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安世先生（1924—2006）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先生学识宏博，执著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凡50余载，成果丰硕。先后出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等5部专著，发表论文近30篇，提出一系列在学界影响深远的学术观点，充分彰显出先生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先生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史学系，获得了严谨规范的学术训练和广博丰厚的知识积累。1947年毕业后进入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沐受一代史学宗师范文澜的濡染、教诲。1949年4月随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进入北平东厂胡同一号。华大历史研究室于1950年5月改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系列里最早成立的一个研究所，所长正是范文澜。在这里，先生选择了以万象杂陈、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史为治学的主攻方向。这种治学领域选择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以史经世”的现实关怀。20世纪50年代初，先生曾奉调到中国科学院党委工作，结束工作后，他到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仍旧埋头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纵观他的史学著作，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方面广博，论述谨严，既有对具体问题体察精微的考证，也不乏对近代中国宏观发展历程的沉潜思辨。引史抉义，阐幽发微，力求理清历史进程的脉络，再现近代中国丰富斑斓的历史画卷。在先生辞世一周年之际，撰写本文，试图对他的治史成就、治学精神作一探讨，以纪念先生。

一

范文澜先生194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奠定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基本格局，经过1954年的分期问题讨论，一系列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原则基本确立，学科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然而，任何一种理论体系或者研究范式都需要切实的研究成果的支撑才能葆有其生命力。应该承认，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仍然非常薄弱，范文澜、胡绳等先生的著作以宏观把握百年风云见长，对具体事件的挖掘却不够深入，许多研究领域尚有待开拓。牟安世先生正是从政治史研究切入，扎根于几个重要的专题领域辛勤耕耘，以他坚实的5部专著及多篇独具见识的论文，大大充实了唯物史观派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

如所周知，胡绳当年提出“三次革命高潮论”得到绝大多数史家的认同，并有力地开拓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毋庸讳言，在大多数史家将目光聚焦于“三次革命高潮”的同时，不属于此“三次高潮”的史事却被有意无意地淡化。而且由于当时片面强调人民的革命斗争，“洋务运动”等被人们视为禁脔而基本上无人涉足，甚至对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也受到批判。 [2]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和政治环境下，先生于1955年出版《中法战争》，1956年出版《洋务运动》，具有在某种程度上填补空白的意义，体现了超出同侪的学术眼光与学术胆识。《中法战争》虽然只是不到10万字的小册子，却通过较为丰富的材料分析和论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武器，对中法战争的起源、经过及其影响作出了科学的解释，精辟分析了向垄断资本过渡的法国在每一时期侵略政策的变化，揭示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及其投降政策最后怎样断送了胜利成果，并有力地说明了以刘永福、冯子材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在援助越南、反抗侵略中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作者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使这部著作脱离了资产阶级史学观点的影响；作者饱含的爱国热情，使此书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教材。科学性与革命性、求真与致用在此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唯其如此，此书出版后即引起较大反响，并得以大量发行，至1961年已重版6次，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大为鼓舞。 [3] 此书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多能运思于成说之外，言人所未言。例如，中法战争的起点并无定说，是著认为黑旗军可以代表中国抗法，因此将1883年8—9月黑旗军与法军展开的怀德之战和丹凤之战看成中法战争爆发的标志。李鸿章与法国方面签订《李福协定》是否违旨，史学界历来存在争议。是著对此作了深入分析：清朝政府之所以提出这些条件，无非是为了装饰门面，敷衍抵抗派，原来也并没有坚持命令李鸿章必需把这些条件加以贯彻执行的意思。 [4] 当然，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及篇幅，此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瑕疵，最大的缺陷可能在于对侵略者阴险狡诈揭露得不够深刻，对于中法战争中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予以勾销，有复杂问题简单化之嫌。但小疵大醇，不宜苛责，此书在中法战争研究领域的开拓之功已为诸多学者所肯定。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先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出版于解放前，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二书都将洋务运动置于中国近代两条政治路线的对立与斗争中去考察而加以全面否定。新中国建立后，洋务运动却鲜有人问津。先生敏锐地意识到，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开始出现了中国的近代工业，发生了一系列对中国社会带有根本性质的关键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决定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方向”。因而转入洋务运动研究，所撰《洋务运动》成为1949—1959年间关于洋务运动的唯一专著。在洋务运动的总体认识上，他基本承继了范文澜、胡绳的观点，在导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 [5] 此书的最大价值在于以翔实的史料，对洋务运动的产生、发展及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后果进行了全面探讨。大量引用外文资料和统计数字，增强了著作的说服力。作者将洋务运动分为三个阶段：1860—1872年，建立军事工业阶段；1872—1885年，围绕军事工业建立其他企业阶段；1885—1894年，北洋海军成军和建立炼铁厂阶段。这种划分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框架。1962年，先生撰文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洋务运动所实行的经济垄断政策和官督商办方针，促进的是官僚买办资本的发展，对于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却只能起阻碍作用。 [6] 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者将洋务运动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前进脉络的基本标志之一，全面肯定其意义。先生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调整和补充。他坦言：自己原来在《洋务运动》一书中对洋务运动的评价“缺乏客观上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即清政府通过这一运动，建立了机器局，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出现了‘一个完全的技术变革’，并且产生了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因而在中国近代史当时的现代化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尽管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和弊病，但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崭新事物，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它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与此同时，他不为潮流所动，仍坚持自己从具体研究中得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就洋务运动本身的实践来看，它基本上是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它是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封建主义摧残下的一个受封建性和买办性控制的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婴儿。” [7] 关于洋务运动如今史学界仍然难有定论，观点的多元与争鸣正是学术繁荣的标志，先生积数十年研究之功，自然成为一派观点的代表。

