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中，是一门新兴的重要的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被突出地提了出来，瞧不起近代史研究、“书不读三代以下”的学术界旧习气得到了根本的改变。这是因为，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的共和国家的建立，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对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封锁，人民群众为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勃发的主人翁精神，以及在旧废墟基础上建设新国家所碰到的旧社会遗迹的反抗，等等，要求人民的历史学家认真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如何取得的？这就要追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如何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道路的历史，研究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以及历代统治阶级的对策，研究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在其中的表现，尤其要总结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经验。这就是说，社会历史的大转折，提出了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加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

标志这一重大改变的事实是：第一，1950年从解放区进入北京的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建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为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最早建立的研究所之一，由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出任所长。一批具有一定素养的历史学者、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以及在旧中国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汇集到近代史研究所。第二，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设立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一批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人才从中培养出来；以上两项加在一起，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力量。第三，一批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撰写的近代史著作和严谨的考据书籍出版发行，奠定了这一新兴学科的学术地位。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50年代初修订重版，大量发行，在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方面起了奠基作用。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1954年修订版）在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建立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方面也起了作用。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事考》等几本史料考辨集的出版，为把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专门分支——太平天国史研究放到可靠的史实基础上作出了贡献。

中国近代史研究在1966年以前的17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它首先表现在，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近代史研究获得了正确的方向。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热烈研读、努力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尝试、探索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近代史的撰述，在批判旧中国封建买办阶级史学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体系、见解方面取得了共同认识，接受了基本上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看待、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论。同时也注意吸收旧中国资产阶级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积极成果。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再重版并受到欢迎说明了这一点。

5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是近代史学界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积极行动。195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一书，结集了参加这次讨论的胡绳、金冲及、范文澜、戴逸、荣孟源等人的论文。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是个具体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就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它们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近代史研究，如何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旧史学观点，如何确立中国近代史的总体系，如何评价近代各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脉络等。胡绳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参加讨论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涉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解和运用，提出了关于历史分期的不同主张，但对于胡绳的意见，与议者多数表示了赞同，并无根本的分歧。这次讨论后，有一批中国近代史的著作问世。代表性的著作有郭沫若主编、刘大年负责编写的《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年版）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1964年版）。两书虽各只有十几万字，却反映了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认识，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起到了指导和参考作用。

关于近代史分期，参加这次讨论的多数学者都把中国近代史的时限划在1840—1919年，即开始于鸦片战争，终止于五四运动。也有一些学者主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社会，相当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应当把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通常所说旧民主主义革命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时期）看作中国的近代史时期，近代史的下限应当定在1949年9月。荣孟源、李新当时都持这种观点。据荣孟源后来回忆，50年代初参加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办公会议的同志都同意这一观点。刘大年1959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以及1964年在向外国学者介绍新中国的历史科学时，也持这种观点。但在实际上，这17年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19年前的80年间，对1919年后30年的历史研究，则薄弱得多。

新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工作者把正确说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当作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之一。这是新旧中国历史学者在史观上的最大分歧之一。以太平天国100周年和110周年、戊戌变法运动60周年、义和团运动60周年、辛亥革命50周年为契机，学者们对太平天国、维新运动、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的历史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充分肯定了农民革命运动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高度评价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进步作用，指出人民群众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从而在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近代经济史、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受到重视。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成绩，丁名楠等编著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是这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历史人物的评价引人注目，关于李秀成功过评价引发了一场热烈的百家争鸣。这本是学术界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由于“左”的思潮的发展，一场正常的学术争鸣被导入政治性批判的歧路。这是那时政治领域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学术界的反映。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窒息了中国近代史的科学研究。近代史研究所被当作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首当其冲。范文澜虽额外受到保护，科学研究却无法进行，终于抱憾辞世。十年间，全国几乎没有出版一部严肃的近代史著作。批判资产阶级、过度拔高农民起义领袖等做法以及“儒法斗争”从古代延续到近代等谬论流行。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的现实政治斗争扭曲了学术研究，导致了混乱。这是由于政治上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四人帮”的严重破坏造成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以后，社会科学工作者迎来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从事研究工作的黄金时期。近代史研究领域也空前活跃起来。这表现在研究机构的扩大，学会一类学术团体迅速发展，学术讨论会频频召开，国际学术交流兴起等方面，尤其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扩大，研究课题的深入，重要学术问题百家争鸣的繁荣和论著的大量出版上。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力量得到了充实，研究机构重新调整，所内分别成立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中华民国史、现代史各研究室，几乎囊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各个主要方面。研究条件也相应得到了改善。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文、史、哲、经方面的研究所，都有涉及中国近代史或其分支学科的机构和研究人员。各省、市社会科学院相继设立了历史研究所，绝大多数省市属历史研究所内都有近代史研究室或与近代史有关的专题、分支学科的研究室。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原有的近代史教研室也充实了力量，有些学校还设立了近代史有关专题或分支学科的研究所、研究室。一些工科大学也设置了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为了培养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后继人才，各研究机构和大学招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生与日俱增。发表科研成果的园地也增多了。为适应近代史研究的蓬勃发展，1979年近代史研究所创办了《近代史研究》，作为研究者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专门园地。

