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的学术生涯 [1]

一

1998年11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代表团访问日本，83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同志率团前往。在会见日中友好会馆会长后藤田正晴先生（84岁）的时候，在会见日中历史研究中心评议委员会座长隅谷三喜男先生（82岁）的时候，在会见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先生（85岁）的时候，刘大年就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认识问题发表讲话，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此行另一个意外收获，是刘大年会见了半个多世纪前在八路军总部白求恩医院工作的日本医生山田乙郎。1943年，刘大年从冀南去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在山头与日军遭遇，跳悬崖脱险，但肺部受伤破裂，生命垂危。山田出主意，用中国的传统药物治疗，终于转危为安。山田乙郎是八路军的日本俘虏，东京大学医学部的高才生。他在八路军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回国，转为日本共产党党员，在东京代代木医院当院长，更名为佐藤猛夫，今年已经89岁，头脑清楚。据陪同会见的日本友人在日中友好会馆的会见会上当众介绍，刘大年先生与日本的白求恩的会见场面是极为感动人的。刘大年对于这次能够见到战场上的日本朋友之一，在整个访问期间，都非常兴奋和愉悦。

刘大年于1915年8月出生于湖南华容县一个中小地主家庭。抗日战争前家境已经衰落。六岁入小学，大部分时间念私塾。1936年肄业于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1937年夏天，他为了寻找职业，正住在武昌粮道街一家学生公寓里。7月8日傍晚，当报道发生卢沟桥事变的报纸“号外”在武昌蛇山传播时，他在蛇山和黄鹤楼一带看到了临时偶然聚集起来的大量人群，在那里议论卢沟桥和宛平城的战事。那些带着愤怒和兴奋情绪的人群的激昂议论，使他感受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平津失陷，日寇深入国境，国家危在旦夕。抗日战争的时局大变动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他受爱国思想和求知欲驱使，决定去延安。1938年从家乡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受到湖南知识青年尊崇的“徐先生”徐特立、老资格共产党人王凌波指点，8月间到达陕北，进了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毕业。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在冀西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以后长期生活、斗争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上。

1939年起，他先后任冀西专区行政干部学校教导主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行署宣传科长、教育科长，冀南抗战学院、政治学校教员，北方大学工学院副主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担任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并为科学院党组成员。1954年以后，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那时候，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年事已高，经领导机关同意，专心于中国通史的写作，由刘大年主持所务。“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走资派批判，下放劳动。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以后，他离开近代史研究所的实际领导岗位，任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摆脱了繁杂的行政事务，他能够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关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事业。

从小学至湖南国学专修学校肄业，刘大年大半受的是旧式传统教育。他把所谓“国学”看作根本学问，一意追求，很少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到陕北以后，读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是《共产党宣言》。虽然似懂非懂，却在自己头脑里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从此，只要是新书，不管是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的、外国历史的，都如饥似渴地去读。从湖南到陕北的途中，他还提醒自己：“国学”是我们祖宗立国的根本，不可忘记。读过那些有限的新书以后，仿佛大梦初醒。盲目崇拜孔学的观念，不知不觉烟消云散了。他从此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献身革命的人生道路。那条道路，最现实的就是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前线去，从事民族解放的斗争，经受锻炼和考验。这是那时许多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各方面事业的干才，很多是这一代经受过抗日战争烽火洗礼的青年。

在抗日根据地里，他一直从事宣传教育工作，需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同时又在一些院校、训练班屡次讲授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课程，更需要读有关的书，特别是读历史书。抗日根据地环境艰苦，谈不上多少文化设施，但也不是无书可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及苏联人、日本人讲中国社会历史的书，在少数人手里仍然能够找到。他就是在那时读到上面这些著作，并引起对哲学、历史学的重视的。抗日战争的八年，在一方面可以说是他为以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做准备的八年。

二

抗战胜利后，刘大年弃戎从学，开始从事学术工作。如果说，抗日战争的八年，刘大年是作为一名战士，经历战火的洗礼与考验，关注中国的命运的，那么，这时候，他开始尝试换一个角度，以学者的身份观察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的命运。刘大年不是一个只坐在书斋里，钻进象牙之塔里做学问的学者。他像在前线作战的战士总是依据战线的实际而又迫切的需要，选取最重要的突破口那样，依据中国社会现实的急切需要以及从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大局出发，提出课题，展开研究。他具有“国学”的良好根底，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解剖刀，分析历史资料，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他写出的一些研究论著，受到新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者重视。

