一直被称作“法西斯主义”的纳粹主义决裂了。“去纳粹化”在苏联占领区的进程比在西方占领区激进得多。结构性改革是重点。1945年7月，银行国有化之后，当年秋天便进行了“土地改革”（大多数贵族大地主占有的土地转变为农民的土地）和“工业改革”（大型工业企业转为公共财产）。

这样一来，根据1933年12月共产国际的传统说法（即法西斯主义掌握的权力是“最反动的、沙文主义的、大多属于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要素的公然恐怖独裁”），支撑纳粹政权的最重要阶层被剥夺了权力。 [29]有罪的纳粹骨干被拘押在“特殊营”（Speziallagern）里；纯粹“随大流者”则被纳入1948年5月专门为他们和当时的军官创立的德国民族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经过相应的“再教育”之后，曾经的纳粹“党内同志”（Parteigenossen）很快又能在统一社会党内谋职了。当然，和在联邦德国不同，他们很少能够获得社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

有关纳粹历史、罪责与耻辱的公开和颇具争议的社会辩论既没有在苏联占领区，也没有在民主德国展开。“驱逐”（Vertreibung）这一话题在民主德国是重大禁忌；单单提到这个话题就会被视为修正主义或复仇主义。民主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是高层规定的国家和党的教义，容不得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其进行批判性追问。要是认可这种教义，也就意味着接受了统一社会党的领导要求，即把自己视作苏联的盟友，算作“历史的胜利者”。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德国未能发展出一种像联邦德国那样在激烈的、持续数十年的讨论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批判的历史文化。与此相反，在被“官方”认可和教导的东西里，沿袭下来的以“民族辩护”（nationale Apologie）和对西方的怨恨为特点进行书写的德国历史在部分民众中很有市场。

随着联邦德国在军事上融入西方，统一社会党也发起了一场全国运动。很快就进入了包括所有党派和各个工会在内的联合组织“民主德国民族阵线”（Nationale Front des demokratischen Deutschland）高层的阿尔贝特·诺登 [30]于1952年出版了一本题为《1813年的旗帜》（Das Banner von 1813）的书。他在书中召唤“斯坦因和格奈森瑙 [31]，沙恩霍斯特 [32]和克劳塞维茨 [33]，阿恩特以及费希特的影子，……那些拯救了德国的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人民，与俄国结盟战斗”。 [34]两年后，民族出版社（Verlag “Die Nation”）出版了一卷题为《为自由而战》（Kampf um Freiheit）的书，书中收录了“1789—1815年民族起义期间的文献”，主要包括费希特、雅恩和阿恩特的文章。很多文章用的是“第三帝国”时期出版的新版本，其中雅恩的《德意志民族》（Deutsches Volkstum）的选段就采用了战争时期1940年的版本。 [35]

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后，重新统一德国的呼声很快就偃旗息鼓了。“资本主义”联邦德国和“社会主义”民主德国之间的对立被认为是不可消除的，但人们依然坚持“一个德意志民族”（eine deutsche Nation）的概念。1969年10月，社会民主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政府在波恩成立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从此以后，苏联采取了一种“双重策略”：在外交上，苏联和联邦德国接近，同时又强化两者在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区别。1970年8月，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有一次与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会谈时甚至怀疑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此人自1960年9月起也担任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认为他致力于一种“民主德国的社会民主化”——克里姆林宫的领导者以有必要在政治上加深两个德国之间的隔阂为由反对这种计划。 [36]

在强大的压力下，乌布利希1970年12月最终接受了在民主德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These）。 [37]但他无法再以此挽救自己的权力地位。1971年5月3日，他被昂纳克解除了1958年以来担任的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等职务。1972年1月，昂纳克在一次对国家人民军成员的演讲中又迈出了越过乌布利希的重要一步。他说，联邦德国是“外国，甚至不只是外国：它是帝国主义外国（imperialistisches Ausland）”。 [38]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示范性的重命名。“德意志电台”更名为“民主德国之声”，“德意志科学院”改称“民主德国科学院”。民主德国的国歌［歌词提及“统一的祖国德意志”（Deutschland einig Vaterland）］从此以后只能演奏，但不得再演唱。1974年9月，人民议会修改了1968年的宪法。民主德国从此不再是“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民族理论”（Zwei-Nationen-Theorie）由此获得了宪法地位。

