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名誉主席勃兰特在他76岁生日当天于柏林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党代会上说道：“一个国家的滔天罪行不能通过注定没完没了的分裂来赎免。” [1]与会代表中只有一部分人鼓掌。

勃兰特的说法不仅针对拉方丹（他是尚未被宣布的1990年德国总理候选人）等对建立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而且针对一位应大会邀请发表演讲的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 [2]。格拉斯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反对两德重新统一的演讲。几个星期后，他于1990年2月2日在图青新教学院（Evangelische Akademie Tutzing）比在柏林更加坚定地反对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合并，并列出了一条从1871年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到纳粹德国灭绝欧洲犹太人的线索。“在奥斯威辛这一概念下累积起来的无论如何也无法减轻的种族屠杀罪行使这个中央集权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中央集权国家是出现奥斯威辛的早期前提条件……德意志中央集权国家使纳粹的种族意识形态成为合适得令人惊诧的基础。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熟视无睹。今天，谁要是反思德国、寻找德国问题的答案，就必须把奥斯威辛考虑在内。这个恐怖之地被视为无法抹平的创伤的例证，它排除了未来建立德意志中央集权国家的可能性。” [3]

格拉斯发表了关于共同思考（Mitdenken）奥斯威辛问题的言论，这样做的不止他一人。1980年代出现了不知不觉地将柏林墙“改作他用”（Umwidmung）的做法：对联邦德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而言，柏林墙不再是民主德国不自由的象征，而是被害的犹太人的纪念碑。实际上，德国不是因为纳粹的反人类罪行，而是因为同盟国无法就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而被分裂的。“国家的罪责不会通过任意分裂一个国家而得到清偿。”勃兰特12月6日在罗斯托克（Rostock）的马利亚教堂这样说道。 [4]这也意味着：德国分裂的问题解决之后，其罪过并未清偿。德国的罪过无法清偿。因此，将奥斯威辛问题作为反对德国统一的论点意味着把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当作政治工具，这从任何角度看都值得质疑。

两德重新实现统一之后，动辄提及奥斯威辛对部分左翼人士而言成了一种武器，用以反对其所不希望看到的统一的后果，亦即随着同盟国的保留权利终止，德国政治和军事主权将被恢复。左翼人士从纳粹德国的反人类罪行引申出德国或多或少具有无条件实行和平主义的义务。1991年1月中旬，以美国为首的23国联军经联合国授权以“沙漠风暴行动”回应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 [5]对科威特的入侵。联邦德国虽然对其盟国提供了财政支持，但科尔政府仅出于宪法原因就没有考虑参与军事行动：按照对《基本法》的主流解读，只允许动用联邦国防军进行国家和联盟防御，或者在特定的前提条件下，当国内出现紧急状况或灾难时动用军队。

但绿党和社会民主党部分成员中反对海湾战争的人士立即开始全面反对执政党。1991年2月初，拉方丹在一篇登报文章中写道：“和其他所有不曾被打上‘奥斯威辛’这个‘该隐标记’ [6]的国家相比，德国处理自己的历史面临不同的情况。”他认为，如果德国人从一种特殊的记忆中获得一种特殊的态度，“那么这不是因为德国要走什么新的特殊道路，而是因为纳粹以德国人的名义犯下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罪行”。 [7]

海湾战争之后发生了1990年代的前南斯拉夫继承国之间的战争。1993年4月2日，经联盟部长（Unionsminister）投票表决，德国联邦政府决定派遣军队，在北约“AWACS” [8]型预警侦察机行动框架内参与监督联合国为防止塞尔维亚炸弹袭击而对波黑实施的禁飞行动。这是联邦国防军成立以来作出的首次战斗决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出于宪法原因或政治原因想以临时禁令阻止这一决定；联邦宪法法院4月8日驳回了两党提出的紧急申请，理由是阻止这一决定可能导致德国失去北约盟友的信任。

1994年7月12日作出了最终的“区域外”（Out-of-area）判决。联邦宪法法院裁定，也可以在北约区域之外出于人道或军事目的动用联邦国防军。宪法法院认为，联邦德国受《基本法》第24条规定的集体安全体系 [9]的制约，由此也可以同意对其主权加以限制。但联邦政府原则上必须事先获得（特殊情况下事后补充）联邦议会以简单多数通过的“根本性同意”。 [10]10天后的1994年7月22日，接替根舍成为国防部部长的克劳斯·金克尔 [11]称，宪法法官的判决意味着“政治上明确拒绝特殊的德国道路”。然而，即便在作出这项判决之后，军事领域仍然奉行“雷打不动的克制路线”。 [12]