刘大年写的头一本书是《美国侵华简史》。1947年，他生病离开工作休养，开始收集中美关系史资料。那时美国在抗日战争后期就确定下来了的扶蒋反共政策正在加紧实施，中国人民与美国统治集团的矛盾一天天激化。中美关系的历史怎样，很自然地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在解放区，研究这个题目，苦于缺乏原始资料。北方大学校长、历史学家范文澜向他提到可以注意两部书，一部是李鸿章全集，一部是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美国侵华简史》的有关部分就大量利用了这两部书的材料。为了收集资料，他经过当时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介绍，访问了中共党内国际问题专家王炳南和柯伯年。文稿最后经过在中宣部工作的哲学家艾思奇审阅，认为可以出版。1949年8月，《美国侵华简史》由华北大学出版，同时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不久经过修改、补充，于1951、1954年，以《美国侵华史》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第一版、第二版。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21卷（中国卷）历史部分刊有记录。《美国侵华史》的出版适应当时的需要，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是从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学者在观察、研究中美关系时写的第一本书，也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出版的第一本有关中美关系的学术著作。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有关中美关系历史的研究已经大大前进了，但是人们仍然没有忘记刘大年这本给新中国献礼的书。对于作者来说，这是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地位。

1955年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大年出版了《台湾历史概述》（与丁铭楠、余绳武合著）、《中国史稿》第四册（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诸问题》等三本书。《台湾历史概述》可以说是《美国侵华史》的续篇。1950年美国出兵台湾，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引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严重抗议。《台湾历史概述》就是这种形势在学术界的反映。这本书简要通俗，出版后，得到过中国科学院学术奖金，70年代曾印行第二版。

《中国史稿》第四册的编写与历史学界的百家争鸣直接相关。郭沫若与范文澜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他们对于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不同。以前各讲各的，到了北京以后，两人的著作都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谁也没有基本上改变。1954年中国科学院决定新设立两个研究所，连同原来的近代史所，称历史一、二、三所。郭沫若、陈垣、范文澜分别担任所长。目的是加强中国历史学研究，推进百家争鸣。经过酝酿，郭沫若准备主编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则继续写他的《中国通史简编》。郭编通史后来定名为《中国史稿》，古代部分由历史一、二所合并后的历史所承担，分为一、二、三册，尹达负责组织编写；近代、现代史分为第四、第五册，由刘大年、田家英主持编写。刘大年主持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全部编写工作，从提出提纲到最后定稿；近代史研究所的部分学者为这本书的编写，贡献了心力。

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一般带有记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是需要改进。《中国史稿》第四册作了改变。依照刘大年的看法，1840年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的三个不同时期。在那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出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四册这种写法，就是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作出了可喜的概括。当时它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很多。1982年全国近代史专家在承德举行学术讨论会，有的研究者评论说，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四册。这个评论指出了那本书在一段时间里流行的情形。此后，我国高等学校历史系编写或者使用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大体上也参照过这个框架。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是一本论文集，1965年出第一版，1978年出第二版时改名为《中国近代史问题》。其中《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亚洲历史评价问题》和《论康熙》三篇论文，引起过国内外的评论和争论。1963年12月，刘大年参加中国访日学术代表团，在日本历史教育工作者协会大阪支部举行的欢迎会上演讲，事后根据日本《历史地理教育杂志》刊载的讲演记录稿写成《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中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中心、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问题的论述。1965年4月，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认为文中说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心应该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潮流所在的地方，讲得很对；但对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提了一个问题：照这么讲，剥削阶级的历史人物还是没有什么作用啰？这说明那时史学论著上对剥削阶级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存有简单化偏向。刘大年的论述不免也蒙受其影响。1965年5月，他应邀出席巴基斯坦第十五届历史学会，提供的论文叫《亚洲历史评价问题》，受到与会者欢迎。1965年7月《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同年11月和1966年3月，《北京周报》英、日文版和德、法文版先后刊载，表明论文提出了许多读者关心的问题。《论康熙》在《历史研究》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反应是很自然的，那时候史学界存在着“左”的偏向，高喊“史学革命”，主张打倒帝王将相，以为刘大年讲帝王将相，是想“反潮流”。事隔不久，又在国外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批判。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63年10月号上发表苏联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等人的文章，说那样评价康熙，“在刘大年以前，中国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提出过”，并认为它所表现出的错误倾向是同中国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协调一致路线有密切关系的。《历史问题》开了头，以后苏联报刊多次举出《论康熙》加以批驳。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问题》一版、再版后记里也都简要予以回答。一个学术问题的争论变成了政治性的争论，它从一个局部、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历史的曲折。实际上，《论康熙》这篇文章，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了康熙皇帝和清朝初期的历史，对康熙皇帝和清朝初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至今仍被史学界看作是历史研究的一篇范文。我国清史专家戴逸教授最近还指出：“《论康熙》这篇文章，一直是我们研究清史的人经常阅读的。” [2]

