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末，德意志帝国覆灭几周之后，托马斯·曼 [1]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作了一次演讲，试图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历史性梳理。他把德国灾难的深层原因追溯到中世纪——多亏了马丁·路德这个保守的革命者，中世纪还能存在于20世纪德国人的记忆之中。“知识分子的自负一旦与灵魂的守旧和束缚相结合，魔鬼就出现了。这个魔鬼，路德的魔鬼，浮士德的魔鬼，试图呈现给我一个非常德国的形象，与魔鬼结成的联盟，魔鬼的处方，为了灵魂救赎，在某个期限内赢得世上所有的宝藏和力量，作为类似德国本质的固有之物。”其结果是一种“相对于世界，相对于欧洲，相对于文明的外在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在内部以一种奇怪的尺度与束缚、不成熟和麻木顺从”和睦相处。 [2]

在写作《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时，托马斯·曼把他关于德国和德国人的绝对自我批评式的想法诉诸纸面。在他看来，自希特勒上台以来，世界就是一个上帝与魔鬼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恶也可能从善中产生。托马斯·曼把德国人最初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Universalismus und Kosmopolitismus）评价为一种“最积极的构想”，这种构想却恰恰变成了其对立面（dialektischer Umschlag），沦为邪恶。“德国人允许自己被诱惑——把称霸欧洲甚至称霸世界的要求建立在他们与生俱来的世界主义之上；世界主义由此成了自己不折不扣的对立面，成了狂妄至极且最具威胁性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3]

对于“或许是德国人最著名的特征”——“内向性”（Innerlichkeit），托马斯·曼也认为其给德国人带来的不幸多于幸福。他称赞“德国人内向性最伟大的历史行动”，即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一次解放行动，但这一行动导致了西方的宗教分裂和“三十年战争”的灾难。哲学、历史学、艺术、诗歌和音乐要归功于德国浪漫主义（这是德国“内向性”的另一种表达）“强烈而充满活力的冲动”。但德国人在此期间成了“反对哲学的理智主义（Intellektualismus）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反革命’（一场音乐反对文学、神秘主义反对明确性的起义）的民族”。 [4]

在此27年前，托马斯·曼本人还在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出版的《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一书中为德国文化优于西方文明而欢欣。1918年之后，他才习惯了共和与民主；1930年之后，他成了最坚决地反对正在崛起的纳粹主义的人士之一。因此，正如他所强调的那样，1945年5月末他对美国听众所作的演讲符合自身的经历和对自己特点的洞察。他的广受引用的结论也要这样理解（而且只能这么理解）：“不存在一坏一好两个德国，而是只有一个德国——这个德国最好之处由于‘魔鬼的把戏’（Teufelslist）而沦为邪恶。坏的德国是误入歧途的好的德国，好的德国身处不幸、罪过和覆灭之中。” [5]

那个在1945年终结统治、堕入地狱的人是德国有史以来最有权势的历史政治家（Geschichtspolitiker）。没有哪个德国历史的神话不曾为希特勒所用。他榨取了德意志帝国的神话，也榨取了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神话——一直到他在柏林的元首地下室里悲惨地死去，希特勒一直迂腐地死守着这个神话。根据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的证词，1939年11月，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德国战胜波兰时，希特勒提到了“彻底废除《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他认为必须在缔结这个条约的地方——明斯特——废除它。 [6]到了1940年4月9日，德国突袭丹麦和挪威之日，希特勒面对他的亲信宣布：“就像1866年俾斯麦帝国诞生那样，今天这个日子也将诞生大日耳曼帝国（das Großgermanische Reich）。” [7]

随着纳粹德国的无条件投降，不仅俾斯麦建立的长达75年的德意志帝国寿终正寝，1945年5月也意味着那个古老得多的帝国神话（它在1933年成了希特勒和国民教育水平良好的德国之间最坚固的精神桥梁）轰然崩塌。在他之前，没有哪个政治家像他那样以德国的历史为工具。他从德国历史上汲取的东西使其成为德国历史最大的清算者。事实上，普鲁士在他的统治下不再是个国家。在法律上，普鲁士1947年被同盟国解散。德意志帝国成为历史。使帝国“观念”复活的尝试因其不真实的人造色彩（Künstlichkeit）而告失败。