与近代史研究机构增强力量的同时，涉及中国近代史有关学科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学会、研究会纷纷成立。从1978年起，各地成立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研究会如：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华北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党史学会、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孙中山研究会、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中华民国史研究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等。 [2] 这些学术性团体，对促进各地近代史学者间学术交流、提高学术研究水平起到了良好作用。

新时期史学的特点之一是各种学术讨论会频频召开。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起，包括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等，分支学科如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哲学思想史、中外关系史，人物如林则徐、左宗棠、蔡锷、孙中山等，还有近代会党、教案、光复会、中国国民党等，都曾召开过学术讨论会。讨论会后一般都有论文集出版。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开放政策相适应，近代史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开始兴起。越来越多的重要学术讨论会邀请外国学者参加。著名的有：1979年南京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1980年济南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1981年武汉辛亥革命史学术讨论会，1984年天津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学术讨论会、广州孙中山学术讨论会，1985年涿县孙中山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1986年杭州章太炎逝世50周年学术讨论会、北京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广州—中山孙中山研究学术讨论会，1987年苏州柳亚子诞生100周年暨南社成立80周年学术讨论会、杭州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广州廖仲恺研究学术讨论会、南京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深圳清代区域经济史学术讨论会，1988年广州陈寅恪学术思想学术讨论会及戊戌变法康梁研究学术讨论会等。不仅如此，中国学者还积极参加了在国外或境外召开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讨论会。1982年4月，中国近代史学者胡绳、章开沅、李宗一等应邀出席了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特别学术讨论会，与中国台湾学者秦孝仪、张玉法等一起讨论了辛亥革命史。1984年9月近代史学者余绳武、戴逸赴联邦德国参加第29届欧洲汉学家会议。1987年7月，刘大年、吴于廑、齐世荣、张振鵾等8名学者参加了在京都、东京召开的七七事变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1988年12月，张寄谦、陈诗启、夏良才等参加了香港大学主办的首届中国海关史国际讨论会；等等。此外，在美国、苏联、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区 [3] 的一些学术会议、大学讲坛或图书馆、档案馆里，都可看到中国的近代史学者。中国学者开始在外国刊物上发表文章，外国学者也在国内刊物发表文章。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已发行10余辑 [4] ，专门介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欢迎。

新时期近代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对以往研究的深刻反思。这一反思，当然是以全党、全国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反思为根据和前提。研究者们认为以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斗争学说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和形式主义的毛病，一部中国近代史只是一部中国近代政治史甚至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经济史的研究很薄弱，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重视的不够，思想史的研究刚刚开头，文化史（不论为广义、为狭义）的研究还没有提上日程，军事史的研究停步不前。就是政治史，也只是着重研究了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和运动，对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研究则很不够，因此一部近代政治史也存在跛脚状态。1919年以后30年那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对近代史研究者来说，几乎还是一片荒原。从近代史研究的总体布局来说，不少研究者对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固有模式感到不能满足，要求突破并探索更能反映中国近代史全局新模式，同时认为，以往从事近代通史或者近代史教科书编写的力量较多，各项专史的研究力量则感不足。近代史研究中一些带指导性的结论和概念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等等，大多数研究者都是接受的，但是缺乏严格的、科学的、建立在大量事实基础上的学术论证，因此难以经受住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多限于描述历史事件及其过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显得就事论事，从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剖析两方面来说，都缺乏研究、比较、论证，因而对纷繁复杂甚至相互抵牾的历史现象难以作出科学的解释，从似乎杂乱无章的历史事件中寻绎出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落不到实处，可能变成一句空话。这种状况，需要改变。