“文化大革命”以后，刘大年的研究工作，一是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史，二是研究历史学理论问题。这以后，出版了《赤门谈史录》、《中国近代史稿》（第一、二、三册，主持编写）、《刘大年史学论文集》、《抗日战争时代》以及《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主编）等几部著作。

《赤门谈史录》主要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列举经济基础、领导革命的社会力量、同盟会纲领、革命的主力军等四项根据，说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叙述中分别评价了国外同类著作上的代表性观点。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海峡两岸研究者的评价截然不同。此岸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彼岸学者坚决不同意，认为是全民革命，或者国民革命。这种讨论在80年代初引起过广泛的注意，至今还在进行，可见分歧之大之深。台湾学者认为，领导革命的孙中山等人不是资产阶级，中国当时还没有资产阶级，即或有，也是大贫、小贫，怎么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呢！《赤门谈史录》在这次争论前数年，就对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了翔实的论证，卓有见地。《赤门谈史录》是多次讲演的结集，讲演的听众是日本学者。这是因为，1979年，作者由日本东京大学校长向坊隆聘请为东大研究生院特聘教授，讲授中国近代史，着重讲辛亥革命。《赤门谈史录》就是在那个讲稿基础上写出的。东京大学的校门为江户时代加贺藩“大名”前田家旧物，朱漆大门，称为“赤门”，本书命名的寓意在此。

“文化大革命”后期，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准备扩充篇幅，重新编写的任务提上日程。近代史部分仍由刘大年主持编写。他那时从设在河南农村的“干校”回到了北京，还没有“解放”。由于预计要写的字数较多，经郭沫若同意，把近代部分独立出来出版，定名为《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约集丁铭楠、钱宏、樊百川、张振鵾、龙盛运、刘仁达、金宗英等参加编写。他根据各位作者提供的初稿，从头加以改写、定稿。1978年出版第一册，1984年出版第二、三册。第一册付印时郭沫若去世，书上的署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史稿》第四册树立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框架，如有的评论者所说，“有骨头无肉”，《中国近代史稿》大体上采用了那个框架，加上往后的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各章节的内容，使某些主要部分的论证更有说服力，史料则大为充实了。每个时期各有总评，成一家之言。第三册讲完了义和团运动，后面尚待继续编写。这三册书出版后，也被定为高等学校教材，印制数量不少。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出版于1987年，讲史学理论的文章排在首位，占的篇幅也较多。刘大年认为中国历史学传统悠久，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学各有自己的科学成分，有了它们我们才能够认识以往的历史。但是历史学是否以及怎样成为一门科学，至今仍是一个争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给历史学奠定了科学基础，它并不能代替历史学理论。探讨历史研究如何成为科学，就是历史学理论最后要解决的问题。他讲历史学理论的文章不少，大部分收拢在《论文集》里面。这些文章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历史上的群众与领袖问题》、《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历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等。对于历史学理论的一些关键问题他都讲了自己的看法。本书出版以后，他还在继续思考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