1945年前后，只有少数德国人像流亡的托马斯·曼那样迫不及待地想要思考这种灾难性失败的深层原因。一方面要远离纳粹主义的罪行，另一方面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像希勒特这样的政治家何以能在1933年上台，并且此后在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下掌权长达12年，直到几十年后，德国一切罪行中最残忍的部分——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在德国自身的历史形象中占据中心地位。

196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地区日益形成的自我批判的历史文化是唇枪舌剑的结果。在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国家学说的民主德国，与到那时为止的德国历史划清界限的过程比联邦德国更加激进，但最终效果较差：在官方正式宣扬和民众学到的说法中，针对往昔岁月流传着许多“为民族辩护的解读”（nationalapologetische Deutung）。两个德国战后未能同步发展造成的影响在整个两德分裂期间一直存在。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在政治文化上的分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从这种影响中找到解释。

德国历史上的最大转折发生四分之三个世纪后，纳粹统治的后果依然无处不在。德国历史上没有哪一章像1933—1945年那样在政治讨论中被屡屡提及。1933年之前的所谓“夺权”时期在德国人集体记忆中的存在感就明显弱得多，更遑论此前的德国历史了：在被希特勒滥用之后，那段历史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贬值”了。其结果是，“历史的地平线缩短了”（eine historische Horizontverkürzung）。

对“第三帝国”的孤立观察很容易造成对它的“神话化”（Mythisierung）。历史学界一直讨论第一个德意志民主国家是否曾有可能发展成完全另外一种样子，但这种讨论在广大公众中应者寥寥。另一个比此宏大得多的、同样由托马斯·曼提及的问题是：德国是不是几百年前就已经走上了与西欧大国根本不同的发展道路？希特勒的统治之所以引起重视，是因为它被视作政治论争的重要对象，即被视作德国能从历史中汲取正确教训的最有力论点；而“德国历史”本身已经越来越有被压缩为1933—1945年这短短一段的趋势，变得几乎无法解释了。

纳粹时代总体上所能起的作用，犹太人大屠杀事件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两德重新统一后的30年间，犹太人大屠杀总是作为反对（但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也作为支持）德国“域外”（out of area）用兵的理由被提及。“沦为政治工具”（Instrumentalisierung），从而“沦为琐事”（Bagatellisierung）的危险显而易见。但后果还不止于此：德国政治家从纳粹时代得出结论的方式常常让人感觉狂妄自大。在许多德国人看来，他们特别善于“从历史中学习”，堪称典范，这给他们特别有道德感的立场提供了背书，而其他人能够并且也应该向其看齐。

在德国政治道德化（Moralisierung）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新教”（der politische Protestantismus）。难民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柏林—勃兰登堡福音派教区主教马库斯·德罗格 [8]在2015年圣诞节之际在柏林的《每日镜报》（Tagesspiegel）上撰文称，《基本法》第1条的第一句话——“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在德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对自身罪行历史的反思显然让我们草木皆兵。那些处境艰难、长途跋涉、无助地听凭有决定权的人发落者——这样的迁徙、逃亡、驱逐的画面和‘永不重演！’的命令结合在一起，固定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中……2015年将作为德国展示新面孔的一年停留在记忆中。现在我们知道如何把学到的历史教训运用于实际。这是一种解放的、鼓舞人心的经历。这些经验为开创未来提供了空间……” [9]

大约145年前的1871年1月7日，《新福音派教会报》（Neue Evangelische Kirchenzeitung）把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联系起来。“1517年开启的德国历史时代在战争和战吼中成了一种‘上帝注定的结局’。” [10]三个星期后，当时的柏林宫廷牧师阿道夫·斯托克 [11]甚至使用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福音派帝国”（heiliger evangelischer Reich deutscher Nation）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看出1517—1871年上帝的痕迹。” [12]