在民众中，这种意识形态构想得不到任何支持。统一社会党成员（包括社会主义知识界许多新成员，尤其是教师）是否相信这次路线变更也尚不明确。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执政党内部也对彻底改革、可能实现像捷克共产党（KSČ）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39]那样的“人性化的社会主义”（Sozialismus mit menschlichem Antlitz）抱有希望。捷克斯洛伐克的“更新运动”（Erneuerungsbewegung）在1968年8月被华约组织的军队镇压之后，民主德国的年轻一代尤其是大学生中弥漫着政治上听天由命的消极情绪。在可预见的未来，人们不再指望民主德国进行改革。

1970年代是全球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时期。受越南战争的影响，西方世界的主导货币——美元陷入了危机，1944年建立的世界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土崩瓦解。1973—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了漫长的、持续近30年的战后繁荣时期，一个经济持续衰退和增长率下降的阶段随之开始了，人们也越来越怀疑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局限性。危机缓和的黄金时代过后，1970年代末，东西方之间的局势更加紧张，这是苏联单方面在欧洲扩军备战、部署中程导弹，以及苏联红军入侵阿富汗的结果。随着伊斯兰革命1979年在伊朗的发生，“政治伊斯兰”（der politische Islamismus）先是以什叶派形式宣布了其全球政治主张。

在社会民主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的几份“东方条约”的实施过程中，联邦德国的政治权重大大提高。1973年9月之后，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都是联合国成员。在第二位社会民主党总理施密特任内，联邦德国终于成为“全球参与者”（global player）。和接替戴高乐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40]一样，施密特是“世界经济峰会”的两位发起人之一；第一次峰会于1975年11月以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晤的形式在巴黎附近的朗布依埃城堡（Schloss Rambouillet）举行。从1976年6月在波多黎各举行的第二次会晤起，加拿大政府首脑也参加了每年召开的峰会。“六国峰会”（G6）成了“七国峰会”（G7）。

在欧洲层面，施密特是波恩和巴黎加强合作的“设计师”之一。1959—1969年戴高乐总统执政期间，法国和德国的立场多次发生冲突。法国总统坚持“国家的欧洲”（Europa der Staaten，法语为“Europe des états”）和法国的“全面主权”；德国则更相信欧洲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1967年并入欧洲共同体）必须朝尚未进一步定义的“欧洲联邦”（Europäische Föderation）方向继续发展。 [41]戴高乐的继任者乔治·蓬皮杜 [42]任内，法国也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坚决说“不”。1973年1月1日，不仅英国，爱尔兰和丹麦也加入了越来越频繁地以单数形式出现的“欧洲共同体”（Europäische Gemeinschaft） [43]。

1974年5月蓬皮杜去世之后，吉斯卡尔当选法国总统；施密特和他共同推进欧共体国家在货币政策上的合作。1976年7月，施密特在欧共体内部促使吉斯卡尔及其同僚在欧洲融合方面又迈出了一步：位于斯特拉斯堡、自1958年欧洲货币经济共同体成立以来由成员国议会派代表参加的欧洲议会从1979年起将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但这种旨在为欧共体“民主化”作出贡献的举措是以一种不民主的选举权为代价换取的：为了帮助较小的国家也能当选，参与不仅仅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欧洲议会，这些小国在议席分配上和大国相比也享有极大的特权。

与此同时，欧共体的执行机关——欧洲委员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仍起决定性作用。由他们组成的欧洲理事会是欧共体实际上的操纵机构。欧共体对第一任欧洲委员会主席、德国人瓦尔特·哈尔斯坦而言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联邦国家”（unvollendeter Bundesstaat）；而到了此时，1957年的《罗马条约》 [44]中主张的欧洲各民族越发紧密合作的理念很少从联邦主义角度得到阐释。 [45]“超民族一体化”（Die supranationale Integration）向前推进，但是各成员国还是继续把自己视为条约的主人——法律上他们也是如此。

