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发表引起的“外交新思考”问题 [1]

马立诚先生在《战略与管理》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的文章后，时殷弘教授接续在《战略与管理》发表《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一文，在中日两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议论纷纭。在日本，支持者多；在中国，反对者多。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中日关系的现实不能令人满意，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需要思考。从这一点来说，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有三个基本论点。其一：近年来中日关系正在走向恶化，列举了民意调查的资料，80%的中国回应者将“历史认识”列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头号负面因素，40%的日本回应者认为这样的因素是“缺乏相互了解”和“政治制度不同”。其二：要实行战略集中原则，实现中日接近，“以便中国能够主要在中长期安全意义上尽可能集中应对美国实在和潜在的对华防范、压力与威胁，连同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重任”。其三：为了实行中日接近，集中应对美国这样一个战略集中原则，中国要将“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间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准官方宣传。时殷弘教授在岛根县立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可以大致地搁置历史问题，留到以后去真正解决，以便绕过更连贯、更有效地实行国家大战略的障碍。” [2] 这三个论点相互连接，逻辑严密，不能不说是近年对中日关系的思考。

但是这个新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思考的阶段，难免书生之见的讥评。已有的讨论尚停留在表面，本文试图围绕这三个论点展开讨论。

对中日关系发展现状的估计，是我们思考对日关系的基本根据。我的基本看法是：从近代中日关系的全部历史来看，1972年9月中日恢复邦交以来的30年，是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以来最好的30年。

如果从1871年算起，近代以来中日发生直接交涉关系迄今已超过130年。130多年中，中日两国之间，经常笼罩着战争的阴云。远的不说，从1894年甲午战争起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止，就有：1894年7月至1895年4月的第一次中日战争，这次战争因《马关条约》的签订而结束，日本从中国取得了2.3亿两白银的赔款和台湾、澎湖列岛的割让以及其他特权；1900年6月至1901年4月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之役，《辛丑条约》签订后，日本取得了在中国的驻兵权，以及大量的战争赔款；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俄两国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因《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而结束，俄罗斯把战争失败的损失转移到中国，日本从中国取得了大量特权；1914年9月至11月日本借口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出兵占领中国山东并在其后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军占领青岛直到1922年；1928年4月至1929年5月日本借口中国南方革命政府北伐，再次出兵山东占领济南、青岛；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沈阳挑起事变，旋即占领东北全境，继后日军越过长城，陈兵丰台，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全面侵华战争。从1894年到1945年的半个世纪中，日本对中国刀兵相见的日子，多于和平安静的日子。从这里不难看出，近代日本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这些基本的史实，已经记载在中日两国的历史书上，也记载在中日两国的人民心上。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日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日本作为美国的外交附庸，成为美国对中国实施包围而形成的反华反共半月形包围圈的中坚一环。这个时期，中日之间的民间商贸关系在艰难中有所发展，但国家关系却是冷冰冰的、敌对的。因此，两国关系不能正常的展开。

我们是否可以说，1871年到1971年的整整100年间，中日之间的关系是以战争、对抗和敌视为基调的呢？我看可以这样说。

非常清楚，近代中日两国关系史，只有1972年复交以来的30年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互利互惠交往的历史。30年来，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 [3] 中日两国外交当局间、两国政府间建立了交换意见的正常渠道。 [4] 中日民间友好人士的交流活跃。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定期会议分别在北京、东京轮流召开。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大大改善了两国的政治关系，从而带来了经济、文化交流的热络。1972年两国贸易额为11亿美元，1984年达到131亿美元，1996年便超过了600亿美元，再过6年即2002年，两国贸易额达到1019亿美元，2003年更是高达1335亿美元， [5] 就是明显的证明。产业、科技、环境方面的交流蓬勃发展。文化艺术、体育界往来频繁。学术、教育界访问不断。与20世纪初的留学热潮相似，复交以后中国学生再次掀起留日热潮。日本学生到中国留学，最近几年更有增加趋势。两国建交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往来密切，对中国有好处，对日本也有好处。两国人民更加了解了，两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强调一点：1335亿美元的贸易额，从世界的眼光看，也绝不是一个小数字，在全世界国与国间贸易额中占前几位。这个巨大的贸易额，是在中国经济巨大发展的推动下实现的，对日本十年来停滞的经济是巨大的推动。最近，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支撑力之一，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向将成为日本经济能否朝着全面复苏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 [6]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绝对不是威胁，而是推进器。 [7] 中日两国的经济联系，无论从纵向、横向的角度分析，都是无与伦比的。这种联系实际上构成了中日两国国交的稳定器。尽管这30年中，由于两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国际因素等原因，两国关系中存在着摩擦、争吵，有几届日本内阁大臣就中日历史关系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干扰了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但是总起来说，这30年中日关系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要再说一遍：这30年的中日关系，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从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进程来看，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是最好的时期。甚至与同一时期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相比，也是最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我们应该十分珍惜这段历史，推动它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因此，对中日关系的现状评价过低，不能反映它的实际状况，同时也会对中日关系发展的未来状况发生不正确的判断。

