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 [1]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正在世界各地展开。俄罗斯、法国和英国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中国也正在热烈纪念并庆祝这个值得纪念和庆祝的日子。这说明对这个胜利的纪念，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世界各地的人们每过10年都要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今年的纪念与10年前不大相同。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胜利的一个结果就是联合国的成立。今年联合国正在讨论机构改革问题，各国议论纷纷。恐怖主义所引起的国际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走向。世界多极化的局势正在形成。中日关系因为小泉内阁的历史认识问题（当前突出反映在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出现了中日关系中空前的“政冷经热”现象，东海资源问题和钓鱼岛领土归属问题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在这样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我们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回顾抗日战争的艰苦历程，讨论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抚今追昔，使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更加充满了信心。

观察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不能仅就抗日战争谈抗日战争，需要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来考察。先后发生的两次鸦片战争，老大的中华帝国迭次败北，中国被拘束在西方殖民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中。这时的中国有两个不利条件。一个是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度过了郑和下西洋的辉煌时代以后，中国在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开始落伍了。当乾隆皇帝把前来寻求贸易机会的英国使团贡献的方物当作“奇技淫巧”的时候，他看不到这种“奇技淫巧”背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过过了40年，英国人再次前来叩关，蒸汽机驱动的轮船和鸦片飞剪船带来的已经不是一般的商品了。第二个不利条件是，在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统治者，正处在清朝统治的晚期。统治者不了解外部世界，以致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还不知道英国在何方向、道里远近，当然更不知道失败的原因何在了。处在封建社会末期的封建王朝，对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列强，完全丧失了应对的本领。就是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约束中，中国“沉沦”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又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割地赔款，把洋务新政中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以至于造成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八国联军之役，《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确立。这是鸦片战争以后60年来，清政府腐败、落后挨打、备受列强欺凌的必然结局。这时候，外国军队驻扎于中国京畿的12处战略要地，并将北京至海边的炮台一律削平。这等于使中国解除了防务，由列强对中国实行了永久军事占领。中国首都产生一个中国人不得进入的武装使馆区，这是真正意义的“国中之国”，它在紫禁城旁，用枪口监督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一举一动。中国人抵抗侵略的权利被完全剥夺，连民众加入反帝组织，也要被砍头，中国政府的官员则成了列强镇压人民的工具，否则就要被革职惩罚。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评论道：中国此时“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护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了” [2] 。1901年以后，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阶级，由传统意识维系的心理防线终于被彻底摧垮。谢罪，惩凶，立碑，停试，驻军，赔款，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盲目排外，一下子变成了乞命讨饶，奴颜婢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成了社会“沉沦”到“谷底”时的真实写照。

国家地位如此，社会状况如此，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这是统治集团腐败无能的结果。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人民不会在这种状况面前停止思考。尽管《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民不得结成反帝组织从事反帝活动，但是面对列强侵略的加深，反帝活动日盛一日。1901年以后，迅速开展了拒俄运动、反美运动、收回利权运动、拒英运动、拒法运动以及反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及反对签订“中日密约”的运动。1919年5—6月间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反对日本侵占山东，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平待遇，迫使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民意基础上，中国政府代表第一次对国际条约说了“不”字。从此以后，由于中国社会出现新的生产力、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和主义，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出现了新的积极向上的因素，出现了社会从“沉沦”转而“上升”的趋势。

正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五四运动以来大幅前进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推动了这个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也进一步推动民族复兴。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事实看，1937年7月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是历次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时间最长（如果加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局部侵略，应是15年之久），占领中国的领土最广大，造成中国国家和人民的损失最巨大，但是中国国家和人民却没有被打趴下，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个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因为这个胜利，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暨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贡献，中国作为东方战场的主战场，拖住了日本的主要兵力，使它不能实现在中东与德国军队的汇合，全力支持了美国、英国的太平洋战场，也全力支持了苏联、美国、英国在欧洲的战场，赢得了反法西斯各国的尊重，战时（1943）废除了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锁链《辛丑条约》和治外法权，战后，台湾回归了祖国，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中国还是一个弱国，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开始登上了大国活动的国际舞台。