太平天国史是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研究的热点，先生在1959年出版的专著《太平天国》，以政治史的视角为主，同时兼顾社会经济生活，在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科学分期的基础上，采用编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的方法撰述。牟著以其资料翔实、考订谨严而在众多太平天国史著中为人所瞩目。此书1972年翻译成日文，由日本新人物往来社出版，享有超越国界的声誉。在吸收史学界新成果的基础上，作者对此书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订，于197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增订后的《太平天国》征引史料百余种，并引用了大量外文史料，成为一部达40余万字的相当厚重的著作。作者充分展示了开阔的视野与娴熟的史料驾驭能力，将宏观把握与微观考辨紧密地结合起来。是著以丰富确凿的史实，极力状写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发展、衰亡的演进历程的丰富内容和波澜曲折，状写英勇与悲壮交织的多彩多姿的历史场景，力图多层面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因此显得血肉丰盈。其中对于大小30多场战役的叙述尤为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同时，作者高明的史识也值得称道，是著对于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国际形势、国内经济状况与阶级关系均作了精辟分析，深刻把握了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对于太平天国领导者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决策之利弊得失也作了深入剖析，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例如，作者明确指出，太平天国占领天京后应立刻全力北伐，直捣北京，才能引导当时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给清朝统治者以致命一击。而定都天京的保守战略使太平天国错过了千载一时的良机。 [8] 至于各次具体战役的得失分析也颇有见地，例如：作者认为太平军从湘潭到田家镇之所以连连失利，主要应归咎于杨秀清军事领导所犯的错误，未能做到知人善任，赏罚严明，“既不应该在未克南昌之前将赖汉英调回，也不应派林绍璋去湘潭，派石凤魁守武昌”。 [9] 这种具体而微的分析是以往著作中不多见的。不管你对作者观点认同与否，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论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先生特别钟情于太平天国史研究，此书出版后，又陆续发表了8篇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并于1978年加入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他的早期研究无疑偏重于政治、军事事件，这也是当时的学术大背景使然。改革开放以来，他将重心转向了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1981年发表的《跋邓拓先生所存太平天国文物（兼论太平天国后期苏浙部分地区社会经济的某些问题）》一文是经济史研究的力作，由几件珍贵的文物材料出发，分析太平天国农民把“租田概作自产”的现象，提出太平天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这一新颖观点。 [10] 1985年，他又撰文呼吁学界重视太平天国经济史研究。 [11] 1986年发表的《洪秀全早期基督教思想》是其思想史研究的代表作，深刻剖析了洪秀全革命思想的真正来源。 [12] 在1991年发表的《论太平天国革命与中国近代化》一文中，他引入近代化视角来分析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重要意义，指出反帝反封建与向西方学习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的近代化模式，而《资政新编》则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中国近代化纲领。 [13] 先生不遗余力地开掘新史源，变换研究视角，有关太平天国的众多著述在学界影响甚巨，充实了新中国的史学园地。