内政上，对联邦德国来说，1970年代的后5年仍然笼罩在“红色军团”（die Rote Armee Fraktion，RAF） [46]的恐怖阴影之下。恐怖浪潮在1977年的“德国之秋”（deutscher Herbst）达到高潮：被“红色军团”绑架的德国工业联合会及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 [47]遇害；此前，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原计划从马略卡帕尔马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遭到劫持，经阿拉伯半岛飞往了索马里。1977年10月18日，德国联邦边防警察的一支特遣队在摩加迪沙解救了被劫持客机上的乘客，施密特的声望由此如日中天。联邦德国经受了自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这个德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民主国家 [48]再次证明了自己是经得住危机考验的。

整个1970年代，对刚刚过去的德国历史的反思一直没有停止。第三任联邦总统，曾经是基民盟成员、后来加入社会民主党的古斯塔夫·海涅曼在其就职演说中号召德国人批判性地回顾其威权国家的传统。“不是减弱，而是增强民主——这是对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对年轻人的要求，以及我们要实现的宏伟目标。有些祖国麻烦不断。德国就是其中之一。可她是我们的祖国。” [49]

原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海涅曼在演讲中反复回忆德国历史的自由传统——从16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到1832年的汉巴赫庆典 [50]，再到1848年革命，尤其是1849年的巴登起义 [51]。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100周年纪念日当天，他在电视讲话中说，当时的德国只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并未实现内部民众的自由。“德意志帝国成立一百年——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次《凡尔赛和约》，而是两次《凡尔赛和约》——1871年和1919年；这也意味着奥斯威辛、斯大林格勒和1945年的无条件投降。” [52]但德国的历史也包括俾斯麦的自由派、天主教和社会民主党对手们，以及他们被魏玛共和国继承的政治遗产。他们，也只有他们代表着在海涅曼看来“还有未来”的德国。

1976年，波恩当代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 [53]创造了一个应被纳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治语言的概念：在其1969年首次出版的有关纳粹德国历史的《德国的独裁》（Die deutsche Diktatur）一书第5版的后记中，他称联邦德国是一个“民族国家中的后民族民主国家”（postnationale Demokratie unter Nationalstaaten）。布拉赫以这种定性表达了和时政评论家布格哈特·弗洛伊登费尔德9年前的随笔《完美的临时解决方案》类似的希望：“1949年的‘临时解决方案’放下了未能实现的民族国家命题的包袱，这样就能够对‘追求自由和社会福祉的民主国家（freiheitlich-soziale Demokratie）’作出定义——这种民主国家有意识地让自己从1870年、1918年、1933年和1945年的困境解脱出来……德国的特殊道路受到驳斥，似乎已走到尽头。”[3]

布拉赫提出这一概念3年后，也即1979年5月，时政评论家和政治学家多尔夫·斯特恩伯格 [54]在《基本法》实施30年之际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向联邦德国人推荐一种“宪政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民族感（Nationalgefühl）受伤未愈，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德国中。但我们生活在一部完整的宪法、一个完整的宪法国家中，这本身就是一种祖国。” [55]3年后，在1982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作者再次举瑞士和美国为例，称它们是以宪法为“爱国情感对象”（Gegenstand patriotischer Gefühle）的典型国家。 [56]与布拉赫或弗洛伊登费尔德不同的是，在斯特恩伯格那里，“全德国的视野”（der gesamtdeutsche Horizont）始终存在。在他看来，德意志民族本就包括民主德国的德国人。对他来说，德国的爱国主义并未与“宪政爱国主义”融为一体。因此“宪政爱国主义”这一概念不是“无关历史的构想”；斯特恩伯格只是想以这一概念强调，《基本法》设立的自由秩序应该是当代德国爱国主义形式的重点。

北约对苏联在欧洲部署导弹的回应不是理所当然地扩大军备，而是根据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建议于1979年12月作出“双重决议”（Doppelbeschluss）：如果有关苏联削减中程核导弹的谈判未能成功，则北约同样将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施密特坚持认为西方应当作出适当的反应，这主要是为了在旧大陆恢复受到破坏的军事平衡，避免欧洲和美国在安全政策上脱钩，也同样是为了防范联邦德国将来在政治上任由苏联敲诈的危险。