战略集中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一个指导原则，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适用的。它需要有适当的国际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反法西斯战线的成立，是战略集中原则的实施，其时，德国在1939年在欧洲挑起战争，早前两年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由于大国利益的不同，绥靖政策长期推行。只是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英国的利益和安全受到直接威胁，才有反法西斯战线的成立，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诸大国，才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和愿望之下，实施了对德、意、日的战略集中原则。在战略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波茨坦会议、雅尔塔会议，并最终形成了关于战争结局和战后安排的雅尔塔体系。这可以说是战略集中原则的典型案例。

战略集中原则的运用，还可以举出另一个典型案例。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和解和中日建交、中美建交。苏共和中共因为国际共产主义的主张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引起了苏联和中国两国关系的紧张。苏联在紧邻中国北部边疆部署了百万大军，加上苏联作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所具备的强大军事实力，而且正准备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似的核打击”，以及在中国之西控制着阿富汗，与印度有着亲密的关系，中国国家感受到了极大的安全危机。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东南以美国为首部署的半月形包围圈，这个包围圈由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构成，在中国南疆，美国还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中国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要想寻求国家的安全和主权的独立，就需要改变“一边倒”的外交方向，寻求周边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出路。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立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大格局。这个格局最初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而存在的，后来演变为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是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难以调和。中国如果继续站在苏联一边，可以增强苏联势力，抗衡美国，但是中苏站在一起的前提已经失去了。中国如果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就可以减轻东南半月形包围圈的压力，突破重围，形成新的外交格局。美国也发现，如果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对苏争霸就会减轻压力。从客观上分析，中美之间在同时考虑同一个问题。中国认为，中苏矛盾和中美矛盾相比，中苏矛盾更突出；美国认为，美苏矛盾和美中矛盾相比，美苏矛盾更突出。1970年2月1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国会提出对外政策报告，专门针对中国说了一段话：“中国人民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美国“无意与任何一个大国联合起来主宰世界或结成敌对性的联盟来反对两个共产党大国中的一个”。 [8] 很明显，这是向中国释放了希望接近的信息。此后的中美接近，产生了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的大收获，完全缓解了中国的外交压力，为中国的国际环境找到了新的出路。这就是战略集中原则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运用。这个运用显然是成功的。它可以称之为改变世界格局的“外交革命”。

现在还存在实施战略集中原则的国际环境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中日关系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还是好的，尤其是与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相比较，可以说是很好的，用中日接近不能反映今天中日关系的真实情况。所谓“接近”，是与“敌对”相比较的。30年来中日两国部长以上的领导人互访已经超过了100次，1998年以来的5年，两国部长以上领导人互访也有22次，这难道还不是很接近吗？今天的中日关系已经不是接近不接近的问题，而是努力消除存在的困难，如何使得中日关系更为密切的问题。其次，中美关系也是好的，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访也很频繁，中美两国虽然有不少矛盾和冲突，特别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还在实质上阻碍中国的统一事业，甚至是和平统一的事业，美国甚至希望海峡两岸永远不要改变现状，但是在国际战略上存在着相互配合的情况，在国际反恐事业上具有大致相同的利益。虽然对于国际恐怖活动形成的原因以及对付国际恐怖活动的手段和思路，认识不一定很一致，但是在国际上要进行反对恐怖活动则是没有分歧的。此外，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中美两国的看法大致上也是一致的。同时，中美两国还存在着极为大量的、频繁的经济文化联系和人员交往。在这种外交背景下，要中国联合日本，集中对付美国，是现实可能的吗？此种想法，莫过于书生之见而已矣。再说日美之间的关系，远比中日、中美关系更紧密，我们怎么能够设想在日美关系中打上一根楔子呢。最重要的是，中日美三国之间，当然不是等边三角关系，但也是一种三角关系，其间虽然充满各种矛盾，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在这种国际关系背景下，这三角中，不存在联合一个对付另一个的那种利益驱动原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战略集中原则，是无的放矢！

