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1918年相比，1945年是德国历史上更重要的转折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同，二战后德意志帝国的全部领土都被战胜国占领。同盟国共同对德国行使最高权力；很多年内都不再有“德国”这个国家，德意志帝国事实上寿终正寝了。奥得河（Oder）和尼斯河（Görlitzer Neiße）东部地区由波兰治理，包括柯尼斯堡在内的东普鲁士北部地区由苏联治理。德国其他地区被分为4个占领区，首都柏林被分为4个区域。除了美国、苏联和英国，法国也获得一个占领区，这主要是“自由法国运动”（France libre）的流亡领导人夏尔·戴高乐将军 [1]的杰作：1944年他在军队的支持下为解放祖国作出了卓越贡献，从那年9月起就建立了位于巴黎的临时政府。

从社会史角度看，1945年对德国来说也不同寻常。失去东部地区意味着在魏玛共和国解体和希特勒夺权过程中最卖力的那些精英——易北河东岸的大地主们失去了权力。1945年秋天，苏联占领区进行了“土地改革”（Bodenreform），大地主的土地被剥夺，且不予赔偿。这一措施的直接受益者也包含被逐出东部地区的农民。

德国西部的贵族大地主比易北河、威拉河与富尔达（Werra und Fulda）东部少得多：这个事实对日后联邦德国的政治发展起了根本性作用。1947年2月，同盟国“管控委员会”（Kontrollrat）宣布普鲁士邦国解散，这对后来联邦德国的政治发展也至关重要；引人注目且过于笼统的解散理由是“普鲁士历来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载体”。正如战胜国所指出的那样，一度是德国最强大邦国的普鲁士实际上在希特勒统治下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2]

和1918年后不同，德意志帝国在20世纪的第二次投降之后，出现了类似于“和最近的历史进行道德决裂”（Bruch mit der jüngsten Vergangenheit）的东西。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和纳粹政权的罪恶本质大白于天下。城市被摧毁、遭受轰炸和驱逐者痛苦不堪、物资匮乏、粮食短缺等事实导致“战争无罪传说”（Kriegsunschuldlegend）、“刀刺在背传说”或者纳粹的复仇口号（Revancheparolen）再也无法动员大众。1945年10月，德国基督教教会临时委员会（der Vorläufige Rat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in Deutschland）在《斯图加特宣言》（Stuttgarter Schuldbekenntnis）中号召进行“国家的自我批判”（nationale Selbstkritik）。其中关键的一句话是“我们给许多民族和国家造成了无尽的痛苦”。 [3]

一年后，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4]在其论文《罪行问题》（Die Schuldfrage）、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 [5]在其著作《德国的灾难》（Die deutsche Katastrophe）中都表达了类似观点：这两部作品面向的主要是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读者。《斯图加特宣言》和雅斯贝尔斯、迈内克都不曾明确提及欧洲犹太人遭到灭绝的问题。这两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德国反犹主义的描述听起来无伤大雅，迈内克甚至为其辩护。雅斯贝尔斯对西方同盟国指责德国犯下“集体罪行”（Kollektivschuld）保持着距离，他提出了一个虽然不是法律上的但是道德上的“集体罪行”或“共同罪行”，指出德国人对1933—1945年的政治状况，即对“屈从的氛围”（Atmosphäre der Unterwerfung）负有责任。对保守的德国人而言，雅斯贝尔斯论文中与此相关的段落最不可能获得认同。[1]

纳粹主义被同盟国打败为幸存的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他们在德国或流亡地经历了“第三帝国”而死里逃生）提供了重建或新建政党体系的机会。最为坚持不懈的是左翼党。经过苏联占领军有目的的准备和批准，1945年6月11日，第一个政党即德国共产党在柏林重建。将近4个星期后，即1945年5月6日美军占领汉诺威后，前国会议员、经受了近10年折磨后从达豪集中营释放的库尔特·舒马赫 [6]同样在柏林建立了第一批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

舒马赫从魏玛共和国的经验中得出了三个结论：一是社会民主党再也不得质疑其民族情感（nationale Gesinnung），二是社会民主党必须争取中间阶层，三是要和完全依赖于莫斯科的共产党人明确划清界限。舒马赫虽然无法阻止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1946年4月迫于苏联的强大压力在苏占区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但社会民主党在3个西方占领区仍然是独立、民主、反专制的政党，这是他的功劳。在舒马赫的思想中，政治首先要解决的是民族问题。“德意志帝国必须作为整体的国家和民族予以保留”——这是1945年8月中旬“舒马赫博士办公室” [7]（das Büro Dr.Schumacher，事实上是重建的社会民主党）向公众发出号召的关键理念。 [8]