孟子云：“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历史研究须能把握历史的大转折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关节点。先生涉足鸦片战争研究领域较早，20世纪60年代已经发表了两篇论文：《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前奏——鸦片战争中舟山一带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新建设》1964年1月号），站在人民的立场，充分论述了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伟力；《从鸦片战争的胜败看决胜的是人不是武器》（《人民日报》1965年10月11日）通过对鸦片战争实际进程的具体分析，雄辩论证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武器精劣，而在于清政府的反动和腐朽。此文在今天依然有不可抹杀的意义。1982年出版的专著《鸦片战争》是先生多年心血的结晶，是著广泛而充分地运用了中外文史料，全面考察了鸦片输入、禁烟斗争、战争过程，比较完整地还原了鸦片战争的全貌。作者热情讴歌了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和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英勇斗争，用相当长的篇幅状写虎门销烟、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以及各地军民可歌可泣的战斗场景。作者笔端饱含着爱国主义热情，使此书超越了单纯学术著作的意义，成为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优秀教材。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结合政治与军事的基础上，考订基本史实，对战争的具体进程作了详尽、系统的考察，甚至于每一场战斗交战双方的主客观条件及在战略战术上的成败得失都做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洞见。这些都是此前鸦片战争研究中被忽视或语焉不详的，在近代军事史的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意义。在叙述了第二次穿鼻之战后，作者总结了中方失败的三条原因，然后进一步指出这一切归根结底全因琦善的妥协投降政策所致。 [14] 将每一次战役失败的具体原因与深层次的根本原因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由小中见大，能够给读者真正的启迪。此外，作者力求客观中允，不掩恶不溢美，严格从历史事实及时代脉络出发而立论，去除了以往研究将历史人物脸谱化的弊病。例如，是著对林则徐并未止于颂扬，不讳言他在虎门失陷中的战略疏忽和错误； [15] 对于琦善也并非骂倒了事，而是缜密考订，澄清了一些不属于琦善的罪责，如作者指出，琦善对《穿鼻草约》只是面允，并未签字，也并未盖用关防。 [16] 这种对基本史实的辨伪考信无疑增强了著作的学术价值。此书的不足之处是未能对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变化加以剖析，因此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著作的深度开拓。完成这部专著后，先生没有终止对鸦片战争的探索，他接续撰文将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较充分地论述了鸦片战争前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一定程度弥补了《鸦片战争》的不足。 [17]