上面讨论了中日关系的现状，说明它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最好的时期；又讨论了所谓战略集中原则，说明了运用战略集中原则需要相应的国际环境，现在缺乏这种环境，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提出所谓战略集中原则是无的放矢。下面再来讨论有关“搁置历史”问题。照“新思维”论者的意见，中日关系已经恶化，为了挽救这种危机，必须运用战略集中原则。而要运用战略集中原则，就必须“搁置历史”。这是一种逻辑关系。如果中日关系并没有出现什么危机，而运用战略集中原则又缺乏必需的国际环境，那么所谓“搁置历史”显然不是一个好主意。这又是一种逻辑关系。

我说中日关系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当然不是说，今天的中日关系一片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形势固然很好，但是潜伏着危机。构成危机的主要因素，是横亘在中日关系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

历史认识问题，人们也许只是看作历史观问题，没有给它应有的重视，以为那不过是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并不影响现实。这种看法是把现实和历史问题完全割裂开来了，是一种机械论的观点。下面的例子说明，历史和现实并不是那样简单地可以机械地割裂开的。

第一个例子：2004年元旦，日本国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总理内阁大臣任上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立即表示抗议。这次行动还引起了日本国内许多政党和正直人士的批评和忧虑。日本社民党干事长又市征治认为，小泉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而不承认日本的侵略事实，这是作为日本首相不应有的行为。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村冈久平说：实现日中两国首脑的互访对发展日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数年来这一互访未能实现的原因就是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 [9] 这些发言说出了事情的严重所在。实际上，2002年是中日恢复邦交30周年，这年9月2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友好交流大会，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大会上讲话，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可是小泉纯一郎首相因为在4月参拜了靖国神社，未能出席。2004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小泉首相未必能够实现对中国的首脑访问。这是令人遗憾的。

小泉首相上任以来每一次参拜靖国神社，每一次都引起中国外交部的抗议。小泉上任的第一年就参拜了靖国神社。这年10月8日，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了来华做工作访问的小泉首相，江泽民对小泉说：靖国神社里供奉着日本军国主义战犯的牌位，如果日本领导人去参拜，就会构成严重问题。 [10] 2002年10月27日，在出席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1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江泽民会见小泉纯一郎，当面谈过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引起两国外交当局的交涉，两国领导人当面讨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请问这是什么问题？你可以回答说这是中日两国现实的外交政治问题。我可以回答说这是因为历史认识问题引起的外交政治问题。本来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国内问题，他国无由说三道四；但是由于靖国神社自1978年起供奉了东条英机等14名东京审判中判定的甲级战争罪犯，引起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抗议。这种抗议，表示了这些国家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隐忧。这是因历史问题引起现实政治交涉的极好例子，历史认识问题与现实外交关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无法加以机械地分开。

第二个例子：日本国文部省批准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自1982年以来，这个问题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关注和交涉，成为国际关系上引人注意的事件。1982年日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所谓“邻国条款”，就是说，日本处理历史教科书要注意邻国的反应。文部大臣小川平二在东京召开记者招待会，重申尊重《日中联合声明》，要求学校教育方面注意贯彻与近邻亚洲国家以及其他外国之间的国际理解和协调的精神。所谓修改历史教科书，就是把原来正确的一些历史知识作了“模糊战争责任”的修改，比如，把“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甚至干脆删掉，等等。如果说1982年历史教科书风波中，日本政府还作出了注意邻国反应的政治决定，那么到2001年历史教科书风波再起，森喜郎首相虽然表示要根据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向亚洲各国表示谢罪和反省的精神审定教科书， [11] 但是主管教科书审定的文部省仍然在这年4月3日批准了包括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八本历史教科书为合格。这件事情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中国驻日本大使在东京召开记者招待会，中国外交部长约见日本驻华大使，中国外交部、教育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外委会分别发表谈话，纷纷表明了对歪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的愤慨之情。最终，日本政府没有接受中国和韩国等各国的反应，正式拒绝了两国的要求。2001年10月，江泽民会见小泉首相时说过，如何对待历史，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面向未来的出发点。他说：“我一直强调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不断有起伏。关系好的时候，各方面的交往很密切，在遇到困难时，总是与教科书和靖国神社这类历史问题有关。” [12] 历史教科书问题看起来纯粹是一个编撰者的历史认识问题，但经过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就变成指导国民历史认识的标准答案，这就使邻国有理由怀疑，现在的日本政府对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否承认的问题，由此引起国际交涉，又变成为一个现实国际关系问题。历史认识与现实外交交涉再次交织在一起了。

