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电视剧《走向共和》早已在中央电视台落下帷幕。由于在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的黄金时间播放，加上播放前、播放中的强力推荐，不仅吸引了大批观众，而且据说收视率是创纪录的。播放过程中，观众反映强烈。若干报纸上刊载了不同意见的评论。但是几家大报没有发表评论文章，显示了谨慎的沉默。网友评论如潮，意见颇为分歧。质疑与肯定，针锋相对，争论激烈。一些人评论，《走向共和》为慈禧、李鸿章翻案是创新，是历史观的决胜，没有拔高一个好人，没有贬低一个坏人，会让历史教科书尴尬，要重写历史教科书，甚至说《走向共和》剧砸了历史学家的饭碗。有人认为，在历史真实上，这部剧如同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完全可以当作历史教材。有的评论认为，《走向共和》剧硬伤太多，是百般失真的历史记录，是在玩西方后现代主义中的“解构颠覆”拼接历史的“七巧板”，不忍卒睹。还有的网民指出：在廓清历史真相的旗帜下，灌输错误的历史知识，其负面影响比公开申明是“戏说”的肥皂剧更甚。有的认为该剧隐喻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于它的现实意义，是“前度《河殇》今又来”。有人建议停播，有人反对停播。有人认为该剧用现代化史观代替了革命史观；有人指出它是基于洋务立场的解读，与阶级斗争史观针锋相对。

面对观众的各种评论，《走向共和》的编导们也发表过一些意见。一位编剧说：“如果这部电视剧定位是‘一部带有崇高悲剧意味的英雄史诗’，那么我们的先辈就是史诗中的悲剧英雄！在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漫漫长途上，每一个探索者都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我在给主要人物如李鸿章、慈禧、光绪、张之洞、袁世凯、孙中山他们定位时，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该剧的另一位编剧说：“这部电视剧中所提到的中国经历的几大历史事件都是绝对真实的，毫无虚构。……所以这部电视剧才可以被人叫做历史正剧。最初策划这部电视剧时定的调子就是‘找出路’，不论是在野的在朝的，当时的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是在为中国找出路。”该剧的总策划说：“不仅仅是李鸿章，包括慈禧、袁世凯的定位，都是严肃的挑战。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求自己，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史学成果为依据，特别重视近20年的新成果、新结论。”这位总策划还说，为什么要“走向共和”，实际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仍在大步走向共和。你问《走向共和》好在哪，我想第一，把这个戏的主题点出来了。第二，把戏的主线贯穿起来了。第三，它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我们一直走到现在，还在走，人们在读“走向共和”这四个字的时候，就是想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走向共和。虽然我们不主张历史剧干预现实，实际上以史为鉴是有意义的。我把它叫做“探讨历史，观照现实”。导演坦言：“《走向共和》是一部观点戏，为观众提供一种看历史的新的角度，观点抓住了，就一定引起争论。我们对那个时期主要历史人物新的诠释，对大的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都会带来冲击。但我们的理解都是有史料支撑的。”

因为一部电视剧开展了如此鲜明的争论，表现了当前思想的活跃，表现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关怀，是有意义的。万马齐喑不是好现象。我看过电视剧的一些片断。也从网上浏览了《走向共和》剧本的部分文字，看了若干网民的评论。这里说一些零星感想，也来参加一点争鸣。

首先，我们看看这部电视剧对历史人物的诠释、对大的历史事件的评价是否都有史料支持。

编导者和有的演员强调他们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演出的是真实的历史，历史就是他们演出的那个样子。看过这部片子而且多少有一点近代史知识的观众，都表示很惶惑。有的历史学者已经指出片中硬伤太多，有些情节不管时间和空间，只要编导者认为剧情需要，可以随意编造。这种情况每集都有，指不胜指。这里也指出几处硬伤，看看所谓史料根据。

