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顾与现实的观照 [1]

全球化是一个大题目，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话题，是一个流行于世界各地而又摸不着、说不明白的“神圣的理想”。政治家在谈论全球化，工商实业家在谈论全球化，金融家在谈论全球化，自然科学家在谈论全球化，社会科学家也在谈论全球化，传教士在谈论全球化，其实各有各的憧憬，各有各的意涵。大家所谈的未必是一个共同的全球化。美国布什总统宣布退出1997年在日本京都签订的《京都议定书》，欧盟各国坚持《京都议定书》，这证明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俄国和美国在核禁试的废除和NMD的部署上，各有所思；世界贸易组织在展开新一轮谈判时困难重重，各大国的经济贸易利益难以协调；甚至在反恐怖问题上，在阿富汗政权重建上，各相关国家也各有所想，比较能体现全球化利益的联合国能有多大作为呢！

在上述这些问题上，全球化就各有化法，难有共同的概念。

我们看到，响彻全球的声音是经济全球化。许多国家都在设法利用经济全球化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而限制其不利于自己的方面。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规则是世界范围的贸易自由化，是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的自由配置。世界范围的贸易自由化，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的自由配置，是经济强国和经济大国所追求的目标。据有人统计，中国企业500强的年销售额总和约等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年销售额，而它的平均销售额为世界500强平均销售额总和的2%。中国企业如何才能成为全球化下自由贸易的赢家呢？2001年6月发行的《世界财富报告2001》中指出，2000年，全球共有720万名个人属于“净财富高收入者”（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净财富高收入，指个人所拥有的可投资股市的资产，不包括不动产，至少达到100万美元；也不包括很多拥有可用于投资的财富略低但收入和总资产超过100万美元者。今年10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上海经合组织CEO峰会上说：“自1986年以来，那些‘净财富高收入者’的财富总和翻了3倍，增长率达到375％。在1999年这样经济好的年份里，根据《世界财富报告》，那些‘净财富高收入者’的财富增加了18％，增加可用于投资的财富4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他们增加的财富比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还高了4倍，也就是说这700万的富人聚敛的财富超过了12亿中国人在1999年全年创造的价值。”马哈蒂尔还指出了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鼓吹者。他说，目前世界上100个最大的经济实体，有51个是跨国公司，49个是主权国家的。全世界排名在前200家大公司的总销售额，超过了182个主权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而这些跨国公司的雇员仅仅1800多万人，占全球劳工总数的0.75％还不到。正如马哈蒂尔所说：“到目前为止，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全球化最大的赢家都是那些非常富裕和强大者（也是那些竞争力很强者），而最大的输家则永远都是那些非常贫穷和弱小者，他们根本没有力量去和那些超级强者竞争。”所谓“华盛顿共识”，所谓经济自由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势力给落后国家开出的药方，也是诱使落后国家追随发达国家的食饵。

我们看到，各大跨国公司在相互兼并，各大区域经济贸易体在纷纷成立。这是在走向经济全球化呢，还是在经济区域化呢，还是在显示经济大国的实力呢？我以为，这里存在着全球化和化全球的矛盾。从实力争夺来看，全球化是其表，化全球是其里。某些有力者高喊全球化，实际上是为了达到以自己的经济贸易优势统一全球。现在看来，把全球化设想为一种普世的生产方式或者生活方式，无疑只是部分人的想法，并不代表世界各个地区、各国人民的意愿。正像有恐怖主义就有反恐怖主义一样，有全球化就有反全球化。即使在西方世界，反全球化的声浪也是此起彼伏的。在西雅图，在意大利，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表现。因此，化全球是难以做到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化全球，还是共产主义的化全球，我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看不到这种前景。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行为的主权化，是19世纪资本主义逐渐繁荣起来至今，世界经济运动复杂的矛盾过程。研究并且揭示这种过程，是学者的责任。

是否可以谈论政治全球化呢？苏联解体以后，两极世界不存在了，美国在追求单极化，其他大国主张多极化。似乎尚无人要求全球化。也有人谈论文化全球化。但是大多数人追求的是文化的区域性特点，如果全世界只有一种文化，全世界的人们生活在那种单调的文化氛围中，这种情形之可以忍受，那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我不认为全球化是当前世界唯一面临的紧迫话题，但是，还是要回到会议的主题上来，我们还是要讨论全球化下的中日关系。我想从历史回顾的角度着手这一话题。

近年来日本社会的走向以及中日关系的走向，颇引起人们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内阁要员多次发表否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谈话。2000年初，日本大阪府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了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等侵略罪行的群众集会。这次会议引起舆论重视，是因为我们看到，这种否认战争罪行的言论和行动，有从中央政府向下转移到地方政府的趋势。首先是东京都，石原慎太郎刚当选知事，就发表否认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现在大阪府、大阪市又批准右翼势力在堂而皇之的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集会。日本一都两府中的东京都和大阪府如此动向，这对其他地方政府的影响非常值得警惕。必须指出，右翼势力的所谓“大东亚圣战论”、“自由主义史观论”正在日本社会基层发酵，正在争夺和影响战后出生的一代一代青年。1996年10月我在日本神户访问，路过一个不大的须麿车站，站台上还有人举着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招募人才的大旗。这说明右翼势力活动何等深入。在日本特有的政治气氛下，年青一代不愿对前辈的战争罪行承担责任，也是右翼势力发酵的一种表征。