第三个例子：关于化学武器亦即毒气弹的处理问题，引起了中日两国政府的许多交涉。2003年齐齐哈尔的“八·四”事件以及石家庄的事件，不久前刚刚处理完毕。温家宝与小泉会面还谈到毒气弹的处理问题。显然这是两国外交中的现实问题。但是它是由日本部队在战时遗弃在中国的，又是一个历史问题。今天处理这个问题，还涉及许多技术问题，如何销毁，在哪里销毁，以及受害人的赔偿等。我们甚至难以说清这究竟是处理现实问题呢？还是处理历史问题？

第四个例子：关于“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一开始不承认，后来迫于舆论和事实勉强承认。1995年日本成立民间的基金会，准备给予受害妇女以赔偿，但为受害妇女所拒绝，理由是它不是国家赔偿。村山富市首相曾经发表谈话，对受害妇女“深表歉意”。官房长官五十岚还表示要把有首相署名的道歉信送到每位受害者手中，要整理保存有关慰安妇的历史资料，传诸后世。在这里，现实与历史已经难以分开了。

第五个例子：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的“不战决议”。村山富市做了首相以后，面临1995年日本所谓“终战”50年的到来以及有关各国的压力，希望有一个说法。通过内部各种争论，终于在国会通过了一个名为《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之决议》的所谓“不战决议”。这个决议以它对战争性质的含糊其辞遭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批评。但是从形式上看，它是以“历史”为切入点。决议的通过当然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决议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却是历史认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在处理上的交织。在讨论过程中，本来是要以“不战决议”命名的，结果却放弃了“不战”字样。没有不战内容的所谓和平决议，平添了国内外人们的广泛疑虑。在现实政治中，对历史认识问题的处理，其正确与谬误，反过来是会影响现实政治的。类似于“不战决议”这样的问题，看起来是国内问题，但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国内。

我看举这五个例子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其他还有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修改和平宪法问题、海外派兵问题，等等，限于篇幅，就不一一提出来分析了。

请问：我们以什么方法来观察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性呢？我看，就要看人们在处理现实问题的时候，这个现实问题中究竟包含了多少历史的积淀。现实问题中所包含的历史积淀越多，说明它所要处理的历史认识问题越多。这样的现实问题处理好了，有关历史的疮疤可能就抚平了，相关的历史认识问题可能就解决了。反之，这样的现实问题处理得不好，说明相关的历史认识问题没有解决，甚至可能因历史问题激发新的现实问题。

通过这个研究，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与现实是有距离的，但是现实是历史的继续。现实不等于历史，但历史影响着现实。现实之中总可以看到历史的影子，忘却历史不是现实的要求。有时候，处理现实问题就是为了抚平历史的疮疤；有时候，处理历史问题，就是为了发展现实；只有处理好了历史问题，现实才能向前迈进一步。这是历史与现实的辩证法，不独中日关系是如此。处理国内问题的道理也是这样。

那么，这样说起来，“搁置历史”是否可能呢？从以上事实来看，是难以搁置的。从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看，中方是希望把历史问题说清楚后就“搁置”起来，重点是向前看，重点是处理好现实问题。但是，挑起历史问题，不让“搁置”历史问题的恰恰是日方。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提出我的两点根据如下。

第一个根据：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的签署。原则上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在当时国际背景下中日两国的政治决定。周恩来在邦交谈判的第一次首脑会谈中说过：同意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一些历史方面的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邦交恢复后，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侵华战争虽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中国主张把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分开。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为了日本人民的利益，中国主动提出了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 [13] 在《联合声明》中，关于历史认识问题只写了一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14] 这里并没有在战争二字前加上“侵略”字样。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结束过去朝前看的精神。所谓结束过去就是搁置历史的意思。

第二个根据：迄今为止，每一次出现历史认识问题的争执，都是日本政府挑起来的，中国政府只是被迫作出反应。邦交正常化以后十年无问题。第一次问题出在1982年，日本文部省提出了中学历史教科书审定问题。此后，1985、1986、1989年，都有历史教科书审定问题。在这时候，日本政府大致上还能约束自己。但是2001年的教科书审定事件，风波甚大，日本政府拒绝邻国的要求，在教科书审定问题上表现了不能约束自己的态度。显然，在教科书审定问题所反映的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政府没有能把自己约束到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上。不是中国不愿意搁置历史问题，而是日本政府不愿意搁置历史问题。

