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世纪早期有哪个文本称得上现代德国民族主义宣言的话，那么非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 [1]1807—1808年冬天在柏林发表、1808年结集出版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2]莫属。这种民族主义之所以“现代”，是因为对他而言，把宗教联系系统性地诠释为对国家的忠诚（世俗化）是很典型的。费希特把德国人升格为“原始民族”（Urvolk），把德语升格为“原始语言”（Ursprache）；对中世纪德国城市资产阶级的、共和的宪法以及宗教改革大力赞扬，认为宗教改革是“最后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完成的德意志民族的世界契约（vollendete Welttat）”；认为德国人具备一种特殊的世界公民的属性，但对他来说（和对歌德、席勒不同），这种属性本身包含着德国人在精神上统治世界的要求。教会共同体（kirchliche Gemeinschaft）的地位被民族共同体（Gesellschaft der Nation）所取代。费希特所倚靠的上帝自然是纯粹世俗的，因而和雅各宾派的“至高无上之物”（höchstes Wesen）别无二致。 [3]

费希特的民族主义纯粹是“补偿性”（kompensatorisch）的，旨在克服德国人的民族自卑感（nationales Minderwertigkeits-gefühl）——这种自卑感源于德国错失国家地位（Fehlen einer deutschen Staatlichkeit）和拿破仑带来的屈辱。《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一书在如何把德国作为一个国家组织起来的问题上尚未给出答案。费希特在1807—1808年同样没想重建旧帝国，正如他没有想过由某位王侯（如普鲁士国王）来统一德国。5年后［此时普鲁士和俄国已经结盟对抗拿破仑，从而进入了“解放战争”（Befreiungskrieg）时期］，费希特在《1813年春的一篇政论文草稿》（Entwurf zu einer politischen Schrift im Frühlinge 1813）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时，理应由普鲁士（其实是德国）承担起建立和领导新的德意志帝国的任务。费希特把“通过强力实现德意志统一”的任务分配给普鲁士国王。这位哲学家没有从中看到共和观念的矛盾之处。通过强力实现这种统一的首要义务就是教会德国人争取自由。 [4]

费希特并非孤军奋战。还有人在为对抗拿破仑进行精神层面的准备，包括“体操之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 [5]（是勃兰登堡一个新教牧师的儿子）、基督教神学家和时政评论家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 [6]（他是农民的儿子，来自1814年还属于瑞典的吕根岛）。雅恩比起费希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认为德国人理应拯救世界，责无旁贷。在其1810年出版的《德意志民族》（Deutsches Volkstum）中有这样一句关键的话：“难以学习、更难以履行的是使全世界幸福的神圣职责——但作为救世主赐福于人世是一种道德的快感、一种人类的神性。”

雅恩认为德国应该在世界上享有更高的地位，就像“赫尔曼”——公元9年在条顿堡森林的那场传奇战役中战胜了罗马军队的切鲁西人贵族阿米尼乌斯 [7]——所经历的那样：要做“民众的救世主”（Volksheiland）。德国人的榜样还有奥托大帝 [8]、马丁·路德和弗里德里希大王。因此，德国国内的领导权理所应当也必须落在信奉新教的普鲁士人——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国家手中。普鲁士的任务是“与时俱进，使古老而令人肃然起敬的德意志帝国焕然一新”，但全体德国人的当务之急是维护德语，以消弭法语的影响，因为雅恩认为法语使德国的男人迷惑，使德国的小伙子误入歧途，使女人遭受侮辱。 [9]

雅恩对德语的神圣化和对法语的妖魔化看似已登峰造极、难以超越，但阿恩特有过之而无不及。1807年初，他把“成为一个民族，对某种事物有一种感觉，与带血的复仇之剑合二为一”称作“我们时代的宗教”（Religion unserer Zeit），并谈到了“救赎世界的神圣十字架”，要求德国人“在祖国的圣坛上为保护神献上快乐的祭品（die fröhlichen Opfer）”。提供保护和实施惩罚的神不再超然于各国民众，这就是阿恩特1810年在《祈祷》（Gebet）一诗中提及的“古老而亲爱的德意志之神”。“解放战争”期间，阿恩特祈祷一种“血腥的对法国的仇恨”，一种上帝所希望的“民族仇恨”。对阿恩特来说，德国并不限于由国界确定的区域，而应等同于说德语的所有区域。也就是说，德国边界延伸至弗格森山脉 [10]深处，因此阿恩特1813年要求把阿尔萨斯地区和洛林说德语的地区归还给德国。“所以语言确定了民族的正确边界……共同居住且说同一种语言的，也天经地义地同属一个民族。” [11]

••••••

费希特、雅恩和阿恩特一致认为，德意志的统一与自由之间不存在对立；相反地，统一与自由这两个要求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三位作者都是德国诸侯及其分治主义（Partikularismus）的强烈反对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接近法国大革命的原始理念，在德国的政治光谱中处于左派，即激进的变革派；1815年之后的复辟时期（Restaurationszeit），雅恩和阿恩特“由于煽动民众而受到迫害”——国家依据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 [12]对他们实施迫害（费希特已于1814年去世）。与此相反，在民族归属问题［在雅恩和阿恩特看来，这个问题已经由母语决定了答案，即已然注定的（deterministisch）］上不尊重各邦国的自由决定，看起来绝对算不上进步。雅恩和阿恩特对犹太人的仇恨是右倾（rechts）甚至违背历史潮流的，二者的反犹情绪远远不止于反对犹太宗教（费希特也持同样的态度），而且有着种族动机。