义和团运动作为“三大革命高潮”之一曾备受研究者青睐。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中国建立初众多史家争趋义和团研究这个热点时，先生正遨游于其他学术领域。他转向义和团研究是在义和团运动已经受到学界冷落和质疑的80年代中期，而契机则是李时岳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 [18] 先生撰写《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一文提出商榷意见。 [19] 具体论争内容详见后文，此处不赘。1997年，先生出版了《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这部长达47万字的厚重专著迥异于以往义和团研究著作，其最大特点是延伸了历史的视界，大大拓展了义和团研究的范围，上溯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面临的瓜分危机开始，下迄景廷宾起义，把1895—1902年的史事网罗在一起加以论述，谋篇布局独具匠心。作者在书前的《几点说明》中坦言：“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争论较多的专题，它是否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到了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也是有争议的”，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对义和团的评价成为史学界争论的焦点，对义和团反帝作用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是著有着非常显明的现实指向，即以扎实可靠的历史事实，对种种质疑做出旗帜鲜明的回应，着重实事求是地论述“我国人民怎样面临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三次瓜分危机和义和团运动、爱国官兵展开的英勇斗争，又是怎样通过瓜分危机的三次缓解从而阻止了他们对中国的瓜分的”。 [20] 先生在开掘史源、搜集考订史料方面下了相当大的功夫，很多史料在以往的义和团论著中都未曾得见。尤为可贵的是，先生充分运用了大量外文资料，以侵略者自己的记载与看法来说明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质及正面作用，体现了作者运用史料的高明之处。对一些具体史实的考订常能做到不囿于成说，而自出机杼。如山东冠县梨园屯起义的时间，历来众说纷纭，先生却于别人习焉不察处敏锐地发现：在1899年1月16日的咨总署文中，东抚张汝梅称拳民于1898年10月26日起事。对照当年日历，这一天恰为星期三，故赵席珍日记中的“二十五日（星期三）”应为二十六日之误。 [21] 总体说来，是著以具体详赡见长，坚实地史实考订使之成为后来的义和团研究者难以绕越的著作。

先生不务虚名，心无旁骛，继承了范文澜先生的“二冷”精神（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埋首斗室，十年磨一剑，在5个专题领域都做出了卓著成绩，在同时代史家中殊不多见。

二

百家争鸣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途，不同观点在相互切磋砥砺中求同存异，凝聚共识，才能推动历史研究的前进。先生对学术争鸣的意义有深刻的理论认识，他指出：历史研究“在主观动机上虽力求实事求是，但在客观效果上却未必不大有径庭”； [22] “我们在对具体的历史事件进行具体研究、具体分析以后，它们都可以表现为同我们有关系的某种有意义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而激起我们赞成和反对的热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既是研究工作中十分正常的现象，也是推动和发展科学研究事业的必由之路。沉默着的历史事实通过这样的争鸣而富有生气具有意义，活跃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万古长青。这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最足以破除人们的隅见株守、胶柱鼓瑟；也最足以使人开动脑筋，启人心智”。 [23] 学术争鸣不能急功近利，必须建立在深入扎实研究的基础上。范文澜先生曾说：“谁能对大的或较小的问题长期不倦地下苦功夫，谁就有可能经过数年而一鸣，或毕一生而一鸣，或师徒相传而一鸣，或集体合力而一鸣。这就是说，想在学术上一鸣，并不是什么容易事。” [24] 而不肯下苦功，轻率发表意见，或者抱着教条主义态度企图一鸣惊人式的“争鸣”，只能是“潦岁蛙鸣”，反映的是学风的浮躁与浅薄，与百家争鸣不可同日而语。牟安世先生是范老提倡的学有专长的争鸣的忠实践行者，他厚积而薄发，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都鸣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鸣得赫赫有生气。

在《太平天国》一书中，先生提出建都天京是一大战略失误，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茅家琦、方之光诸先生撰文商榷，认为从全国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正确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建都天京，据长江之险，分攻东南，徐图北伐。 [25] 先生撰文回应，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茅家琦等人过于着重从军事方面去分析，回避了当时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政治、经济情况，因而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做出了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判断。建都天京不但贻误戎机，而且直接导致北伐失败，在后期天京成为太平天国的一个沉重包袱。 [26] 20世纪80年代后，学术界再次就此展开讨论，虽然仍未取得共识，但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牟安世的论述较有说服力。