从1983年开始，还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出现。中曾根康弘首相开了头。现将我收集到的有关日本政治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资料附于下（不完全）：

•1983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还有15名内阁成员和100多名国会议员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及18名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战后40年来第一位现职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表示遗憾。

•1991年8月15日，日本12名阁僚和81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1994年8月15日，日本联合内阁中7名阁僚参拜靖国神社。

•1995年8月15日，9名内阁大臣参拜靖国神社。

•1996年4月，120名议员和三名阁僚参拜靖国神社。

•1996年7月29日，桥本龙太郎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8月15日，6名内阁大臣参拜靖国神社。

•1997年4月150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1997年8月15日，部分内阁成员两院议员及其代表190人参拜靖国神社。

•1998年8月15日，小渊内阁中先后有13人参拜靖国神社。

•1999年8月14—15日，日本9名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

•2000年4月，日本100多名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

•2000年8月15日，10名内阁成员和78名国会议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2001年8月4日，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竹中平藏参拜靖国神社。8月13日，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8月15日，又有5名阁僚和85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2002年4月21日，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随后190名国会议员和议员代表集体参拜靖国神社。

•2002年8月15日，防卫厅长官中谷元等数位内阁大臣参拜靖国神社。

•2003年1月14日，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2004年1月1日，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从以上列举的事实看出，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顾虑到邻国的反应，日本首相曾经约束过自己的行为。1996年再有桥本龙太郎以首相名义参拜靖国神社。隔了几年，隔了几届内阁，没有首相参拜。但是2001年起，小泉纯一郎组阁后，当年就以首相名义参拜，2002年参拜一次，2003年参拜一次，2004年元旦又参拜一次。从小泉任首相开始，中日关系的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小泉参拜还提出了自己的理由。2001年5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在国会宣称要以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他说：“我并不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反宪法的。”他在接见美国记者时说：“认为参拜靖国神社就会导致战争，这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是建立在误解和偏见基础上的。” [15] 参拜靖国神社是否违反宪法，这要由日本国内的宪法专家去解释。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因为参拜靖国神社，就等于参拜了对侵略战争负有责任的14名甲级战争罪犯，这是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的。说参拜靖国神社就会导致战争，当然是言重了。战争的发生是由十分复杂的因素组合而成的，中日之间现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复杂因素，因此也不可能发生战争。但是，参拜行为表示对过去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者的怀念，这又包含着孕育新的战争行为的可能性，不能不令人警惕！

可见，“搁置历史”，如果是针对中国说的，它本身缺乏针对性；实际上，提出这个论点的学者正是针对中国政府说话的。日本政府领导人不愿意“搁置历史”，我们怎么办呢！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间已经超过了30年。前面已经论证过，这30年的中日关系是1871年以来中日关系历史中最好的时期。这是一个总的评价，一个静态的观察。如果对这30年的中日关系再作一个动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情况来。

把1972年复交以后的30年分成三个时期，1972—1982年是第一个时期，1983—1993年是第二个时期，1994年以后是第三个时期。

1972年田中内阁成立，中日邦交恢复，到1982年中曾根内阁成立。这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中国的政治局势不是很稳定，但中日双方仍在努力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有人称这10年是中日两国的蜜月时期。两国部长以上的领导人互访共有22次，其中日方10次，中方12次。两国政治关系很好，没有人提出历史认识问题。两国经贸关系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贸易额从1972年建交时的10.38亿美元，发展到1982年超过100亿美元，扩大了10倍。 [16]

1983—1993年的第二个10年，是中曾根内阁到细川内阁的时期。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都受到冲击，学潮频发，又发生了天安门风波。日本国内经历了六届内阁。中日两国部长以上领导人互访了38人次，其中日方20次，中方18次。两国贸易额从100多亿美元提高到390亿美元，扩大了不到3倍。这个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大体上是正常的，经济关系是好的，政治关系虽有一些波动，但很快就解决了。但是这个时期出现了历史认识问题，出现了首相和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情况。但在中国和韩国的反应之下，政府领导人作了自我约束。六届内阁的首相在对待历史认识的表态上，大体上都是好的，对于错误的言论，能够自制。如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发表了否定侵略的不利于中日关系的言论，受到批评，而且被迫辞职。中山太郎外相还对原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提出了批评。这都是照顾中日关系大局的表现。