影片一开始，李鸿章和张之洞都大谈澳大利亚出生的英国人莫理循（莫理循是George Ernest Morrison本人自定的中文名字，电视剧误为莫理逊），说他是《泰晤士报》的著名记者，都想邀请他写文章以攻击对方。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说：“莫理逊的一篇报道胜于十个给朝廷的奏折。”剧本还表现他揭露户部尚书翁同龢拨款60万两给不法奸商购南洋木材建颐和园，而拒绝拨款李鸿章为北洋水师购炮弹；他有关北洋水师的报道强化了日本天皇练兵侵华的决心；他关于《马关条约》签约内幕的评论轰动北京等等。莫理循确有其人，他成为《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是在甲午战争结束几年后的1897年2月，成为著名记者还要推后几年。李鸿章、张之洞怎么可能在甲午战争以前（大约1890年）讨论汉阳铁厂如何办的问题上提出莫理循其人呢？怎么可能在甲午战前的所谓北洋阅兵式上出现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与莫理循吹捧李鸿章的对话呢？怎么可能出现上面指出的那些报道呢？20年前中国就出版了莫理循通讯集的中文译本，在那里是绝对找不到上述情节的。显然这都不是历史真实。电视剧抬出莫理循吹捧李鸿章是要刻意衬托李鸿章办理洋务的国际声望。

孙中山1894年夏游历天津，曾上书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模仿西方国家，改良政治，发展工农业生产，认为这才是治国之大本，如果专搞“船坚炮利”，就是“舍本而图末”。孙中山希望通过清政府中最有权势的官僚，采取一些资本主义的改良措施，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但是他根本不获李鸿章接见，他的建议也根本不为李鸿章理睬。通过这次上书的挫折，以及对北京官场政治腐败的观察，孙中山才理解了改良这条路是不能走的，才下了推翻清政府、根本改造社会的决心。1894年11月在夏威夷创建了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章程》写道：“中国积弱，非一日矣！……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在这个章程里，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895年2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在会员誓词中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已经表明了革命的志向。电视剧却设计了李鸿章在家里接待孙中山并侃侃而谈革命的情节，以烘托孙中山与李鸿章共倡共和的气氛。这是在捏造事实，误导不了解这一段历史的观众。

1894年9月17日的大东沟海战，在中午12时50分左右爆发，中日双方大战5小时，双方筋疲力尽，未分胜负，近黄昏时日舰先退，北洋舰队也撤出战斗。电视剧却通过伍廷芳的口说：“今日上午十时左右，我北洋舰队主力，在黄海大东沟海域遭遇日本联合舰队，爆发激战……”置已有的历史记载而不顾，而捏造另外的情节，这是在告诉观众真实的历史吗？

电视剧表现义和团在廊坊抵抗八国联军的大捷，却用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名字代替了真实的指挥者英国将军西摩尔。实际上，义和团在廊坊的大捷发生在6月，八国联军大部队占领北京在8月中旬，瓦德西是在10月率领大批德国军队到的北京。张冠李戴，屡屡出现。电视剧安排了《辛丑条约》的签字仪式，让李鸿章发表大义凛然的演说，警告列强中国还将有义和团的再起，他还对庆亲王说：“天下最难的，就是把自己的名字签到卖国条约上。你还年轻，还是我来担这个罪名吧！”历史上哪里有这样的故事呢？所谓辛丑议和，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过程，实际上，它不是在中国政府与各国政府间进行，而是在侵华的各国政府之间进行。清政府在1900年8月，就任命了议和全权大臣，但不为各国承认。李鸿章于10月中旬到达北京，旋即向各国驻华公使提出议和节略5款，各国均不屑于理睬。12月24日，各国公使向奕劻、李鸿章递交了他们经过3个月讨论一致同意的文件，即以联合照会名义出现的《议和大纲》，双方并按公法要求相互校阅了全权证书，才算是辛丑议和的正式开始。所谓复杂，绝不是帝国主义列强与清政府议和谈判复杂，而是列强之间纷纷嚷嚷，讨价还价，争持不休，争吵的目的，是各国如何保证在华的最大利益。所谓简单，一旦列强之间在某一项条件上取得了共识，便把清政府的所谓谈判大臣奕劻、李鸿章叫到公使团，由公使团团长宣读一下而已。公使团压迫奕劻、李鸿章，奕劻、李鸿章转报西安“行在”，请求定夺。“行在”复电，要求奕劻、李鸿章与列强多加磋磨，奕劻、李鸿章复电西安，晓以厉害，压迫慈禧太后接受，如此而已。所谓惩凶、赔款诸条款都是这样形成的。何曾有李鸿章在谈判席上的大义凛然！