今年，中日关系又面临一些重要指标。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经过文部科学省审定，由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2002年使用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为合格。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即代表中国政府发表谈话，谴责了这种行为。我想在这里指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一再批准右翼团体修改反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历史的教科书，是日本社会日益走向右倾化的一种社会指标，值得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严重警惕。就在日本政府批准新历史教科书的前几天，也就是3月30日，日本首相森喜朗对来访的《人民日报》代表团谈到历史教科书问题，还说过对日本过去侵略亚洲各国，给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表示反省和道歉。不过几天，日本政府就正式批准否认侵略、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合格。可见日本首相完全是在掩耳盗铃、欺骗舆论。日本右翼团体牵着日本政府的鼻子走，日本政府的态度又推动着右翼团体向前走。两者交相为用，形成今日日本社会右倾化的危险局面。日本的这种动向，亚洲各国都在密切关注着。

4月28日来自东京的消息，日本日中友好协会机关报《日本与中国》最新一期发表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的文章，指出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主导下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闭眼不看历史事实，企图使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正当化，完全无视政府审定教科书的“近邻国家条款”，从根本上否定了迄今建立起来的国家间的信赖关系，日本的信誉在国际上也被动摇，他认为，日中两国只有坦率地认识和正确理解过去的历史事实，才能开辟睦邻友好的未来。这是日本负责任的政治家对修改历史教科书的看法。但是日本今天当政的主流政治家是否接收这样的认识呢？事实已经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我们看到，今天日本国家的领导人对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在抗日战争胜利56周年前两天，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国际舆论和国内各方面反对，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前往参拜了靖国神社。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后发表了讲话，声称：“在过去的一个时期，日本根据错误的国策对亚洲邻近各国进行了殖民地统治和侵略，强加给这些国家以无法估量的灾难与痛苦。”表示要对此进行深刻的反省。但是，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到靖国神社向发动侵略战争的战争罪犯致敬这件事本身，否定了他的反省。作为首相这样重要的政治家，这是严重的言行不一的行为。在国际关系上这是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小泉的行为，在国内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在国际，受到亚洲国家的严正抗议。这种行为，不能不影响日本的国际形象，造成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以至中国新任驻日大使表示中日关系已陷入邦交正常化30年来最困难的局面，中日关系中两个最敏感的问题——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今年都全面突出，经贸关系也出现问题，日本应该为解决问题营造气氛。

今天的日本不是战前的日本，今天的中国也不是战前的中国。因此今天的中日关系已经不是战前的中日关系。站在21世纪的开头，怎么样引导中日两国的青年，既回头看历史，又要抬头看未来，面对今天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创造中日两国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这是今天一个值得每个人思考的大课题。

从全球化的角度回顾中日历史关系，能有什么新的启示呢？前面说过，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实际上是自19世纪资本主义兴盛以来有着复杂历史的运动。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提出“脱亚入欧”、“开疆拓土，布国威于四方”的基本国策和发展方向，便是那个时候的全球化思想。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的基调是先征服满蒙，再征服中国，然后征服世界，也是那个时候的全球化主张。长期在日本流行的东亚共荣圈、大亚细亚主义，不也是那个时候的全球化思想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长期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全球化实践。所以我认为，所谓全球化，长期以来以不同的思想形态存在过、流行过。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全球化，而是反对某些特殊的政治集团和经济势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那样一种以势压人、不公平的做法。

我们应该从历史上的中日关系中引出一些必要的历史教训。

在我看来，第一个历史教训，与中国的落后有关。1894年爆发了第一次中日战争，“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引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些战争，在一定意义上与近代中国其他对外战争的发生有着共同的基本原因。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多次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造成这种状况的外部原因很多，但从内部讲，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中国是一个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社会政治制度非常落后的国家。鸦片战争以前，一直上溯到隋唐时代，不可想象日本要进攻中国；1949年以后，日本也没有想到要进攻中国。因为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国力都不同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遭受巨大伤害之后，得出的一条屈辱而又真实的历史教训。只有在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才能有平等的中日关系，也才能有平等的中外关系。吸取这条教训，中国人今天在国家发展中，要抓住经济建设不放，要极大地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要极大地充实自己的综合国力，要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民富国强的梦。但是即使国家强大了，也不是要去称霸，不是要去欺负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在目前以及将来，中日之间多些诚敬互信，少些尔虞我诈、以势压人，以共同开发福利两国人民，应对全球化的汹涌浪潮，这才是一种健康的邻国相处之道。