前科隆市市长康拉德·阿登纳 [9]成了舒马赫的“资产阶级”政敌。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不同，阿登纳在经过初期的犹豫之后不想重建他的旧党派——天主教中央党。从魏玛共和国政党政治的分裂和纳粹独裁的教训中，他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应该联合在一个基督教的共同政党里。其他“魏玛人”（Weinarer）比阿登纳更早地得出了这个结论。1945年，在柏林、科隆和法兰克福，几乎同时诞生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CDU）：这是个真正的新建的政党，从中诞生了德国第一个“全民政党”。1946年3月，阿登纳被选为英国占领区的基民盟主席。他的立场明显有别于舒马赫强调的“民族立场”。1945年10月9日，在一次和外国媒体代表的谈话中，阿登纳谈到了一个他认定的简单事实：“对德国来说，被苏联占领的地区在一段无法估计的时间内回不来了。” [10]

基民盟和社会民主党人在道德上共同拒绝了希特勒的政权。划出这道明确的界限无须等到位于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揭露纳粹的罪行，以及西方占领区内纳粹官员和党员的数百万军队的“去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相反，抛弃1933—1945年的“不当政权”（Unrechtsregime）是战争结束后最初几个月内重建或新建政党的信条。在争取纳粹主义的“随大流者”［Mitläufer，人们小心地把他们与其“诱骗者”（Verführer）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培尔区分开来］方面，这些党派自然都一样。与此同时，他们有目的地争取原来的德国士兵，这很快导致从前的国防军在总体上得到宽大处理，甚至得到尊重：和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宣布为犯罪组织的党卫军完全不同，这些士兵被视为总体上是“干净的”（sauber）。

1946年，四个同盟国在德国未来发展问题上的矛盾越发突出。各国意见的不一致首先表现在赔偿问题上：苏联从其占领区正在进行的生产中获取赔偿，这违背了1945年7月和8月波茨坦会议上作出的同盟国之间的约定；此外，这也违背了为被占领的德国提供区域间粮食供应（interzonale Versorgung）的约定，从而加重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纳税人的负担。但1946年德国之外的情况也有所恶化，原因是共产主义统治在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扩大、希腊发生内战以及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之间的关系等。

四个同盟国在对德政策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越小，1946年之后在战后德国的西部和东部分别建国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条道路上的几个重要节点是：1946年和1947年交替之际美国和英国占领区合并为“统一经济区”；三个西方占领区的货币改革和价格的放开，即1948年6月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苏联对柏林西部的封锁，以及西方对封锁的回应——架设“空中桥梁”（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几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西方盟军通过空投物资确保了西柏林居民的幸存）。

1948年2月到6月，美、英、法三个西方大国与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上作了一个决定：建立一个中央政府权力小、各联邦州权力大的联邦制国家。1948年9月1日，由选出的联邦德国参议院（Landtage）代表以及西柏林众议院（Abgeordnetenhaus）有咨询表决权的代表组成的议会委员会召开了会议。议会委员会的任务是为计划成立的联邦德国起草一部宪法，即《基本法》（Grundgesetz）。

由康拉德·阿登纳担任主席的议会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是努力从德意志第一共和国的失败中系统性地吸取教训，再也不能允许正式、合法地以多数决议来颠覆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对吃一堑长一智的“魏玛人”而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新的、防御型的民主国家。因此，当“主体委员会”（Hauptausschuss）主席、社会民主党议员卡洛·施密特 [11]9月8日要求“不要宽容那些想以民主杀死民主者”时，获得了人们的广泛赞成。 [12]

《基本法》的立法者列出了以下捍卫民主、防御敌人的手段：使其丧失基本权利，由宪法的“司法监护人”——联邦宪法法院——取缔敌视宪法的党派，以及确立第79条第3款的“永久条款” [13]。从此，即便多数席位支持修改宪法，民主的法律和联邦国家的规范性与制度性核心内容，包括从人的尊严原则引申出来的基本权利不容侵犯的本质，也不得被废除。和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宪法相比，通过这种制衡，德国《基本法》的多数原则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

就像重视其保卫民主的能力一样，《基本法》的“父母们”也高度重视其可操作性。今后议会中的多数不得再将责任推给国家元首。联邦总统由一个独立的宪法机构——联邦大会（Bundesversammlung）——而非民众直接选举产生。总统的职责主要是代表性的。联邦总理只有通过“建设性不信任投票”（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通过选举继任者才能下台。议会委员会为防止联邦议会和人民“竞争性立法”（eine konkurrierende Gesetzgebung）设置了一个屏障：只有在重组联邦领土和通过最终的德国宪法时才能进行全民公投。迫于同盟国（尤其是法国）的压力，以及在巴伐利亚的敦促下，《基本法》比30年前的《魏玛共和国宪法》赋予联邦州更加重要的参与联邦立法的权力。1949年5月8日，德意志帝国无条件投降4周年的当天，议会委员会以53票赞成、12票反对［包括基民盟在巴伐利亚的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的反对票］通过了《基本法》。该法于5月23日隆重颁行。