历经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从民族复兴的思想高度上看，可以证明如下几点：第一，面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是应当抵抗，而且必须抵抗的；第二，入侵之敌虽然比我强大，我举全民族之力，经过长期的艰苦作战和牺牲，是可以最后战胜强敌的；第三，在外敌面前，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民族利益第一，阶级利益必须服从民族利益，必须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第四，在民族战争中，必须广泛争取有利于我的国际援助；第五，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国，确信入侵之敌是可以战胜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可期的。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战争，是保卫中国独立主权完整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为自己的生存而拼死奋斗的民族战争，因而是一场完全正义的战争。日本军国主义者以中国为目标，制定大陆政策，不管是北进还是南进，都是首先占领中国，进而东南亚，进而世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所谓“王道乐土”，是建立在“武运长久”基础上对东亚各国的统治圈。日本为此目的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是不义的战争。中国抗战不仅是保卫中国主权的战争，也是反对世界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的战争。中国抗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正义之战决定了中国进行战争的基本性质，也决定了战争前途的基本指向。

但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证明，正义战争的一方不一定总能获得胜利。中国抗战要取得胜利，还需要国内和国际条件的支持与配合。

国内条件主要是对这场民族战争性质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是日寇侵入大片国土，妄图灭亡中国的时期。日寇妄图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是基本的矛盾，是决定和影响中国国内其他矛盾首先是阶级矛盾的主要因素。因此，对待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决定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的态度，它是爱国的、不爱国的或者卖国的，用对待民族矛盾的态度一衡量，什么都清楚了。如果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在对待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态度上正确了，我们就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者、爱国团体、爱国政党，这就叫做大节不亏。这就是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华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阶级的利益、政党的利益，都要服从民族利益。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中间党派也好，如果都强调本党的利益，而不顾民族的利益，就要被人民淘汰，被历史淘汰。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共产党呼吁联合起来抗日，把“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拥蒋抗日”，是认识到民族利益第一这种政治现实；国民党罔顾人民的呼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迫使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剿共”，显然是以国民党一党的利益为重的表现。张、杨二将军面对民族压迫，不愿意“剿共”，他们冒着生命的风险，用“兵谏”的非常手段逼迫蒋介石答应联合共产党和红军一致抗日，表现了他们的民族大义！“兵谏”的结果，张将军虽然落得终身监禁，杨将军后来也身陷囹圄并终遭杀身之祸，但是推动了蒋介石、国民党走向抗日，推动了国民党、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了全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到来，这样的历史功绩是不朽的！这个功绩，单靠国民党是不可能取得的，单靠共产党也是难以取得的。可见，民族大敌当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政党之间的恩恩怨怨是可以化解的。

在民族矛盾面前，谁抓住了民族矛盾这个牛鼻子，谁提出并且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谁就能赢得民心。“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用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的主张。随着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共中央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的主张。中共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这种努力的具体表现。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报道“西安事变”消息，用的标题是：“全国民众迫切要求，争取中华民族生存，张杨昨发动对蒋兵谏，通电全国发表救国主张八项，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30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 [3] 可见争取中华民族生存，拥护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经过国共两党多次谈判，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了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表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实现了两党第二次的合作。这也表明，国民党实际上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当时国家权力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手中。抗日战争只有发动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可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没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单凭共产党的力量，尽管它的抗日主张无疑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难以独立支撑全国抗战大局的。抗战期间，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八年抗战，尽管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片面的抗战路线，对日妥协退让，有时候也搞点“和平”谈判，但毕竟没有对日投降，总算把抗日的旗帜扛下来了。这与汪精卫之流有本质的区别。汪精卫也反共，他把反共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侵略者身上，在民族敌人面前，他挺不起腰杆，做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鹰犬。从全民族战争的角度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同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是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全民族抗战是否能实现，或者一时实现了，能否坚持下去而不中途夭折，以及中国是否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就要打一个大问号。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力量，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所以，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这个基本条件的极大重要性，更加应该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因此，抗日战争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争取得来的。