这种反思在研究者间当然远未形成一致的认识。因此，人们对近代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对近代史研究从何处深入，认识也不一致。刘大年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的问题，认为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心意思是要加强唯物论理论指导，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向前推进。又有人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加强文化史研究才是突破口。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反思引起了研究者思想的解放和思路的开放，促进了研究工作的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与此前20多年比较，是大大前进了。从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质量胜于以往，数量大大超过以往20多年的总和。新中国建立以后至1976年，出版的各种近代史著作不过200多种，论文约5000篇。10年间出版的各种近代史著作超过1000种，平均每年超过百种；论文约12000篇，平均每年超过千篇。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方针带来了国内政治的安定，也给学术研究创造了繁荣的条件。对于研究工作来说，这十年的确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黄金时期。

中国近代通史这几年又有巨制新篇问世。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卷，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刘大年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稿》已出版了三册。该书结果缜密，说理性较强，论证较有力，从宏观上把握近代史研究的方向，吸取同时期近代史研究的积极成果，引起学术界瞩目。此外还有苑书义、胡思庸等编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三册和北方四院校编撰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版）的陆续出版。以上几本书都是按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中形成的基本认识编著的，都不包括1919年以后的历史。人们对这种体系存在议论和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探索和建立新的体系，绝非一蹴而就，还要依靠专题研究的深入和各个分支学科（包括交叉学科）的发展。应当说，以上几本通史著作反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近代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和水平。

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是以往研究的重点，新时期仍然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力，成果卓著，确然可观。太平天国史大家罗尔纲以耄耋高龄，勤奋治史，笔削不断，陆续出版他的考订著作。新版《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作者说“从青春注到白首”，前后花了近50年时间，功力可谓深厚。他的新著《太平天国史》一百数十万字，也已完成付梓。 [5] 太平天国方面还有几部专著问世：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等都是有分量的专著，王戎笙、龙盛运等合著的《太平天国运动史》，接受郭沫若的指导，在史书体裁上作了可贵的探索。以上这些著作，实际上是作者们几十年辛勤耕耘的结果。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态度，以对史料的考订、辨伪为基础，具体而切实的分析历史材料，对待农民起义及其领袖既注意不要拔高，也不要贬低，平实而有新意，起到了推进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作用。它表明，太平天国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颇为成熟的领域。戊戌变法史研究也有前进。汤志钧在这项研究中颇富劳绩。他的专著《戊戌变法史》，是积数十年研究心得而成的，代表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水平。后起之秀潜心钻研，也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专著。孔祥吉不久前出版了《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在发掘新史料的基础上，着力史料辨伪与考证，透过康有为上书，研究戊戌变法运动，积有心得，是一部值得注意的新作。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近几年也较活跃，关于义和团源流的研究较前有了进展。廖一中等编著的《义和团运动史》，作为一本有分量的专著，填补了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专著不足的缺陷。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是近些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富成果的研究领域之一。就其研究规模、人才集结、出版论著各方面看，真可与太平天国史研究相媲美。在学术讨论会的组织和召集、青年研究人员的造就和表现以及研究的后劲等方面，太平天国史研究或者尚且不及。已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金冲及、胡绳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稿》两卷， [6] 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两册（辛亥革命前后）。这三部书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有益成果，标志着我国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阶段。隗瀛涛的《保路运动史》和贺觉非、冯天瑜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则涉及辛亥革命中两个重要专题的研究。与此相联系的是对清末立宪派和立宪运动的研究，这个时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关于立宪派从事的政治活动及其经济活动中体现出的政治倾向，关于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的研究，关于立宪派与清政府、革命派的关系，关于立宪派的历史作用，都有不少论文发表。对立宪派的总体估价，较前有了突破，可能是这项研究中值得重视的进展。当然在立宪派研究的许多重大关节点上，人们还未达成共识。不同观点的争鸣还显得不够全面、充分。1981年在长沙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表明一大批训练有素的青年史学工作者进入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成为这条战线上极有希望的研究力量。在这些领域外，关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近几年都有了进步。

通过研究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可以看到农民阶级在近代史上表现了主力军的作用；通过研究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在近代史上表现了新生产力代表者的积极作用。这在我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上，是人们注目的重点。这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缺点是，对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研究得不够，因此，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近代历史，就不是它的全貌。近些年对清末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表现，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展开了研究，并且取得了初步成绩。这是学者们对近代史研究进行总体反思的自然结果。但是，投入的力量还不够多，取得的成绩还不够大，研究工作显得比较零乱，似乎没有确立起引人注目的中心议题，表明这方面的研究的确刚刚起步，所有厚望尚待今后。