1949年8月14日的首次联邦议会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就“计划经济还是社会市场经济”问题进行的全民公决，从而也是针对坚定的市场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 [14]的政策进行的全民公决。到目前为止，艾哈德是“统一经济领域”经济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主任（Direktors für Wirtschaft im Wirtschaftsrat des Vereinigten Wirtschaftsgebietes）和基民盟的候选人。阿登纳和艾哈德的政党和基社盟一起获得了31%的选票；他们未来的联合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die liberale 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和德国保守党（die konservative Deutsche Partei）分别获得了11.9%和4%的选票。舒马赫的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得票率分别为29.2%和5.7%。9月12日，由联邦议会议员和相同人数的各联邦州议员组成的联邦大会选举自民党主席特奥多尔·豪斯 [15]为联邦总统。3天后，联邦议会（和联邦总统及使各州得以参与联邦立法的联邦参议院一样，所在地也设在联邦临时首都波恩）选举阿登纳为联邦总理，他仅比对手多一票。一个新的时代也从此拉开帷幕——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个时代将持续14年，和魏玛共和国的存在时间一样长。

联邦德国建立之后，民主德国也紧随其后。1949年9月27日，斯大林同意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0月7日，德国人民会议（das Deutsche Volksrat，德国人民代表大会运动的执行机构，苏联占领区的所有党派和群众组织在其中都有代表）宣布成为临时人民议院（Provisorische Volkskammer）。临时人民议院当天就通过了一部宪法草案。

民主德国的宪法没有传统法治国家意义上有关三权分立的规定。人民议院名义上是最高国家机构。党派和群众组织的议席分配从一开始就根据“联盟体系”（Blocksystem）确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优势得以确保，有超过3/4的议员来自该党。1949年10月11日，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威廉·皮克 [16]当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前社会民主党党员奥托·格罗提渥 [17]成为总理。他的副手大多来自资产阶级“联盟党” [18]，但最重要的一位副手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副主席和“强人”瓦尔特·乌布利希 [19]。内政部、司法部及人民教育部部长和他同属一个党派。统一社会党由此确保了占据政府中的关键职位。

议会委员会从刚刚过去的德国历史中吸取了教训。德国人民会议只允许得出“反法西斯”的结论。反法西斯主义成为民主德国的“建国传奇”（Gründungslegende）。德国的分裂并未随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建立而结束，但1949年秋发生的事件使区分西方民主阵营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边界从此确定下来：这条边界线贯穿德国中部（亦贯穿欧洲中部），完全符合“雅尔塔逻辑”（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签订了关于把旧大陆划分为东部和西部势力范围的协议）。

联邦德国1949年还远远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主权始终由三个西方占领国的高级委员组成的“高级委员会”（Hohe Kommission）行使——阿登纳对这种状况极其不满。他对于可预见的未来的最高目标是：尽快使联邦德国成为独立自主、与西方紧密联系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对西方大国推行一种加深对联邦德国信任的“履约政策”（Erfüllungspolitik）。1949年11月末，阿登纳和高级委员会签订了《彼得斯贝格协议》 [20]，该协议虽然未能实现德国方面强烈希望的立即停止“拆除”［Demontagen，出于赔偿目的和“去军事化”（Entmilitarisierung）原因拆除德国的工业设施和机器］，但是带来了同盟国的承诺：仅拆除剩余的纯粹的军工企业，并且要迅速完成（1951年中期也确实完成了）。

阿登纳的“回礼”是承诺联邦德国加入鲁尔国际管制局（Internationale Ruhrbehörde）：1949年4月，西方三大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根据鲁尔区的情况，对这个位于莱茵-威斯特法伦工业区的煤炭和钢铁的生产与分配实施管控。尽管可提供数万工作岗位的德国最大的钢铁厂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拯救，但社会民主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对此结果不满，以至于他在联邦议会1949年11月24日到25日举行的极具戏剧性的夜间会议上不由自主地喊出了一句被载入联邦德国编年史的话，即称阿登纳是“同盟国的联邦总理”（Bundeskanzler der Alliierten）。 [21]

联邦德国受到平等对待的下一个重要步骤是加入法国推动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除法国和联邦德国外，也包括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在内的“欧洲煤钢联营”（Montanunion）恰恰就是1957年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今天的欧洲联盟的“胚细胞”。1952年1月11日，联邦议会在社会民主党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