费希特、雅恩和阿恩特的自负（Selbstüberhebung）让人想到“红胡子”弗里德里希的儿子海因里希六世 [13]在其执政的斯陶芬王朝时期所提出的“世界帝国梦”（Weltreichsträume）。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自然是个庞然大物。新型德国民族主义的经典文本落于纸面时，帝国已成回忆。但有些思想家却把中世纪帝国一统天下的宏愿转变为德意志民族的要求——希望成为“人类的民族”（Menschheitsvolk）。“神圣的帝国”（Sacrum Imperium）无意于重生，但在其看来，一个新的、由普鲁士人建立的帝国也需要神圣化（Heiligung），他们正致力于此。他们的所思所写对德国人历史和政治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

统一和自由是德国“三月革命前时期”（Vormärz，即1830年至1848年）自由派和民主派人士的诉求。1830年，一场新的法国革命——发生在巴黎的“七月革命” [14]激发了德国打破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 [15]在拿破仑失利后为德国和欧洲确立的政治秩序的努力。1832年5月，在普法尔茨的汉巴赫城堡废墟举办的“全德节”（Allerdeutschenfest）是反对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亲王 [16]所代表的政治压迫和邦国林立的高潮——这种邦国林立的状况在成立于1815年并替代了9年前解体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继续存在。1848年3月，一场在法国爆发的革命即“二月革命” [17]在莱茵河东岸再次引起强烈反响——只是这次产生了深远影响。

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欧洲大革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莱克 [18]这样说是有道理的）的一部分。 [19]对德国自由派和民主派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国家内部资产阶级的自由，还包括德国的统一，也就是同时建立宪法国家和民族国家，这使他们的计划比1789年法国革命者的计划显得更加野心勃勃。法国革命者已经发现了民族国家，他们决定在全新的社会基础上把它建立起来。而德国还得先建立这种框架，并且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1848—1849年的革命者努力建立的那个民族国家应当包括所有德国人，因此自然也包括奥地利人。

••

1848年的自由派、民主派与费希特、雅恩和阿恩特一样在“语言民族”（Sprachnation）范畴考虑问题；他们受到与歌德、席勒同时代的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 [20]和德国浪漫主义者们所称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影响。国家边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无足轻重，但也并非始终不变。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Böhmen und Mähren）属于旧帝国（Altes Reich），1815年之后成为德意志邦联的一部分。因此，尽管这两个地区的大多数人说捷克语，但依旧应该隶属于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瑞士特里安（Trient）周围说意大利语的“韦尔施蒂罗尔”（Welschtirol）、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以及克雷恩（Krain）、克恩滕（Kärnten）和斯泰尔马克（Steiermark）等地说斯洛文尼亚语的区域也是这种情况。“四八年派” [21]认为，的里雅斯特是德国通往地中海的大门，因此仅仅出于战略原因就不能被放弃。

在革命涉及未来如何划定与波兰的边界时，法兰克福圣保罗大教堂召开的德意志国民议会的代表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即意志坚定的左派打算把普鲁士1772—1815年瓜分的所有或大部分波兰土地归还给未来独立的波兰。来自东普鲁士、曾经属于左派的议员威廉·乔丹 [22]在1848年7月24日举行的“波兰大辩论”（die große Polendebatte）中说出了一个日后被广泛引用的词：“健康的大众利己主义”（gesunder Volksegoismus）。 [23]

如果法兰克福圣保罗大教堂里的议员们做出了1848年春季和夏季还无法想象的事，并且满足于“非奥地利德国”的统一（Einigung des nichtösterreichischen Deutschland），那么这种解决方案彼时或许还能在不引起重大国际纠纷的前提下得以实施。这就要求德国国民议会作好准备，对1848年3月底丹麦违反国际法对石勒苏益格公国的吞并置若罔闻。但这对法兰克福议会来说完全不可想象。相反地，议会试图借助普鲁士的军事力量扭转这一局面，但又无法在1848年夏季强迫普鲁士继续对丹麦发动战争。倘若普鲁士屈服于圣保罗大教堂里议员们的意志，拒绝在英国和俄国的压力下与丹麦在瑞典马尔默（Malmö）达成停火协议 [24]，那么一场欧洲大战极有可能一触即发。1848年9月16日，国民议会的大多数议员不顾国内怒潮汹涌，依旧遵守停火协议，显示了自己的政治责任感。然而，这也由此宣告了他们在权力政治方面的无能。

直到1848年秋天，德国国民议会的大多数议员还不明白他们努力追求的“大德意志”（Großdeutsche）解决方案即德国和奥地利的统一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大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哈布斯堡多民族帝国的继续存在不可兼得。维也纳的统治者不打算屈服于建立大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无理要求——1848年10月，反革命势力（Konterrevolution）在奥地利取得胜利之后当然不会同意这种要求。他们也不打算接受德国国民议会议长海因里希·冯·加格恩 [25]提出的妥协性建议：批准建立一个“非奥地利德国”的“紧密联邦”（engeres Bund），并与该联邦组成一个“进一步的”、包括奥地利整体君主国（Gesamtmonarchie）在内的联邦。1849年1月12日，德意志帝国财政大臣赫尔曼·冯·贝克勒斯 [26]［此人是名为“赌场”（Casino）的右翼自由派议会党团的议员］在圣保罗大教堂召开的国民议会全体大会上说出了再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等待奥地利意味着德国的统一只有死路一条。” [27]