1909年皇族内阁成立后，袁世凯被逐出京城，在河南安阳洹上村养“足疾”，这是事实，但是电视剧设计了同盟会的重要干部宋教仁到洹上村拜访袁世凯，劝袁世凯反正革命，卿卿我我，感情甚笃，好像是过从甚密的老朋友，这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我们知道宋教仁长期在日本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大约1909年回到东北调查所谓“间岛问题”，写出了有关“间岛问题”的长篇报告，送交清政府。此事曾不为内外所理解，革命派内部认为他为清政府服务，日本认为他是奸细。此后他又返回日本，直到1911年1月回到上海，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主持《民立报》，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历史上不曾有过宋教仁到洹上去拜访袁世凯这样的事情。关于同盟会中部总会，所有历史文献都记载设在上海，电视剧却安排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人商量，孙中山说：“那就设在湖北武昌吧。”等等。还有孙中山的许多情节，电视剧置已有的历史记载于不顾，另行编造，如孙中山剪辫、取名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使馆人员捕捉以及1911年10月在美国丹佛读到武昌起义的报道等等，尤其是编造孙中山、黄兴在美国住进华侨旅馆，被华侨老板娘当作骗子要报警，孙黄二人狼狈而逃的情节，最不忍睹。孙中山一生的重要活动之一是在南洋和美国华侨中募捐，所谓十次反清武装起义的费用，主要是依靠华侨捐献才得到的。电视剧却把孙中山的募捐当作行骗来刻画，美国华人华侨看了这样的情节编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想呢？人们会笑话你们数典忘祖，口称共和共和，连共和怎么来的都忘掉了。

《走向共和》还安排了一个情节：在《辛丑条约》签字后，俄国公使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迫李鸿章在“最大限度维护俄国在东三省利益的文件”上签字。李鸿章坚决拒绝了。历史事实如何呢？《辛丑条约》签字前后，确有类似的事件，但是拒绝签字的不是李鸿章，而是驻俄公使杨儒。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期间，俄国还单独以数路大军侵入我国东北，占领东北全境。由于东北地区人民的坚决反抗，俄国人认识到，由俄国人对中国东北进行统治的条件尚不成熟，便由旅大地区俄军军事长官出面，胁迫在他们劫持下的盛京将军增祺同意在1900年11月30日签署了一个所谓《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以俄国在东北驻兵、俄国派员驻盛京与闻要公等条件，把东北交还中国。因为这只是一个地方当局签署的文件，俄国政府便诱逼清政府与俄国政府进行撤军、交地的谈判。清政府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暂且章程》，便于1901年1月2日派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代表参加谈判。英国《泰晤士报》公布了《暂且章程》的全文，引起了列强强烈反应。杨儒把这个《暂且章程》报回国内，清政府宣布不承认这个暂且章程，命令杨儒与俄国谈判“废暂约，立正约”，“设法磋磨，不避其难”。俄国外交大臣、财政大臣向杨儒提交了新的条约文本，提出了在中国东北和蒙古、新疆的广泛的权利要求，达到了这些要求，俄国方可撤军。俄国还通过华俄道胜银行经理出面向李鸿章行贿，表示如果李鸿章促成条约签字，便可送他50万卢布作为酬劳。这时候正是议和期间，各国均反对中国单独与外国签订有关让与土地和财产权利的条约，中国国内也强烈反对，上海爱国士绅在张园集会抗议，并向李鸿章发去了公电，各省民众表示支持。3月，清政府无计可施，电令李鸿章“全权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李鸿章认为条约“刺目处均删除，照允后无患”，并指示杨儒“即酌量画押，勿误”。杨儒认为这不是朝廷的旨意，坚决拒绝签字。俄国虽然多次压迫杨儒签字，均遭杨儒拒绝。杨儒最后一次从俄国外交部回使馆，因天寒地滑，下车摔倒，从此一病不起，死于任所。杨儒在外交斗争中捍卫了国家利益，是值得称赞的；李鸿章不能获得这种荣誉。

这部电视剧违背历史事实的地方很多，这里只是指出部分事实。能够说这部电视剧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吗！以上所指出的编造，它的史料根据何在？为了编导者们心中的历史，肆意编造和剪裁，哪里有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子呢？

也许编导者们会说，我们的剧本是艺术作品，不是历史教科书。艺术作品并不追求细节的真实。你们不是说你们演出的就是真实的历史吗，你们不是说你们是在探讨历史吗？离开了细节的真实，你们探讨什么历史的真实！从艺术作品说，艺术的真实是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的。反映历史内容的号称历史正剧的电视剧就应该尊重历史的真实。把真实的历史的各种重要的细节都抛弃了，能够反映怎样的历史真实呢！