（一）关于哲学指导思想问题。刘大年指出：科学，无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一定的指导思想。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有的历史研究者在对待指导思想问题上，喜欢标榜“无偏无党，浩然中立”，其实那不过是表示他拒绝某种思想，而选择另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历史研究要成为科学，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导。这里是指它的思想体系，不是指个别的词句与某些哪怕是很重要的论点。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人们“驳倒”了一千遍，一万遍。最新的反驳来自于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之后，一些预言家们站出来说，这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总危机”，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要想讲清楚历史学的哲学指导思想问题，首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唯物史观。刘大年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简单说起来，那就是它以人类社会任何共同生活里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第一，它找到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历史运动的物质存在、物质基础。人们依赖一定的生产力并结成相应关系进行解决衣食住行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来开始自己对历史的创造。其他一切创造都起源于和最终依赖于这个创造的存在和继续。这是认定历史运动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过程的头一个也是决定性的根据。这个根据是推不倒的，所以历史唯物论是推不倒的。第二，它指出了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是不可分割的以及他们各自的作用和相互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同时表现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它是一个统一的社会关系客观体系。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历史，但人们不能脱离物质生活环境条件，而必须受物质环境条件的约束从事创造。这就是说，人们以前总是从人的思想活动说明历史是飘浮无根的，只有从所生活的那个物质环境条件来说明历史，才能落到实处。第三，人们对于在社会生活中多种多样的活动，以前似乎是不可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现在则被综合起来，归结为完全可以从物质上量化查考的社会经济结构系统了。这就是归结为物质生产体系结构中不同利益人群，即不同阶级可以量化查考的状况，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地位作用上。一定的质必定表现为一定的量，社会物质生活中不能以某种方式量化的事物，就很难确定其质的地位。

（二）关于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为何物，一向众说纷纭。或者认为历史研究不存在一定的客观对象，或者认为凡过去的一切全部都是研究对象，或者认为历史上某些事物、某个领域的状况是研究的对象。以某些事物、某个领域为对象的，又有“人事”说、社会说、结构说、文化说、综合说、规律说等各种主张。从它们中间选择一种，或者对所有各种主张兼收并蓄，综合成为某种新说，都行不通，必须另寻出路。判别历史研究的对象，首先要找出它的客观根据。其根据应当是时间上连续性的事物，全面、集中体现出人创造历史的和客观实在的事物。依照这个根据，从社会关系及其运动考查历史研究的对象，我们就知道，原始社会、私有制时代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上，而又各有自己的特点的。私有制社会历史研究对象的本质，就是社会阶级、阶级矛盾斗争，它们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和以此为纽带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客观体系及其运动。

（三）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对于什么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答案，有过无数的争论和辩难。在私有制社会，生产力与阶级矛盾斗争，其中只有一个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还是两个都是？如果只能有一个，它是生产力还是阶级矛盾斗争，如果两个都是，它们的关系到底怎样？对此我们需要有统一完整的理解。刘大年认为：生产力是最终起作用的，阶级矛盾斗争是直接起作用的。它们的关系不是一个排斥一个，一个代替一个。它们紧密相联结，又各立门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发展，决定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在私有制历史上，这种变化和发展，是通过阶级矛盾与对抗，通过阶级间的斗争来实现的。因此，说阶级矛盾、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是对问题的直接回答。这种观点不同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那种空洞的观点，而是指出了个人活动是由一定社会关系、环境决定的，它会使人认识到社会历史过程，最终也是自然历史过程。

（四）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历史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最后在于它是有规律可寻的。找不出规律的认识，就不能以科学相矜夸。以前人们有时拿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社会经济规律来说明历史运动。它们或者失于宽泛，或者失于狭窄。我们认定了社会阶级、它们间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我们就知道了它们运动演变的规律也就是历史前进的规律。规律要从事物的重复性表现出来。物质生产过程，产品交换分配，同一经济形态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不同范围不同形式的社会阶级、阶级矛盾斗争，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等等，论现象背后的本质，无不处在重复中。例如中国近代史中的帝国主义、封建阶级、人民大众的状况，每一次重大事变、社会变动的过程，就是它们间的斗争、它们的性格、相互关系重复表演与发展的过程。社会历史中的重复性就是常规性、规律性。与自然界的事物不同，历史运动规律要通过有思想意志的人的活动、斗争来实现。历史运动方向并不随着权力人物的意志愿望改变，这说明人们的意志只有在与重复性所表现出的客观规律性相适合才能起作用。写得比较好的近代史的书，就是写出了这种运动规律的书。

刘大年认为：历史唯心论与历史唯物论，面对的社会现象相同。由于立脚点相反，对事物、事件的看法处处分歧对立。唯心主义看到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但无法抓住本质的事务。因此，它的科学成分，只能停留在个体的、现象上的描述、分析；对于整个社会关系内在的联系，它们的演变，不得不出于臆想和猜测。先天的弱点，使那种研究不能真正成为现代科学。唯心论否认历史运动中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有时也讲规律，但并非指对社会关系内在联系的认识，不过表示研究者的主观任意性。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确认历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阶级、阶级矛盾斗争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关系客观体系及其运动，事情就截然不同了。它找到了历史研究如何成为科学的前提。