德意志帝国覆灭之后，与教会结合在一起的新教德国大体上呈现右倾。魏玛共和国没有任何一个党派像德国民族人民党那样接近这个新教德国的政治观点。年轻的牧师和教区居民自然从1920年代后期起就已经向纳粹党靠拢。1927年起，他们集结成为“德国基督徒”发起“信仰运动”，这个组织也自称“耶稣基督冲锋队”（die SA Jesu Christi）或“教会冲锋队”（SA der Kirche）。[1]只有一部分官方教会从1933年之后开始向极右转变。另一部分听命于在达勒姆（Dahlem）担任牧师、曾经是潜艇指挥官和自由军团战士的马丁·尼莫拉 [13]，以及神学教师迪特里希·潘霍华 [14]等教会人士，他们在1934年联合组建了“认信教会” [15]。“认信教会”不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但反对把基督教的福音政治化和在教会内部实施政治强迫，并反对许多德国基督徒要求的、旨在免除犹太基督徒教职的“雅利安条款”（Arierparagraphen）。

1945年之后，德国福音派教会和这个政治遗产合为一体。但战后德国的“政治新教”还远未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整体。奥托·迪贝柳斯 [16]（1945—1966年任柏林—勃兰登堡大主教，1949—1961年任德国福音派教会理事会主席）和基民盟/基社盟福音派工作小组高级教会参事及创始人、联邦议会第二任议长赫尔曼·埃勒斯 [17]所属的一派参与了联盟党内的教派间合作。以那时起担任黑森州教会主席的马丁·尼莫拉和阿登纳的首任内政部部长、后来成为第一位社会民主党联邦总统的古斯塔夫·海涅曼为首的另一派在重新武装德国的争论中观点更左，但仍然与德国新教的民族传统息息相关。

1970年代后期起，联邦德国的政治新教“主流”和环境与和平运动（die Umwelt- und Friedensbewegung）开始紧密合作。在民主德国，官方教会自1970年代早期起试图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教会”。1980年代，在“由剑到犁”（Schwerter zu Pflugscharen）的号召下，福音派教会的一部分成员开始准备与民主德国“和平与环境运动”合作——如果没有这种准备就几乎不会有1989年秋天的和平革命。当时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政治新教内部都很少提及德国重新统一这个话题。德国社会（除绿党外）几乎没有哪个群体像福音派基督徒那么流行“以其国家分裂为纳粹时代赎罪”的想法。基督教德国此时关心的不仅是赎罪，而且是为一种特殊的新教罪行（eine spezifisch protestantische Schuld）忏悔。

对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反人类罪行的独特性（Singu-larität）的认识到1980年代才被接受。但从这种认识中无论如何不能必然得出要在德国式特殊道德（Sondermoral）的前提下把德国“独特化”（Singularisierung）的结论。实际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一切试图通过放弃什么，或通过作出什么表率来清偿罪行的努力都基于一种愿望，即希望清除（即便这种清除极其微妙）德国历史上最恐怖的一章。

罗伯特·穆齐尔 [18]在其小说《没有个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中生动地描述了一种赎罪策略（Bewältigungsstrategie）的心理机制。“或许我们可以把一句俗话改编一下：为人做了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只要足够亏心！精神不断从事‘副业’（Nebentätigkeit），好使卷入不公之事的自己重新变得心安理得；等到这种‘副业’中止时，情绪已经获得一种不可估量的独立性。” [19]

在道德上美化自己行为的倾向影响了德国与欧洲和大西洋伙伴的关系。与其在欧洲宣扬团结义务和忠于联盟的誓言相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行为常常显得“更民族”（viel nationaler）。能源政策就是个例子。在通过“北溪II”（Nord Stream II）项目进口天然气时，德国接受了对俄罗斯的持续和长期依赖，以及对中东欧邻国（尤其是波兰和乌克兰）严重不利的影响。在防务领域，德国宣传“更多欧洲”（Mehr Europa）——能建立一支“欧洲军队”自然更好。但在实践中，德国议会对联邦国防军的“域外”行动保留投票否决的权利，并且在武器出口方面有所顾虑，这些都可能很快成为制定共同政策的障碍。

2014年9月北约达成了一项协议，约定提高北约成员国的防务支出，目标是10年之内达到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比起其他北约成员国，这项协议在德国国内政坛引起了更大争议。但在财政支出多年滞后的情形下，联邦国防军在许多领域只能勉力维持。国防军在军备方面显然亟待补充。