相比关于阿登纳要求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持续争论，就欧洲煤钢共同体展开的讨论只不过是小打小闹。“融入西方”（Westbindung）的政策也包括联邦德国在军事上作出贡献，联邦总理阿登纳对这一点从来没有疑问。1949年之后美国也追求同样的目标——试图借助联邦德国的国防军削弱苏联军队在欧洲的优势，以制衡1948年以来建立的民主德国准军事化组织——驻营人民警察 [22]。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欧洲对苏联入侵的恐惧。但联邦德国国内，任何形式的“再军事化”（Remilitarisierung）都遭遇了强大阻力，反对力量主要来自工会、社会民主党人和大部分基督教会。这些反对派认为，将联邦德国纳入某个西方军事联盟与德国重新统一的目标不符，甚至可以说是联邦政府背弃了德国统一的理想。

1952年3月10日，斯大林在一份给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的照会中建议直接允许德国参与起草和平协议，联邦政府没有采取行动促使西方大国对此作出积极答复；此时，对阿登纳总理的指责也更加强烈，但是阿登纳毫不怀疑苏联领导人的战略意图：对他们而言，首先要在联邦德国和西方盟国之间制造紧张关系，阻止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此外，在这位来自波恩的总理看来，以整个德国的中立为前导信号的两德重新统一只不过是苏联在整个欧洲建立霸权的其中一步，这给人们不被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看似友好的举动蒙蔽提供了又一个理由。

1952年，以满足苏联条件为前提的德国统一方案还面临着另一个代价，但它很少被提及，即最终承认奥得—尼斯线为东部边界。但联邦德国对此毫无准备。所有民主党派都坚持“德国”这一概念意味着他们都承认1937年边界内的德意志帝国领土。1955年8月，一份问卷选出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德国公民作为访问对象，就阿登纳是否应该接受莫斯科假设的提议询问意见，即是否应在彻底放弃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的情况下实现德国统一并举行自由选举。2/3（67%）的被调查者表示反对，只有1/10（10%）表示接受。对联邦德国而言，1950年代按照1945年边界实现德国统一显然不是现实的选择。 [23]

联邦德国作出军事贡献的第一种可能性方案是建立由6个煤钢共同体成员国组成的“欧洲防务共同体”（Europäische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在这一框架内，未来的军队将以师以上建制并入共同的西欧军队。《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和另一个结束占领区政权、显著扩大联邦德国主权的《德国条约》（Deutschlandvertrag） [24]相互关联。1953年3月19日，经过激烈辩论，联邦议会在社会民主党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这两项协议。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从未付诸实施。在法国，这个最初即由之提出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1954年8月30日，戴高乐的支持者和共产党人同其他议会党团的议员一起推翻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阿登纳认为这个结果是一场灾难，他在1966年出版的《回忆录》 [25]第二卷中称这一天“对欧洲来说是黑暗的一天”。 [26]

但联邦德国在防御方面的贡献并未就此结束。西方盟国和联邦德国1954年秋达成一致的替代方案是：德国直接加入1949年4月成立的西方防御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欧洲融合视角出发，这个解决方案其实是具有退步性的，从联邦德国作为国家受到平等对待的角度看则是具有进步性的。1954年10月的《巴黎协定》对《德国条约》再次作了修订：新版的《德国条约》赋予德国“对其内政和外交事务的全部权力”。 [27]但同盟国保留了对作为整体的柏林和德国的控制权，联邦德国有权在国内出现紧急状况时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也有义务放弃原子、生物和化学武器（所谓“ABC武器”）。1955年2月27日，联邦议会以大多数赞成票通过了《巴黎协定》。此前，与工会和知名基督教神学家组织议会外的抗议活动来反对该条约的社会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

1955年5月5日，《巴黎协定》生效，联邦德国从此成为受到限制的主权国家。4天后，联邦德国加入了北约。苏联几个月前还坚决反对西方大国让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计划，但此时木已成舟，苏联只能无奈地接受。1955年5月14日，“华沙条约组织”正式成立。其成员包括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也加入了该组织，直至1968年）。6月，阿登纳收到访问莫斯科的邀请并于1955年9月访问苏联。这次访问的主要成果是就幸存的德国战俘和被捕平民返回祖国，以及苏联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9月20日，民主德国因为莫斯科和波恩的协议而“得到补偿”：苏联确认民主德国拥有全部主权。

与此同时，德国的分裂加剧了。联邦德国发展为实行议会制、资产阶级色彩浓厚的社会；而民主德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心有不满的公民还可以越过东西柏林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安全地离开民主德国；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雇人士外，还有许多技术工人这样做，1952年实行农业集体化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前往联邦德国。1953年6月，苏联军队镇压了一场席卷民主德国各地的工人运动，联邦德国对此进行了不痛不痒的抗议。从此以后，6月17日被定为“德国统一日”（Tag der deutschen Einheit）。这一天象征着德国分裂为两个极端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体系。