然而，1849年初，“小德意志解决方案”（die klein-deutsche Lösung）——主要由信奉新教的北德议员主张的排除奥地利并由普鲁士领导的帝国统一方案——也希望渺茫。虽然国民议会最终于1849年3月以多数票通过了把德意志世袭皇帝的尊荣转让给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28]的建议，但威廉四世宁愿继续做蒙上帝恩典的普鲁士国王，也不愿成为受大众恩典的德意志皇帝。如果他接受了圣保罗大教堂国民议会的无理要求，也就意味着接受了德国国民议会通过的、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精神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并且可能引发一场与奥地利、俄国的战争。1848年10月，反革命势力在柏林也取得了胜利。当然，和维也纳不同，柏林发生的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即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强制接受（Octroi）由即将选出来的议会修正（确实也经过其修正）的宪法。国王不想再偏离这一路线。1849年4月28日，他最终拒绝了德意志世袭皇位，这意味着使德国同时成为一个宪法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努力失败了。

1848—1849年的革命不仅在德国和奥地利没有成功，在法国、意大利和匈牙利也失败了，甚至欧洲所有的旧势力在1848年春天受到自由派、民主派或社会主义者挑战的地方都失败了。尤其是在德国，自由派对自己的努力是否过于理想化提出了疑问。正是这个时候，1850年代早期出现了向“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转变：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心灰意冷的自由主义者路德维希·冯·罗肖 [29]一篇作品的标题中，并很快作为外来语融入其他语言。其中关键的句子是：“统治就是行使权力，只有掌握权力者才能行使权力。权力和统治的这种直接结合形成了一切政治的基本事实和全部历史的关键。”[1]

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唯物主义，再到实证主义：对欧洲和整个西方而言，1850年前后总体上成为思想史上的一道分水岭。那是工业革命以“洪荒之力”冲击欧洲大陆的时代，资本主义的节节胜利伴随着更强烈地追求物质财富积累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时不时的“去政治化”（Entpolitisierng）。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也开启了思想转变的进程，其主要的理论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条件已经成熟到足以发生他们向往的无产阶级革命。德国的情况尤其如此。马克思在1843—1844年还指出，由于社会和政治特别落后，德国的革命将格外激进：“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开始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 [30]十年后，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在流亡英国时只能寄希望于某个时候由政治运动的某个新阶段，进而由某一场独立的工人运动促使德国作出反应。

（马克思眼中的）中欧“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影响深远：德国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政治意识一直到20世纪都有“唯上”（obrigkeitlich geprägt）的特点。因此，温和的自由派在革命期间就已经受到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的指责，因为他们准备向旧势力妥协从而为反革命铺平了道路。但是，左派对这种妥协也难辞其咎。每一种形式的政治和社会激进主义都在助长德国人对内战“最原始的恐惧”，并且把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推向保守派的阵营。1848年9月，两名对马尔默的停火协议投赞成票的保守派议员被法兰克福的暴徒杀害之后，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

形形色色的左派分子所宣扬的针对欧洲反动势力——沙俄帝国——的大型革命式解放战争（阿尔诺德·卢格 [31]1848年7月22日在圣保罗大教堂谈到了这场战争，他认为这将是“最后一场反对战争的战争，一场反对野蛮的战争——野蛮就是战争”）极有可能以左派惨败而告终，并使反革命势力取得比1849年在欧洲的胜利更加全面、彻底的大捷。 [32]倘若历史遵循马克思的“1849年的前景”（Inhaltsanzeige des Jahres 1849），情况或许就会是“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 [33]

“左派好战而右派和平”：把这个公式套用于1848—1849年的德国虽说失之偏颇，但和反过来说相比还是更加准确。从未真正希望革命的温和自由派向右倾斜，一如左派走向极端化；而促使左派激进化的最佳条件恰恰就是怀疑温和派已作好了无条件屈服于旧势力的准备：这便是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但又不仅仅是德国革命的辩证之处（Dialektik）。

此外，不仅自由派趋向保守派，保守派也向自由派靠拢。普鲁士保守派1848年之后学会了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宪法学家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斯·施塔尔 [34]（他的父母是犹太人，本人转信路德宗，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过从甚密，是“君主制原则”和“基督教国家”的捍卫者）在1849年初提出了一份包括“法律秩序之不可侵犯性”（Unverbrüchlichkeit der Rechtsordnung）声明在内的保守的政党纲领草案。该草案认为，这种秩序在当前是对“大众恣意妄为的限制，就像到目前为止限制诸侯恣意妄为那样”。 [35]这样看来，法治国家是对“持续革命”（permanente Revolution）的限制，普鲁士自1849年底以来拥有的宪法是对抗民主的壁垒（Schutzwall）。

因此，“1848年革命”也在政治右翼中引发了学习的过程——这种判断没有改变革命已在统一和自由的双重目标上基本失败的事实，但这场革命也并非徒劳无功。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持续发挥作用；不难预言，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也将重新被提上德国和国际政治的议事日程。

“革命在普鲁士只会制造国王”——这是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在1862—1866年宪法危机 [36]时提醒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37]警惕爆发新革命的危险时所说的。 [38]普鲁士“宪法危机”是自上而下改革的开端，这场改革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 [39]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宣告就任德意志皇帝而告终。宪法冲突之初进行了一场由普鲁士国王、政府（Staatsministerium）和上议院（das Herrenhaus，议会第一院）力主推行，但下议院中占多数的自由派所拒绝的军队改革。自1862年9月22日起，任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准备不顾下议院的反对推行这次包括三年制兵役在内的改革，他这样做的依据是宪法存在一个所谓的“漏洞”。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破坏了宪法。