1995年，德国联邦议会遇到了联邦国防军为波黑“快速反应部队”提供保护和支援的问题。联邦政府于1995年6月26日决定批准这次军事行动——一次典型的为保护平民而进行的人道主义干预。联合执政党同意了政府的申请，多数社会民主党成员、绝大多数绿党成员，以及民主社会主义党都拒绝了这一申请。6月30日联邦议会进行表决时，45名社会民主党议员、4名绿党议员和执政党一起对这项任务投了赞成票。社会民主党联邦执行主席君特·韦柳根 [13]在《前进》（Vorwärts）杂志8月刊中对其党内“叛徒”作了回应。他承认支持“原则上非暴力的外交政策”，并从历史角度说明了理由。他认为“德国在两德统一后不能像其他不曾经历这段反常历史的国家一样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谁要是还不相信这一点，就得自问一下：刚刚开放的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14]意味着什么”。 [15]

4年后的1999年（此时德国处于社会民主党格哈德·施罗德领导下的红绿联合政府执政时期），联邦议会中的绝大多数议员支持联邦国防军在科索沃行动。在同意的理由中，奥斯威辛也多次被援引，但此时它充当起支持北约组织军事介入以阻止塞族人屠杀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论据。“永远不要再有战争！永远不要再有奥斯威辛！永远不要再有种族屠杀！永远不要再有法西斯主义！在我这里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外长约施卡·菲舍尔1999年5月在比勒菲尔德举行的绿党党代会上对该党“坚决的和平主义派”的愤怒代表发表了不同意见。 [16]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国防部部长鲁道夫·沙尔平也发表了类似言论。 [17]

把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18]政策的种族灭绝特征和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进行比较——这种在历史上最受质疑的做法根源在美国：1992年，以比尔·克林顿 [19]为首的反对派民主党在总统选战中反对共和党总统乔治·布什犹豫不决的巴尔干政策时，首次作出了这种比较。7年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克林顿总统想对国际法上的一个缺陷，即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未经联合国授权，作出道义上的补偿。 [20]北约的行动可以从国际习惯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角度加以辩解。但是即便从这种角度出发，援引奥斯威辛为例证也意味着把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当作政治工具，在特定情况下意味着淡化（Relativierung）了屠杀犹太人的罪行。

按照历史学家埃德加·沃尔夫隆 [21]的观点，科索沃冲突期间，犹太大屠杀的功能在德国完全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从使德国的军事行动‘去合法化’（Delegitimierung）变成了使德国的军事行动‘合法化’（Legitimierung）。纳粹主义的历史被赋予了道德层面的伦理意义，人们强调这种教训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今天活着的德国人作为纳粹一代和犯下大屠杀反人类罪行的凶手的后人，恰恰不能对种族清洗行为袖手旁观，而必须挺身而出，否则他们将再次对受害者犯下罪行——这就是从历史中得出的教训。” [22]

然而，与此相反的对纳粹独裁的和平主义解读并未随着科索沃战争而结束。德国的一部分左翼人士继续主张自己的国家适用“特殊道德”（Sondermoral），甚至最终实施“道德垄断”（Moralmonopol）。理由是，这是德国反思其历史上最恐怖的一章，从中吸取了教训并将继续吸取教训的必然结果。这种历史政治（Geschichtspolitik）恰恰包括“视而不见的权利”（ein Recht auf Wegsehen）。因为没有什么像纳粹那样惨无人道，因此德国人不能像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一样（就是说紧急情况下也以军事方式）应对别国实施的反人类罪行。“不干涉原则”由此被宣告为道德义务，甚至成为德国新的道德使命的本质。

科索沃战争不是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的红绿联合政府执政期间德国参与的最后一场西方战争。2001年9月12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联邦议会向美国承诺，鉴于纽约和华盛顿在9月11日和12日遭受伊斯兰恐怖袭击，“德国将无限制地——我强调，无限制地与美国同仇敌忾”。 [23]有了这个承诺，经过联邦议会微弱多数通过决议，联邦国防军参与了北约在阿富汗的“持久自由”（Enduring freedom）行动。和科索沃的军事行动不同，这次干预是以联合国授权为基础的。