社会历史本来是多姿多彩、有血有肉的。以往的研究似乎抓住了骨头即本质关系，给人的印象是不够丰满，缺少血肉。这些年学者们在弥补这种不足方面作出了努力，开拓出了近代社会史的新领域。除了反映社会本质的阶级关系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研究外，加强近代社会史研究是很必要的。社会史中的有些方面可能与社会阶级关系有较密切关系，有的可能不那么密切（如社会习俗、语言变化等）。研究这些社会现象，对丰富人们的近代史知识，加深人们对社会本质的认识，不无助益。南京大学历史系、山西大学历史系都聚集了近代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人才，成立了社会史研究室。关于近代人口研究，关于近代社会底层（如会党、土匪等）研究，关于近代社会习俗研究，关于近代农村社会结构研究，等等，都有学者致力。

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扩大，新时期突出表现在中华民国史这一新的领域的开辟。一般认为，中华民国史起于1911年，止于1949年。在中华民国名义下活动过三个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除辛亥革命史（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研究较有基础外，其余部分的研究都较薄弱。50年代的科学规划中，中华民国史研究虽定为项目，却从未组织实施。自70年代初近代史所开始着手此项工作，成立民国史研究专门机构，南京等地也成立起相应的研究机构，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才引人注目。目前，各地有不少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研究人员正在拥向这块有待开辟的园地。

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的中华民国史，应是中国历史中一部断代史，单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它至少应包括中华民国历届政府的统治和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部分。目前的研究中，人们习惯于把后一部分划为中共党史或现代革命史，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拥有众多的研究和教学人才。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已全面展开，但重点尚在它的前期，近代史所民国史室编著的《中华民国史》已经出版了第一编、第二编，国民政府时期的各卷，正在积极编撰中。与已有著作比较，此书结构宏富，叙述深入细致，资料发掘较深，是一部在国内外有着广泛影响的中华民国通史。袁世凯统治时期是目前研究中较有成绩的领域。北洋军阀的社会经济基础问题，一向为学人所关注。近几年开始有学者转向此项研究，艰苦地收集资料，发表研究成果。皖系、直系和奉系对政权的争夺，目前尚无较好的专著问世。国民党新军阀间的战争，武汉国民政府历史、大革命史、抗日战争史、民国外交史、民国经济史等方面，都有专著。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稿》，分别勾勒了北洋军阀和中华民国的兴亡史。对北洋军阀和中华民国史作总体的勾画，目前尚感条件不足，上述两书为此作出努力是有意义的。饶有兴味的现象是：人们有较多认识的南京临时政府及以武昌起义为标志建立起来的全国第一个与清政府相对立的省级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虽然资料已比较集中，却迄无专门的研究成果发布。南京临时政府和湖北军政府不是可有可无的历史现象，有理由期待：晚出的或者正是久经磨炼、精心结构的史学力作。综观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虽在民初一段历史有可观成绩，总起来看，这个领域目前尚处在收集资料的阶段，许多专题尚无人涉猎，大量成果的涌现当在对这一领域作了辛勤耕耘之后。

