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98年6月27日学术动态版，发表马洪林先生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的文章，题为《戊戌维新的再思考》，对20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戊戌维新历史的研究，作了一番总结性的回顾。文中有许多见解，可以启发人们进一步思考，很有意义。其中，有的见解，我有同感；有的见解，则看法或许有些差异。因此，作再思考。

马洪林先生提到，戊戌维新时期的维新派，主张放手发展民间私营工商业，反对洋务官僚对工商业的垄断和控制，折射出在外国列强经济侵略面前，要求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具有明显的反洋务运动的性质。这个提法是很有见地的。主张发展民营工商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是戊戌维新时期的维新派与此前的洋务派最根本的区别。有了这个区别，就有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的不同主张。为什么洋务派只注意从器物层面上学习、借鉴西方，而不愿从制度层面上学习、借鉴西方？为什么维新派不仅注意从器物层面上借鉴西方，尤其注意从制度层面上借鉴西方？不同的主张，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集团的基本要求，是根本原因。

作者在文中还提出，长期以来，对戊戌维新的历史产生了误读，即把它定为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运动，又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作用。作者说，为什么说本质上反动的改良主义运动会起进步作用，则又不能自圆其说，陷入史实与理论的矛盾之中。在这里，所谓长期以来是什么含义，作者没有明确指出。已经有学者指出，早在1949年前，就存在着抬革命派、贬立宪派的明显倾向。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研究历史的学者，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康梁发动的戊戌维新有较高的评价。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就是这样做的。这种偏向是在50年代开始纠正的。195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说，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对中国人民的觉醒和进步，起了显著的作用”。著名的老革命家和历史学家吴玉章也说过：“1898年戊戌变法以前，许多爱国的维新志士希望学习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明治天皇的维新，要求自上而下的实行变法。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潮。”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1958年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高度评价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他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即改良主义运动；更大的一件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运动。”他还指出，戊戌“变法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戊戌变法运动是思想的第一次解放”。只是在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政治路线指导下，对维新派的批判才走过了头。拨乱反正以后，著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在他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说：“维新运动是在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大众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的反映。这次运动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次走上政治舞台为特征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前奏。”历史学家刘大年在他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稿》第3册（1984年版）里称赞戊戌变法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指出，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要求挽救民族危亡，明显地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又说，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使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变为富强先进的中国，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我看，从50年代至80年代，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例外以外，我国政治界和学术界的领导人对戊戌变法的这种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站得住的。对戊戌变法的误读是有的，总起来看，并不是主流。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重要观点，说革命与改良，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双轮。我觉得，这个观点需要加以讨论。何谓双轮？好比一辆车子，两个车轮同时向前滚动，才能带动车厢向前运动。革命与改良，是否是这样的两个轮子，同时推动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前进呢？说影响正确评价戊戌维新的障碍主要是没有摆正革命与改良的关系，说在阐明革命的价值时，不能以否认改良和改革为代价，尤其不可以贬低改良以达到礼赞革命的目的。这样的说法，不能绝对。这还需要根据事实和理论作出具体的分析。

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以为，对于社会历史的前进运动来说，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改良是常态，革命是变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总是经常处在改良的状态中，否则，那个社会就停滞了，不前进了。所以改良是经常存在的。而革命则不然，社会革命不能经常存在，一个社会不能经常处在革命的状态中，如果是那样，这个社会就会是病态的。我在一篇评论“告别革命”的观点的文章中说过，事实上，革命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造出来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止的，更不是由什么人可以任意宣布否定就否定得了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革命，尤其是17世纪以来，在欧洲、美洲、亚洲先后发生过的多次革命，都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革命爆发了。旧的制度瓦解了，新的制度建立了，旧的统治秩序被打碎了，新的统治秩序形成了，旧的社会桎梏解除了，社会生产发展了，社会前进了。社会革命往往采用暴力的形式，不通过暴力革命，旧的统治者不能退出历史舞台。不通过暴力革命，反抗新社会的旧势力不可以压制下去。革命起来，如暴风骤雨，有人讨厌它，但是却不可以制止住它。社会生活在承平时期，社会阶级矛盾没有激化，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召唤革命，有谁去响应呢？革命，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必要形式。不能说想革命就革命，也不能说不想革命便不革命。革命的发生，是有规律可循的。诅咒革命，诅咒暴力革命，只是反映了旧势力对革命的无奈，对旧社会的哀鸣而已。