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e）对联邦德国民主制度的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1950年代，社会民主党是一种“民族主义反对力量”（eine nationale Opposition）。当然，这与1930年代初魏玛共和国的右翼（die Weimarer Rechte）是大不相同的。魏玛共和国的左翼人士是国际主义者，右翼人士是民族主义者。而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右政党推行一种超民族的 [28]融合政策，以奉行民主的社会民主党为典型的温和左翼则坚持以德国统一为重，由此增添了民族主义色彩。这就是德意志第一共和国与第二共和国之间的显著差别。1956年，瑞士时政评论家弗里茨·勒内·阿勒曼 [29]在其《波恩不是魏玛》（Bonn ist nicht Weimar）一书中首先指出了这种差别。 [30]

1950年代的持续繁荣，即所谓的“经济奇迹”和德国的迅速复兴（Rehabilitierung）（更准确地说是西方盟国为联邦德国进行的复兴）同样使阿登纳获得了成功。1953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中，联盟党获得的议席达到微弱多数，4年后甚至获得了50.2%的绝对多数。取得这一胜利，起领导作用的执政党首先要归功于大选当年社会政策的成功：引入与税前工资挂钩的富有活力的养老金制度。阿登纳时代发生的变化比“第三帝国”存续的12年和战后最初那段时间的变化都要大。阶级结构、圈层关系（也包括与教会的联系）逐渐瓦解，农业就业人口持续减少，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增加，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谢尔斯基 [31]使用的“被拉平的中产阶级社会”（nivellierte Mittelstandsgesellschaft）一词也许过于淡化尚且存在的社会差别，但本质上是对的。 [3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西方民主的接受程度也有所提高。阿登纳在任时期形成的是一种保守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不是建立在积极参与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既有成果的认可上。对纳粹历史的反思留给了知识分子和历史研究。对于数百万德国人卷入了1945年惨败的希特勒体制，有一种观点成为主流，那就是哲学家赫尔曼·吕贝 [33]所称的“交际沉默”（kommunikatives Beschweigen）：“这样一种沉默是战后我们的民众转变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公民在社会心理和政治上的必要媒介。” [34]

1957年，阿登纳在选举中取得的辉煌胜利使社会民主党中的改革派力图对德国这个最古老的党派进行彻底变革，并成功地说服其相信市场经济的优势，以及打造一个对中间阶层友好的社会的必要性。随着1959年11月《哥德斯堡纲领》 [35]的通过，社会民主党摒弃了计划经济思维及其维护的“大众马克思主义”（Volksmarxismus）和阶级斗争的语言，开始把自身定位为中左的全民政党，并且有意识地争取知识分子、高级官员、手工业者和其他自雇人士的支持。1960年6月30日，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赫伯特·魏纳 [36]在联邦议会发表演说，认可阿登纳的西方政策是未来该党一切对外政策的基础；这一演讲是对《哥德斯堡纲领》的补充。魏纳由此扫除了一个令许多德国公民不敢把票投给社会民主党的障碍。

魏纳演说的战略目的很明确：试图增加其党派在1961年联邦议会大选中的机会，使其有可能参与执政，甚至崛起为联邦德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社会民主党首次正式推出了一位“总理候选人”：1913年生于吕贝克、被认为强烈“亲西方”、颇具个人魅力的柏林市市长维利·勃兰特 [37]。然而，选战的最后阶段完全被1949年德国分裂以来最重大的转折性事件蒙上了阴影：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国关闭了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

考虑到苏联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 [38]把西柏林变成一座去军事化的“自由城市”的威胁，建造柏林墙便是一种防御措施。赫鲁晓夫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无须担心西方国家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因为1961年7月25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 [39]在一次广播电视讲话中就柏林问题提出了西方国家的条件：西方盟国在柏林存在的权利、自由通往西柏林的权利和200万西柏林人政治自决的权利。保持东西柏林边界的开放不是这些条件之一。

对民主德国的民众而言，修建柏林墙并严密封锁两个德国的边界意味着任何从民主德国进入“另一个德国”即联邦德国的尝试都会有生命危险。

1970年代，民主德国的政权已不再是斯大林时代的政权——这个时代随着斯大林1953年3月的去世而终结。正如西柏林政治学家理查德·洛文塔尔1965年注意到的那样，随着赫鲁晓夫开始“去斯大林化”，持续革命和群众恐怖的动力已消失殆尽。 [40]从此以后，民主德国在治国方面越来越倚重技术官僚。其执政党在经济上设立了超过联邦德国的目标，暂时容忍了文化多样性的增强。同时，国家安全部的权限扩大了，对民众的控制也随之加强。统一社会党自认为掌握了了解历史进程及其结果的唯一理论。要解决“国家问题”（nationale Frage），这一理论就必须先在全德国取得胜利。因此，不能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邦德国重新统一。