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研究的繁荣，也是这个时期中国近代史开拓新领域的突出表现之一。革命史与现实生活有着广泛的密切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四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及其在前进中的挫折，引发了人们回顾中国革命史的热情。许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到革命史领域中来，是很自然的。粗略观察，这方面的出版物（主要是资料，加上研究著作和论文）较之民国史和近代前80年史，都要多。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是革命史的起点。五四运动的研究也较成熟。代表作可举出彭明的《五四运动史》。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7] ，是一部历史长编性系列著作，其第一卷《伟大的开端》早已出版。此书主要记述五四运动、中共建立及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综合性的革命史著作有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萧超然、沙建孙主编的《中国革命史稿》。革命史方面的专门著作很多，不备列。一般说来，革命史研究著作还处在历史长编性阶段，从科学性要求，这个领域的研究还要进一步深化，提高其成熟度。从宏观的角度加强把握，从微观的角度加强综合分析研究。同时要强调，研究人员的眼光不能仅仅盯住革命史，要把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这几年有可观的成绩，单是专著就有聂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黄逸峰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夏东元《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许涤新等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等多种。这些著作对我们了解旧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经济发展的曲折，很有帮助。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这几年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近代中外关系，本质上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一直放在中外关系史的首位。由于面临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的特殊背景，中俄关系史的研究自70年代以来得到加强，出版了余绳武等集体编著的《沙俄侵华史》四卷、 [8] 郭绳武等主编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等几本专著，重点考察了沙俄分割中国领土、中俄边界的形成等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是很必要很有意义的。它不仅以科学的态度为建立中俄关系、中俄边疆史地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作了严肃的抗争。但是中俄之间除了边界问题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中俄关系的研究还有必要拓宽领域。除中俄关系外，近代中国还同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苏联等国家关系密切，可惜除中美、中俄关系有过一定研究外，中英、中日、中法、中德、中苏等关系都缺乏系统而深刻的科学研究。英国是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为密切的国家之一，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相当长时间内英国是执牛耳者。可惜至今尚无一部系统的中英关系史或英国侵华史出版。香港收回谈判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近几年来香港史的研究已提上了日程。 [9]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来关系密切。在近代，日本是唯一一个发动过两次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国家，其影响中国历史者至巨，至今却无一部全面系统的日本侵华史出版。 [10] 中苏关系对近代中国后期关系极大，至今并无系统研究。近代史所设立了中苏国家关系史课题组，人们期望这方面的研究人员克服困难，发扬中俄关系史研究中形成的严肃学风，为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作出新贡献。至于中法、中德关系史几乎还未组织系统研究。中国的周边国家除俄国（苏联）外，与中国的关系史，也几乎无人着手。以上情况，是值得近代史研究者反省的。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近几年取得了不少前进。研究对象的时间从以往集中在辛亥革命以前，转移到本世纪30—50年代。1983年在北京成立了以丁名楠为首的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起到了组织和促进的作用。资中筠的专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颇受学者重视。在综合性的研究方面，近几年出版了丁名楠等撰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此书距它的第一卷出版长达28年，是学者们呕心沥血之作，出版后立即受到好评。

中国近代文化史是近些年才提上日程的近代史分支学科。一支文化史的研究力量刚刚集结起来。近代文化史究竟以什么为研究对象，至今尚在争论，难以形成一个科学的、明确的界定。看来需要组织力量对近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展开一些个案研究，然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作出科学的综合概括，以期尽早形成独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龚书铎、李侃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以及近代史所文化史室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合作编辑的《中国文化》集刊，试图在这方面作出探索。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五册），在近代文化史学科的建设方面，做了有意义的工作。

近代军事史研究，十年来也有不少进步。军事科学院主编的《中国近代战争史》（三册）是较有分量的近代前80年军事史专门著作。龙盛运的《湘军史稿》已交付出版。 [11] 此书虽然不可避免地要论述湘军的战争活动，但该书的特点，是从政治史的角度，来描述湘军的发展。作者爬梳史料极为辛勤，是新中国建立后湘军史研究上最好的专门著作。

历史人物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近几年关于近代史人物研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收获也极丰富。以传记、评传一类形式（年谱除外）出现的人物研究方面的专著，200页以上的达一百数十部，200页以下的也差不多有同样的数目。近几年出版的人物传记，传主大多是三方面的历史人物：中共重要领导人、国民党重要领导人、文学艺术教育界知名知识分子。也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越是所谓反面人物传记，越能得到出版机会。读者反映，几个最著名的人物传记，都还缺乏坚实的研究基础。有的学者认为，传记写作存在某种一窝蜂现象。克服的办法，当然不是禁止人物传记的研究与写作，而是要把它建立在坚实的研究基础上。新近出版的由金冲及担任主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9）》，是人物传记的最新著作，受到学者们广泛的注意和各界人士的好评。这本传记建立在对大量史料（书中引用的档案几乎都是第一次公布）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态度，记述了传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长期坚韧探索的足迹。真实可信，弥足珍贵，诚为党史、革命史方面的良史之作。此外，有几部人物研究的作品，读者反映是不错的：李宗一的《袁世凯传》、杨国桢的《林则徐传》、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朱东安的《曾国藩传》、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章开沅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汪敬虞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陈铁健的《瞿秋白传》等。在众多的人物研究中，以孙中山和鲁迅的研究最为突出，已发表的研究著作各在十部以上。以孙中山为例，全国成立了以胡绳、刘大年为正副会长，金冲及为秘书长的阵容强大的孙中山研究会，大力推进对孙中山及其时代的研究。除专著外，研究孙中山的文章不下六七百篇之多，涉及孙中山的革命业绩、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他与他所代表的阶级及其生活的时代，他与封建统治阶级、军阀、帝国主义的关系，总之，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孙中山对中国近代史的贡献及其影响。孙中山研究是近代历史人物中最有特色、开拓面最宽、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