如果其军费开支达到北约规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成为欧洲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德国也不一定会变成像许多德国人担心的那样。联邦德国也可以考虑曾任波兰高级外交官的雅努什·莱特 [20]和德国前外长西格马·加布里尔 [21]的一项建议，将其在军事领域额外财政拨款的一部分，即超出国内生产总值1.5%的部分转入欧洲防务基金，用于资助经济较弱的中东欧和南欧的北约成员国。 [22]但德国几乎没有就这种方案展开讨论，同样也几乎没有对另一种可能性，即把对出于军事原因必须进行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折算入2%额度的目标展开讨论。联邦德国目前虽然大幅增加了国防预算，但与2014年北约协议设定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后果是德国不得不继续被美国指责为搭了美国安全政策的“顺风车”。

1983年11月，社会民主党和自民党组成的联盟破裂整整一年之后，在科隆举行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谓“火箭党代会”（Raketenparteitag）。在这次党代会上，社会民主党这个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最终告别了其早先（虽然从来不是无条件的）对“北约双重决议”（Doppelbeschlusses）的支持，从而也告别了联邦总理施密特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施密特借此次党代会之机警告社会民主党人切莫“一厢情愿”。这位前总理提到了一位外国观察家的判断：“德国一如既往地是个不稳定、反复无常、无法预测的国家，当其不幸的时候德国就特别危险。”为了强调他的警告，施密特接着引用了海因里希·海涅 [23]的历史叙事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的诗句 [24]——

大陆属于法国人俄国人，

海洋属于不列颠，

但是在梦里的空中王国

我们有统治权不容争辩。

我们在这里不被分裂，

我们在这里行使主权；

其他国家的人民

却在平坦的地上发展。 [25]

正如我们所见，德国“一厢情愿”的倾向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美国历史学家伦纳德·克里格 [26]1957年在其从思想史角度出发，以“德国异于西方”为研究主题的《德国的自由思想》（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此书的研究方法别出心裁，但在德国几乎无人问津）一书中提到了德国两种并行不悖甚至相互关联的自由观念：一种只在集权国家的狭窄框架内实现，另一种则在一个“超越所有国家的绝对帝国”内才能实现。 [27]

在克里格看来，德国倾向于在纯理论层面推演出来的绝对自由中思考，这是一种进行平衡的尝试（Kompensationsversuch）。这种尝试出现在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并非偶然——在这里，诸侯得以给资产阶级思想打上其“（等级）自由”的烙印，因此不可避免地以当局的姿态对其进行改造。这种判断完全符合1844年海涅和1945年托马斯·曼的评判。

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德国人认为不必效仿这个邻国，这可以理解。因为当时德国面对的是开明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至少在普鲁士）打算自上而下地获得一些法国自下而上赢得的成果。“不是德国的反动势力，而是德国的进步势力使德国与西方背道而驰”，历史学家鲁道夫·施塔德尔曼 [28]1946年试图以这种悖论解释19世纪德国何以未能成功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他认为，“开明的诸侯国”（aufgeklärter Fürstenstaat）的特殊形式最终走进了死胡同；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就是其后果。“1850年以来，久拖不决的危机像毒药一样在德国民众中扩散。这是‘未经革命的国家’的典型病症。” [29]

••

德国需要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才能开始彻底反思走向灾难道路的深层原因。但国家自我批判的激进改革也无法避免使德国再次显得狂妄自大。要求比海涅所说的“在平坦的地上”发展起来的国家代表一种更高的道德，说到底就是一种“国家自负”（nationaler Dünkel）的“后军国主义式蜕变”，即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重大问题的正确答案——这对费希特、雅恩和阿恩特的思想也已经产生了影响。 [30]

于尔根·哈贝马斯在1986年向联邦德国承认“无条件地对西方政治文化开放”不是有长远保障的成就。 [31]这一成就由于德国分裂的后果而无法确保，但也受一切导致罪责问题“成为政治工具”的因素影响，即提及纳粹的罪行，是为了赋予自己的诉求或已实施的方案更高的合法性。负责任地对待历史，目的是使人们当下能够负责任地行事。由此，德国人不应因为自己的历史而裹足不前，也不应把政治决策当作从德国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正确的教训而拔高。