诚然，革命并不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唯一推动力。革命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不是任意可以制造出来的。社会发展的经常形式是社会改良。在革命没有发生的时候，当阶级矛盾不到激化的程度，解决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阶级妥协与调和，那实际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解决社会政治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社会改良的种种办法。阶级调和的办法，社会改良的办法，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它只能在同一个社会制度内运行，如果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阶级调和、社会改良，是无能为力的，它只能让位于革命手段。革命发生，才能使社会发展产生质的变化。因此，革命虽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推动力，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否定这一点，无原则地歌颂社会改良，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

正因为革命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能推动历史发展产生质的变化，而改良则不以推翻一个社会的制度为目的，改良是在社会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在体制内进行。因此，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并不拒绝改良，而一个真正的改良家则往往拒绝革命。也往往是这样的情况：一个社会的改良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或者那个社会不允许改良的时候，往往就可能爆发革命。从这个角度说，改良为革命准备着条件，改良为革命积聚着能量。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改良的人和实行革命的人，往往不是同一批人。

拿戊戌维新时期来说，康梁等维新派人士是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虽然已经出现，并且在海外成立了兴中会这样的革命小团体，但是在国内不能立足，在国内外的影响都还不大。如果拿车轮打比方，这时候只有维新派一只车轮子。尽管维新派极力推动这只车轮前进，但是，维新派的努力却是在体制内进行，是依靠光绪皇帝“乾纲独断”，并不想推翻清朝廷的统治。而且，维新派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在防范革命派、防范乱党的成功。康有为一再警告清朝统治者，如果不及时变法，则“金田之役，将复起矣”，“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外国的侵凌，光是老百姓的“揭竿斩木”，就足够危险的了。可见，维新派是坚决反对革命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说，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是维新派的努力。同时也应该说，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双轮，而是单轮。

如果我们把眼光往后移，看看辛亥革命时期的情况，就更明白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力量都很强大。有些朋友的研究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派和立宪派共同努力的结果。这里似乎可以用得上双轮的观点了。其实也不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固然与立宪派的努力有关，但主要是革命派武装斗争或者说暴力革命的结果。无论是康梁在海外的保皇，还是立宪派在国内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都限制在体制内。如果体制内的运作成功，无非是君主立宪，还能够把封建专制制度推翻吗？况且，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和立宪派是水火不相容的。革命派正是通过大辩论，克服了立宪派、保皇派不能革命、不敢革命、不许革命的思想，才坚持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因此，在革命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在没有革命就不能推动历史前进的时候，在不批判改良派、立宪派就不能推动革命的时候，难道能够迁就改良派而放弃革命的努力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历史学者，在阐明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时，也不能以否定改良派为代价吗？我们可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起了推动历史前进作用的，主要是革命派这只轮子。显然，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双轮说，在这个时期也是不存在的。

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改良和革命这两种形式，是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别起作用的。渐进的改良在既定的体制内运行，对推进社会进步会起到积极作用，当这个体制不允许它进行改良的时候，改良就要让位于革命。如果改良不愿意让位于革命，还要保存旧的体制，还要继续在旧体制内活动，从而反对推翻旧体制的革命，那么，这时候的改良，就是反动的了。我想，这就是革命和改良之间的关系。

（1998年6月28—29日）

[1] 本文在1998年8月天津社科联和天津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戊戌维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发表。原载天津《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增1期。收入《东厂论史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