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先生是老一辈革命家，也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学术研究的学者之一。今天，我们纪念他的百年诞辰是很有意义的。

吕振羽出生在晚清末年的湖南，成长在民国初期，那时正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推进国民革命，反对封建军阀的时候。这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正从屈辱、沉沦向着觉醒、上升转变的时候。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国内复杂的阶级矛盾，交互产生，人民革命情绪高涨，正是急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时候。吕振羽一离开大学，就赶上北伐战争。革命实践的需要，探求中国革命真理的渴望，吕振羽急切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认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对照，严肃地思考着中国的前途。他开始发表的著作，涉及政治经济学、涉及国际关系、涉及中国经济史。青年时代就与著名的革命家李达等并称为北平的“红色教授”。

20世纪30年代初，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激烈思想论辩中，为了回答中国发展前途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适合于中国社会，他把自己的思考基点放到被学者们弄得迷离混沌的古代历史中去，连续发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商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重要著作。有的学者综合考察了吕振羽一生的理论成就，指出了吕振羽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始创性贡献：诸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第一人、殷代奴隶社会说的首创者、西周封建论的最早提出者、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理论的奠定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最早考察者、最早系统探索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系统揭示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等。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者，在以上列举的研究课题中提出一个或者两个问题，加以思考和论证，就是重要的成就。在这么多领域里提出问题，加以论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中是不多见的。

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中，上面所列举的吕振羽的这些贡献，是值得记载下来的。当然涉及这些领域的许多具体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恐怕并不完全相同，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中，认识也不尽一致。许多问题都需要继续探讨，百家争鸣，学术才能前进。但是吕振羽在诸多学术领域中的开拓性，是研究者们一致肯定的。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为什么有中国共产党的那样一些党员和党的同情者，埋首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创造性研究中去？在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正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出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指导中国革命，并且在实际斗争中取得一步一步进展。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在文化思想领域，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学者还控制着基本的阵地。中国革命如果不能深入文化思想领域，革命的成功是难以巩固的。当初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造反，除了强大的武装以外，就是用儒学的思想阵地打败了农民造反者。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封建保守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提倡保存“国粹”，“整理国故”，号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要固守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优势，引诱青年脱离现实，埋头书斋，以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为借口，拒绝马克思主义，拒绝中国社会里正在发生的革命性变动。郭沫若、吕振羽等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古代社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唯物史观，剥去笼罩着神话传说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光环，指出中国古代存在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存在着奴隶社会。继而指出，奴隶社会之后，中国还存在长期的封建社会，按照吕振羽的说法，中国贯穿着封建制的全时期——初期的封建制和专制的封建制，直至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过渡时期。这些研究结论立即引起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注意。这就从文化思想领域，从无比深奥的学术领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适合中国的。这就给那时的青年，给那时的知识分子一个提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理论基础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提示，对于驳斥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是有说服力的。从这个角度说，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及其所得出的宏观认识，是对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贡献，他不仅对近代学术史有意义，而且对近代政治思想史有意义。

吕振羽先生自己说过：“回顾50年来，我从选题到著述，每每是感于历史使命。”这完全是由衷之言。我们可以看出，吕振羽的理论研究过程，是与中国革命的过程同步的。他的理论研究及其创造性结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不是坐在书斋里的纯学者，他是为革命在做学问，是为推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做学问。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初版序言里，作者指出：“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一部门的研究，前此已有些断代或全部的著作，但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对这方面的研究的历史还很短；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由于其方法论的错误，没能作出正确结论；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由于其立场和方法论的关系，都未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像梁启超、胡适等人的作品，在当时曾有相当进步的意义，到今日却已成了落后的东西；那些由假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的托派汉奸作品，不独由其方法论的错误，而且由于其别有用心的卑鄙阴谋，其作品便完全是反科学的有害的东西，不当作为学术研究来看的东西。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一部比较令人满意而符合时代需要的产品。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思想作一较正确的总估计，在民族现实的实践斗争上，在民族文化传统之批判的继承的要求上，又是一件不容缓的事情。这部拙著还不是以中国民族文化思想的全面考察为范围，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部门，其是否能获得较多的同情，比较能符合时代的要求，那只好期待事实的反响。”作者在这里十分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民族文化思想作一较正确的总估计，批驳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这里附带说一句，《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著作，本来是包括对于近百年社会思想各流派的评论的，只是格于当时的形势，被出版者删掉了。而且这部分稿子，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平、天津时被焚毁了。不然，我们将会看到吕振羽对近百年社会思想流派的评论，我们将会从中受到很多启发，更强烈地体会到吕振羽思想中的战斗火花。

在我们纪念吕振羽以及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说，老一辈学者在中国革命的长时段中，完成了他们所承担的任务。对于今天年轻的历史学者来说，如何结合今天的社会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全部历史，就是今天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的任务。照我个人的想法，我们应该继承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传统，在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不要回头。至少，我们不应该否定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研究中国历史时作出的贡献，不能对历史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在中国历代社会性质的认识方面，如何更科学一些，而不是否定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有人否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有人否定中国存在封建社会，有人否定经过革命实践和历史实践检验过的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就把我们的前辈经过千辛万苦探索得到的历史认识，轻而易举地丢掉了。这恐怕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我们今天纪念吕振羽先生，回顾他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所取得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认识，应该提出两个任务：一个是巩固我们前辈已经得到的认识，一个是发展这种认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深我们的研究。

（2000年5月21日）

[1] 本文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的吕振羽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于2000年6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以及《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收入王忍之、刘海藩主编《吕振羽研究文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东厂论史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