鸦片战争时期“弛禁派”的利益归属问题，史学界历来存在争议：胡思庸先生等认为，“弛禁派”代表的是最腐朽的大官僚、大地主商人的利益。 [27] 陈旭麓先生提出，“弛禁派”反映的是贵族、官僚、地主、商人中与鸦片贸易直接有关的受贿集团、烟贩子和瘾君子的利益。 [28] 先生则认为：“弛禁就是解禁和开禁，而这正是鸦片贩子们多少年来想尽一切办法梦寐以求也不曾得到的，因此弛禁论本质正是代表中外鸦片贩子利益的言论。” [29] 他进而对“弛禁论”的来源、后果等做了深入剖析，其观点得到了有力的理论和事实支撑。

先生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他发表的《论黑旗军援越抗法战争的历史功绩》发展了《中法战争》中的见解，进一步提高了黑旗军抗法的地位。他指出，黑旗军高举起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旗帜，以游击战争的方式打败了法军，推迟了越南的殖民地化，也推迟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30] 郭维勇撰文与之商榷， [31] 先生又撰写了《论中法战争与云南及黑旗军的关系》一文申述己说，他认为1873年12月21日黑旗军击败法军的第一次纸桥之战（又称罗池之战）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中法战争的进程和格局，应该看作中法战争的起点。 [32]

先生不仅在这些具体问题上独立思考，新见迭出，率多见称于学界。而且，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的理论问题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20世纪70年代末期，史学界在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旗帜下，涌现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矫枉过正的观点。有论者强调农民起义不能变革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据此认为农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起义，“不能称为革命，只能叫农民运动”。 [33] 先生撰文商榷，认为，从普遍的、约定俗成的含义来说，“革命”通过暴力夺取政权，而以能否变更生产方式来定义“革命”是不全面的，“因为它遗漏了在阶级社会中，作为革命根本问题的政权问题和根本办法——使用暴力、武装斗争的方法”，而变革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也是革命的结果，而不是革命的本身”。他在文章最后说：“在学术研究中，每个同志都应该解放思想，有充分的自由，根据他自己的科学体系，对他所研究的对象作出新的定义或提出新的原则，而不必也不应照抄旧有的东西或照录权威的意见”，并称自己的意见“未必有当”， [34] 这种虚怀若谷的胸怀、心平气和的论争态度，令人钦佩。

中国近代史的上限问题，关系到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学科体系的建构，中国近代史始于鸦片战争已基本上得到史学界公认，但鸦片战争始于何时却难有定说。先生在《鸦片战争》一书中即提出，鸦片战争应该以1839年的九龙之战为起点，有学者撰文质疑，认为九龙之战属于一定偶发性的局部武装冲突，不应视为鸦片战争的起点，而应以英国派遣军舰队抵华时间即1840年6月为开端。 [35] 先生于1987年发表《试析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及其上限》，对近代史上限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明确提出应以1839年作为鸦片战争的起点及中国近代史的上限。 [36] 李少军在1990年撰文与之商榷， [37] 牟安世此说在学界虽然尚存争议，但这些观点的提出及争鸣无疑丰富了人民对于近代史上限问题的认识与探讨。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更是关系到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理论构架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以李时岳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传统学科体系提出质疑，再次兴起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先生针对李时岳的《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撰写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就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作用以及它们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地位等问题加以商榷。先生认为，反洋教运动既具有反侵略性质，也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作为反洋教运动发展的最高阶段的义和团运动也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由此出发，他对中国近代史线索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义和团运动不能排除在标志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历史事件之外，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行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的阻止，那么近代中国人民所面临的各种重要问题，诸如民主主义革命，现代化工业的建设以及国家的富强等等，都是无从谈起的”。此文发表后，李时岳又撰《反洋教斗争的性质及其他——答牟安世先生》予以回应，否定义和团运动的农民革命性质，并认为“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的说法是夸大其词。先生发表《再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对李文论点一一加以辩驳，他认为不能用“民、教争殴”的表象“去掩饰和抹杀包括觉悟了的教民在内的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的本质”，并进一步论证义和团运动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由此生发出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述。笔者以为，牟安世先生之所以在晚年不遗余力撰写《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此次争鸣实肇其端。