另一场由乔治·W.布什总统领导的政府发起的“反恐战争”，即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就不是这种情况了。以美国为首的“自愿联盟”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独裁政权的行动也并非人道干预，而是一种侵略性的、以伊拉克制造和储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错误说法为借口对国际法的破坏。联邦总理施罗德早就明确表态德国不参与此次行动，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也持相同立场。因此德国并不孤立，但在欧盟属于少数派。小布什导致的必然是旧大陆在政治上的分裂。

回顾历史，拒绝战争者的立场看似很有道理。2003年的战争导致了伊拉克的灾难性动荡，甚至使从中东到马格里布 [24]的众多阿拉伯国家风雨飘摇。战争也严重影响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道德形象。历史的“单极时刻”（unipolare Moment）随着布什的傲慢而终结；1990年西方国家及其先锋美国在冷战中获胜后，保守的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特汉默 [25]使用了“单极时刻”这种说法。 [26]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开始形成的多极世界中，美国不得不面对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多个逐渐强大的竞争对手。

在接替布什的巴拉克·奥巴马 [27]的领导下，美国在军事干预方面表现得异常克制。在“阿拉伯之春”（从突尼斯开始，2011年席卷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动荡）问题上也是如此。但在利比亚问题上，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3月中旬最终还是说服了起初反对出兵的总统，与法国和英国一起参与经联合国批准的反对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 [28]残暴政权的行动。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与俄罗斯达成一致后作出的一项决议 [29]要求立即停火，并停止对利比亚平民实施暴力。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内的10个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对该决议投了赞成票；没有国家投反对票；俄罗斯、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投了弃权票。

柏林投弃权票主要是出于内政考虑：联邦总理、基民盟主席默克尔，外交部部长、自民党主席韦斯特韦勒 [30]和国防部部长、基民盟政治家德梅齐埃担心，德国参与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可能对其所属党派在即将于巴登—符腾堡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产生负面影响。但韦斯特韦勒认为在军事方面也有义务遵循其党内同侪克劳斯·金克尔论证得出的“克制路线”。

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德国在外交上的“自我边缘化”（Selbstmarginalisierung），这是前所未有的。德国政界也试图由此温和地对柏林两个最重要的西欧盟友施加影响。彼时，英国和法国很快超出了联合国的授权范围，2011年3月底开始致力于促成的黎波里（Tripolis）的政权更迭，也就是设法推翻卡扎菲政权。此外，法国还违反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向反卡扎菲的叛军提供武器。西方国家各行其是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解放利比亚未能取得成功，使这个国家短时间内陷入了持续内战的混乱局面。2014年末、2015年初，难民大量涌入让欧洲体会到利比亚内战的后果。

德国之所以在2015年对遭受内战的叙利亚等危机国家的难民具有特别巨大的吸引力，原因是多方面的。德国经济繁荣，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有发达的社会福利制度，其难民权利简直享有传奇般的声誉。“受到政治迫害者享有难民权”：1949年《基本法》第16条中的这句话（在1993年的难民权利改革中，这项规定未受影响）是最常被引用的基本权利之一。“蛇头”搭建的网络在网上把德国描绘为具有无限可能的国家，称这个国家以“问候金”（Begrüßungsgeld）迎接到达的难民，并且马上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德国方面显然低估了这种宣传的效果。德国至少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对这种宣传进行修正。

2015年8月，德国边界每天几乎有7000名非法入境者。根据德国相关部门统计，从2015年8月起到当年底，共有80万难民抵达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8月25日宣布：对来自叙利亚的“内战难民”不再逐案审查；相反，如果这些难民来自奥地利和匈牙利等欧盟国家，即《基本法》第16条和欧盟《都柏林协定》 [31]规定的所谓“安全第三国”，那么他们将被归为“有权获得庇护者”。此举产生了可观的“拉动效应”（Pull-Effekt）：这个消息使来自中东和北非，以及来自巴尔干地区的难民潮接连不断地到来。

德国和奥地利的政府首脑——默克尔和维尔纳·法伊曼 [32]2015年9月4日晚共同作出的向数以万计沿“巴尔干路线”（Balkanroute）抵达并滞留在匈牙利的难民开放两国边界的决定将被载入史册。对两国总理不言而喻的是，他们在电话中作出的这项协定应该能使两国在特殊情况下实施人道救援，但两国没有明确告知公众政府保留了这项权利（Vorbehalt）。寻求庇护的难民自10月中旬起不再经过匈牙利，而是经过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前往奥地利，并从那里进入德国时，情况依然如此。