1994年以后的10年，是羽田内阁到小泉内阁的时期。这个时期在中国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经济发展高速前进的时期，也大体上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以后处在低成长或者徘徊不前的时期。中日两国部长以上领导人互访39人次，其中日方22人次，中方17人次。 [17] 两国贸易额飞跃成长，从1994年的478.9亿美元，到2003年的1335.8亿美元，接近3倍。日本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中国不仅是日本最大的进口贸易国，现在又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贸易国。据今年1月17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日本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出口急剧增长，2003年对上述地区的出口贸易额比2002年增加约20％，首次超过了对美出口的数额，两国间经贸关系更趋紧密。 [18] 但是，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后签署的《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确认的两国领导人每年交替互访没能实现。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访日后未能再次访日，2000年中国国务院总理访日后未能再次访日。日本首相2002—2003年未能正式访华。这就是人们经常评论的“政冷经热”现象。 [19]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显然与小泉内阁成立后的两件事情有关。一件是修改历史教科书，一件是参拜靖国神社。小泉内阁在2001年4月成立，7月日本政府就回绝了中韩两国政府有关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要求。2001年5月，小泉在国会宣布要以总理大臣名义参拜，而且上任以来已经有四次参拜。这一行动被日本国内外评论为蔑视亚洲国家的感情。这两件事都与历史认识问题有关。

可见第三个10年的中日关系，并不是所有方面都不好。2001年以后，日本方面的历史认识问题突出起来了，特别表现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不考虑国内外的反应，不能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约束自己，表现在处理邻国关系、在处理亚洲大局和国际大局方面战略上的摇摆和波动。

所以展望未来的中日关系，我认为还是要从历史认识上着手。

有日本学者指出，考虑这个问题，要注意日本的政治结构，注意日本的选举政治。这个提醒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能完全说服人。日本的政治结构和选举政治30年来并没有改变。为什么第一个十年没有历史认识问题呢，为什么第二个十年出现了历史认识问题，日本政治领导人能够约束自己呢？政治领导人引导民意的责任是不能忽视的。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在努力引导民意从中日关系的大局着眼，不要作出过度的反应；而日本领导人在推动、怂恿民意朝着不利于中日关系大局行动。例如，1985年中曾根首相参拜过靖国神社后，反华的右翼活动明显增强。反华右翼活动的增强又推动着政治家的历史认识向倒退方向发展。

有中国学者指出，只有“搁置”历史，绕过这个“死结”，前途就光明了。本文已经分析了，这个想法只是一偏之见，不是展望中日关系前景的真知灼见。因为中国政府并没有打历史牌，并没有处处拿历史认识问题刁难日本。只是在日本政治领导人提出历史认识问题的时候被迫作出反应而已。有关中日关系的三个文件都明确阐明了处理历史认识问题的原则观点。为什么日本领导人要挑战这些观点呢？如果中国领导人不被迫作出反应，而是绕过去，会有什么后果呢？我想即使愚者也不难作出结论。那样做，决不是中日关系之福。

有学者认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两国之间“经热政冷”的现象是不正常的。我的看法是，不能简单看待中日之间的“经热政冷”。中日之间经济热是30年来的最大成果之一，这是好现象。这种经济热决不是长期政治冷的结果。如果两国政治关系长期恶劣，绝不可能出现两国经济关系如此发达的局面。目前暂时的政治冷，只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有限的冷，只是表现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冷。如果这种冷是绝对的，一定会影响经济关系的发展。“经热政冷”现象长期继续下去，一定会影响经济关系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克服当前这种有限的冷，防止它可能成为长期的全面的冷，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反过来说，如果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会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也会改变两国关系中的“政冷”现象。日本《每日新闻》编辑委员石乡冈建最近注意到2003年日本向中国经济圈的出口总额达到13.7万亿日元，首次超过了对美出口的13.4万亿日元，从而判定：2003年也许是日本的出口结构由美国偏向中国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停滞，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越来越庞大。这样中日经济联系也将越来越庞大，到时候，日本“不能无视对美出口”的声音有可能变成“不能无视对华出口”。石乡冈建推测：“这种潮流不会停留在经济领域。也就是说，日本外交将由‘追随美国’转为‘重视中国’。” [20] 当然，石乡的推测还有待证实。但是，这样的推测是有一定根据的。如果这种推测得到证实，那它一定首先从历史认识上着手。