牟安世先生商榷争鸣的著述量多面广，以上所举仅其荦荦大者。正是在这种以追求真理为唯一旨归的相互辩难砥砺中，他不但由争鸣的对手方吸取有价值的成分而使自己的思考论述更加完善，同时，争鸣也激发了他研究的灵感和著述欲。若就其大者而言之，他作为百家争鸣方针的积极倡议者和践行者，推动了史学界良好学术氛围的形成，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三

20世纪中国史学界群星灿烂，高峰并起。牟安世先生勤学精思，形成了他独特的学术风格，足以跻身当代一流史学大家行列。他的治学精神，笔者以为有如下几点值得特别重视。

一、不慕名位，潜心治学。先生50余年如一日，心无旁骛，学术成为其生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体现出一个学者超然无求的精神境界。他曾经奉调担任中国科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却因入仕之心不切，问学之心弥笃，而放弃职位，埋首于故纸堆中终生不悔，脱离了名缰利锁的羁绊，始终保持着学者本色。新中国建立后前17年，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当相当一部分学者沉湎于政治运动的激情中时，先生却仍能全神贯注于学术。《中法战争》、《洋务运动》、《太平天国》三部专著皆诞生于50年代，且面世后即成为专题领域的开拓之作。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真正意义的史学已无容身之地，但先生仍在默默积蓄能量，1982年出版的《鸦片战争》中的一些资料即搜集于这段艰难岁月。 [38] 在政治风潮席卷一切的年代，先生固守一隅的学术研究空间，与政治运动始终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疏离。他没有留下一篇批判文章，所撰写的学术著作也基本上没有沾染那个时代常见的批判文风，这在同时代学者中殊为罕见。若做一横向比较，我们对他的勤勉与专注当会看得更加清楚。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大潮汹涌，相当一部分学者卷进了市场，学问成了偶一为之的副业和点缀，学术界弥漫的是浮躁的学风。牟安世先生仍我自岿然不为所动，甘守寂寞与清贫。且老而弥笃，于73岁出版厚重专著《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铸就了晚年的学术辉煌。

二、博与专、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先生治学植根乎博，专务于精，能将“博”与“专”很好地结合起来。他学识广博，视野宏大，且对唯物史观也能得其神髓，对中国近代史的全局有系统的把握与认识，是谓“博”；一生治史不出中法战争、洋务运动、太平天国、鸦片战争、义和团五个专题领域，且每一时期均全力以赴某一专题，并形成专著，是谓“专”。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常富于洞见，这种洞见即来自于通识的眼光。罗尔纲先生曾提出：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实乃不易之论。先生治学很好地践行了罗先生的原则，将宏观思辨与微观论证结合无间。他的著作，既有对近代中国总体理论构架的宏观思索，更不乏对具体历史事实的缜密考证。在他看来，只有在确凿的历史细节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既有鲜明轮廓而又可窥其堂奥的历史大厦；同时，如果仅仅满足于过程叙述和细节探讨，而没有作者透析历史的深邃眼光，则无异于抽掉了历史的灵魂。因此，他治学不避饾饤琐碎，但由于能从大处着眼，而不致流于繁琐考据；他的专著都有对宏大的历史事件的总体论述，但由于有坚实的史料支撑而不显空泛，他对于近代中国百年历程的宏观论述，也因为对丰富复杂的近代史事有深入研究而显得格外有力。刘大年先曾提出：“是否”诚然重要，但历史研究重点还应放在“如何”与“怎样”上，真乃精辟之论。 [39] 牟安世先生的著述，正是着力于还原历史细节的复杂性，在弄清“如何”与“怎样”的基础上评判千秋功罪。有学者将20世纪的史家分为“史料派”与“史观派”，其实，真正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史家，应该是“史料”、“史观”并重的，牟安世先生身上就真切地体现了这一点。

