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我指的是1840—1949年之间的中国历史的研究，最近30年来，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千计，每年出版的学术专著以百计。去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收录了1979—2000年的论著，仅仅22年，大约6万条，仅仅目录索引，全书就达到200万字。限于出版社要求的篇幅，还删去了近2万条。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之丰硕、浩繁，是令人兴奋的！我们大概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其研究成果数量，大概不会亚于其他学科。不要说30年前，就是20年前，我们还可以把史学刊物上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文章看一遍，现在是否还有人能够这样做，就不得而知了。金冲及同志以前说过这样的体会，我也有这样的体会，现在则很难做到了。

1998年12月，为纪念新的历史时期到来20周年，我曾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2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正在走向成熟》。在这篇文章里，我列举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正在走向成熟的标志有三个。过了八年，今天来看这三个标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

今天再来说明这三个标志。第一，1976年以前27年，出版的近代史论著不过200种，发表的论文不过5000篇。这个数字，与1978年以后的20多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不仅学术研究的成果大大胜于1978年以前20多年，而且研究范围大大扩展，近代史研究打破了以往仅仅局限于革命史、政治史，尤其是局限于八大事件的框框，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展了。今天，不仅原有的政治史在继续研究，中外关系研究继续深入，而且大大加强了经济史研究、思想文化史研究，新开拓了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都认识到，把中国近代史的时限从1919年延长到1949年是完全必要的，这一点，今天大概可以说已成定议。原有的政治史热点降温了，比如太平天国史、义和团运动史、辛亥革命史等，但是新的热点又产生了，比如民国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许多研究者的研究兴趣，都从以往的晚清史转移到民国时期的历史。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人从事晚清史研究，此后大多数人则转向民国历史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也很活跃，而且有跳出原来中共党史圈子的现象，近代史研究者也有逐渐染指中共党史研究的趋势。学术界大量引进、借鉴了国外的史学研究方法，国外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论著，很快就有中文版出版。学术社团纷纷组织，国际、国内和海峡两岸的各种学术讨论会频繁召开，表明了学术研究的活跃而有生气。

第二，学术争鸣的气氛日渐浓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评价，关于洋务运动研究，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研究，关于义和团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及其评价，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诸如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等，以及人物研究诸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等，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许多争论到今天还在继续。甚至关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

第三，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观察和研究，逐渐摆脱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式地理解，逐渐避免了寻章摘句的不良学风，开始树立起了实事求是研究历史的好风气。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冷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趋向，表现为历史研究中的反传统、复旧和翻案风，表现为历史论述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受“告别革命”论的影响，历史研究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一些研究者追求讲故事的历史叙述方式，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对史学理论的探讨，对宏大叙事的历史主题的研究，对历史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缺乏兴趣。另一种是有的研究者公开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怀疑和挑战，对历史研究中阶级观点的否定，对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方向和研究成果给予了否定的评价。一些年轻的研究者盲目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而不问所谓新的是否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否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十几年前，一些学者发出了“史学危机”的担忧。这种担忧，如果指的是研究人员的“青黄不接”，今天已经大体解决了，大量博士、硕士毕业生加入教学和研究队伍，在今天，老一辈的研究者已经逐渐淡出舞台，中青年研究者已经成为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主力；这种担忧，如果指的是研究人员素质不够、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反观今天的现实尚可以释怀，有一些青年研究者的史学著作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这种担忧如果指的是研究队伍中的理论素养有所下降，则不可谓为杞人之忧。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值得加以注意，加以改进的。我们的古人写文章动不动就子曰云云，后来写文章，动不动就马曰列云，现在的年轻人写文章，动不动就西人某云云，总之，洋教条、土教条还是存在的，还在影响着我们的学术研究。一些西方人的研究方法，我们是需要借鉴的，但是借鉴不等于照搬。如何切实地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总结出带有中国历史特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还是我们今天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我也想说一点想法。

我去年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其中涉及近些年来一些史学论著中常常提到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问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实际上是蒋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提出的。1938年在抗战热潮的武汉，蒋廷黻在等待国民党政府新的职务的任命，有闲暇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问题。在蒋廷黻看来，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近代化就是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学习西方，摆脱中古的落后状态，全面地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变革之路，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建构了他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走向近代化，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他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标准。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现代化问题，不是没有一点新意，但是，在日寇深入国土，全国人民处在悲壮的抗战热潮中，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问题的提出，几乎得不到什么喝彩。另一方面，蒋著在保卫大武汉的时候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观点，比如对林则徐的“民心可用”的强烈批判，对抗战低调的提倡，等等，无异于对抗战热潮泼冷水，引起一些爱国主义者的批判。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曾专门著述《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给予批驳。我们后来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实际上是张闻天。范文澜在延安著述《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实际上也是针对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观点而撰述的。范著把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国历史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把1840—1919年的历史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把1919年以后的历史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1948年胡绳在香港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则是从革命的观点论述中西关系，抓住了历史的主题，实际上也是批驳蒋廷黻的观点的。