1961年8月13日之后，联邦德国的选战也不受影响地继续进行。联邦总理阿登纳丝毫不惮在东西柏林边界关闭次日以诽谤性的影射对其竞选对手维利·勃兰特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是私生子，曾经流亡挪威和瑞典。 [41]85岁的阿登纳口无遮拦，这也是联盟党在1961年9月17日的大选中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之一。和1957年大选相比，联盟党的得票减少了几乎5个百分点，得票率为45.3%。相反，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增加了4.4个百分点，得票率为36.2%。但得票增加最多的是1956年以来作为反对党的自由民主党（下文简称“自民党”），该党得票率由7.7%上升至12.8%。为了重新组建一个“资产阶级”联盟，自民党人从此变得不可或缺。自民党虽然很想用经济部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替代总理阿登纳，但是无法遂愿。年迈的总理仍旧稳居其位，只是对内不得不承诺任期过半时退位，以便继任者在下一届选举之前能在新的岗位上证明自己。

第二年，联邦德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内政危机。1962年10月，主要在联邦国防部部长、基社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42]的推动下，警方占领并搜查了汉堡新闻杂志《明镜》的出版室，发行人鲁道夫·奥格斯坦 [43]和多名编辑被捕。他们被指控叛国（阿登纳也参与了指控），起因是该杂志刊载了一篇有关北约军事演习的封面主题文章，但无法以任何方式证明他们叛国。施特劳斯因欺骗了联邦议会而不得不辞职。联邦德国组织了大批大学生参加的要求新闻自由的群众游行：这是人们对被认为越发专制的阿登纳统治风格日益不满的表现。11月，自民党部长辞职之后破裂的“基督教—自民党执政联盟”改组；施特劳斯退出了政府。联邦德国的首位总理再次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但已威望扫地。

1963年10月15日，阿登纳时代结束了。接替阿登纳的是路德维希·艾哈德，首任联邦总理认为此人完全不适合制定政治路线。尽管在其漫长的执政生涯的最后几年威望受损，但阿登纳的政治成就在当时受到了各党派的一致肯定。他使联邦德国牢牢地扎根在西方国家之列，在使保守的德国适应民主制度方面，他所作的贡献大于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家。1963年前后，德国的内政亟待改革。和纳粹的历史相比，联邦德国不能停留于1950年代形成的舒适的、一半与历史保持距离一半为自己辩解的制度设计层面。但当时已存在一个基础，阿登纳的继任者得以继续建设，这个基础也被证明经得起考验。

艾哈德担任总理成了短暂的插曲。作为政府首脑，这位“经济奇迹之父”的作为正如阿登纳担心的那样不幸。1966年10月末，自民党的部长们因为提高税收引发的冲突离开了政府。随后举行了与社会民主党组建大联盟的谈判，谈判最终取得了成功。1966年12月1日，巴登-符腾堡州的基民盟州长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 [44]当选为政府总理。维利·勃兰特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经济部部长由社会民主党的卡尔·席勒 [45]担任，财政部部长由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担任。担任全德事务部部长的是时任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的赫伯特·魏纳。

大联盟也只是昙花一现。大联盟政府使联邦德国成功摆脱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实行了一系列经济和财政的结构性改革；在全球学生抗议活动风起云涌的1968年，在院外组织强烈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修正宪法、符合法治国家要求的《紧急状态法》（Notstandsgesetze），但在德国和东方政策上乏善可陈。联盟党不愿以任何形式承认民主德国的合法性，社会民主党则在柏林墙建成之后终于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不与另外一个德国及其保护国苏联和解，德国的内部情况将不会改善。“以接触促改变”（Wandel durch Annäherung）——这是勃兰特最亲密的顾问埃贡·巴尔 [46]1963年7月提出的口号。在政治实践中，贯彻这一座右铭的第一次有效尝试是西柏林市政府1963年末至1964年初的冬天和民主德国签订的《柏林边界跨越许可协议》（die Berliner Passierscheinabkommen），以便西柏林人能够到东柏林探亲。 [47]

在联邦层面，作为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作好了与华沙条约成员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准备，为其缓和东西柏林关系的政策助力：基民盟以其推行的、以曾任外交部国务秘书的瓦尔特·哈尔斯坦 [48]命名的“哈尔斯坦主义” [49]反对这种立场。该主义认为，除苏联外，联邦德国不得承认任何与民主德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社会民主党致力于使德国—波兰的奥得—尼斯线边界获得承认，或者至少获得尊重，联合执政的基民盟对这一努力则不以为然。社会民主党的这一想法得到了部分新教教会人士以及《明镜》、《时代周报》（Zeit）、《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和《南德意志报》等左翼自由派媒体的支持。