在这种推测得到证实之前，首先有一个如何对待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如何对待中国崛起的问题？这是当前摆在日本政治家面前的难以决定的选择。小泉内阁组成后，小泉首相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小组”提交了一份外交政策报告，就充分暴露了这个难题。 [21] 这份报告一方面指出不要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竞争带来了日本高速增长诸条件的丧失；同时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从中长期看可能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这个估计形成了日本的外交战略：要以日韩为中心，与美国相连接，再向东亚和大洋洲扩展，形成一个应对中国的“网络”，要使东盟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盟友和对中国的平衡者”，要强化日、加、澳三个发达国家间关系，称印度是一个“可与中国相抗衡的国家”，甚至认为对俄罗斯来说“如能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把日本引进西伯利亚，就能平衡中国势力”，甚至还提议要强化日台交流协会。 [22]

这是一个以中国为假想敌，为此不惜组成以美国为首的统一战线，从中国的周围包围中国的国际关系战略。这个所谓基本战略，是用一种陈旧的反华思想为武装的过了时的战略。用这个战略应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中国的崛起，在今天的国际关系背景下，它本身是充满矛盾的，是无法实现的，是又一种无的放矢。首先，中国致力于发展自己，要努力争取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以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所规定的“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与全世界交朋友。中国正在努力改善对美关系，努力改善周边关系，努力巩固与欧洲各国和欧盟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关系，种种外交努力已经取得成效。因此组成以美国为首的反华统一战线，谈何容易！第二，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国的发展是中国自己的努力，也得到了全世界各国朋友的帮助，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是和平的保障，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显示自己的作用。中国发展了，世界大家庭都会得到好处，事实上日本正在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好处。这样的反华统一战线怎么可能建立起来呢！

从国际大战略出发，从建立新的战略思维来说，日本应该淡化或者放弃“脱亚入欧”路线，回到亚洲。日本社会在19世纪80年代形成的“脱亚入欧”思想，与明治维新的国策相结合，曾经造成了日本社会文明的新局面，把日本带入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境界。在“脱亚入欧”思想和明治维新的国策指导下，无论是“脱亚”或者“兴亚”，都带有“侵亚”的目的。 [23] 今天的时代不同了。还坚持福泽谕吉当年提出的把中国和朝鲜当作日本“不幸的近邻”和“恶友” [24] 的思想应该说是大大落伍了。我建议，日本社会应该反省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史，反省1945年战败的历史，改变“脱亚入欧”的思想路线，约束长期形成的对亚洲、对中国的蔑视甚至敌视政策，学会与亚洲各国和平共处，在亚洲形成共存共荣的局面，这样亚洲各国才能更好地发展起来，亚洲才能在世界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其实这样做，对日本不难。日本只要放弃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固执态度，体会中国、韩国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就会与中国、韩国以及东盟各国和睦相处，就能够造成新的局面，造成亚洲各国稳定、和平发展的局面。日本放弃在历史认识上的固执态度，对日本有什么损失呢？我看是没有的。因为这个固执态度本来是应该放弃的，不放弃它，背上这个包袱，日本很难以前进，很难以缓和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如果说有损失，只是损失了长期背在身上的历史包袱。放弃这个包袱，将获得亚洲各国的原谅、同情和理解，获得停滞不前的经济的复苏，获得国际关系的大改善。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收获，这还不是大战略吗？

至于由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扩大，发生种种贸易争端与摩擦，我认为通过WTO的协商框架，通过市场原则，通过两国政府解决贸易争端的真诚努力，是容易解决的。

（2004年1月28日夜完稿于日本岛根县滨田市津茂谷旅馆

1月31日，修改于京都大学清风会馆）

[1] 本文是作者2004年1—2月在日本岛根县立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在综合几次演讲的基础上写成的，曾在岛根县立大学第10回东北亚学研究恳谈会上发表。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收入汝信、赵士林主编《中国学术年鉴（人文社会科学版）》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东厂论史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 时殷弘：《对待中日关系的战略性新思考》（2003年12月17日），见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办《中国の变动と〈新思考外交〉の可能性》会议手册，第3页。

[3] 据不完全统计，1972年至2002年9月，两国部长以上高官（中日政府成员互相在对方首都召开会议未计算在内）互访有100多次，其中日方出访54次，中方出访48次。

[4] 据不完全统计，除部长以上高层官员互访交换意见外，这些渠道包括中日政府成员会议、中日外长定期会议、中日外交当局定期协商会、中日长期贸易协商定期会议、中日产业合作会议、中日贸易混合委员会、日本通产省和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级定期磋商会议、中日双方投资促进机构、中日能源圆桌会议、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委员会、中日环境会议、中日防务当局磋商会议、中日安全磋商会议、中日领事磋商会议，等等。

