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周年的大规模纪念活动，刚刚过去几天。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作为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中国学者，有机会应邀到著名的关西大学来演讲，讲题正好是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状况，是很有意义的。我首先感谢关西大学石田浩教授的周到安排，感谢我的老朋友关西大学文学部的松浦章教授，他明天就要到中国去访问，今天还要来出席这场演讲。

从历史发展的顺序来说，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是后起的，当然，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也是后起的。它的开始出现，从严格意义来说，大约不到一个世纪。1949年以前，为国民党政权和国民党统治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主流意识形态，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是代表作。少数共产党员和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服务、推进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观察、研究中国近代史，在那时的时代条件下，这样的观察和研究对于挑战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范文澜在延安写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中国共产党年轻的宣传工作者胡绳在香港写作并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属于这方面的代表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国家形式。对于中国历史的这一巨大变化，中国人民中的大多数感到欢欣鼓舞，他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潮流中去。中国学术界要讴歌这一巨大历史进步，要探索这一历史进步之所由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新中国的学术园地里，空前地发展、成长起来。较之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很大前进，无论是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与往昔不能相比的发展。下面，我从几个方面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大规模研究人才的成长

1950年从解放区进入北京的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建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为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最早建立的研究所之一，由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出任所长。一批具有一定素养的历史学者、年轻的研究生汇集到近代史研究所。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最早设置的历史学专业研究机构。它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接着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设立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一批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人才从中培养出来；以上两项加在一起，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力量。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力量得到了充实，研究机构重新调整，所内分别成立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中华民国史、革命史各研究室，几乎囊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各个主要方面。研究条件也相应得到了改善。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文、史、哲、经方面的研究所，都有涉及中国近代史或其分支学科的机构和研究人员。各省、市社会科学院相继设立了历史研究所，绝大多数省市属历史研究所内都有近代史研究室或与近代史有关的专题、分支学科的研究室。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原有的近代史教研室也充实了力量，有些学校还设立了近代史有关专题或分支学科的研究所、研究室。一些工科大学也设置了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如著名的清华大学恢复了历史系，主要招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为了培养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后继人才，各研究机构和大学招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生与日俱增。发表科研成果的园地也增多了。为适应近代史研究的蓬勃发展，1979年近代史研究所创办了《近代史研究》杂志，作为研究者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专门刊物。

与近代史研究机构增强力量的同时，涉及中国近代史有关学科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学会、研究会纷纷成立。中国史学会恢复了活动。除了专业性较强的专门性研究会外，还成立了若干全国性的综合性学会，如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党史学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孙中山研究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等。这些学术性团体，对促进各地近代史学者间学术交流、提高学术研究水平起到了良好作用。

1979年以后，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术会议频繁举行，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对于交流学术成果，提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水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

所谓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是要确定中国近代史开始于哪一年，结束于哪一年，以及在这个时期里再划分若干小的时期，以便从总体上指导近代史的研究，并且为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一个参考意见。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胡绳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讨论文章予以出版。参加这次讨论的多数学者都把中国近代史的时限划在1840—1919年，即开始于鸦片战争，终止于五四运动。也有一些学者主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社会，相当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应当把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通常所说旧民主主义革命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时期）看作中国的近代史时期，近代史的下限应当定在1949年9月。但在实际上，在70年代末以前，中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19年前的80年间，对1919年后30年的历史研究，则薄弱的多。大多数研究者仍然把1919年以后的历史当作中国现代史。80年代初成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现代史学会，参加学会的学者大多同意191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是中国现代史。

80年代末期以来，陆续有学者发表文章，认为把1919年定为中国近代史的终点和中国现代史的起点，是不合适的。1997年9月，张海鹏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演讲，随后在1998年第2期《近代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上升”诸问题》的论文，强烈呼吁应该把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应该把1840—1949年间的历史定义为中国近代史，把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定义为中国现代史，并且提出了如何看待1840—1949年间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进程的问题。这篇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术界朋友们的注意，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野泽丰教授在1998年11月的《近邻》总第34期和1999年6月的《近邻》总第35期上连续发表《围绕中国共和史》的卷头语，对张海鹏的文章进行了呼应和评论。郭沫若主编、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负责编写的《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年版）和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1964年版）、胡绳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81年版）以及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1984年出版），代表了前期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成果。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史》（1999年版）代表了近期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成果。