宪法冲突期间爆发了两场战争。1864年，重建的德意志邦联里的主要力量（Präsidialmacht）——奥地利和普鲁士一起发动了一场对抗作为荷尔斯泰因大公的丹麦国王的联邦战争（Bundesexekution），因为后者再次违反国际法，把（虽然不属于德意志邦联，但与荷尔斯泰因紧密结盟的）石勒苏益格公国并入了丹麦王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德意志大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1864年的这场战争已经埋下了下一场战争（1866年“德意志战争”）的种子。“德意志战争”源于柏林和维也纳对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的管理权与未来的争夺，最终霍亨索伦王朝战胜了奥地利及其盟友（包括巴伐利亚、符腾堡、汉诺威和萨克森等王国）。战争的结果是奥地利脱离了德意志邦联，德意志邦联从此不复存在，哈布斯堡王朝与霍亨索伦王朝并存的历史性二元体系（historischer Dualismus）寿终正寝。随后出现了一个极其短命的二元体系：由普鲁士领导的北德意志联邦（Norddeutscher Bund）与美茵河以南所有南德邦国组成的联盟。这符合拿破仑三世同意普鲁士在德国称霸时提出的条件。

1866年7月3日，普鲁士军队在波希米亚北部的克尼格雷茨（Königgrätz in Nordböhmen）大败奥地利军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40]；同一天普鲁士举行了下议院（Abgeordnetenhaus）大选。忠于政府的保守派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反对政府的自由派则损失惨重。俾斯麦利用民众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使宪法冲突按照他提出的条件偃旗息鼓。他说服最大的自由派议会党团——德意志进步党（Deutsche Fortschrittspartei）的右翼“民族派”议员对《赔偿法》（Indemnitätsgesetz）投赞成票，这部法律确保政府不会因为1862年以来的“无预算统治”（budgetloses Regieren）受到惩罚。首相无须承诺今后不再这样行事。德意志进步党则出现了分裂：愿意与俾斯麦合作的那部分党员1867年初在民族自由党（Nationalliberale Partei）内重新组织起来，他们在此后的年月里成为普鲁士首相［他是北德意志联邦君合国的首相（Personalunion Bundeskanzler des Norddeutschen Bundes）］最重要的新政治盟友。

《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具备了后来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所有重要特征。北德意志联盟的盟主是作为联邦元首（Bundespräsident）的普鲁士国王。行使政府权力的是联邦参议院，普鲁士人在其中享有“少数否决权” [41]，足以阻止修改宪法。唯一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成员是联邦宰相（Bundeskanzler），但这并不意味着过渡到了议会制，甚至也不意味着过渡到了可行的大臣负责制。宰相只在帝国议会——依据1849年圣保罗大教堂通过的男性普选权选举产生——面前为政府行为负责，这与1849年5月在普鲁士强迫接受有利于地主（besitzfreundlich）的“三级选举权”（Dreiklassenwahlrecht）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正因如此，当时从右翼到左翼的一众人士把俾斯麦的行为视为“革命性的”。

但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议会控制，这符合自上而下革命的特点。普鲁士国王不需要经过大臣同意就可以行使军事指挥权，这为现实增加了一些专制色彩。正是这种现代与古老因素的自相矛盾影响了德国的政治体系，并一直持续到1918年秋季德意志帝国最后的岁月。

1866年的克尼格雷茨大捷之后发生了1870—1871年的德法战争。这是一场俾斯麦求之不得的战争，但又不仅仅是他的战争。这位普鲁士政治领袖有意挑起了这场战争，因为这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使他能够在全国民众的支持下废除法国对德国统一所行使的否决权。法国反对德国统一只能从权力政治角度，而无法用拿破仑三世反复强调的民族自决权（Selbstbestimmungsrecht der Völker）来解释。因此，法国在1870年7月19日宣布对普鲁士发动的这场战争也是拿破仑三世的战争——事实很快证明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战。

随着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俾斯麦自上而下发动的革命结束了。他以“小德意志”方案解决了有关德国统一的问题。对欧洲其他国家来说，这种解决方案无论如何要比在圣保罗大教堂召开的国民会议最初努力实现的，以及笃定的“大德意志”派在1848—1849年之后很长时间还在梦想的“大德意志”方案更容易让人接受。但德法战争的结果使欧洲各国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1871年2月9日，英国保守党反对派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 [42]在议会下议院宣称：“这场战争意味着德国的革命——这是比上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更伟大的事件。”[2]作出这种判断的理由是战后各国的力量均衡被彻底摧毁，但迪斯雷利言过其实了。不过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 [43]认为，欧洲大陆上确立了“俾斯麦帝国的半霸权地位”（halbhegemoniale Stellung）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44]

1870—1871年，法国不仅在军事上失利，而且不得不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绝大部分地区），将其割让给德意志帝国。大多数当地居民主观上希望留在法国，但他们说了不算。在德国看来，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语言这个客观因素。属于民族自由党的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 [45]认为，德国“比那些可怜的阿尔萨斯人本身”更懂得“什么对他们有好处”，因此必须“违背他们的意志让他们回归自我”。 [46]