1969年权力交替之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政策才取得了突破。当年9月28日的联邦议会选举中，基民盟和基社盟虽然再次成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但社会民主党和自民党联合起来占了微弱多数。自民党虽然在大联盟政府推行的社会政策和德国政策上明显左倾，但在1969年3月和社会民主党一起选举司法部部长古斯塔夫·海涅曼 [50]为联邦总统。他曾经是基民盟成员，1950年10月因反对阿登纳重新武装德国的政策而辞去内政部部长职务。9月28日深夜，自民党主席瓦尔特·谢尔 [51]同意与社会民主党就组成执政联盟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在联邦德国产生了第一个由社会民主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政府，勃兰特担任联邦总理，谢尔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1969年10月28日，勃兰特政府宣言中有关德国政策的部分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该宣言提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成立20年之后要防止德意志民族进一步分裂，也就是说要通过有序“共处”（Nebeneinander）实现“共存”（Miteinander）。同时认为，民主德国自然不可能在国际法上获得承认。“即便德国存在两个国家，但它们彼此不是外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能是一种特殊的关系。” [52]

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联合政府推行的东方政策的机会在于，最终与美苏两个世界大国的重要利益达成一致。赫鲁晓夫的接班人、苏共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53]领导下的苏联首先关心的是在欧洲势力范围内的安全。美国1963年在肯尼迪领导下启动了对苏联的缓和政策；理查德·尼克松 [54]任总统期间，美国继续实施该政策。要说服尼克松的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 [55]相信缓和美苏关系符合美国和联邦德国的利益颇费周折，但埃贡·巴尔早在1969年10月21日勃兰特当选联邦总理之前就在总理府激烈的讨论中说服了被指定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后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华盛顿的顾虑。

巴尔也是东方政策的基础协议——1970年8月《莫斯科条约》（Moskauer Vertrag） [56]的设计师；该条约考虑到了苏联对维持现状的兴趣，同样也考虑到了［在附件《关于德国统一的信》（Brief zur deutschen Einheit）中坚持的］联邦德国的意愿，即“谋求欧洲的和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德国人民在自由自决中重新实现统一”。 [57]内政上更有争议的是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和谢尔与波兰签订的《华沙条约》（Warschauer Vertrag） [58]。该条约确认了波兰的奥得—尼斯线西部边界，强调联邦德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彼此没有领土诉求。这虽然不是对奥得—尼斯线在国际法上的最终认可（根据德国联邦法律，只有通过和平条约才能认可），但遭到了“被驱逐者联合会”（Vertriebenenverbände）和反对派联盟党中大部分人的强烈反对。

和东方国家签订的第三个条约（《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的批准正是基于该条约的议定）是四个盟国谈判达成的《柏林协定》（Berlin-Abkommen） [59]。该条约确保了联邦德国和西柏林之间畅通无阻，使西柏林人能更方便地访问东柏林和民主德国，以维持和发展联邦德国与西柏林之间的联系，但也考虑到主要由苏联主张的政策，即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组成部分，不由联邦德国管辖。

议会批准《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的机会在外交谈判期间明显变得渺茫了。多名对新的东方政策不满的自民党和社会民主党议员在此期间改换阵营，投身联盟党的议会党团，以至于执政联盟无法在议会中确保多数。1972年4月25日，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议会党团提出了一项对联邦总理勃兰特进行建设性不信任投票的申请：接替勃兰特当选联邦总理的本该是议会党团主席赖纳·巴泽尔 [60]，但4月27日投票表决时出人意料地少了两票，以至于不信任案未能通过。至少两名基民盟议员收了国家安全部的钱来投票反对巴泽尔，这一点早就确定无疑。其中一名议员另外收受了社会民主党的钱，这可能也起了作用。

此后，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在议会表决上陷入了僵局。尽管如此，《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还是获得了批准，原因在于联邦议会与莫斯科协商后作出了一项再次表明德国政策和外交政策目标的决定。1972年5月17日对这两个条约进行表决时，大多数联盟党议员投了弃权票，确保了条约的批准。

不久，波恩和东柏林开始就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基础条约”（Grundlagenvertrag） [61]展开谈判，谈判得以在11月6日完成。在这一条约中，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都强调要相互平等对待，放弃威胁或使用武力，双方之间的既有边界不可侵犯，尊重领土完整，但也强调了持续存在的意见分歧以及在国家问题上的法律概念分歧。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都想在对方的政府所在地设立“常驻代表处”（而非像东柏林要求的那样设立“大使馆”）。四个盟国的保留权利得到了确认，该条约由此保留了国际法层面的权利。11月9日，四个大国确认了保留的这些内容，同时声明将支持两个德国加入联合国。

此时，社会民主党和自民党共同执政的联邦政府只是代行职责。勃兰特9月20日在由他提出的信任投票中未能获得多数票支持，联邦总统海涅曼与反对派达成一致后解散了联邦议会。新的大选日期定为1972年11月19日。《两德基础条约》在选战的最后阶段发挥了重要的可能也是决定性的作用。联合执政党在大选中脱颖而出。社会民主党获得了45.8%的选票，和1969年相比增加了3.1%。自民党的得票增加了2.6%，得票率达8.4%。联盟党得票率为44.9%，减少了1.2个百分点。