新时期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学术讨论中百家争鸣的开展。近代史研究中差不多所有重要问题都存在争论，诸如对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评价、对鸦片战争中统治集团内部分歧、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作用及其政权的性质、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对戊戌变法的性质和作用、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作用、对立宪派及其历史作用的估价、对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阶层划分、对立宪派和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对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的作用、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对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作用的估价和抗日主动权的认识、对民国时期改订新约的评价、对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对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对国共合作的领导权问题，等等，都有不同看法；对近代史研究中若干理论问题如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等，见解也不一致。

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洋务运动的性质的争论，是这几年争论最激烈、持续久、牵涉面宽而分歧明显的两个问题。关于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一派意见（以李时岳、胡滨为代表）把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其根据是：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另一派（以胡绳为代表）不同意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进步潮流，认为这三者之间在政治上并无必然的继承关系，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考虑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任务，因而认为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简约一点，也可概括为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公式。这一派并不轻视中国近代史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认为只有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这个革命不胜利，资本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不可能的。第三派（以章开沅为代表）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对上两派的观点都有所批评，但又认为毛泽东所说“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应被理解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由此可见，第三派的基本观点与第二派是基本相合的。

由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不同理解中可以看出，关于洋务运动的分歧是一个关键。洋务运动是近几年争论最为热烈的议题，大体上有三派主要观点。一派认为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统治阶级为挽救自身危亡而发起的自救运动，它对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方面客观上有进步作用，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起了阻碍作用。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它不可能使中国走向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不能认为它是近代中国进步运动和进步潮流的开端。另一派是近几年兴起的，他们把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评价洋务运动的标准，认为洋务运动是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之间矛盾的产物，主要目的是抵制外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它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运动，延缓了而不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因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进步运动，其主要历史作用是积极的。第三派对上两派有所批评，既不同意它是进步的运动，也不同意它是反动的运动。这一派认为洋务运动符合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就具有了“御侮”的性质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只是到了八九十年代以后，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逐步成熟，洋务思想和洋务派才失去积极意义，而成为反动的东西。看起来，对洋务运动的争论今后还要继续下去。要提高洋务运动研究水平，还要作出新的努力。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切实地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第二，切实地把握中国国情，真正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出发研究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运动，研究在这一国情下，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政治经济意义；第三，认真研究洋务运动时期各主要企业的发展状况，并观察它对政局的影响，从而判定这一运动的实际政治经济意义；第四，真正开展百家争鸣，在相互切磋和驳议中求同存异，推动研究的前进。1988年12月，李时岳、胡滨发表了他们研究洋务运动史的新著作。该书副题为《晚清“洋务”热透视》，正题署《从闭关到开放》。不按照研究者的本意揭出洋务运动的书名，大约是反映了出版发行方面的困扰，这十足以令人同情。但“从闭关到开放”，是否能准确概括洋务运动史的基本特点，尚可值得研究。此书与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夏东元《晚清洋务运动研究》恰好标志了洋务运动史争鸣中三种不同观点。这就为进一步争论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如有大手笔者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采各家之长，弃各家之短，冷静商榷，从容挥洒，当可为此项研究推波助澜，达到一个更新的境界。

最后，还要说到近代史资料的建设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极端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对史料的重视，绝不下于考据学和资产阶级史学，这是无疑义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对近代史史料建设的重视，是值得称道的。作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提倡，新中国建立之初，以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为正副会长的中国史学会一成立，就把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工作确定下来，并组成了以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为成员的总编辑委员会。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徐特立为首，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主并有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者组成的这个总编辑委员会，是迄今为止最高规格的历史资料编辑指导机构，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视。在这个总编委指导下，先后陆续出版了由各方面的专家主持编辑的近代史系列资料：《义和团》（4册，1951年）、《太平天国》（8册，1952年）、《回民起义》（4册，1952年）、《捻军》（6册，1953年）、《戊戌变法》（4册，1953年）、《鸦片战争》（6册，1954年）、《中法战争》（7册，1955年）、《中日战争》（7册，1956年）、《辛亥革命》（8册，1957年）、《洋务运动》（8册，1961年），到197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6册也出版了。《北洋军阀》卷的资料编辑工作，业已陆续就绪。 [12] 这一套近代史资料丛刊68巨册的出版，为开展中国近代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资料基础，使一代一代海内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从中受惠，至今仍保有其利用价值。与编辑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同时，近代史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也于1954年创刊。该刊专门发表公私收藏的各种有价值的近代史料，荣孟源、聂崇岐长期为此耗费心血，除“文化大革命”十年停刊外，已出版70多期，始终受到近代史研究者的欢迎。