除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为吞并法国东部这两个省份而出力的还有1866年因丧失优势（失去奥地利）而在“小德意志”帝国居于少数地位的德国天主教代言人。天主教会希望大多数信奉天主教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居民的加入使自己再次获得政治影响力。1871年5月25日，作为仅有的两名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社会民主党人奥古斯特·倍倍尔 [47]和威廉·李卜克内西 [48]与马克思、恩格斯密切配合，声明反对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个大胆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新生的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受到了孤立和排挤。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既不意味着“国家的形成”（Nationsbildung）在德国的开始，也不意味着其在德国的结束。广义上，国家形成的进程包括中世纪中期以来使德国人获得超越“领土国家”（Territorialstaat）界限意识的一切：主要是语言、文化和历史。对1871年的“小德意志”国家而言，这些共同性（Gemeinsamkeiten）不可或缺，但并非国家认同的充分条件。从更大的德意志“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中可以发展出一个小德意志“国家民族”（Staatsnation），这和另外一个发展历程——哈布斯堡帝国的发展（其重心早就不在德国，而在中欧东南部地区）——密切相关。“非奥地利”的德国深受宗教冲突的影响。奥地利成功地和新教隔绝开来，普鲁士成了基督教德国的霸者。1871年之后，这个德国谋求在新帝国的文化霸权；人们偶尔也听俾斯麦本人谈到霍亨索伦家族的“新教皇权”（evangelisches Kaisertum）[3]，天主教徒很快就会感受到这种后果了。

••

随着帝国的统一，德国自由派认为两个伟大目标中的一个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就是民族统一。另一个目标是“宪法规定的自由”（verfassungsmäßige Freiheit），包括建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政府，1871年，帝国离这一目标还很遥远。俾斯麦试图通过共同对抗所谓的“帝国的敌人”（Reichsfeinde）使民族自由派不再执着于走向议会制。他认为这些所谓“帝国的敌人”包括全体天主教神职人员——俾斯麦怀疑他们与诸如波兰人的普鲁士大公国中其他的“帝国敌人”，以及阿尔萨斯和洛林主张自治者沆瀣一气。一向与教权主义（Klerikalismus）的各个分支，尤其是与天主教分支誓不两立的自由派在1870年代也同意实施反天主教的《普鲁士文化斗争法》 [49]，尽管当中有许多规定，包括禁止耶稣会（Jesuitenordens）建立分支机构，严重违悖了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信条。1878年10月颁布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50]也明显违反了法治国家的原则，这是一部纯粹的、可以对思想犯进行惩罚的特别法，其效力被多次延续，直至1890年。在提前至1878年7月举行的帝国议会选举中，民族自由党人在反对这部法律的初稿惨遭失败后，勉为其难地投了赞成票。

1879年，俾斯麦利用从自由贸易到保护性关税的过渡在民族自由党人队伍里嵌入了一个楔子。党内少数人投票赞成对谷物和铁征收保护性关税（这成了传奇轴心“庄园与高炉” [51]的基础）。民族口号的功能变化随着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厌恶而出现。“民族的”和“自由的”长期以来几乎是同义词。谁要是自称“民族的”，那他就是反专制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分离主义的（antiabsolutistisch，antifeudal und antipartikularistisch），对新兴资产阶级和进步事业责无旁贷。自1870年代后半期“保护民族工作”（Schutz der nationalen Arbeit）这个关键词开始流行以来，“民族的”这一概念便日益成为政治上的右派、自由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左派作战的武器。此时，“民族的”首先意味着反自由主义和反国际主义，常常也意味着反犹主义。

自1873年维也纳股市崩盘（经济增长率从此持续下滑20余年） [52]开始，对犹太人的仇恨就像瘟疫般蔓延开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der sozialistische Internationalismus）一样被政治上的右派诋毁为具有犹太特色的意识形态。1878—1879年，即时人所谓的“内部帝国建立”（innere Reichsgründung） [53]时期逐渐形成的帝国民族主义（Reichsnationalismus）与自由党人1860年代还奉为圭臬的理想已鲜有共同之处。

1880年代，事实证明对俾斯麦来说，在议会中争取多数议员同意他的立法意图越发困难。1887年，他不得不解散帝国议会，重新组织大选，以争取保守派议员和民族自由派议员中的多数支持第三个“七年期”（Septennat），即《七年军事预算案》 [54]。保守派、民族自由派和天主教中央党对大型的《社会保险法案》（Sozialversicherungsgesetze，有关疾病、意外和残疾以及养老的保险）投了赞成票。1890年初，3年之前由保守派和民族自由派成立的政党联盟破裂了，因为参与该联盟的政党无法就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有效期达成一致，以致该法会于1890年9月期满后失效。

1890年2月，帝国议会大选的结果是社会民主党（从此成为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和左翼自由思想者党（die linksliberalen Freisinnigen）胜出。对帝国首相来说，与新选出的帝国议会合作看似无望，因此他考虑使出“撒手锏”——发动政变：由普鲁士国王废除德意志皇帝的皇位，由诸侯解散德意志帝国。但他无法说服“三帝之年” [55]以来坐拥霍亨索伦王位的威廉二世 [56]参与此事。1890年3月20日，俾斯麦被解职。长达28年的俾斯麦时代结束了——如果没有他，德国的民族国家形态几乎无法形成。