这就是刘大年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述，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思考。在刘大年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近代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产物。资本主义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特殊阶段没有走完它的行程，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认识科学，就依然是人们认识社会、认识社会历史走向的科学思想体系” [3] 。我们说，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变的，只有变是不变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这个阶段正在蜕变中。研究对象的暂时性，决定了科学本身的暂时性。马克思主义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部分有一天是要过时的，但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灭以后。

刘大年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成长起来的。在他的晚年，他又把他的研究兴趣同抗日战争的历史研究自然地联系了起来。

1982年，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发生了一件引人注意的事。日本文部省规定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公然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教科书的作者家永三郎教授起而抗议，同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打起了官司。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国、东南亚各国以及世界舆论的关注，也引起了刘大年的严重关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战士不能不把历史研究的眼光逐渐转移到抗日战争这一段历史上来。这一年，他第一次发表有关抗日战争历史的文章。1987年，他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发表《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一文，表明他研究的深入。1989年2月20日，刘大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就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倒退作了义正词严的发言，曾吸引国内外视听。日本报纸迅速转载这个发言，苏联、法国、美国报纸、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日本当局的行径。此后几年里，刘大年撰写了好多篇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论文。1996年，他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题名《抗日战争时代》。同时，他还用相当多的精力，组织并主持编写了《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这本学术著作。该书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97年修订再版。

抗日战争的历史，国内学术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刘大年认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和整部中国历史一样必须成为科学的客观研究的对象。我们必须把抗日战争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提高它的科学性。……对于叙述历史，我们主张客观的历史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历史也必须是怎么样。” [4] 这就要求，在研究抗日战争历史时，一是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二是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际上，有的研究者在人物评论中，看重人物的自我表白，胜过看重客观事实。有的史实评论中，看局部多，看全局少。顾虑把共产党的地位、作用降低了的，有之；顾虑把国民党的地位、作用降低了的，也有之。问题争论、讨论中不乏停留在表面的，没有解决的远远多于解决了的问题。按照胡乔木的说法，“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还有许多不够深刻的地方” [5] 。这些问题中，有两个特别重要，这就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用问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问题。

刘大年认为，弄清这些问题，要认识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特别复杂性。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战争，首先是民族战争，同时也是人民战争；其间交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既有民族矛盾，又有阶级矛盾；抗日战争既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又是一场与国内民主革命相结合、相伴随的战争。既有正面战场，又有敌后战场；既有国民党对正面战场的领导，又有共产党对敌后战场的领导。只有依据历史事实，看到抗日战争历史的复杂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有可能把抗日战争历史研究中认识不够深刻的地方，进一步弄清楚。由此出发，刘大年对于抗日战争历史，有如下观点：

（一）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当时国家权力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手中。抗日战争有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抗战期间，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从全民族战争的角度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同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是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而且，这个基本条件所发生的作用，贯穿在抗战的全过程里。如果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全民族抗战是否能实现，或者一时实现了，能否坚持下去而不中途夭折，以及中国是否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就要打一个大问号。所以，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这个基本条件的极大重要性，更加应该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因此，抗日战争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争取得来的。

（二）两个战场的存在是决定抗日战争面貌和结局的关键。抗日战争的特异之处是蒋介石政权控制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并存。它们在战略上互相依托、互相配合，与强大的敌人角胜。两个战场是互存互补的关系，缺一不可。缺了一个，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是难以想象的。有正面战场的坚持，又有敌后战场的强大存在，才有战争胜利的结局。两个战场的存在来自于国共合作，来自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战争中日军由胜利推进转向失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这种复杂的过程，是从两个战场上开始和完成的。两个战场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直接影响着全国的政治局势。因此，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客观地表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要看轻国民党的作用，更不要看轻共产党的作用。

（三）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是由抗战前两个敌对政治实体的关系嬗变而来的。说国民党、蒋政权发挥了领导作用，是因为它掌握着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际国内承认的统一政权，它指挥200万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它虽然积极反共，在抗日问题上严重动摇，但到底把抗日坚持下来了。说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是因为它坚持了抗日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内团结能够维持下来，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它们所处的地位不同，能够起作用的方面不一样，也不表现为某种平衡，而又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抗日战争这个整体大局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着领导作用。这个作用，都是全局性的，不是局部的、暂时的。双方这种都是全局性的领导作用，不是由于它们存在某种形式的共同领导或与之相反的分开领导来实现的，它们的领导作用是在又统一、又矛盾斗争中来实现的。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又统一、又斗争的过程中，国共力量的消长发生着变化，总的趋势，是人民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增强，并且历史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这是对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最终的说明。