很显然，2015年9月4日的决定将给欧洲带来严重后果。这种情况下，德国理应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 [33]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并尽可能和邻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进行协调。然而，德国并没有这样做，这给欧洲人造成了德国或者德奥两国（这恐怕更糟糕）单独行动的印象。不仅昔日实施共产主义统治的中东欧和南欧国家抵制来自其他大洲的大量难民（这些国家到目前为止在接纳来自其他文化区的难民方面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足）；持保留意见的还有曾经的西欧殖民强国，它们感觉到来自欧洲以外的数百万难民已使自己不堪重负。柏林显然也没有考虑到全天候开放德国边界对内政的风险，此后，从普遍存在“失控的感觉”中受益的主要是以德国选择党（AfD） [34]形式出现的民粹主义右翼势力，该党2015年以来在几乎所有选举中都获得了大量选票。

德国没有对2015年9月4日的决定所导致的后果进行系统性考量，联邦总理要对此负主要责任，但由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执政大联盟也难辞其咎。默克尔考虑到忽然关闭德国边境可能导致“巴尔干路线”国家尤其是希腊出现动荡。但柏林固执地低估了欧洲联盟分裂的危险，这个事实只能解释为决策中枢缺乏战略思考。欧盟国家的内政部部长们在德国的敦促下于2015年9月22日以“有效多数”作出重新分配难民的决议，来减轻受难民大潮冲击格外严重的意大利和希腊这两个地中海国家的压力，但未能平息相关国家的怨气——多个中东欧国家拒绝执行该决议。

2015年夏天德国发生的事情对不止一个欧盟成员国的选举和表决产生了影响。在波兰，德国的难民政策帮助民族保守主义政党“法律与公正党”（Partei Recht und Gerechtigkeit）赢得了2015年10月的议会大选。在英国，主张脱欧者在宣传战的最后阶段有针对性地唤起了民众对来自中东和北非大批移民的恐惧。许多观察家认为，是这种宣传鼓动帮助“脱欧派”在2016年6月23日的全民公决中以微弱优势战胜了“留欧派”。

如果德国在2015年和2016年前后“超越欧洲”（über Europa hinaus），被视为对申请庇护者和难民友好的国家，那这不仅仅是因为执政党的言行；两个反对党，即绿党和继承民主社会主义党衣钵的左翼党原则上都比两个执政党更加无条件地支持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联盟90/绿党”议会党团联合主席凯特琳·戈林-艾卡特女士 [35]2015年9月9日在联邦议会称德国人是“助人为乐与仁慈博爱的世界冠军”。这种赞美虽然主要针对数以千计致力于照顾难民的援助者，但多少也可以理解为德国人在道德上的自我膨胀。 [36]

2015年秋，中左势力普遍感觉自己的国家在走上可怕的弯路并历经灾难之后进入了道德成熟的阶段，这无可指摘。没有谁像前联邦劳动部部长、基民盟政治家诺伯特·布吕姆 [37]那样，以如此传统的方式表达德国人的自我评价。在视察了马其顿边界附近的一个难民营后，他于2016年3月底在汉堡的《时代周报》上撰文称：“我们德国人曾经长期令人类恐惧。我们的名字一度与种族狂热和大屠杀联系在一起。我们忽然在世界上成了人类的朋友，这令我欣喜。如果德国的友好不会成为他人的借口，也不会成为德国选择党的借口，那我就为我的国家自豪。” [38]

只有邻国持批评态度的观察家有资格指出德国人的“欢迎文化”模棱两可。比如荷兰政治学家雷内·库珀鲁斯 [39]（也是荷兰社会民主劳动党的理论家）2016年2月初就在为《南德意志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此谨小慎微的默克尔何以乱了方寸，违背马克斯·韦伯‘心志高于责任政策’（Gesinnungs- über Verantwortungspolitik）的精神呢？德国有可能冒着破坏自己社会稳定的风险一劳永逸地告别自己的历史，为二战中的过错赎罪吗？” [40]

库珀鲁斯提到的“心志伦理”（Gesinnungsethik）和“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两个概念出自韦伯1919年10月题为《政治作为一种志业》（Politik als Beruf） [41]的著名演讲，二者的区别是：“心志伦理家”出于道义或宗教信仰行事，不会因为有人指出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而停止行动；“责任伦理家”则相反，考虑“人们必须为（可预见的）后果承担责任”。[1]