俾斯麦的下台使德国免于陷入深重的国家危机。然而从对外政策上看，俾斯麦下台被证明是一次灾难性的重大事件。这位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者使帝国在1871年之后生活富足；1884—1885年的所谓“殖民政治成绩”，尤其在非洲的殖民，成为一段插曲。俾斯麦或多或少地认为德国和法国的矛盾长期存在，和其他大国应当和睦相处，也就是说要尽可能维持良好的关系。在他看来，和英国结盟与英国实行的议会制政体是矛盾的；更有可能成为盟国的是奥匈帝国和俄国等保守的东欧强国。俾斯麦执政期间唯一长期有效的联盟协议是与哈布斯堡王朝签订的：这就是1879年缔结的“两国同盟”（Zweibund）——签约之后，两个大国有义务在俄国进攻时相互援助。1887年与沙皇俄国签订的为期3年且具有传奇色彩的《再保险协议》（Rückversicherungsvertrag，这是一份为奥匈帝国无端进攻俄国，或者法国无端进攻德国而准备的中立协议）至少使巴黎和圣彼得堡 [57]不能轻易联手。俾斯麦的最高目标依然像1877年6月15日出台的《基辛根口头文件》 [58]中所说的那样，要实现一种“总体情况——这种情况下，除法国之外的所有大国都需要我们，要利用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尽可能避免它们结盟对付我们”。 [59]

威廉二世在外交策略上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1890年前后走上前台的新一代德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还没有达到丰衣足食。他们首先追求的是国际地位（Weltgeltung）。“我们必须明白：国家的统一本是一个民族最好在其青年时代所达成，但在我们德国则是在民族的晚年才完成；如果德国的统一不是为了开始卷入世界权力政治，反倒是为了不再卷入世界权力政治，那么当年花这么大的代价争取这种统一也就至少丧失一半价值了。” [60]这就是当时31岁的国民经济学家（Nationalökonom）马克斯·韦伯 [61]1895年5月就任弗赖堡大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4]

外交部的外交官们也是这样想的。和俄国签订的《再保险协议》1890年未能续订，因为该协议被视为多余甚至碍事的。后果很快就会显现出来。1891年7月，法国舰队抵达王冠城 [62]，一年后俄国和法国签订了军事公约，公约内容包括针对德国的相互协助义务 [63]。

1897年12月6日，时任普鲁士外交大臣兼国务秘书的伯恩哈德·冯·比洛 [64]在帝国议会上喊出了一句载入史册的口号：德国“不想超越任何国家，但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65]一年后通过了一系列《舰队法》中的第一部， [66]说明此话并非戏言；这一系列《舰队法》宣称的目标是把德意志帝国提升为能够与英国抗衡的海上强国。“威廉家族”提出这种诉求主要是因为德国即将取代英国，成为领先的工业国。

面对德意志帝国称霸世界的政治野心，伦敦不抱幻想。德国的野心使英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在19世纪和20世纪更迭之际发生了转变：从“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到与欧洲列强结盟。多次尝试与德国沟通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之后，英国于1904年4月和法国签订了《诚挚协约》 [67]。1907年8月末，英国和另一个对手——俄国达成了全面谅解。 [68]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冷静地看，在德国被视为“包围”（Einkreisung）的事实首先是其“自我排斥”（Selbstauskreisung）的结果。

一场国际军备竞赛和新同盟的建立同时进行。德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担心，过不了多少年德意志帝国将无法与成为一个整体的敌对列强抗衡。此外出现了反军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势力不断壮大的现象。

只有一次，在1907年2月举行的所谓“霍屯督选举”（Hottentottenwahlen）中，社会民主党人失利了——不是在选票数量，而是在议席数量上。失利的原因在于，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以及少数民族议员于1906年12月否决了帝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领导下的帝国政府为德属西南非洲卫队申请额外经费的提案。他们的反对意见是对德国殖民史上最血腥罪行的抗议：这段殖民史是以种族灭绝，即种族屠杀为目的，正是这支卫队先后镇压了德属西南非洲霍屯督人中赫雷罗（Herero）与纳马（Nama）部族的起义。比洛通过解散帝国议会、重新举行大选回应其在议会上遭到的失败。左翼自由党人和民族自由党人以及两个保守党结成了“民族”联盟，即“比洛联盟”（Bülow-Block）；并且和以往的选举不同，他们这次拒绝和社会民主党签订“第二轮选举协议”（Stichwahlabkommmen），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议会上损失了几乎半数席位：从81席减少到只有43席。

5年后，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1月的帝国议会选举中成为远胜于其他党派的议会党团（1890年以来该党就已经是赢得选民最多的议会党团）。1910年合并为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的左翼自由派越是准备与社会民主党人合作，要形成不包含且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多数就越发困难。从执政者的视角出发，如果这种合作延伸到帝国领导层有关加强军备的提案，那将格外危险。

1911年夏天，也就是帝国议会选举之前，右翼政治势力中要求“向前逃跑”（eine Flucht nach vorn），即发动以修订内政路线为目的的战争的呼声日益高涨。《德国军报》（Deutsches Armeeblatt）认为，“就内部情况而言，大肆发动战争也不错”；《邮报》（Post，自由保守派的德意志帝国党早期的报纸）报道了一种普遍观点，即认为战争将净化“我们困顿的政治境况”，使“多方面政治和社会状况恢复健康”。1911年11月9日，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帝国议会上引用这种说法，并推心置腹地警告人们战争何其残酷时，右翼政治势力却对他报以“嘲笑”“哄堂大笑”，还有人欢呼“每次战后都将更好”。 [69]

不仅是外交上的担忧，内政上的恐惧也导致德国舆论出现“要么现在，要么永不！”（Jetzt oder nie！）的看法。奥地利皇储夫妇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的一场由塞尔维亚情报机构操纵的袭击中遇刺身亡后，德国的政治和军事精英便开始宣扬这种观点。“七月危机” [70]中，任何一个欧洲大国都不能下定决心避免这场大战，但奥匈帝国和德国利用这个“有利时机”的愿望尤其强烈。奥匈帝国领导层7月5日为对付塞尔维亚的行动开出的政治空头支票是加剧这场国际危机的决定性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德国一国之错，但德国绝对可以说是罪魁祸首。