第二个历史教训，与日本对近代的发展道路和战争经历的反省不够有关。首先，我要指出，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开疆拓土，布国威于四方”以及大陆政策的发展道路，固然是在那时的时代条件下形成的，并且给日本带来了几代人的发展与繁荣，但是这条发展道路给日本带来了何种的危机，是否阻塞了日本未来发展的机遇，日本人似乎缺乏应有的反省。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太顺利，日本人也不屑于去做这种反省。

其次，日本社会自明治维新以来形成并逐渐强化的对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歧视心理，尽管经过战争的挫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战争期间狂妄的领导“大东亚共荣圈”的信念，在战后仍然不时地表露出来。近年来，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日本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调日本在国际上作贡献的思潮，有的人头脑发热了，一方面以为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巨大，多年来为之努力的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已经实现，而抱怨国际社会仍然对日本的国际贡献视而不见，日本没有得到相应的报答，包括没有得到在联合国中更加重要的位置和发言权；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不关心自己的国防，就等于引诱对方的国家来侵略自己”。这两方面的要求促使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编纂会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反映了这种高涨中的民族主义情绪。

再次，日本战后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追究不彻底。这既与国际社会有关，也与日本社会自身有关。众所周知，战后对日本的战争犯罪的审判有许多遗留问题：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没有追究日本违背国际公约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的责任；没有追究日本对亚洲各国的违反人道的犯罪责任（包括从军慰安妇、强征劳工等）等。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东京审判的资料没有公开，对这些问题被免除战争责任的原因和内幕难以进行深入的追究。由于这一原因，加上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活动，日本国民的普遍的战争责任意识并没有建立起来。随着冷战的开始，大量的战争罪犯不仅被释放，而且摇身一变而成为新的政治家。本来，多数的日本人就满足于从自己的战争被害的立场上进行和平运动和反对战争，而极少思考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战争加害，很少有从加害立场上的反省。而对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人被免除责任，更使日本不仅不能认真地思考侵略战争的责任，也不能彻底清除自明治时代起就深入地渗透到日本社会各层面的神国观念、皇国史观，相反，那种曾经上升为国家的主导意识的天皇制观念和军国主义观念得到日本国家统治阶层的深深的认同，并对日本社会以极大的影响。

第三个历史教训，与中日关系有关。侵略与反侵略，是近代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两次中日战争，最具典型意义地表现出了这种特征。造成近代中日关系这种基本特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除了中国落后于日本这个客观原因外，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很快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近代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各国的侵略战争，都是在军国主义国策指导下实施的。事实上，早在19世纪，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就已经提出了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首要目标的大陆政策，而“九一八事变”，则是对1927年东方会议制订的新大陆政策的具体实施。此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在军国主义国策指导下，日本的战争机器疯狂地转动，已经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战火所到之处，给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带来了空前灾难。最终，日本军国主义并没有达到它所预期的目标，日本人民也同样遭受了战争灾难带给自己的痛苦。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军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大敌、是亚洲人民的大敌，同时也是日本人民的大敌。这又是一条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

研究、认识历史教训，是为了吸取教训，面向未来，开辟未来。中日两国的学术界，中日两国的人民和政府，都应该认真研究并吸取历史教训。但是，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由于日本文部科学省在早些时候，审议通过了严重歪曲历史事实和恶意解说历史的右翼教科书，小泉首相以日本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参拜供奉着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我们所说的这个“以史为鉴”，现在正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峻的考验。日本社会的右倾化，明显的反映着日本国家的部分国民包括当政者，缺乏对历史的反省精神。对于被害国家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一点是特别引起警惕的。我觉得，历史学者，尤其是中日两国的历史学者应该站在维护历史真实斗争的前列。这是因为，历史研究本身就是探求历史真实和在此基础之上解说历史规律的学问。一切违反历史真实的谎言，在科学的、理性的研究中，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

我们今天谈全球化，谈全球化下的中日关系，如果不注意研究这些历史教训，不研究阻碍中日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而是一味地谈论全球化的美丽的神话，是于事无补的。今天，中日两国贸易总额已经达到并且超过950亿美元的高度，这种经济贸易关系还要发展，还要朝前走。这是全球化的趋势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但是两国贸易中还不断有摩擦，两国政治关系中也常有障碍。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避免全球化可能产生的坏处，是全球化下的中日关系需要慎重选择的。

21世纪的中日两国怎样以理性去认识两国过去战争的悲剧，共同携手创造和平友好的未来，我以为首先需要认真总结以往中日关系的历史道路，认真总结两国关系历史的经验教训。否则，重蹈覆辙的可能是存在的。当然，那将是新的悲剧，而不是喜剧。

（2001年11月29日）

[1] 本文是作者2001年12月在日本东京国际文化会馆举办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那次会议是中国留日学人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主持的，讨论会的主题是“全球化与21世纪的中国”。原载《东厂论史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