全国政协和各省市政协还出版了各自的《文史资料》，刊印自戊戌变法以来各次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们的手稿、回忆，特别受人重视。各出版机构大量出版了档案资料、海关史料、经济史料、名人文集、日记手札、函电、回忆录，影印了近代报刊，翻译了外国出版的与中国有关的档案文件和私人著述，以及编写了历表、年表、目录索引、近代期刊介绍、辞典、历史地图，等等，其总数大大超过同时出版的论著。粗略统计，1977年以前超过300种，1978年以后约有一千数百种。其中大量涉及中华民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史料。这从一个侧面预示着这几个领域将要出现研究的热潮。

近代史料汗牛充栋，今后还要有重点地出版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史料，尤其要加强重要档案史料的出版，注意收集在海外的各种近代史料，提高史料的编辑水平，加强辨伪和考订工作，提供真实可靠的史料，为进一步开展近代史研究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海峡两岸近代史学者迫切希望利用对方所收藏档案及各种史料。大陆出版的各种史料，台湾学者门的著述中常加引用。台湾出版的各种史料，大陆学者也获得了相应的方便。大陆的民国史学者正期待台湾“大溪档案”的开发和出版。他们相信，这批档案材料将对民国史、国民党史研究带来重大帮助。 [13]

回顾4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硕果累累，人才辈出，毋庸置疑。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培养造就新的研究人才，加强研究者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研究工作中提倡扎实功夫和创新精神，认真开展百家争鸣；在完善中国近代史的科学体系、提高近代史研究水平的时候，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写出更多更好的近代史学著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依我的浅见，提出如下几点：

第一、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们就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两个时期（当然这也是沿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说法），现在大学的讲堂里还是这样分别讲授的。我以为，这样的分法，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新中国建立已近半个世纪，再过几年，我们就要进入21世纪。对于1949年前溯至1840年那一段中国历史，我们现在是看得更清楚了，我们应该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说。总起来说，我认为应该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这不论对于中国近代史还是中国现代史（1949年以后），不论对于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都会有好处，在大学课堂里也应打通来讲授。不要再人为地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

中国近代史要回答什么？它要回答：中国如何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较之封建中国有什么不同，外国侵略给中国社会怎样的打击，又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新的东西，中国社会在这样的冲击下怎样形成了区别于封建中国的社会阶级力量，这样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又如何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还要研究，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怎样同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作斗争，去争取中国的民族独立，去准备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条件的。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长程历史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到了20世纪初（大约在1901—1915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签订，1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以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些重大事件，大大刺激了中国社会成长中的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促进了他们的觉醒，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是这一上升趋势的明确表征。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于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中国近代史不停止在1919年，而是打通来看，1840—1949年的历史发展，就更加清晰可见了。

第二、加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交流。我们要用百家争鸣的精神和方法，积极开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交流，拓宽研究视野，吸收新的研究方法，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近代中国历史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说，是世界主动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或者说，中国是在这个过程中，痛苦地、艰难地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这110年历史变化的深度、广度、剧烈程度及其给中国未来发展所带来的推动力，恐怕为中国五千年历史变化所仅见。研究这种变化的历史，研究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间的关系，研究中国和周边国家间的关系，不仅对于学科建设有好处，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国情，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有好处，对于我们处理当代复杂的现实关系有参考、借鉴意义。处理像近代中国历史这样复杂的课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是很正常的。积多年学术研究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要轻易地将学术观点与政治观点等同起来，不要随意说某人的观点“右”，某人的观点“左”。解决学术观点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只有靠百家争鸣的办法。当然，照我理解，百家争鸣不应该是想怎么鸣就怎么鸣。还是要强调，一是要充分占有史料，一是要充分了解前人观点，一是要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鸣，就不会无的放矢了。只有严肃地对待争鸣，才能加深对历史问题的了解与认识。这就是说，不仅理解历史需要争鸣，就是弄清基本历史事实也需要争鸣。中国近代史领域已经争论或者正在争论的许多问题，都可以放在110年的历史过程里加深争鸣、加深认识。如果在争鸣或研究中，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能更有成就一些。