（四）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根本转变，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全局胜利。这个胜利，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航向。抗日战争中，军事上和国内政治关系上同时并存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个是日本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到最后的彻底失败；另一个是国内两大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前一个演变关系到中国亡不亡国、民族能否独立的问题，后一个演变关系今后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中国能否打开通向近代化前途的问题。

以上可以看出，这些看法，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次思想总结，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看法，较之以前一些简单的说法，显得具有科学性了，更加实事求是了，更加符合历史真相了。这是一个八路军老战士，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在他晚年的学术生涯中所达到的一个新的境界。

三

刘大年的历史学研究，有着非常明显的特点。除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外，他还非常注意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非常注意追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前进步伐。

在历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刘大年曾提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进行讨论。他认为，讲过去的事，回答现在的问题，瞻望未来，是历史科学的基本特点，也是它与文学、经济学研究中结合现实需要所不同的地方。他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一诞生，就明白宣告了自己负担的迥然有异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崭新使命。它把过去与现在、未来的联系，完全不是看作外部的偶然的联系，而是看作内在历史运动客观规律的联系。他认为，从今天来说，从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古今中外的历史都需要研究。今天的现实生活要求历史解答的问题，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研究任务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从宏观角度看，现实的研究任务是：第一，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客观过程，揭示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长远前途，仍然是中国历史科学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第二，中国今天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方面的知识。认识中国全部文明史，就是认识我们的先民是怎样对待、改造他们所处的环境、改造世界的，从中吸取和改造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来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三，必须通过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的研究，找出与其他国家的共同点与不同点。我们今天需要从全世界历史的广度，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高度，进一步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把我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科学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来。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应当认真开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其间有顺利发展，也有重大曲折。顺利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唯一合乎“国情”的最富有生命力的制度，而所遇到的重大曲折，并没有证明这个制度不具有强大生命力，只是证明它需要改革。历史的长河看不到尽头，社会生活中的改变、革新也就不会有尽头。总之，刘大年认为，一门中国近现代史，一门历史学理论，是历史学里面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领域。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两个门类上。为什么研究历史，由此可以见出他的志趣所在。

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的运用上，是开放的、进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故步自封的。在历史学理论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上，他经常关注着国内外研究的进展。在他的论文中，经常引证国外某些著名学者的论点，描述国外研究的状况。他随时阅读国外报道，为了论证或者便于自己阐述某种观点，经常引用国外著名政治家、学者或者重要报章社论的最新见解，以及经济发展数字。前些年，有的青年学者引用国外的所谓“三论”，来驳斥他的观点，他也作文回答，用很专业的术语描述国外自然科学最新发展的情景来为自己辩护。在讨论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的时候，他在《中国史稿》、《中国近代史稿》以及有关论文中，有很鲜明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在这种思考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有人主张用近代化的观点重新改写中国近代史。这不失为一种应当思考的主张。1990年，刘大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建所40周年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提出论文，指出，“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指出，“近代中国没有实现西方那样的近代化，但它凭自己的力量打开了走进近代化世界的大门” [6] 。此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在110年的中国近代史期间，“明显地多了一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少了一个民族独立；多了一个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统治，少了一个社会工业化、近代化。因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基本问题是两个，第一，民族独立问题，第二，社会工业化、近代化问题”。至于这两个基本问题之间是什么关系，刘大年认为：“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 [7] 民族独立和近代化问题，两者的内容虽不相同，不能互相代替，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

刘大年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矛盾现象：在民族遭受压迫和民族工业出现上存在着虽不相等确是明显的两个走向、两条路线。一条是急剧的下降线，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不断加深，中国最后被推到了接近亡国的险境。一条是曲折而微弱的上升线，上一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近代工业出现，本世纪初短暂地显现出一个小小的浪潮，直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工业也仍多少保持增长倾向。就是伴随着民族工业的产生，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近代知识分子。其中，工人阶级是近代工业的生产劳动者，最富于革命性、创造性，民族资产阶级、近代知识分子也各有特色。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各自凭着自己的作用，再加上占人口最大多数、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才构成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最后支柱。了解了这些新生的社会力量与民族工业直接间接的关联，了解了中国近代史上民族压迫与近代工业同时存在的下降与上升两条线、两个走向的矛盾运动，也就可以对中国近代历史有更完整、更丰富、更深刻的认识了。