范著所开创的中国近代史的叙述模式，在50年代以后得到规范和发展，成为很长时间里中国近代史学者所遵循的基本学术范式。当然，范著的缺点，也为此后的学者所注意。如：范著基本是一部政治史，或者说是一部革命史，依据主要历史事件作了纪事本末似的叙述，有的地方史料根据不足，由于服务现实斗争存在着简单地影射现实的现象，科学性不足。刘大年在主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时，认为1840年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出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四册就注意到了政治状况、经济发展、思想文化、阶级斗争，以及汉族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是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或者说对革命史的学术范式作了新的概括和完善，进一步强调了近代史研究著作的科学性，强调了经济史研究对于突破近代史研究局限性的必要性。

最近十余年来，一些学者把范著《中国近代史》称之为“革命史范式”的典型著作。进一步把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叙述模式概括为“革命史范式”。而这种概括，明显地带有贬低和否定的倾向。

我在去年的文章中也采用了“革命史范式”这样的提法。那篇文章说：“考虑到‘革命史范式’这个提法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内容，且为许多学者所采用。在找到更为准确的提法以前，本文在讨论时也采用这个提法，当然不包含否定或轻视的意味。”我现在要做一点更正。经过认真考虑，我认为直接用“革命史范式”概括范文澜以后的中国近代史叙述模式，是不妥当的。

9月23日我在国图文津论坛的讲演中认为，所谓革命史观，所谓现代化史观，都不是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的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按照唯物史观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应该认识，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贯穿近代中国历史的真正的主线，现代化进程在近代中国虽然在缓慢地进行，却从来没有居于主导地位。在近代中国，革命和改革是历史发展的主调，但如果认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只有革命和改革也是不完全的认识，近代中国还有现代化进程的萌发，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生产力因素已经传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已经传入、无产阶级政党已经组成，现代化学说里主张的现代性的增长，传统社会因素的剥落，正在发生。主导中国2000年的儒家学说面对西方传入的思想政治学说（包括资产阶级学说和无产阶级学说），并无招架之力。但是，现代化进程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因此，现代化史观把现代化进程作为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妥当的。按照唯物史观，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成为主流，是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之后，现代化进程实际进入中国社会生活领域。在这个时候，现代化进程是主导方向，阶级斗争是次要方向。在这个时候，把阶级斗争当成主要方向，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基本的理论说明。在1956—1976年的20年中，国家社会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基本奠定，但是政治运动不断，而且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进行的，这就冲击了现代化进程，影响了现代化进程，延缓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这是一个教训。1978年以后，国家政权把现代化进程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方向，政治运动约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认为应该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或者以“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认为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这种认识实际上是要用“现代化史观”取代唯物史观。这样的观点我认为是需要商榷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等于现实。现实是从历史的发展而来，现实是历史发展的最新阶段。因此，历史与现实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就是说，历史与现实之间既不能一刀两断，也不能完全相等，不承认历史与现实有关系是不对的，说历史等于现实也是不对的。拿历史为现实服务，绝对不能简单化。拿历史为现实政策服务，肯定不对。历史、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是借鉴，拿正确的历史知识，拿经过研究可以正确说明的历史发展规律，作为现实和未来发展的借鉴，人们从这种借鉴中领悟到未来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历史和历史学的借鉴功能就达到了。如果说服务，这就是最大的服务。所谓学习历史可以提高人文素质，所谓读史可以明智，基本上说的都是历史学的借鉴作用。

从这个角度说，是历史为现实服务，不是现实为历史服务。但是历史为现实服务，并不是现实里有什么，就到历史里去找。比如，现实社会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认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也不应该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实里强调社会稳定，就认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也要强调社会稳定，所以告别革命的论调、保守好激进不好的论调出现了；现实里强调生产力标准，近代中国历史里也要强调生产力标准，所以革命就是破坏生产力了，农民战争的研究也要否定了；今天我们现实社会里提倡和谐社会，所以在历史里也要去找和谐社会。

随便举几个例子。现实社会里刚刚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就有人援用定邪教的那几条，不顾历史的时空背景，把太平天国定为邪教。有人以为今天都全球化了，与国际接轨了，就谴责鸦片战争以后广州的反入城斗争是笑话，不答应外国人的修约要求是没有国际知识，说1859年天津白河口击败了英国军舰，是清政府惹的祸，导致了圆明园的焚毁；认为义和团犯了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是最大的国耻。上海今年新编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是最新鲜的例子。这本历史教科书，号称以文明史为主导，不再探讨战争、王朝和共产主义等，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经济、技术、社会风俗和全球化等多种主题上。难道文明史就没有战争、王朝和共产主义吗？真是奇怪的逻辑。有关报道说：这套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称，课本内容是推进更稳定、较少暴力的中国历史观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这种新的历史观将服务于当前经济和政治目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呢？难道这是唯物史观吗？这样的指导思想编出来的书，还是历史书吗？这不禁令人哑然失笑！这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了。显然这不是历史。拿这样不是历史的历史书教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误人子弟呢？

今天所以要拿方法论问题说一点看法，就是要警醒我们的历史学者，我们需要实事求是，还原到历史中去。谁能够最好地还原历史真实，谁能够看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他的历史书就能够起到借鉴作用，就能够服务于现实和未来。

（2006年10月16日写于北京中国职工之家）

[1] 2006年10月28日演讲于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高级论坛；2006年12月14日以特稿名义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学术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