为了反对西方大国的计划，一场广泛的“和平运动”正在酝酿，它在联邦共和国尤其活跃，在民主德国也不只有宣传造势。除了大部分政治新教徒（politischer Protestantismus）和许多社会民主党成员，1980年1月新成立的绿党（die Grünen）也参加了反对扩充军备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绿党成立之初成分复杂，其政治光谱从最左到最右，从原先共产主义“K集团” [57]的活动家和1968年运动的“自主分子” [58]到早期基民盟议员，到畅销书《星球遭劫》（Ein Planet wird geplündert）的作者赫伯特·格鲁尔 [59]，再到保守的“有机农夫”（Biobauer）和前右翼派系的政治家，应有尽有。早期的绿党人士注重基层民主，他们宣扬议员的“强制委任制” [60]，鼓动民众反对国家的权力垄断，活动重点是开展反对核能的斗争；反对西方国家加强核装备的斗争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他们优先办理的事项清单。

西方民主国家加强军备之际，波兰发生了闻所未闻的事件：1980年9月，罢工在全国蔓延之后，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成立了独立的、自我管理的“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该组织在与国家及波兰共产党的领导层艰难谈判之后被“登记在册”，也就是获得了许可。西方国家对波兰这种自由化或多元化的迹象表示祝贺，但联邦德国的有些社会民主党人则从和平政策的视角出发，忧心忡忡地观察事态的发展。1981年秋，社会民主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东方政策的总设计师埃贡·巴尔回答了罗沃尔特出版社（Rowohlt-Verlag）两名工作人员提出的问题，供出版社制作采访录音带。在问及如果波兰考虑退出《华沙条约》，苏联是否有权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时，他的回答是：“那当然。”他这样回答的理由是德国对和平的重视胜过一切国际野心。 [61]当这个题为《德国人会怎样？》（Was wird aus den Deutschen）的录音带在1982年3月发布时，波兰已经实施了戒严。1981年12月13日，华沙领导层迫于苏联的强大压力发表声明，粗暴中止了“团结工会”的活动。

1982年秋天，自民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执政末期，总理所在的自民党在议会上拥有相当大比例的议席。以勃兰特为党首，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从一开始就对扩充军备的政策或多或少有些疑虑；赫尔穆特·科尔接替赫尔穆特·施密特执政后，自民党转移到了反对扩充军备的阵营。基督教和自由党联合政府坚持施密特的政策；1984年1月，经联邦议会表决通过，在联邦德国的领土上部署了第一批美国的中程导弹。

苏联由此在争取联邦德国人“灵魂”（Seele）的斗争中失利了。近10年来，苏联经济明显滑坡。苏联在和美国的军备竞赛中再也无法取胜，这在1981—1989年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期间就已经显而易见了。1985年3月11日，一个改变历史方向的人物成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那就是决定对苏联的体制进行彻底革新、时年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62]。1987年7月，他和里根就一项《双零方案》 [63]达成一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削减中程核导弹。科尔和施密特的强硬政策取得了成效。欧洲因为他们的政策变得更加安全了。

1980年代，对所谓“解决德国历史问题”（Bewältigung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的讨论越发激烈。1979年1月末，联邦德国公共广播联盟的第3套节目在4个晚上的同一时段播出了美国电视连续剧《纳粹大屠杀》（Holocaust）。在此之前，没有哪部有关纳粹杀害欧洲犹太人的电影、广播剧或者图书像这部连续剧一样起到广泛的启蒙作用；据统计，超过1600万观众收看了该节目。

1985年5月8日，曾经担任基民盟联邦议会议员和柏林市市长的联邦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40周年在联邦议会发表演讲。他把1945年5月8日称作“解放日”（Tag der Befreiung）。“这一天把我们所有人从纳粹暴力统治的非人道体制中解放了出来。”魏茨泽克呼吁德国人不要把战争结束视为逃跑、驱逐和束缚（Flucht，Vertreibung und Unfreiheit）的原因。“我们不能把1945年5月8日和1933年1月30日分开。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在今天参加胜利庆典。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识到1945年5月8日是德国历史歧途的终结，这种终结背后，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在萌芽。” [64]