中国的现代化要走什么道路来实现？刘大年把他论述中国近代史的观点贯穿下来，反复讲，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现代化，是历史的选择。对于社会主义，以前受传统束缚，在讨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他认为现在中国是在社会主义的黎明。他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有两重意思，一是起点不高，二是前程远大。这好比从黑夜到白昼，必须经过黎明那一段。黎明也有两重意思，一是还处在晨光之熹微中，二是跨过这一段，前面就是天光大亮。照我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归结到一点：中国社会主义是在黎明，世界社会主义是在黎明。” [8] “黎明”是一种文学形象的说法，它讲了眼前，也讲了未来，可以认为是有科学性的形象说法。这里也指出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历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刘大年在这时与学术界的接触多起来。1953年秋天，中共中央设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中宣部提名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尹达等11人组成。毛泽东批准了那个名单，并指定陈伯达为委员会主任。在委员会里，刘大年比大多数人都年轻，属于晚辈后学。委员会活动很少，有些工作是通过科学院去做的。刘大年因为担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负责联系哲学社会科学），又在近代史所工作，有责任协助郭沫若院长，担负起有关的组织事务性事情。组织科学院研究人员思想改造工作，筹备成立历史一、二所（如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上海顾颉刚调来历史二所分别担任副所长、研究员，都是刘大年经手的。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寅恪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和《历史研究》杂志的联系也经由刘大年之手），筹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遴选学部委员，制订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等，他是始终参与者或日常事务的主持者。1958年范文澜经上面批准，集中时间写书，刘大年实际主持近代史所的工作。他回忆说，长时期在科学院工作，有很多机会向学术界前辈和同志学习，深受教益。但政治运动、行政工作又往往把作为研究员担任的科学研究变成了业余，计划经常不能实现。他的感受是：研究学问和从事革命事业中的任何其他工作一样，要取得相当成绩，环境当然有关，关键在人的追求、奋斗。环境影响人，人克服困难，在改造环境中前进。

刘大年与我国老一辈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有密切联系。他与我国史学界著名的“五老”：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有很多工作关系。他经常对后学谈到“五老”的风范。当1987年“五老”中的最后一位侯老去世时，他曾经满怀感情地回忆并评价“五老”对创建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功绩。他说，他们那一代人为推动时代前进，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做完了时代交给的答卷。但那些答卷也只代表过去的时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发展前进。以往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表现了巨大生命力，“那么，现在和今后，按照新的条件，坚持这种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是常青的” [9] 。刘大年还与我国老一辈的自然科学家有密切联系。1946年他担任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工学院首任负责人，组建工学院，接触一些自然科学家，这使他至今仍是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他以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同许多自然科学家交往。他与竺可桢、杨钟健、梁思成、贝时璋、华罗庚、钱三强等自然科学家都有很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关系。数学家华罗庚和被称为“西医先驱”的北京协和医院张孝骞老大夫去世后，他都写过悼念文章。

刘大年在对外学术交流中也非常活跃。他从1953年参加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到最近一次访问日本，有许多次出国进行学术访问和政治性访问的机会，到过许多国家。1983年，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史学会加入国际史学会。1985年，他率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出席有4000人参加的第十六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并在开幕式上讲话，表示中国史学家将与各国同仁一道，为繁荣国际历史科学而努力。按照惯例，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式除了东道国的贺词外，就是国际史学会秘书长的工作报告，特别安排刘大年讲话，使中国史学家获得了荣誉。 [10] 大会开幕式后，德国总统魏茨泽克举办招待会，邀请30余位学者出席，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大年和代表团顾问季羡林应邀出席。当德国总统与刘大年交谈时，苏联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教授主动代为翻译。齐赫文院士是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40年来，刘大年与齐赫文之间有过许多的学术交流、争论，彼此参加过在各自国家召开的各种学术讨论会。近代史研究所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远东研究所建立起来的学术交流关系，与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有很大关系。1992年，齐赫文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与中国》，记录了他从30—90年代与中国的交往。书的末尾，一一列举对他有过帮助的老师、教授的名字，说“是他们培养了我对中国及其勤劳的人民，对中国丰富的文化和悠久历史怀有深深的敬意”，同时又说：“我还想在本书结束的时候，向我在生活道路上遇到的中国学者郭沫若、侯外庐、曹靖华、吴晗、刘大年、胡绳以及其他许多中国朋友深表谢意，是他们帮助我理解和正确评价我的邻国——中国的丰富文化遗产，促进了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和友谊的发展。” [11]