积极关注学术交流，参加百家争鸣，也要努力在学术争鸣中坚持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正确方向。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向问题，不仅关乎近代史研究本身，也直接关乎对现实社会的理解。所以，重视近代史研究的方向，不仅仅是书斋中的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各领域的研究都很活跃，新观点层见叠出，许多领域的研究都出现了新进展，成果丰硕，收获喜人。随着改革开放，大门打开，海外各种学术观点大量涌入，这对于学者们开阔眼界、启发思维、解放思想，深入研究、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历史中的许多问题是有好处的，同时对我们是否能在这种环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一个考验。

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的政治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对于今天来说，它是我们的昨天。因此，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注意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如果不注意这种结合，孤立地看待某一历史事件，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近代中国特有的现象，如果只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给中国带来的多少个“第一”，就可能夸张资本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的进步作用，进一步就可能赞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如果只从表面上看晚清政府或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做的某些事情，也可以得出那是一个很好的政府的结论。如果只看到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若干次革命所留下的消极影响，就可能大声疾呼告别革命。如果收集中共历史上犯“左”倾错误时所产生的某些阴暗面，也可以把中共形容得一无是处。假设以上几个方面的看法都能成立，那中国近代史就完全不是人们所知道的那个样子了。在这些方面，如果我们头脑不清醒，我们的研究工作就可能远离历史真实，不仅对于学科建设毫无建树，而且可能在政治上留下不好的影响。

第三、拓宽研究领域。4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所扩大，这是研究工作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现在如果再用三个高潮、八大事件，就很难概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围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社会史、文化思想史、近代史学理论诸多方面的研究，都有前进。近些年，尤其是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政党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更有长足进步。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大多已向1919年以后的历史转移。政治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等传统学科的研究仍要加强。一个社会是由诸多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组成的。经济发展程度是社会前进的尺度，政治表现在社会前进中起着指标的作用。现在有些青年研究者对思想文化史研究有兴趣，对政治史的研究缺少热情。加强与加深思想文化史研究是有意义的，忽视政治史研究却没有必要的理由。政治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对其他的研究领域起着制约的作用。经济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对解释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深刻的含义。有志于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年轻朋友，应当投身于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要决心下大力气，取得成就。同时注意避免目前存在着的大量的低水平重复研究的情况。

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是我国历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屈辱与苦难，奋斗与牺牲，构成了丰富与斑斓的历史画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任务，是要厘清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探索其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重现近代中国丰富与斑斓的历史画面。这样的研究与重现并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就能够为我国人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有说服力的历史根据，为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及其爱国主义教育的水准，加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力和凝聚力，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中国近代史研究，就不只是在书斋中讨生活，而且是在对社会、对人民贡献心力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前景应抱有乐观的态度，“史学危机”云云，是站不住脚的。

[1] 本文原作于1987年，曾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概述》发表于汝信、易克信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1988年版。1989年8月作了增删修改，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收入《追求集》时，对文中一些必要的地方作了注释，对文字作了增补、修订。

[2] 此后还陆续有新的学会成立，著名的如1991年成立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3] 这个名单上，1992年以后还应加上中国台湾、澳门地区。1992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尚明轩及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韦杰廷应政治大学邀请，在台北参加了该校主办的“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这是大陆学者赴台参加学术讨论会之始。

[4] 这个刊物，由于考虑到出版经费困难，以及翻译出版外国学者论文著作权难以处理，已在1995年出版第27期后停刊。

[5] 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共4卷，已于199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6] 金冲及、胡绳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共有4卷，1991年全部出版。

[7] 该书计划编写13卷，已大部出版。

[8] 第四卷于1990年出版。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门成立了香港史课题组，1994、1995年分别在香港、北京出版了余绳武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和《20世纪的香港》等著作。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振鵾、沈予主编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已于1991年出版。

[11] 该书已于1990年出版。

[12] 该书6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辑，已于1990年出版。另由该室编辑的《抗日战争》7卷11册，也已于1997年7月出版。

[13] 据我所知，已有大陆学者利用过这批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曾业英两研究员曾于1996年、1997年赴台查阅“大溪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