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2]的江湾的荒寂的夏日的朝晨，我整理了茶盘和纸烟匣，预备做这一日的人。贻孙苍白了脸，仓皇地闯进我的室内来。我听到他的发抖的叫声“娘舅……”的一瞬间，心中闪过一阵不祥的预感，知道今天所抽着的运命的签一定别致些了。因为贻孙在隔壁的学校里读书，现在正是上课的时候，无事不会来此；况且他是一个沉默而稳重的高中理科三年级生，平日课余来我这里闲耍，总是态度温雅，举止端详的，今天不是有非常的事，不会在清晨苍白了脸而闯进我的室内来。我用了“一·二八”之后在乡下探听上海战事消息时所用的一种感情，静听他的说话。

“娘舅……叔父有病……厉害……”

最后的两个字，声音断续而很不明确。我的脑际立刻闪出一幅小白躺在床上待毙的想象图来。

“啊，小白病了？现在什么地方？你怎么知道？……”

“在医院里，银宝家派车夫阿三到学校里来叫我去……”

我继续问他什么病，现在病状如何，只见他的嘴唇只管发颤，过了好久，他用身体的方向指示在学校里的车夫阿三，断断续续地回答我说：“据说不好了……”我的脑际好像电影开幕时的广告画的换片，立刻换了一幅小白僵卧在病院里的铁床上的想象图，然而并不确定，两幅图一隐一现地在我脑中开映。他的身体的转向把我从椅子里吸了起来，两人不约而同地向着学校走去。

学校的大门站着一个穿黑色短衣裤的人，红着眼睛，在那里盼望，我问了他，才知道小白于前日起忽患痢疾，已于今天死在时疫医院里，他是连夜不睡而看护他到死的人，现在银宝决定派他来叫贻孙。“我也去”，这三个字自动地从我的唇间落了出来。

不久我的身体被载在黄包车上，穿走在战争的遗迹间，向着小白的尸体而迫近去了。车行约有一小时之久，这一小时的冥想使我尝到了人生的浓烈的滋味。记得我以前到练市镇上的他的家里去的时候，我和他，他的老兄我的姐丈印池，三人常常通夜不寐，纵谈人生的种种问题。我们自然不是在那里讨论什么主义或什么哲学。但各把平日所感到而对他人不足道的感想肆无忌惮地说出来，互相批评或欣赏，颇足以舒展胸怀而慰藉心的寂寞。所以往往愈谈愈有兴味，直到窗下的火油灯光没却在晨光中而变成焦黄色的一粒的时候，方才各去睡觉。最近他别了他的老兄，独自旅居上海三德坊的友人家里，我去访问他，同他谈论贻孙高中毕业后升学的问题。这时候他微恙初愈，但见了我，谈兴还是很好，从升学问题谈到职业问题，社会问题，归根到人生问题，然而上海的紧张的空气与环境，不配作我们的从容的长谈的背景。我们的谈话不能延长，黄昏，我就同他分别。这回分别后的再聚，便是今朝了。从前我们的谈话中，也常常谈到死的问题。记得有一次半夜过后，我的阿姐从梦中醒来，撩开帐子一看，见我们三人正谈得兴高采烈。她是聋的，听不见我们的话，便招我过去问：“你们在半夜里起劲地讲什么？”我浪漫地回答她“讲死”两个字，使得她叹一口气，懊丧地睡了。那时我们都是活人，不过空口地谈死的话，已觉得滋味比世俗的应酬和日常的问答浓烈得多，足使我在古典派的聋子的阿姐面前自炫其浪漫。现在，小白实践地死倒来，要我坐了黄包车去看，今天我所尝到的人生滋味，实在过于浓烈而有些热辣了。我坐在车中仰望苍天，礼赞运命之神的伟力。他现在正拿着那册运命的大帐簿，在我名下翻出一行来给我看。我看见写着：“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八月三日上午八时，你须得坐了黄包车去看你的朋友小白的尸体。”我想再看其次的一行写着要我做什么，他那帐簿早已闭拢了。

