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在上面讲到的，1947年那篇文章遗留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清音与浊音的对应问题。原来我认定了对音的来源是清音。周燕孙先生的解释也是从这个角度上下手的。但是，时隔四十年，现在看到了一些以前不可能看到的新材料，我们大可以不必这样去胶柱鼓瑟、刻舟求剑地去解决问题了。“佛”字的对音来源有极大可能就是浊音。

本来在回鹘文中“佛”字就作but，是浊音，这我在那篇论文中已经讲过。可是我当时认为“佛”字是译自吐火罗文，对回鹘文没有多加考虑。这至少是一个疏忽。许多佛教国家的和尚天天必念的三归命，在回鹘文中是：

归命佛（南无佛）namo but

归命法（南无法）namo drm

归命僧（南无僧）namo

在这里，梵文buddha变成了but。回鹘文中还有一个与梵文buddha相当的字：bur。梵文中的devātideva（天中天）在回鹘文中变成了 burxan(2)。burxan这个词儿由两个词儿组成，-bur，-xan。bur就是buddha。这个词儿约相当于吐火罗文A的ptāñkät（）和，B的或。

这个bur是怎样来的呢？根据A．von Gabain的意见，它是由but演变过来的。她认为，在中国北方的某一个方言中，-t读若-r，中国人把tatar音译为“达怛”（古音以-t收尾），也属于这个范畴(3)。

H．W．Bailey对这个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但是“佛”（Buddha）也用另一种形式从中国传入中亚。西藏文表示出8世纪顷汉文“佛”字的读音，参阅JRAS．（《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27年，页296。这个-r代表从尾音-t发展过来的汉文尾音辅音。粟特文复合词pwrsnk*bursang“佛陀僧伽”中有这个词儿。这个词儿从粟特文变成了回鹘文bursang，以同样的形式传入蒙古文。回鹘文（在蒙古文中作为外来语也一样）burxan的第一部分，可能就是这同一个bur-“佛”（参阅Mironov，《龟兹研究》，页74）。于是回鹘文tängri burxan意思就是“天可汗佛”，但是这个含义不总是被充分认识的，以致摩尼教回鹘文典籍中burxan 意思是“Burxan琐罗亚斯德”。在另一方面，日文借用了带-t的字，Butu（Butsu）。(4)

他对t＞r的解释同A．von Gabain稍有不同。但是，这是从中国传入中亚的，证据似还不够充分。

上面我谈了回鹘文中梵文Buddha变为but然后又由but变为bur的情况，其间也涉及一些其他中亚新疆的古代语言。我现在专门来谈buddha在一些语言中变化的情况。我先列一个表：

①　G．Djelani Davary，Baktrisch，ein Wörterbuch auf Grund der Inschriften，Handschriften，Münzen und Siegelsteine，Heidelberg，1982．

从上列这个表中，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文字大别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夏文，在这里，原来的梵文元音u变成了o或ou，此外则基本上保留了原形。一类是其他属于伊朗语族的文字，在这里变化较大。与梵文原字相比，差别很明显：由原字的两个音节变为一个闭音节，原字的尾元音-a（巴利文是-o，梵文体格单数也是-o）丢掉了。惟一有点问题的是，摩尼教粟特文语尾上有-y或-yy，可能代表一个半元音。即使是这样，也并不影响大局，-y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梵文-u相对应，它可能仍然是一个音节。至于在1947年那一篇论文中最让我伤脑筋的清音浊音问题，在这里已不再存在了。这里绝大部分都是浊音，只有摩尼教粟特文和佛教粟特文是清音。但是，根据H．W．Bailey的解释，这也不是问题。他说：

在粟特文中，印度伊朗语族的浊辅音b d g在字头上变成摩擦音βδγ，在含有b d g的外来词中，它们都需写成p t k。因此，pwty这个拼法就等于But-。在新波斯文中，but与这个形式正相当，意思是“偶像”。但是“佛”的含义在新波斯文许多章节中仍很明显。(5)

这样一来，清音浊音问题中残留的那一点点疑惑也扫除净尽了。

Bailey还指出来，(6)中有but这个字，它是企图用来代表Avesta中的Būiti这个字的（Vīdēvdāt，19，1，2，43，此章约写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新波斯文证明有*Buti这样一个字的，这个字与粟特文的pwty完全相应。学者们认为，这就是Buddha“佛”。(7)

根据上面的叙述，1947年论文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全部彻底解决了。再同“佛”与“浮屠”这两个词的关系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类大夏文中与梵文Buddha对应的字，有两个音节，是汉文音译“浮屠”二字的来源，辅音和元音都毫无问题。第二类其他伊朗语族的文字中，与Buddha对应的字只有一个音节，(8)是汉文音译“佛”字的来源。难道这还不够明确吗？这个极其简单的现象却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下面2中再详细阐述。

我在这里再谈一谈吐火罗文的问题。德国学者Franz Bernhard写过一篇文章：《犍陀罗文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9)，主要是论证，佛教向中亚和中国传播时，犍陀罗文起了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举出“弥勒”这一个汉语音译词儿来作例子。他认为，“弥勒”这个词儿是通过犍陀罗文译为汉文的。他在这里顺便提到“佛”字，并且引用了我的那篇1947年的论文：《浮屠与佛》。他说：

没有提供一个详尽的论证，我想指出，人们可以看到，汉文“佛”字音译了一个古吐火罗文*but-（可以和西吐火罗文‘pudñäkte’中的‘pud-’与东吐火罗文‘ptāñkät’相比）——由此可见，“佛陀”是一个次要的（晚出的）形式。

证之以我在上面的论述，Bernhard的构拟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这也从正面证明了，我对“佛”字来源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