两德重新统一30年之后，德国不得不从一种“自我超越”（Selbstexzeptionalisierung）中解脱出来：这种自我超越损害了其可信度，德国面临被孤立的危险。重新统一的德国是和欧盟其他成员国一样的“后传统的民族国家”（ein postklassischer Nationalstaat），也是欧盟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还远没有强大到足以单枪匹马在全球大国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依靠欧盟的紧密合作对德国来说关乎存亡。英国经济史学家阿兰·米尔沃德 [32]1992年证明了欧盟的功绩，他认为欧盟通过弥补欧洲民族国家的短处拯救了它们。 [33]

今天的德国人在民族构成方面与几个世纪前那些塑造了德国历史并由此蒙受苦难的人大不相同。对《国籍法》的根本性改革是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交通灯联盟” [34]的重大成就，这部于新千年第一天生效的法律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的“民族”概念。2000年1月1日的《国籍法》意味着改变了几乎完全依据血统原则的做法，转而采用“西方”的观点，即也可以根据出生地，或如果有必要的话，根据个人意愿书来确定国籍。数以百万计有移民背景的人已经利用或者可以利用这项新的规定，其中就有许多自1960年代起作为劳工来到德国并留在德国的人，以及他们在德国出生的子女，同时也包括受政治迫害者和躲避内战的难民。他们加入德国国籍后，德国的历史就成了其自身历史的一部分。让他们“吸收”（Aneignung）德国历史并不比让过去几个世纪里给德国打上烙印的那些德国人的后代“吸收”这段历史更容易。

德国是一个西方国家：许多观察家对“西方”这个整体是否还有未来持怀疑态度。民粹主义运动在西方政治文化的两个“先锋国家”——英国和美国取得的成果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在欧盟内部，一些成员国对诸如司法权独立的法治国家基本成就产生了疑问，从而也对欧盟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Wertegemeinschaft）的主张产生了疑问。在与俄罗斯和中国等世界政治对手的关系方面，欧盟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欧盟与其在重大问题上“用一种声音说话”的目标相去甚远。

西方的未来取决于自由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如果想阻止西方江河日下，就必须在欧盟内部和北约内部加强合作。即便如今华盛顿优先考虑的问题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差别巨大，欧洲也必须与美国结盟并以此为依靠。不过大西洋两岸的欧洲和美国的共同基础仍然足够牢固，足以打消欧洲和美国、中国以及俄罗斯保持同等距离的想法。

德国后来也就是在反对西方政治观念惨遭失败之后才成为一个自由的西方民主国家。从德国的历史可以推断出，它决不能落后于1945年之后获得的认识。但德国没有资格要求对历史进行特殊解读，同样也不配在政治道德问题上代表欧洲说话。这也是从德国历史中得出的结论。有人认为德国在纳粹时期背负的罄竹难书的罪行可以通过比其他国家更加“道德”地行事来抵消，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新的德国民族主义的萌芽可能就存在于这种想法之中。

重返德国“内在性”（Innerlichkeit）传统的情况似乎令人可以理所当然地提及一个“新的德国问题”，或者让“德国问题卷土重来”。如果德国向这种早就有过的尝试——在任何情况下都希望比其他国家更讲道德——作出让步，那么它将再次远离西方的政治文化。消极地从战争罪行的历史中寻找原因解释德国的“自我认识”（Selbstverständnis）是不够的，重要的是面对整个德国历史，这就是说要面对德国历史整体上的矛盾性。此外，从这段历史也派生出了一种义务，即应秉持清醒的、以西方“价值遗产”为目标的现实主义。这才是关键，而不是走什么新型的德国特殊道路。

[1]Karl Dietrich Bracher，Stufen der Machtergreifung，in：ders., Gerhard Schulz，Wolfgang Sauer，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Studien zur Errichtung des totalitären Herrschaftssystems in Deutschland 1933/34，Köln 19622，S.31-368（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