刘大年还与德国著名学者、老一代汉学家贝喜发教授、日本著名学者、诗人吉川幸次郎、井上清教授等，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国外这些知名学者都成了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中国十年内乱结束，1978年，吉川写给刘大年的诗上说，“今闻日月重开朗，蓬矢桑弧兴味除” [12] ，是祝贺，也是赞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研究日本近代史、日本帝国主义史，著作富有科学性，铁骨铮铮。1960年井上清应刘大年邀请，访问近代史研究所，从这时候开始，刘大年与井上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学术交流、思想交流，从未间断。1990年，近代史研究所建所40周年，井上清专程前来祝贺，他对刘大年表示：近代史研究所是他学术活动的第二个“家”。前面提到过的刘大年1979年东京大学的讲学，那时的主持者是东京大学田中正俊教授。1986年，已经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田中正俊写了一本小书，题为《战争·科学·人》。这本书，以他自己21岁被作为“学徒兵”驱赶上战场的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他在序言里说：“谨以本书献给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英勇战士，我们的老师刘大年先生。” [13] 短短一句话，不仅表明了作者追求真理的可贵品格，也代表了日本正直学者对中国学者，对刘大年——一位八路军出身的历史学家的尊重之情。

1964年起，刘大年连续当选为第三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1980年中国史学会重建，他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史学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

本文开头提到刘大年这次访问日本，遇到了抗战中在八路军中服务的日本友人的故事。与此同时，他还与一个未曾谋面的日本朋友互通音问。这位日本朋友就是昭和天皇的胞弟三笠宫崇仁亲王（现年83岁）。《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发表了原载日本《Thisis读卖》杂志三笠宫的文章，那是1943—1944年，三笠宫化名若杉参谋，广泛考察中国战场以后，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干部的一个讲话：《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他在这个讲话中列举日本自甲午战争以后侵略中国的事实，揭露日本军人的残暴行为，说日本对中国是“无所不取，掠夺殆尽”，特别指出共产党的军队“对民众的军纪也特别严明，决非日本军队所能企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若不“猖獗”，那将成为世界七大奇迹中的第一大奇迹了吧。他还说：“在我看来，这样的日本军队，是无法与中共对阵的。”这份讲话，当时作为“危险文书”被没收，近年被日本学者从档案中查找出来，经三笠宫肯定后予以发表。显然，无论是1944年，还是1994年，三笠宫都是讲了真话的，他是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的。尽管他是昭和天皇的胞弟，是皇族，他的态度值得中国人民钦佩和尊敬。刘大年通过日本政治家后藤田正晴把一封亲笔信转送给三笠宫崇仁，正是表达了这种看法。刘大年在信中评价三笠宫的讲话说：“先生以宏达坦荡襟怀，对待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对待中日战争，我认为这是真正反映了日本民族的优异本色与勇敢精神，体现了日本众多国民的良知，是足以受到日本严肃的学术界公允评价，而载诸竹帛的。”几天以后，后藤田先生给刘大年先生回信，说后藤田亲手把这封信送呈三笠宫，“三笠宫殿下非常高兴，殿下说：‘刘大年先生的大著我一定仔细拜读，先生处请代为多多致意。’”

他永远在前进，在追求。这就是刘大年：一个战士型的学者，一个学者型的战士。

（1998年11月28日草于东厂胡同一号，

12月19日修改，30日夜再改）

[1]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戴逸：《刘大年同志与中国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3] 刘大年：《历史学的变迁》，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4] 刘大年：《照唯物论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引自《抗日战争时代》，第142页。

[5] 胡乔木：《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的信——代发刊辞》，《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6] 刘大年：《中国近代化与世界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组织处编《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

[7] 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问题》，载《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130页。

[8] 刘大年：《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黎明》，《人民日报》1997年10月10日。

[9] 刘大年：《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10] 张椿年：《中国史学界的骄傲》，《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11] 齐赫文：《我的一生与中国》，陈之骅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12] 引自刘大年《赤门谈史录》，第135页。

[13] 田中正俊：《战争·科学·人》，韩一德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