魏茨泽克的演讲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讲话的是一位来自联盟党阵营的国家元首。批评联邦总统的保守派人士也迅速发声，尤其是以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文章和特约稿件的形式发声。1986年6月6日，《法兰克福汇报》还刊登了柏林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 [65]的一篇文章。文章中，这位写过《法西斯主义时代》（Der Faschismus in seiner Epoche）和《马克思主义与工业革命》（Marxismus und Industrielle Revolution）等重要书籍的作者提出了一种主张，认为斯大林的劳改营制度，即古拉格群岛是比奥斯威辛“更古老的根源”。他称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谋杀”是纳粹“种族谋杀”在“逻辑上和事实上的前身（Prius）”。 [66]纳粹大屠杀在诺尔特笔下是一种“假想正当防卫”（Putativnotwehr）情形：因此，希特勒下令杀害犹太人是为了使自己不遭受布尔什维克为其对手假设并强加给其中许多人的命运。

许多年轻的历史学家强烈反对诺尔特为国家和阶级辩护的构想，但这位柏林历史学家的对手中，没有谁像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 [67]那样在公众中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哈贝马斯在1986年7月11日的《时代周报》上指责诺尔特和一些保守派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所做的归根结底是使联邦德国在精神上远离西方。哈贝马斯一度是阿登纳西方政策的尖锐批评者，他答辩的言辞使他看起来恰恰像是个“遗腹的阿登纳式左翼”创立者：“联邦德国毫无保留地向西方的政治文化开放，这是我们战后时代伟大的知识成就，正是我这一代人可以为此而自豪……唯一不令我们与西方疏远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宪政爱国主义。遗憾的是，一种扎根信念的、对普适主义宪政原则的坚守只有在奥斯威辛之后，并且只有通过奥斯威辛才能在德国人的‘文化民族’（Kulturnation der Deutschen）中形成。谁要是想让德国人回到其民族身份（nationale Identität）的传统形式，他就摧毁了我们和西方联系的唯一可靠的基础。” [68]

1986年的“历史学家之争”也常常提及纳粹历史与当代德国问题之间的联系。对重建德意志主权民族国家持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指出德国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德国的霸权政策（Hegemonialpolitik）在20世纪上半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民主德国的一些人权人士，尤其是其中的新教人士也持类似观点。他们认为德国分裂是在为德国历史刚刚过去的共同篇章——纳粹时代赎罪。“如果我们今天寻找一种德国身份认同（deutsche Identität），那么就会发现它只存在于对两个德国共同的罪恶历史的背负以及对两个德国的承认之中”，这是马丁·古采特 [69]和马库斯·梅克尔 [70]在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日所作的声明。 [71]4年后，两人在建立民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一个十年伊始，1981年1月，即将离任的民主德国常驻联邦德国代表君特·高斯 [72]在一次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建议放弃使用“民族”（Nation）这一概念，以避免与民主德国的关系变得紧张。 [73]他的建议引发了一场辩论，辩论过程中他既得到了历史学家的支持，也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在此之前，德国历史学界和政治学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及德国正在进行“双民族化”（Binationalisierung）。[4]这种提法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相比之下，布拉赫把联邦德国称为“民族国家中的后民族民主国家”的说法更受欢迎［他在1986年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史》（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第5卷撰写的一篇文章再次对此作了说明］。 [74]尤其对绿党和部分社会民主党党员来说，重新统一德国的要求在1980年代后半期越来越被视为“走回头路”的不现实之举。同时，人们又寄希望于彻底的改革，甚至期望在民主德国进一步扩大自由化（Liberalisierung）——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这种展望和此前几十年相比不再像是痴心妄想了。