黄包车拉到了银宝家里。银宝家的客堂里坐着许多的人，眉头都颦蹙着。他们是小白的从兄弟及侄儿们，正在商办小白的后事。我和贻孙一到，就被两班人分别捉住，听他们从头诉说这突发的不幸事件的原委。有的详细地说述他的患病及进院的经过。有的精密地打算怎样把尸身从医院运到湖州会馆去办丧事的方法。有的猜谅练市本家的老太太、夫人，及老兄接到电报后的行动，又考虑怎样防止他们的过分的哀悼。有的屈指计算尸体上所应穿的寿衣，预备买衣料来赶紧去做。又有小白患病前所寄居的那人家的男子，拿了小白的遗物来当众人面前交付给银宝，说连一个铅笔蒂头都在这里面了。我对于这等诉述和商谈，只能用叹息或唯唯来应对。我是预备尝人生的浓烈滋味而来和老友诀别的，但他们的诉述和商谈已把这滋味冲淡了。我举头望着天井里，想重番召集我的诀别老友的心情。我的眼睛看到了玻璃窗上的八个白粉笔字：“哿矣富人，哀此茕独。”下面又注着三个小字“小白题”。我不期地叫道：“唉！这字还是他写的！”这叫声引起了几声慨叹和暂时间的静默。

我知道这八个字，小白是为了“一·二八”战争逃难的民众而写的。“一·二八”事件的时候，小白正在闸北“躬逢其盛”。我从我的姐丈处间接知道他曾历尽艰苦而逃出战地，又冒了危险而进去营救他的病着的从兄，他亲眼看见商务印书馆的被毁，亲身被摄在虹口五洲大药房的捉人事件的照相中，登载在时报上。我久想觅个空闲的日子，和小白作一次长谈，倾听他的珍贵的阅历。可是为了战后谋生的忙碌，始终未曾偿愿。但猜想他那明白的头脑和透彻的眼光，在这一次意想不到的剧烈的市街战中，一定见到不少与我们所常谈的生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现象。想到这里，我不期地叫出：“唉！我还想同小白谈话一次呢！”

下午，汽车把我载到了死一般静寂的闸北中兴路的湖州会馆的遗迹的门口。我随了众人走进遗迹中残存的几间破屋，就看见一所平屋的门口停着一个棺材，旁边二三个人在那里指点批评。有的说这货物卖二百四十块钱还算是便宜的，有的说照他的身家应该困这样的棺材。我明知道“小白要困这棺材”了。但“小白”的subject〔主语〕和“困这棺材”的predicate〔谓语〕，在我心中一时竟造不起sentence〔句子〕来。我本能地觉得小白还活着，棺材是我们谈死的问题时所用的一种语材。但我立刻责备自己的心的幼稚。六七个月之前，横死在这片广大的遗迹上的人不知几千，不过我不曾认识他们罢了。小白在车夫阿三的看护之下病死在时疫医院里，又有许多亲族同他殡殓，比较起那几千人来，死得着实舒泰了，又何用我来惺惺怜惜呢？于是我也走上前去抚摸那棺材——我的老友的永久的本宅。

死一般静寂的环境中忽然听到汽车的叫声。不久一个西洋人和一个中国人扛着一只精美而清洁的病床向平屋走来，床上横着全部用白布包裹的小白的尸体。他们把这奇异的白布包抬到屋内铺设着的尸床上，由那外国人仔细地打开来，再用雪白的手巾把尸体揩抹干净，安放端整。然后向袋中摸出发票来，向治殡的人要钱，我听说这柩车是从万国殡仪馆借来的。从医院里载送到此，车费三十五两银子。我看见那外国人一路讲话，一路指点小白，似乎在那里讲价。小白则同雕像一般仰卧着，一任他们指点。

我从那外国人进来的时候起，就默默地为小白念佛。现在叫人点起香烛来，让我向这老友作永远的告别。我拜伏在他的灵前，热诚地为他祈愿，愿他从此永离秽趣，早生西方极乐世界。南无阿弥陀佛。

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写

[1] 本篇原载1933年1月《现代》杂志第2卷第3期。

[2] 战后，指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