三、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也是从1954年胡绳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文章开始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是个具体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就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它们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近代史研究，如何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旧史学观点，如何确立中国近代史的总体系，如何评价近代各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脉络。胡绳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参加讨论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涉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解和运用，提出了关于历史分期的不同主张，但对于胡绳的意见，与议者多数表示了赞同，并无根本的分歧。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洋务运动的性质的争论，再次开展起来，而且是前些年争论最激烈、持续久、牵涉面宽而分歧明显的两个问题。关于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一派意见（以汕头大学教授李时岳和山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滨为代表）把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其根据是：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另一派（以胡绳为代表，刘大年、张海鹏、苑书义等持这种观点）不同意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进步潮流，认为这三者之间在政治上并无必然的继承关系，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考虑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任务，因而认为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简约一点，也可概括为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公式。这一派并不轻视中国近代史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认为只有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这个革命不胜利，资本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不可能的。第三派（以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为代表）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对上两派的观点都有所批评，但又认为毛泽东所说“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应被理解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由此可见，第三派的基本观点与第二派是基本相合的。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观察。或者说，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出发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任务的提出和实现，就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分析之上的。

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就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一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学者和进步人士，论证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中共中央在自己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是在1929年2月（《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陈金龙文），那是在中共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进行了严肃思考和理论创造。1939年底和1940年初，毛泽东连续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指导性论著，系统地、科学地、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以及在中国革命成功的推动下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都认同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

对这个认识，前些年有学者提出质疑和挑战。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文章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无论如何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要求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说法究竟是否恰当，似有必要重新加以研究”。广州《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开辟“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讨论”专栏，发表该刊记者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的报道，用的第一个标题就是“毛泽东‘两半’论的权威面临挑战”，认为“两半论”是“失误”，“延误了我们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报道指出，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时岳对“两半论”提出了直接的质疑和驳难。质疑者认为应该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括，以突破现存的近代史的框架，探索新的架构。质疑者说“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为所谓新的近代史构架提出哪怕稍微新一点的设计说明。所以，我们到底不知道，要设计的新的近代史构架是什么，支持这一构架的理论基点找到了没有。

四、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课题

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以往研究的重点，有许多研究著作。缺点是，对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研究得不够，因此，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近代历史，就不是它的全貌。近些年对清末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表现，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展开了研究，并且取得了初步成绩。近些年对晚清新政的研究加强了，除了研究晚清新政本身的历史过程，还探讨了晚清新政不能成功的原因。这是学者们对近代史研究进行总体反思的自然结果。但是，投入的力量还不够多，取得的成绩还不够大，研究工作显得比较零乱，似乎没有确立起引人注目的中心议题，表明这方面的研究的确刚刚起步。

社会历史本来是多姿多彩、有血有肉的。以往的研究似乎抓住了骨头即本质关系，给人的印象是不够丰满，缺少血肉。这些年学者们在弥补这种不足方面作出了努力，开拓出了近代社会史的新领域。除了反映社会本质的阶级关系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研究外，加强近代社会史研究是很必要的。社会史中的有些方面可能与社会阶级关系有较密切关系，有的可能不那么密切（如社会习俗、语言变化等）。研究这些社会现象，对丰富人们的近代史知识，加深人们对社会本质的认识，不无助益。南京大学历史系、山西大学历史系都聚集了近代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人才，成立了社会史研究室。关于近代人口研究，关于近代社会底层（如会党、土匪等）研究，关于近代社会习俗研究，关于近代农村社会结构研究等等，都有学者致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也聚集了学者在研究与近代社会史相关的课题，有关社会文化史、社会经济史、人口史都有著作出版。