联合执政党赢得大选即勃兰特个人大获全胜，但还不能确保《两德基础条约》生效。在德国民族问题上始终主张联邦德国“唯一代表要求”（Alleinvertretungsanspruch）的联盟党在1972年11月8日该条约草签之后就对之宣战了，并且一直坚持否定态度。联盟党虽然无法阻止1973年5月11日联邦议会批准该条约，但在此3天前，由施特劳斯领导的巴伐利亚州政府请求联邦宪法法院审查该条约是否符合《基本法》。宪法法院拒绝了同时提出的发布临时条例的申请，该条约得以在6月21日生效。

1973年7月31日作出最终判决。判决认为《两德基础条约》符合《基本法》，但确认了宪法法院的一个法律观点：“德意志国”（das Deutsche Reich）继续存在，而联邦德国作为国家存在，哪怕其空间范围与“德意志国”不一致。根据判决，联邦德国的宪法机构有义务保持德国统一这一目标，停止一切可能阻碍两德重新统一的事务。对联盟党而言，这一决定至少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成功：联邦德国由此确立了一个目前在社会民主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和广大公众中绝对有争议的目标。

社会民主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的最后一份东方条约引起的争议最少：1973年12月，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布拉格条约》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有关《慕尼黑协定》国际法评价问题的争论。5个月后，也即1974年5月6日，勃兰特辞任联邦总理，正如他写给联邦总统海涅曼的信中声明的那样，这样做是为了“承担纪尧姆间谍丑闻 [62]中的过失责任”（纪尧姆是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安插在联邦总理府、与勃兰特关系密切的工作人员）。 [63]

黯然离场并不能抹杀勃兰特作为第四任联邦总理的历史功绩。勃兰特借其东方政策使德国的分裂稍微变得“可容忍”，在国家长期分裂的情况下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新的东方政策甚至以某种方式使联邦德国“更加西化”。波恩此前满腹疑虑地遵循西方大国的缓和政策，现在则建设性地对这一政策施加影响。政治学家理查德·洛文塔尔1974年对此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联邦德国和苏联以及苏联阵营的特殊冲突”成了历史。 [64]

接替勃兰特的赫尔穆特·施密特 [65]此前曾任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1969年起任国防部部长，担任总理前任财政部部长；施密特执政期间，联邦德国继续实施缓和东西方关系的政策。这项政策的高潮是1975年8月1日由全体北约和华约成员国，以及除阿尔巴尼亚外的欧洲所有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的有关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终法案——《赫尔辛基协议》 [66]。在这份文件里，与会各国同意既有边界不容侵犯、各民族有权自决、各国可以自行选择联盟体系并采取增强信任的措施，但也同意尊重人权和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等基本自由。

东方阵营国家的异见人士和民权活动家从此反复引以为据的《赫尔辛基协议》是社会民主党和自民党推行的东方政策的辉煌结局。联盟党曾在联邦议会中要求施密特政府不要在《赫尔辛基协议》上签字，现在他们也不得不面对协议达成这一现实。如果联盟党坚持其否定态度，1982年10月1日就无法在赫尔穆特·施密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解散之后组成新政府——一个由基民盟和基社盟以及自民党部长组成、由基民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 [67]领导的内阁。汉斯-迪特里希·根舍 [68]（1974—1992年任外交部部长）领导的自民党坚持德国内政和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并为之提供担保。科尔本人成了与民主德国紧密合作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执政期间，东柏林于1983—1984年获得了两笔（由施特劳斯促成的）数十亿元马克的贷款，这笔资金使民主德国度过了经济难关。1987年9月，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 [69]对联邦德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从礼宾方面看，这是两德关系的高潮。

1987年秋天，谁也想不到这段历史在3年之后会以德国重新统一告终。但有一点在当时就能确定：德国已经不再是世界政治的祸根或危机的根源。联邦德国和民主西方紧密相关，成了共产主义东方的伙伴。联邦德国之所以这样发展而没有走其他的道路，首先要归功于阿登纳和勃兰特——他们优先追求自由而非统一。正是他们的这种做法对1989年11月9日发生的国际性事件——柏林墙倒塌11个月之后在自由中实现德国统一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Karl Jaspers，Die Schuldfrage（19461）.Für Völkermord gibt es keine Verjährung，München 1979，S.9-93（zur moralischen Kollektivschuld：55-57；zum Antisemitismus：69 f.）；Friedrich Meinecke，Die deutsche Katastrophe.Betrachtungen und Erinnerungen，Wiesbaden 19473，bes.S.29 f.,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