7月30日，塞尔维亚的传统保护国俄国在欧洲大国中第一个发起了总动员；这个事实减轻了德意志帝国领导层把这场战争说成是德国的防御战、把社会民主党人纳入民族统一战线（nationale Einheitsfront）的压力。在社会民主党看来，他们对8月4日的《战争信贷法案》 [71]投赞成票并不意味着违背党的基本纲领。战争此时已经爆发，这是一场和欧洲一切反动势力中最强大的沙俄帝国（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以来，沙俄一直是工人阶级的死敌）的战争。社会民主党不能为俄国取胜添砖加瓦。如果对《战争信贷法案》投反对票，社会民主党则有可能挑起一场内战，结果对这个最大的德国政党而言将不堪设想（尽管一直存在种种歧视，但自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失效结束了对该党派的迫害以来，其在帝国社会就越来越深入人心）。对《战争信贷法案》投赞成票之后，社会民主党人不仅成了议会中“战争融资联盟”（Kriegsfinanzierungsallianz）的一部分，而且为“城堡和平” [72]奠定了基础，也正是这种“城堡和平”将在战争期间乃至战后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民主党自身和德国政局。

帝国领导层承诺进行纯粹的防御战争，但就德国而言，它从来都不是一场纯粹的防御战。帝国领导层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把中欧纳入德国统治，从而称霸欧洲。德国的战争目的包括吞并法国北部的隆维-布里埃矿石盆地（Erzbeckens von Longwy-Briey）、把卢森堡划归德意志帝国以及把比利时变成德国的附庸国（Vasallenstaat）。政界右翼势力和重工业界提出了更加广泛的要求。他们主张在欧洲东部也大面积开疆拓土——以牺牲俄国的土地为代价。

直到1916年底才禁止就战争目的公开辩论，但从意识形态出发进行战争宣传是允许而且受欢迎的。这种宣传在与法国的“1789年理念”（Ideen von 1789）针锋相对的“1914年理念”（Ideen von 1914）中成形。简而言之，德国对自由、平等、博爱和西方民主本质的回应是秩序、管束与内向性（Innerlichkeit）。德国的学者宣称俾斯麦的社会政策是“德国社会主义”的一种表达，是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的历史替代形式。他们为普鲁士这个全民皆兵的国家欢呼鼓舞，认为这个国家是唯心主义的德国文化（声称自身远胜于平淡无奇的西方唯物主义文明）的保护者。国民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 [73]1915年在其《商人与英雄》（Händler und Helden）一书中写道：“军国主义是上升为好战精神的英雄主义”；“它是战壕里的‘浮士德’、‘查拉图斯特拉’和贝多芬乐谱。因为《英雄交响曲》（Eroica）和《埃格蒙特序曲》（Egmont-Ouvertüre）或许是最真实的军国主义”。 [74]

人们常说的德国人的“战争狂热”只是昙花一现，这种狂热是一种“有限的”社会现象。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星期，这种狂热主要存在于城市，存在于资产阶级、学生和雇员中。大多数农民和工人——不论在前线还是家乡——做着他们自认为属于爱国主义义务的事。当期待的速战速决未能实现，西部战局胶着成为阵地战时，他们开始清醒了。1916年末至1917年初的“芜菁之冬” [75]开始以来，不满的情绪开始蔓延。以“泛德意志协会”（der Alldeutsche Verband）为首的右翼势力因此宣传“强迫民族主义”（forcierter Nationalismus），并煽动人们产生了对犹太人的怨恨情绪。被认为优柔寡断的帝国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 [76]早在1915年12月就被“泛德意志协会”成员、来自吉森（Gießen）的化学教授汉斯·冯·李比希 [77]称为“德国犹太教的首相”。 [78]

左翼的异议不可避免。在帝国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内部，反对《战争信贷法案》和“城堡和平”政策的人数总体上增加了。1914年12月2日，首次有社会民主党议员——卡尔·李卜克内西（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对《战争信贷法案》投了反对票。1915年12月，反对该法案的人数增加到20人。党内的这些反对派得到了俄国“二月革命” [79]（发生于1917年3月，导致了沙皇的垮台）的大力支持。4月，反对《战争信贷法案》的议员组成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即“独社党”（USPD）。与此同时，许多德国大城市发生了第一波群众性罢工。1917年6月以来，海军舰队里的绝食抗议活动也增加了，还有官兵擅自上岸。

社会民主党内多数派坚持与帝国领导层合作，但此时他们强烈要求改革内政，首先是以普遍的平等选举权替代普鲁士的“三级选举权”，其次要承诺和平谈判。他们借鉴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不求吞并、不收军税的和平要求，同时游说帝国议会中的资产阶级中间党派、左翼自由派的进步人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在1917年7月19日对主张不以胁迫扩张领土，不实施政治、经济或财政强制措施的和平决议投赞成票。六天前，贝特曼-霍尔韦格在军队最高领导层的强大压力下辞去帝国首相之职，接替他的是明显偏右、时任普鲁士人民食物供养专员的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 [80]。