需要指出，共产党推动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抗战，是提高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历史地位呢，还是贬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历史地位呢？很明显，蒋介石成为抗战领袖，把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这也是由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决定的。但是抗战胜利后，在美国的扶持下，蒋介石、国民党一意孤行，肆意反共反人民，才从原有的历史地位上跌落了下来。这是怪不得共产党的。蒋介石一生几乎与近代中国同步，他给历史留下的东西，无非是在国民革命中追随孙中山，在抗战中坚持了抗战，退踞台湾后坚持了“一个中国”的立场，其他例如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事变后一贯坚持反共、“剿共”，“九一八事变”后坚持不抵抗，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在抗战中也不忘记反共，在抗战胜利后违背全国人民追求和平的意愿，彻底反共反人民，等等，都是不足道的，都是拉历史车轮倒退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从实事求是的观点看，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看，蒋介石在抗战中尽管没有放弃反共，但还是把八年抗战坚持到底了。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以上是从民族战争的性质看抗战。换一个角度，从军事看抗战，我们看到：中国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的存在是决定抗日战争面貌和结局的关键。抗日战争的特异之处是蒋介石政权控制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并存。这种状况的两个战场并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所独有的。国民党政府掌握着国家军队，有国家提供的后勤支持，与敌人正面相抗衡。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前，正面战场与日寇作战还是积极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正面战场作战就消极了。日寇大幅度进入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均为敌人占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打进敌占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广大人民，依靠广大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中共在上述敌占区先后建立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敌占区除了城镇和铁路沿线，都是人民发动游击战争的战场。国民党攻击共产党“游而不击”，这是出于制造反共舆论的需要。在敌人鼻子底下，“游而不击”，它怎么生存下去呢？实际上，敌后战场吸引了在华日军大部分兵力。1944年3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以前，敌后战场抗击日军56万人的64.5％，正面战场抗击35.5％。日伪军加在一起，敌后战场抗击敌人总数134万中的110万，即80％。客观来说，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共同构成了中国抗日战场的全局。它们在战略上是互相依托、互相配合的，这种战略配合关系并没有高下之分，在抗战战略的意义上是同等重要的。正是因为敌后战场吸引了大部分日伪兵力，自然就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两个战场互存互补，互相支持，缺一不可。缺了一个，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是难以想象的。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当时美国的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就指出过。他说，日本后方充满了中国的游击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 [4] 。正是有正面战场的坚持，又有敌后战场的强大存在，才使日寇招架不住，穷于应付，才有战争胜利的结局。

两个战场存在的政治基础是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共合作，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在战略上配合的独特的对敌作战形式不可能存在。两个战场在战略意义上是同等重要的，但是两个战场在战争中的表现并不完全一样。敌后战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游击战争，在渡过了1941—1942年最艰苦的阶段以后，敌后根据地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到1945年春，根据地总面积已达到9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9550万，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军队91万人，民兵220万人。 [5] 正面战场在相持阶段中则比较消极，在1941—1942年日军发动的一些战役中，正面战场虽然进行了抵抗，有些战役由于指挥不当、作战不力，却打得不好。尤其是1944年4月以后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8个月中，丢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广大地区约20万平方公里土地，146座城市，6000万同胞沦于侵略者的铁蹄下。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直接影响着全国的政治局势。可以说，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客观地表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了它们各自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从民族战争的政治条件来看。我们看到，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对抗战中是否存在着两个领导中心，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意见。其实，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领导中心，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是由抗战前两个敌对政治实体的关系嬗变而来的。说国民党、蒋政权发挥了领导作用，是因为它掌握着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际国内承认的统一政权，它指挥200万人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它虽然积极反共，在抗日问题上严重动摇，但到底把抗日坚持下来了。说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是因为它倡导、推动并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内团结能够维持下来，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它们所处的地位不同，能够起作用的方面不一样，也不表现为某种平衡，而又都是不可缺少的。不承认一个中心，或者取消一个中心，行不行呢？显然是不行的。取消国民党、蒋政权这个中心，失去国家政权的力量，全国抗战难以推动；取消共产党这个中心也不行，取消这个中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形成不了，还是继续“攘外必先安内”，内战不止，如何形成全国抗战的局面？取消这个中心，敌后战场谁来领导，广大敌后地区的人民群众谁来组织和发动？取消这个中心，谁来制止国民党政权对日妥协退让的趋势？在抗日战争这个整体大局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着领导作用。这个作用，都是全局性的，不是局部的、暂时的。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中心所发挥的领导作用，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双方这种都是全局性的领导作用，是各自通过自己的领导能力来实现的，是在又统一、又矛盾的斗争中来实现的。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又统一、又斗争的过程中，国共力量的消长发生着变化，总的趋势，是人民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增强，并且历史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这是对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最终的说明。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在研究抗战历史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结论：抗日战争既是民族战争，又是人民战争。 [6] 其实，这样的认识，当时身与其事的人已经感觉到了。亚洲问题专家、曾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美国人拉铁摩尔在皖南事变后说过：“对中国人民来说，这四年的历史既是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又是国内革命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内民主革命相结合的战争”。 [7] 从这个观点出发，在八年抗战中，客观上存在着两种力量相互消长的过程。从民族战争这一面说，是日本侵略力量由盛转衰、中国抗战力量由弱转强的过程；从人民战争这一面说，是国民党政权的力量由盛转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由弱转强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在八年抗战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展现出来的。