极少数主张进一步开放德国边界者（默克尔总理最迟从2015年末、2016年初起不再属于这类人）缺少“心志忠诚”（Gesinnungstreue）。但“欢迎政策”的后果与其深刻根源一样受到排挤。德国言过其实了。虽然只有少数极左人士主张“人人都有留下的权利”，但德国难民政策的“虹吸效应”显而易见。

德国吸取了纳粹时代的经验教训，承诺竭尽全力帮助受政治迫害者，但必须强调受到政治迫害者、内战难民和那些想改善其物质生活条件的移民之间的区别。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都不可能承诺接收后一类移民，否则就会丧失公信力并让社会凝聚力面临破坏。

德国社会、教会、媒体，也包括政治阶层的部分人士对这种认识视而不见，库珀鲁斯探明了其深层原因，即他们希望通过一项政策摆脱负罪累累的历史诅咒，这种政策比其他国家需要更高的道德标准。德国的“心志伦理家”们没有意识到这种“道德苛求”（moral overstretch）存在着狂妄自负。官方政策有时也源于这种自我评价，代价是德国会给人留下难以捉摸的印象。[2]

两德重新统一约10年之后，德国还是像原先的奥斯曼帝国一样总是被称作“欧洲病夫”（kranke Mann Europas）：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1999年6月首次使用这种表达，以表明过去几十年改革停滞不前，尤其是重新统一后德国西部向东部转移支付巨额资金而导致的财政负担。 [42]又过了10年，德国再也谈不上是“欧洲病夫”了。施罗德领导下的红绿联合政府以2003年公布的《2010年议程》（Agenda 2010）——德国这个福利国家深化改革的方案——推动了一次社会政治转向，结果是德国转变成为欧洲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工业服务社会，失业人数持续减少。

2013年，《经济学人》称德国为“欧洲最强国”。其刊载文章认为，德国和法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之大前所未有；法国经济停滞不前，缺乏竞争力，亟待改革。“在北京和华盛顿，‘欧洲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和‘德国意欲何为？’意思是一样的。”文章的标题是《勉为其难的霸权》（The Reluctant Hegemon）——这个由政治学家威廉·帕特森 [43]首先提出的概念当然与欧盟的结构不符，并且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成员国的霸权都不会被其他成员国接受。 [44]此外，德国的经济强势无法掩盖英国和法国在其他领域拥有比德国这个欧盟最大的成员国强大得多的权力：英法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且拥有核武器。

比“霸权”这一概念更明了的是“半霸权地位”（halbhegemoniale Stellung）这种表达，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1951年用这种说法描述俾斯麦帝国在当时欧洲的地位。 [45]2014年，英国政治学家汉斯·昆纳尼 [46]在其著作《德国权力的悖论》（The Paradox of German Power）中把这个概念用于重新统一的德国。昆纳尼认为，（重新统一的）德国类似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即处于中间位置，从权力平衡的角度说过于强大，但又没有强大到足以称霸；德国拥有“地缘经济半霸权”，换句话说，德国问题以地缘经济的形式重新出现了。在昆纳尼看来，当前德国的权力具有经济强盛和军事节制的混合特点。德国在欧洲越来越占主导地位（dominant/assertive），但在欧洲之外则局限于维护其经济利益——这通常不顾及尊重或不尊重人权等价值考量。 [47]

在德国的信誉方面，这位英国作者特别提到自2014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情形显示德俄要形成特殊的关系。当年2月底，俄国总统普京 [48]下令占领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一个月后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合并。俄罗斯这种行为不啻于废除了《巴黎宪章》——根据该宪章，当时与会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所有成员国均有义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默克尔领导的黑红联合政府与欧盟、北约一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但从德国选择党到左翼党的许多德国政治家则寻求对俄罗斯行为的谅解。但主张加强与俄罗斯合作的人士和机构也包括施罗德和时任勃兰登堡州州长马蒂亚斯·普拉策克 [49]、科尔的前外事顾问霍尔斯特·特尔什克 [50]、基社盟政治家彼得·古韦勒 [51]等知名的社会民主党成员，以及德国经济东部委员会（der Ostausschus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总之，许多此类支持者努力的结果是，德国实行了一种与华盛顿和莫斯科保持同等距离的政策，由此，部分公共舆论告别了德国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政策。