《凡尔赛和约》的通过是德国走向议会制的重要一步。随着与温和的资产阶级党派合作的日益紧密，社会民主党内部多数派逐渐远离了无产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他们和独社党（该党中的大多数人来自社会民主党的战前左派）的区别也由此更加明显。如果社会民主党不分裂，那该党领导层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旨在实现议会制的路线就不可能得以贯彻。因无条件反对向资产阶级妥协者也和反对《战争信贷法案》者一起脱离了社会民主党，直至1917年夏天，德国才使一年后从君主立宪制到议会君主制，不久又到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制的过渡成为可能。因此，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的分裂——如果考虑其长期影响——成了一个悖论，即它既是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沉重负担，同时也是其成立的先决条件之一。

1918年9月29日，德国军队的“强人”——总军需官（Generalquartiermeister）埃里希·鲁登道夫 [81]（与陆军元帅、总参谋长鲍尔·冯·兴登堡 [82]共同掌握最高统帅部的指挥权）对德意志帝国议会制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鲁登道夫感到战争大势已去，建议德皇威廉二世命令政府对帝国议会的多数党派（1917年7月19日批准通过《和平决议》的党派）负责。他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是“刀刺在背传说” [83]。10月1日，他对高级军官宣布：“因此我们将目睹这些先生现在入主各部，现在他们要缔结必须现在签订的和约。他们现在要喝下他们为我们酿就的苦酒。” [84]

党内多数派要求进行以议会制为目的的宪法改革。他们从中看到了一种“温和的和平”的先决条件。这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主张的和平，1918年1月，即美国参战后9个月，他在《十四点计划》 [85]中几乎毫不掩饰地提出了德国向民主国家过渡的要求。对社会民主党人而言，议会制意味着，即使是他们——德国议会最强大的党团——也必须参加政府。党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86]作好了迈出这一步的准备。在9月23日举行的一次党内领导人会议上，他发表演讲主张加入政府时指出，如果不加入政府，就会存在像俄国那样发展为革命的危险，就像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即“十月革命”爆发后那样恐怖和暴力横行，甚至可能引发血腥的内战。为了避免德国出现这种情况，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克服困难，确保有足够的影响力，以满足其要求。“如果有可能拯救国家、阻止这些危险发生，那我们将义无反顾地去做。” [87]

1918年10月3日，威廉二世与最高指挥部以及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的党派达成一致后，任命被认为属于自由派的亲王马克西米利安·冯·巴登 [88]为德国首相。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人（包括担任没有实权的国务秘书的菲利普·施耐德曼 [89]）也首次进入内阁。10月28日，帝国宪法修改之后，形式上向议会君主制的过渡完成了。从此以后，帝国首相的任命取决于其能否得到帝国议会的信任。如果帝国议会对首相提出不信任案，则其必须下台。

但这时议会制还只是一纸空文。一部分军事精英不考虑接受权力关系的变化。当海战指挥部在1918年10月底决定让远洋舰队出发，对英国发起最后一次进攻时，他们自作主张，违背了帝国议会中多数席位和帝国领导层的意愿。这场事实上的军事政变引发的正是社会民主党人想要阻止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威廉港和基尔港的水兵哗变之后，帝国大城市的工人也发动了起义。11月8日，慕尼黑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Wittelsbacher）在德意志诸邦国中第一个垮台。次日，革命波及帝国首都。12时刚过，在社会民主党的强大压力下，亲王马克西米利安·冯·巴登将其帝国首相职位交给了议员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4时许，菲利普·施耐德曼在帝国议会的一个阳台上宣告了德意志共和国的成立。由此，他比激进左翼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快了一步——后者两个小时后在柏林城市宫（Berliner Schloss）宣告了“自由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

1918年秋，德国各地正在进行的议会制改革随着君主制苗头的出现而终止了。德国选举权的民主化进程比英国或比利时等自由君主制的典范国家早得多：1867年的北德意志联盟、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引入了男性公民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狭义上的政府体制的民主化大约半个世纪后才开始：1918年10月引入了政府对议会负责的制度。议会制的形成与德国战败同时发生，这是魏玛共和国最严重的先天不足——是1918—1919年革命的产物。

民族主义右翼势力早在1918年秋就开始污蔑刚刚成立的民主国家是对更优秀的德意志传统的背弃，是向战胜的西方大国卑躬屈膝，是非德意志体系。1918年10月，泛德意志协会主席海因里希·克拉斯 [90]呼吁“利用时局煽动反犹情绪，把犹太人当作一切错误的替罪羊”，以便在犹太人中“引起畏惧和恐慌”。演讲即将结束时，这位泛德意志协会主席信誓旦旦地对听众说：“我将义无反顾，在这个问题上恪守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91]的名言：‘打死他们，世界的法庭不会找你们问罪。’（Das Weltgericht fragt Euch nach den Gründen nicht.）” [92]

1918年和1919年交替之际，诸如此类的口号只在少数人那里有市场。大多数德国人赞成民主制度，因为人们希望民主制度能够营造更自由、更公平的环境，尤其是产生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

[1]Ludwig August（richtig：August Ludwig）von Rochau，Grundsätze der Realpolitik.Angewendet auf die staatlichen Zustände Deutschlands（18531）.Hg.u.eingel.v.Hans-Ulrich Wehler，Frankfurt 1972，S.25 f.

[2]Walter Bußmann（Hg.），Bismarck im Urteil der Zeitgenossen und der Nachwelt，Stuttgart 19562，S.28.

[3]Belege bei Heinrich August Winkler，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Bd.1：Deutsche Geschichte vom Ende des alten Reiches bis zum Unterg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München 20202（Beck Paperback），S.214 f.

[4]Max Weber，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politik，in：ders.,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Tübingen 19582，S.1-2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