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扩大，20年来突出表现在中华民国史这一新的领域的开辟。一般认为，中华民国史起于1911年，止于1949年。在中华民国名义下活动过三个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除辛亥革命史（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研究较有基础外，其余部分的研究都较薄弱。50年代的科学规划中，中华民国史研究虽定为项目，却从未组织实施。自70年代初近代史研究所开始着手此项工作，成立民国史研究专门机构，随后南京等地也成立起相应的研究机构，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才引人注目。目前，各地有不少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研究人员正在拥向这块有待开辟的园地。

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的中华民国史，应是中国历史中一部断代史，单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它至少应包括中华民国历届政府的统治和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部分。目前的研究中，人们习惯于把后一部分划为中共党史或现代革命史，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拥有众多的研究和教学人才。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已全面展开，但重点尚在它的前期，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室编著的《中华民国史》已经出版了第一编、第二编，国民政府时期的各卷，正在积极编撰中。与已有著作比较，此书结构宏富，叙述深入细致，资料发掘较深，是一部在国内外有着广泛影响的中华民国通史。此外，北洋军阀时期的历史，武汉国民政府历史，大革命史，抗日战争史，民国外交史，民国经济史等方面，都有专著。

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研究的繁荣，也是这个时期中国近代史开拓新领域的突出表现之一。革命史与现实生活有着广泛的密切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四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及其在前进中的挫折，引发了人们回顾中国革命史的热情。许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到革命史领域中来，是很自然的。粗略观察，这方面的出版物（主要是资料，加上研究著作和论文）较之民国史和近代前80年史，都要多。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是革命史的起点。五四运动的研究也较成熟。代表作可举出彭明的《五四运动史》。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是一部历史长编性系列著作，全书大约有10多卷，已陆续出版。综合性的革命史著作有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以及北京大学教授萧超然、沙建孙主编的《中国革命史稿》。革命史方面的专门著作很多，不备列。一般说来，革命史研究著作还处在历史长编性阶段，从科学性要求，这个领域的研究还要进一步深化，提高其成熟度。从宏观的角度加强把握，从微观的角度加强综合分析研究。同时要强调，研究人员的眼光不能仅仅盯住革命史，要把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这几年有可观的成绩，著作很多。近年来近代史研究所的华北农村经济研究颇受学者注意。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史学界关注的重点。近代中国同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美国、苏联等国家关系密切，中国学者在中美、中俄、中英、中日关系方面做过一些研究，但在中法、中德、中苏等关系都缺乏系统而深刻的科学研究。近代史研究所在50年代和80年代出版了《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二卷，70—80年代出版了《沙俄侵华史》四卷，90年代出版了中美关系史和中日关系史的著作，颇受国内外学者重视。英国是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为密切的国家之一，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相当长时间内英国是执牛耳者。可惜至今尚无一部系统的中英关系史或英国侵华史出版。香港收回谈判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1994、1995年近代史研究所分别在北京和香港出版了《19世纪的香港》和《20世纪的香港》。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来关系密切。在近代，日本是唯一一个发动过两次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国家，其影响中国历史者至巨，山东学者出版了《甲午战争史》，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苏关系对近代中国后期关系极大，近代史研究所设立了中苏国家关系史课题组，正在研究中苏关系历史。

此外，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军事史方面，在历史人物方面，都有很好的研究，这里限于时间，不能作出更多的介绍。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所扩大，这是研究工作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社会史、文化思想史、近代史学理论诸多方面的研究，都有前进。近些年，尤其是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政党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更有长足进步。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大多已向1919年以后的历史转移。现在有些青年研究者对思想文化史研究有兴趣，对政治史的研究缺少热情。我认为，加强与加深思想文化史研究是有意义的，忽视政治史研究却没有必要的理由。政治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对其他的研究领域起着制约的作用。经济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对解释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深刻的含义。有志于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年轻朋友，应当投身于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要决心下大力气，取得成就。

以上是我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状况，所做的一个极为简要的描绘，遗漏的地方很多，谨供愿意了解情况的各位日本朋友参考。

[1] 1999年10月4日演讲于日本大阪关西大学经济研究会，经济学部教授石田浩主持。载于东京野泽丰教授主编的《近きに在りて》（《近邻》），1999年12月，第36号。收入《东厂论史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