乔治·W.布什任美国总统期间，德美关系严重恶化，这主要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结果；布什的继任者奥巴马执政期间，德美关系又有所好转，德国方面甚至对这位第44任美国总统赞赏有加。2016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后，一个“跨大西洋异化”的阶段开始了。民粹主义者特朗普打着“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旗号展开选战取得了胜利，这不仅震惊了欧洲联盟的大多数政治家，也震惊了推崇自由的美国。默克尔在针对特朗普当选的声明中强调了联系德国和美国的共同价值，并且向美国提出在“这些价值的基础上”紧密合作；《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把德国总理称为“自由西方的最后一个捍卫者”。 [52]

民粹主义在19世纪末以“人民党”（People’s Party）的形式兴起于美国；然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民粹主义早已不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了。和美国一样，欧洲此前也出现了社会运动，参与者声称自己代表与政治和知识精英相对的“人民”。常见的“反欧盟综合征”（Anti-EU-Syndrom）与对民族国家的美化如影随形。自2015—2016年的难民危机以来，一场反对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尤其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大规模移民的运动愈演愈烈。和在美国一样，已经站稳脚跟的民主政党在欧洲也有机会思考自己的失误，尤其是思考在移民和融合问题上的争论。

自我批评的做法与德国尤其相称，在这个国度，城市精英的道德标准格外高。在（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53]1977年提出的）所谓“后唯物主义阶层”（postmaterialistisches Milieu） [54]中，德国逐渐形成了“后民族身份”（postnationale Identität）和“特殊人道使命”观念，同时自觉能在这方面为其他欧洲国家指明道路。这种意识体现在德国关于欧洲、移民和环境问题的讨论中。没有哪个国家的绿党——传统的后唯物主义阶层政党——像在德国那样强大，在原联邦德国地区尤其如此。绿党影响了德国的文化，在此期间一度成为与社会民主党、左翼党、自民党和基民盟联合执政的党派，并对这些党派的想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绿党来说，没有哪个阶层比“唯物主义”阶层（右翼民粹主义者成功地获得了这一阶层的选票）更陌生。

但是，原联邦德国地区看中的东西对原民主德国地区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了。2019年5月的欧洲大选中，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崛起为最强政党；在图林根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选择党成为仅次于基民盟的第二大党；绿党在东部的得票率远远低于在西部联邦州的得票率。2019年9月和10月在萨克森、勃兰登堡和图林根这3个东部联邦州的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同样赢得了大量选票，在各地均位居第二。

选择党的“种族民族主义”（völkischer Nationalismus，这正是德国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的区域协会所尊崇的）没有带来丝毫损害。相反，这种思想使该党取得了成功。德国选择党政治家挑起的对（尤其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移民和具有移民背景的德国人的不满情绪已经产生并且还在产生明显的效果；对纳粹主义时代的粉饰性和轻描淡写式的解读也是如此。

德国东西部之间形成这种差距，深层原因在于两德重新统一之前的那段时间。和原属联邦德国的“老联邦州”不同，原民主德国地区盛行的国家观念和历史观要老旧得多。与那些数十年来能够对西方政治文化实行开放政策、在针锋相对的辩论中形成一种自我批评的历史文化（Geschichtskultur）的地方相比，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成见在原民主德国地区要普遍得多。反犹主义者可以通过民主德国的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zionismus）和反以色列政策（Anti-Israel-Politik）获得认同感：在统一社会党的反法西斯历史政策中，对犹太人的屠杀并不是中心话题。那些仇视外国人的德国东部右翼人士（如德累斯顿的佩吉达 [55]组织）尤其缺乏与来自其他文化圈的人共同生活的经验，而西部的德国人从1960年代开始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两德战后未能同步发展的晚期后果是，西方在重建和新建民主德国经济时出现了失误，并且在1990年后忽视了政治教育工作。谁要是想解释德国何以在重新统一30年之后从许多角度看依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那就不能只观察重新统一后的那几年，而是必须同时研究两德发展差异极大的那几十年，以及从前那个“统一的德国”至今仍在持续产生影响的历史。

[1]Max Weber，Politik als Beruf，in：ders.,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Neu hg.v.Johannes Winckelmann，Tübingen 19582，S.493-548（539 f.）.

[2]Der Begriff 《moral overstretch》 hier in Analogie zu dem von Paul Kennedy geprägten Begriff des《imperial overstretch》：ders.,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ä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 19871，S.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