三、深切的现实关怀。诚然，历史学家应该能够静居斗室潜心向学，却决不能在精神上游离于现实之外，而应有自身对时代精神的体悟，并以研究获得的历史智慧与时代需要进行平等交换。一个学者若缺少现实关怀，他就不可能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一个学科如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就只有走向衰亡一途。先生是一个有着强烈时代使命感的学者，他的著作无不饱含着爱国主义情愫，充满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切。《中法战争》、《太平天国》、《鸦片战争》、《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既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又是雅俗共赏的爱国主义教材。同时应该看到，历史与现实毕竟又有严格的界线，而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以历史来为现实作注，则易流于随意俯仰历史，丧失史学固有的真义。毋庸讳言，新中国建立后学术日益政治化，政治运动挤压着学者独立思考的空间，一些史学家在对变化无定的政策的跟随中进退失据、无所适从。笔者以为，牟安世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一方面，他对现实政治功利、政治运作持一定的疏离态度，尽量保持自己的学术空间；另一方面，他牢牢把握了时代前进的主流和精神，其学术研究着眼的是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这使他的著作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学术究竟应如何为现实服务，牟安世先生学术人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四、牟安世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宏观指导，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剖纷纭的历史现象，得出科学的认识，往往发人所未发。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的某些具体问题上的认识，学者们可能会有讨论，但是，先生在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上，他的执著精神是令后人钦佩的。今天纪念先生，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尤有意义。

[1] 本文与赵庆云合著。原载《牟安世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

[2] 张振鹍：《回忆范老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 沈奕钜：《评牟著〈中法战争〉——和牟安世先生商榷中法战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4] 牟安世：《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页。

[5] 牟安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0、231页。

[6] 牟安世：《关于洋务运动对中国早期民族资本的作用问题》，《文汇报》1962年5月17日。

[7] 牟安世：《关于洋务运动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3期。

[8] 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2—148页。

[9] 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页。

[10] 见《北方论丛》1981年第1期。

[11] 牟安世：《要重视太平天国经济史的研究——读〈太平天国经济制度〉》，《光明日报》1985年第5期。

[12] 见《学术论坛》1986年第2期。

[13] 见《学术研究》1991年第6期。

[14] 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1—207页。

[15] 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

[16] 同上书，第206—207页。

[17] 牟安世：《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史文存·明清卷》（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01—917页。

[18] 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19] 见《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4期。

[20] 牟安世：《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21] 同上书，第174—175页。

[22] 牟安世：《太平天国·后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7页。

[23] 牟安世：《汇粹争鸣第一书：黄振南编〈中法战争史热点问题聚集〉》，《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24] 范文澜：《“百家争鸣”和史学》，《学习》1956年7月号。

[25] 茅家琦、方之光：《太平天国建都天京是战略上的重大错误吗——与牟安世先生商榷》，《文汇报》1963年7月9日。

[26] 牟安世：《论太平天国建都天京》，《文汇报》1963年7月25日。

[27] 苑书义、胡思庸：《中国近代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8] 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9] 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30] 牟安世：《论黑旗军援越抗法战争的历史功绩》，《学术论坛》1983年第3期。

[31] 郭维勇：《也论黑旗军在中法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与牟安世先生商榷》，《暨南大学研究生学报》1986年第2期。

[32] 见《浙江学刊》1987年第5期。这是对《中法战争》中观点的修正。

[33] 《历史研究必须提倡真实性和科学性》，《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7日。

[34] 牟安世：《论太平天国运动能否称为革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

[35] 李少军、杨卫东：《读牟安世著〈鸦片战争〉》，《福建论坛》1983年第6期。

[36] 牟安世：《试析中国近代史上的开端及其上限》，《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

[37] 李少军：《关于鸦片战争的开端问题：与牟安世先生商榷》，《社会科学动态》1990年第8期。

[38] 牟安世：《我写〈鸦片战争〉》，《书林》1983年第5期。

[39] 刘大年：《致姜涛及复函》，《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