日本帝国主义错误地吸取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的经验，错误地执行了明治维新中决定的“开疆拓土”、“脱亚入欧”的决策，错误地把中国和朝鲜看成是“不幸的近邻”和“恶友”， [8] 以为一个月、三个月就可以完成侵略中国的战争，就可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王道乐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大错特错的认识。他们没有看到，时代条件完全不同了，近代中国正在从“沉沦”走向“上升”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正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从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经历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一系列群众运动的锻炼，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经逐渐从感性提高到理性的认识，人民群众的觉醒程度已经大大不同于往昔了。日本最大的错误是与全体中国人民为敌，与中华民族为敌，以为像甲午战争那样，像八国联军那样，轻易可以摧毁中国人民的意志。时势已经完全相反。中国建立了举国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结合的战略配置，采用毛泽东所规划的以时间换空间的持久战作战方针，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广泛发动了人民群众，使得日本侵略者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得自拔。无论是北进或是南进，无论是采用“和平”的谋略手段，或者开辟太平洋战场，都不能放松中国人民对于日本野心的警惕，它的大部分军力始终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淖中。日本把它的国力拼在侵略中国的战场上，最终走向失败的可耻下场。

这是民族战争中中日双方力量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了。还有一个过程同时展开，这就是人民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力量消长的过程。国民党控制国家政权，可以调动全国军队，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与之不成比例。但是国民党主张片面抗战，不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武汉失守以后，正面战场作战由于指挥不力，打得很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还不放弃反共，一再制造反共高潮，意图在抗日民族战争中消灭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歼灭新四军军部连军长叶挺在内9000余人，一时在国内造成亲痛仇快、内战再起的局面。共产党本着政治从严、军事从宽的原则，进行了有理有利的斗争，保住了国共合作的大局。“皖南事变”在政治上给了国民党以打击。大后方的民主势力高涨，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一个标志，表示着中间势力对国民党政府的离心力增长了。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造成正面战场豫湘桂大溃败，日军兵锋到达贵州独山，引起了整个大后方民心极大振荡。这时候，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战线已经开辟；国内敌后战场不断扩大、声势蒸蒸日上，正面战场竟然一败涂地，全国人民，特别是大后方人民对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到底的能力，发生了从来未有的怀疑。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民心向上，国民党统治区独裁专制、贪污腐败横行，大后方的大学教授、工商界人士、民主党派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动摇。美国记者、大后方报纸记者，纷纷访问延安，乃至六参政员延安之行，都大大增加了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而把新中国的希望、把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原来比较超脱、不大过问政治的大学教授和工商界人士，也都开始联系政治现实，发表政见。正是在这样的民意背景下，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林伯渠代表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个主张，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中间势力的支持，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应。中国民主同盟公开发表声明，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动向。成立联合政府，一时成为国内政治舆论的最强音。毛泽东后来说，联合政府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9] 。国内政治的天平明显地转向共产党。美国人谢伟思当时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写道：“随着国民党失败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中国国内的不满在迅速发展。党的威信空前低落，蒋越来越失去作为领袖曾一度享有的尊敬。” [10] 国共两党力量在中国政治上的消长成为这时期转变中国命运的关键。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说过：“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人心变动发生在1944年豫湘桂大溃退后。它造成的强大冲击波，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局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 [11] 这就是为什么抗战胜利不久，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只用了不过三四年时间，不论在前方后方，共产党都得到老百姓的全面支持，迅速取得全国政权的原因。

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哪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里，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所规划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里。所谓中华民族的复兴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彻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企图，把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赶出中国，把国际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枷锁《辛丑条约》彻底废弃，中国成为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人民共和国。由于抗战胜利，日本从中国领土完全退出，包括从台湾和澎湖列岛退出，中国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这个目的基本上达到了。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是，废除独裁专制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选择中国社会独立的发展道路，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这一点，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抗战时期的完美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而基本上获得了解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系统理论，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描绘了蓝图。只要上述目的达到，中华民族复兴就有希望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就通畅了。

以上所述，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历史意义。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原因。

[1] 本文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

[2]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中译本，第383页。

[3] 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书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4] 威尔纳：《日本大陆战略危机》，《解放日报》1945年7月18日。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第735页。

[5] 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第802页。

[6] 参见刘大年《民族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161页。

[7] 欧文·拉铁摩尔：《四年之后》，载《太平洋事务》第14卷第2期，转引自《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8] 见福泽谕吉《脱亚论》。

[9]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10] 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64页。

[11] 金冲及：《论1944年大后方的人心巨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见《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