[5] 2003年估计可达到1200亿美元。根据报道：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中日间的贸易总额比上年增加了31.1%，达到1335.8亿美元。日本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又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出口急剧增长，2003年对上述地区的出口贸易额比上年增加20%，首次超过了对美国的出口数额。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进口贸易国，现在又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贸易国。见中国青年报记者裴军报道，引自japan.people.com.cn 2004.1.19.1972年以来中日两国贸易总额历年递升情况如下：1972年10.38亿美元，1973年20亿美元，1978年50亿美元，1980年89.1亿美元，1981年超过100亿美元，1984年131亿美元，1991年228亿美元，1992年289亿美元，1993年390亿美元，1994年478.9亿美元，1995年578亿美元，1996年624亿美元，1997年608亿美元，1998年579亿美元，1999年661.67亿美元，2000年831.6亿美元，2001年877.2亿美元，2002年1019.05亿美元，2003年1335.8亿美元。

[6] 《贸易黑字10兆円台3年ぷり中国向け输出入最大》，《读卖新闻》2004年1月27日，经济版（12版）。

[7] 小泉纯一郎首相2002年4月访华时说过：“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对日本的威胁。”

[8]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39页。

[9] 新华网东京1月1日电，记者张焕利报道：日中友好团体及在野党谴责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见japan.people.com.cn 2004.1.2.

[10] 江泽民会见小泉纯一郎，强调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国日报网站报道，2001年10月8日23∶18；又见2001年10月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11] 参见徐之光主编《中日关系三十年》，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页。

[12] 江泽民会见小泉纯一郎，强调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国日报网站报道，2001年10月8日23∶18；又见2001年10月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13] 参见徐之光主编《中日关系三十年》，第40—63页。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引自徐之光主编《中日关系三十年》，第518页。

[15] 参见徐之光主编《中日关系三十年》，第497页。

[16] 我没有找到1982年的两国贸易额的数字，从1980年89.1亿美元，1981年超过100亿美元，1984年的131亿美元，可以判断，1982年应该超过100亿美元。

[17] 我的统计只进行到2002年9月，2002年10月至2003年的互访情况未能统计出来。

[18] 中国青年报记者裴军报道，见japan.people.com.cn 2004—1—19。

[19] 对2003年的中日关系以及首脑互访，近日有中国学者发表评论说：在对日关系方面，2003年中国政府也作出了很大努力。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这个值得纪念的一年里，尽管中日首脑未能实现互访，但两国领导人在第三国进行了三次会晤，特别是去年5月胡锦涛主席与小泉首相在圣彼得堡进行了会晤，一致表示两国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此外，日本防务厅长官的访华，使一度中断的中日两国军事交流得以重新启动。中日部长级会晤大多得到恢复。去年9月中国开始单方面免除日本游客的短期旅行签证。去年10月中日韩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了第五次会晤。去年11月中国驻日本使馆领事部下设的警务组已正式启动。特别值得提到的还有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主动发起有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解决朝鲜核危机的过程中，中国也与日本进行了协调与合作。从日本方面说，在去年发生“非典”期间，日本向中国提供了最多的援助。去年小泉首相多次强调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作为一个近邻大国的首相表明这样态度自然具有更大说服力。去年年底日本政府郑重表示对陈水扁关于实施“公民投票”及“制定新宪法”的言论使两岸关系产生紧张而感到忧虑，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但是，日本在对华外交方面做出上述积极动作的同时，也有不少负面的动作，这包括最近日本前首相森喜朗赴台湾访问，小泉首相在新年伊始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等。总之，日本方面的负面外交动作对本来就很不够的积极外交动作起到了抵消作用。见冯昭奎《中日“冷政治”》，《瞭望周刊》2004年1月20日。

[20] 石乡冈建：《日本外交将走向“重视中国”的历史性转折点》，《每日新闻》2004年2月16日。

[21] 对这份报告的分析，参见金熙德《面临崛起的中国 日本尚未摆脱“战略贫困”——解读〈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环球时报》2003年1月20日。

[22] 同上。

[23] 这个“侵亚”目的，已故的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正俊早已指出过。见田中正俊《清仏戰爭と日本帝政黨系新聞の論調》，转引自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3页。

[24] 见福泽谕吉《脱亚论》，转引自石晓军著上引书，第242—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