其次，关于英雄史诗和“找出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腐败与落后，是中国社会难以进步的基本原因。这不仅是史学界的共识，也是整个社会的共识，这种共识尤其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历程所证明。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这个共识已经得到了历史实践的检验。如果说近代中国走向共和是一部英雄史诗，那是对的，因为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群众在先进阶级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腐败统治的斗争历程的确是一部英雄史诗。不错，人人都在创造历史，不同社会阶级的人在创造不同的历史。历史发展的走向和总趋势，并不是每个正在创造历史的人都满意的。在阶级社会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治势力相互斗争的结果。在近代中国，人民群众、代表人民群众最大利益的政治势力创造的是走向共和的历史，帝国主义者、封建统治者创造的是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反对共和的历史。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历史。换一个说法，近代中国不同的阶级和集团是在寻找不同的出路，而不是一个共同的出路。如果认为不论在野的在朝的都在为中国找出路，把“找出路”认为是所有的人都在寻找一个共同的出路，那是大错。《走向共和》电视剧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编导而成的，它用真实的人物形象，又借用编造的历史故事，意在引导今天的观众得出一个令他们满意的结论：似乎李鸿章、慈禧、袁世凯、孙中山都在寻找共和的出路。这不仅是看过电视剧后的客观效果，也是策划者的初衷。电视剧的总策划很明确地告诉观众：你问《走向共和》好在哪，我想第一，把这个戏的主题点出来了。第二，把戏的主线贯穿起来了。你看，很清楚，主题就是共和，贯穿电视剧的主线就是共和。所有的人，李鸿章、慈禧、袁世凯、孙中山都在内，国家和社会都在走向共和。这不是把共和当作全社会的共同出路吗？这是对历史发展完全错误的理解。实际上，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孙中山等革命派寻找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出路；中国资产阶级的另一翼代表康、梁等寻找的是建立君主立宪那样的出路；封建统治者包括李鸿章、慈禧、光绪、袁世凯等人寻找的是如何维护统治又能有所改进那样的出路（即使在1905年开始的所谓预备立宪，统治者追求的也是在“皇位永固”前提下的立宪）；帝国主义者并不同意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愿意中国继续在颟顸的统治者底下维持统治，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下，允许资本主义生产力有一定引进，以满足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中国的需要。北洋军阀以及袁世凯的帝制行为是这种需要的反映。难道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与军阀混战和孙中山的护国、护法斗争都是在为中国寻找共同的出路吗？如果以这种逻辑推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寻找的都是共同的出路吗？不对的，他们寻找的是不同的出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所寻找的中国出路，绝对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所寻找的中国出路。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策划者不仅把共和作为贯穿全剧的主线，而且认为共和是现在完成进行式，一直走到现在，我们还在走向共和。这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共和。这叫做“探讨历史，观照现实”。显然，这是把共和政治作为中国的唯一选择、唯一出路，也是中国唯一追求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所开创的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进步的。这个共和国虽然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相标榜，实际上遵循的仍旧是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追求的不是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已经过时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同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经过50多年，我国已经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标志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经济制度还需要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还需要完善，但是我们绝对不是在走向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笼统地说我们今天还在走向共和，要用共和来观照现实，透露出仍旧在把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理想，思想还停留在辛亥革命那个时代。如果这个分析是准确的，那么，编导者、策划者究竟要通过电视剧把观众引导到哪里去呢？究竟要观照什么样的现实呢？

第三，导演说这部电视剧是一部观点戏，为观众提供一个看历史的新的角度。

这个想法当然很好。但是需要明白，即使要通过电视剧表达某种历史观点，最基本的一条是要有正确的历史事实作为支撑。违背或者捏造历史事实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只能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设计孙中山拜访李鸿章、宋教仁拜访袁世凯这样的情节，是要表达什么样的观点呢？显然是要向观众表达孙中山、宋教仁这样的革命派与李鸿章、袁世凯这样的统治集团的重要官员共谋走向共和的大计。如果历史事实是这种情形，电视剧这样表现当然无可非议。但是捏造事实作这样的表现，我们只能理解为伪造历史，伪造革命派与清朝官员共谋共和这样的事实，模糊那个时期的阶级阵线，也模糊今天观众的阶级视线。这样编造能够达到给观众一个新的历史视角吗，能够给观众一个正确的历史观点吗？如果说有这样的新的历史视角，那只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没有历史事实根据的、违背艺术创作原则的所谓“历史新视角”。