1988年，知名的社会民主党成员——社会民主党联邦副主席、萨尔州州长奥斯卡·拉方丹 [75]出版了著作《未来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 der Zukunft）。拉方丹在施密特执政期间是最猛烈地抨击总理的人之一，他想以此书作出“当代坚决的左翼定位”（linke Ortsbestimmung der Gegenwart）。他可能也想借此加强其在1990年大选之年作为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的宣传攻势。

在“克服民族国家”（Die überwindung des Nationalstaats）一章中，作者宣称“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实际上被各种问题的“跨民族属性”（Transnationalität）否决了。这种说法是专门针对德国人的。“正因为我们德国人始终未能完成、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无法完成民族国家的统一，正因为我们德国人由于歪曲的（pervertiert）民族主义有过最可怕的经历，所以我们绝对应该比其他那些已经能够把民主社会秩序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并且还能继续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更容易放弃‘民族国家性’（Nationalstaatlichkeit）。而基于其最近的历史，德国人恰恰注定（prädestiniert）就适合在欧洲超民族统一的进程中发挥推动作用。” [76]

从“歪曲”（Perversion）到“注定”（Prädestination）：随着拉方丹抛出这种大胆的辩证手法，一种40年前由阿道夫·苏斯特尔亨等基督教保守派主张的、德国人的特殊的“超民族使命”（übernationale Sendung）观念完成了其从右到中再到左的变迁。在拉方丹看来，纳粹的罪行恰恰具有拉丁教父盎博罗削 [77]所谓“带来福祉的罪过”（felix culpa） [78]的特点。由此看来，德国人以其激进的转变在欧洲赢得了新的领导地位。拉方丹从德国人摧毁了他们的民族国家这个事实得出结论，认为民族国家彻底失去了其“存在权”（Daseinsrecht）。至于其他民族，包括那些早就被德国质疑其构建身份认同、建立主权国家之权利的民族，是否已经作好遵循这种逻辑的准备，作者没有提出追问。

但拉方丹对历史的解读在内政问题上同样适用。作者批评德国的“新保守派”（Neokonservativen），认为他们不愿承认“联邦德国的根在奥斯威辛”。而遗忘或者消解这一点是不道德和危险的。“因为如果我们联邦德国的民族认同不再及于奥斯威辛，而是仅仅回到1949年，我们就失去了对此前10年以德意志民族之名所做之事的责任感。” [79]因此，正如拉方丹所言，从德国历史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是德国左翼的一个标志，甚至是他们的专利和要求获得政治权力的道德理由。

1980年代，不仅仅是政治精英对“德意志民族”概念和“德意志民族国家”观念颇有微词。1986年7月的一份调查显示，37%的联邦德国民众把“民族”理解为联邦德国，35%理解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回答“民主德国的德国人和联邦德国的德国人是一个民族还是两个民族”这个问题时，1987年春78%的民众选择了前者，21%选择了后者。1/3的联邦德国公民认为民主德国是外国，2/3的人不这么认为。

但调查结果中，联邦德国年轻一代的意见比例与整体比例大不相同。14—29岁的联邦德国公民中只有65%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单一的德意志民族。毕竟还有34%的年轻公民认为存在两个德意志民族。60岁以上的人群中，1976年和1987年间平均只有15%的人觉得民主德国是外国，而在年轻的联邦德国人中这个比例却占将近一半。经过对《德国档案》（Deutschland Archiv）中相关数据的评估，人们得出了清晰的结论：民主德国被年轻一代中的大部分认为是“具有另一种社会秩序的外国”，不再是德国的一部分。“这导致民族共同性（nationale Gemeinsamkeit）意识削弱，疏离感（Entfremdung）越来越强。” [80]这项调查报告于1989年10月，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前一个月被发布。

[1]Fritz Fischer，Griff nach der Weltmacht.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Düsseldorf 19611.

[2]Alexander und Margarete Mitscherlich，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Grundlagen kollektiven Verhaltens（19671），München 1991，S.13-85（80）.

[3]Karl Dietrich Bracher，Die deutsche Diktatur.Entstehung，Struktur，Folg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Köln 19796，S.544.

[4]Heinrich August Winkler，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Bd.2：Vom 《Dritten Reich》 bis zur Wiedervereinigung，München 20202（Beck Paperback），S.434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