电视剧《走向共和》号称历史正剧，反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新闻媒体都是这样宣传的。我的理解，历史正剧是以严肃的重大的历史题材为内容的剧本。严肃的重大的历史题材应以有根据的历史事实为依据。它是戏剧，是文艺作品，为了剧情的需要和人物情节的刻画，它可以在历史逻辑和生活逻辑的前提下，在某些故事情节上进行创作，在这一点上说，它当然不能等同于历史著作。但是创作的情节不能违背历史的本质，更不能撇开已有的历史事实另行创作。这种历史正剧是以人物形象来演绎历史故事，表达严肃的历史观点；既使观众受到文学作品的美学愉悦，又使观众得到历史知识的传授与教育。即使从美学愉悦的角度来说，也应该包括正确的历史知识对观众的熏陶，从而给观众正确的人生观、历史观。愉悦似乎不能理解为单纯的感官刺激、娱乐消遣。娱乐消遣不是历史正剧应该承担的主要任务。扩而言之，任何以历史为题材的戏剧创作，包括“戏说”作品在内，既然历史人物是真实的，就应该尊重大的历史背景，由于这样的作品可能影响观众的历史视角，因此就应该对受众负担一定的教化作用。

就《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而言，它试图反映清末民初重大的历史事件，刻画一系列处在当时政治高层的最主要的历史人物。为了这一点，我们首先应该把握这个时期的历史本质。这个时期的历史本质或者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就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人民中间积累起来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和力量逐渐增长，终于在甲午战败以后，迅速产生了两种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一种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思潮以及在这种思潮指导下的政治行动，“公车上书”是其发端，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其终结；另一种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思潮以及在这种思潮指导下的政治行动，形成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早期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同盟会在内）为其发端，武昌起义、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清朝专制帝制结束为其结果。这两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行动几乎是同时起步，并先后登台演出起历史活剧的。清朝专制政府（包括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等要人在内）对这两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行动是坚决反对的，是镇压的。这是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也是这段历史的本质。表现这段历史的文艺作品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创作思路和表现手法，既然以历史正剧相标榜，就不应该违背这个历史本质。如果从时间断限来说，应该从甲午战争失败写起，是否终结于袁世凯称帝或北伐成功，或者尚可以讨论。与这个理解相反，《走向共和》却从洋务运动写起。洋务运动起始于19世纪60年代，到甲午战争就宣告失败。对洋务运动的客观作用，近代史学界并无太多分歧，但对于洋务运动的性质是有分歧的，至今是否认识完全一致还很难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洋务运动从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在客观上对发展近代中国的生产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固守“官督商办”，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说，洋务运动很难直接与走向共和联系起来。《走向共和》从洋务运动开始，把它与“共和”这条主线联系在一起，是很难说通的。在洋务运动进行的过程中，特别到中法战争之后以至90年代初期，包括一些与洋务运动有过种种联系的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家，已经对洋务运动有许多批评，指出它只强调“船坚炮利”，徒袭西艺之皮毛，而不注意变革社会制度，“遗其体而求其用”，提出“君民共治”的政治主张，对工商业发展则发出“官办不如商办”的呼吁，要求从变革社会制度的角度继续改革。改良派的这些主张是大大超过了洋务派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康梁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

从反映历史本质来说，电视剧《走向共和》作为历史正剧是不成功的。任何历史著作或者文艺作品，不可能原样复原历史过程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根据经过鉴别的史料复原历史过程的本质特点。如果撇开历史过程的本质特点，去反映人的人性的一面，反映作为女人或者男人的一面，这对于后人认识历史、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有什么帮助呢？这个电视剧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塑造慈禧、李鸿章、袁世凯人性的光辉的一面，反过来却揭露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人性的另一面，尤其对孙中山，把它刻画成一个小丑、疯子、骗子，完全与历史本质相违背，与我们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三个伟大人物的认识相反。按照《走向共和》的字面看，主角应该是孙中山，实际上孙中山变成了丑角，主角让位于孙中山等革命派革命的对象。这种艺术形象的颠倒，已经引起了观众历史知识的错乱，使得一些观众怀疑历史教科书的准确性。有的网友评论“前度《河殇》今又来”，似乎不是危言耸听。我的总的观感是：《走向共和》是为了表达某种历史观点的政论剧。因此，《走向共和》是编导者们心目中的近代史，而不是真实存在的近代史。说它是唯心史观影响下的产物，是不会委屈它的。

[1] 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5期。收入李文海、龚书铎、梁柱主编《近代中国是怎样走向共和的——大型电视剧《走向共和》引发的思考》，华龄出版社2003年版；《东厂论史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