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鉴于敌情变化，中央军委即考虑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以实现西北抗日的新局面。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遵照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陆续指挥西渡黄河，共渡过二万一千八百余人。其中三十军辖第八十八、八十九两个师共六个团，九军辖第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共六个团，五军辖第十三、十五两个师共四个团，另有总指挥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等。广大指战员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决心为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斗争。
由于河东红军主力在麻春堡、官桥堡地区多次设伏诱歼胡宗南部未果，而敌人已进至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之敌的通路，并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割断。
十一月八日，党中央和军委认为《宁夏战役计划》已没有执行的可能，准备将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一、二方面军）、北路军（四军、三十一军）东渡黄河入晋，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要求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独立从新疆方向接通苏联。党中央和军委在《作战新计划》中提出：“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十一日，党中央及军委下达命令，决定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命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军政委员会是西路军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的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
西路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与马家军连日苦战，在给马家军沉重打击的同时，自己也损失惨重。在高台、临泽失守后，在倪家营子地区又苦战二十余天，红西路军面临着险要的前景。于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突围东返，向西洞堡、龙首堡一带转移。马家军的一个骑兵旅和一个宪兵团紧追而至……
马龙飞的黑鹰团风驰电掣般地向西洞堡奔驰，戈壁滩的砾石，在马蹄的撞击下像吃惊的蚱蜢，惶然四散跳起，高举在黑色狗皮大帽之上的长刀，闪着粗野的寒光，天地间弥漫着蒙蒙尘埃，像预告大火来临的轻烟。
马龙飞挥动着七星军刀，带头急驰，就像依山刺出的黑剑的锋尖。他的胞弟马龙腾——三营营长，紧随他的身后，他们都崇尚前敌总指挥马元海“死打硬拼，身先士卒”的战斗作风。
按说，这把黑剑的锋尖应该是马元海本人，现在他却跟随在黑马旅后面。他的乌骓马因不能带头驰骋，委屈得曲颈扬头，喷鼻狂啸咴咴嘶吟。他又记起了两天前的一场激烈争执，他的参谋长用半关切半揶揄的言词降服了他。
倪家营子东郊那一幕也真叫惊险，那生死攸关的一瞬，足令马元海铭记一生。
红西路军由于高台、临泽接连失利，元气大伤。但他们因势孤力单反而勇气百倍，激发出血战到最后一口气的决心。二十余天的血战有损无补，为了摆脱全军被歼的命运，争取战场主动权，西路军总指挥部决定突围东返。
突围的部队像决堤的洪流，以山崩地裂之势冲垮了马家军的三层包围线。
马元海只身匹马去阻拦突围的潮头，不惜遭受灭顶之灾。他的青骢马立即身中数弹倾跌下去，他从地上爬起来，瘸着被马压伤的腿还没有站直，一把滴血的刺刀带着千钧仇恨，猝不及防地直抵他的胸前，他的咽喉已经感到刺刀冲来的那股寒风。十分之一秒后，他将血花四溅，仆倒在沙场上……
就在这快如闪电的瞬间，一匹黑马突然撞进他与那把刺刀之间，其快其猛犹如出膛的炮弹，竟把那支步枪和持枪的红军冲出十米之外……
这匹黑马的驭手就是警卫排长马正良。
马元海立即拉过备用的乌骓马，左脚踩镫，正要骗腿上鞍，马缰却被参谋长拉住了。
“怎么？”马元海得意洋洋地说，“你看，那把刺刀连汗毛都不敢碰我一下，有胡达 [1] 在上。”
“总指挥，这是侥幸，你就是再勇敢，也只能起一个士兵的作用！”
“你说什么？”马元海吼叫一声，“你瞧不起勇敢？滚到后面当怕死鬼去吧，别来拦我！”
“将在谋而不在勇！”参谋长由于急切也粗暴吼了一声。
马元海只好从战斗队形里退了出来，痛楚地盯着参谋长说：“以后我怎么服众啊？”
“身先士卒是古代的信条，即使古代，为将之道也是智、信、仁、勇、严。你扳着指头数数看，勇是五个指头中的无名指……”
“那么你是大拇指了？”
“就算是吧！”张慎之故作自豪地笑笑，“兵者，诡道也，上兵伐谋……”
“你别他妈的吹牛，当心我撤了你。”
“你撤不了，”张慎之安详地笑笑，“这是军长（指马步芳）私下里跟我交待过的，用我的智谋，用你的勇气，智在先，勇在后，而我，却希望你能变成智勇双全的总指挥。”
“这么说，我的参谋长并没有选错。”马元海狠劲拍了一下张慎之的肩头，拍得太重了，竟使不算瘦弱的参谋长向后趔趄了几步，然后推心置腹地说，“你要知道，我就像一个赌博迷，不下场憋得难受。”
马元海前面出现了行进中的撒拉族宪兵团。
黑马旅以骑兵特有的狂傲和优越感，从宪兵团旁边疾驰而过，飞溅的砾石和尘沙扑在步兵身上。
“快步啊，弟兄们，去晚了，就连破草鞋也捡不着啦！”
“别得意……”宪兵团的士兵们带着妒意回击着，“从马上摔下来准比跌个跟头来得重。”
回答他们的是旋风般的驰骋和扑面而起的尘沙，蹄铁在戈壁滩上踏得火星飞溅。
马元海勒住马向宪兵团的士兵喊叫着：
“弟兄们，要快些追啊！共军正在龙首堡和西洞堡等你们哪！”
“总指挥，我们再快也跑不过四条腿的！”
“可是，打围子、攻寨堡就靠你们了，骑兵追上去踩住他们的尾巴，抓俘虏就是你们的任务了！”
“都是一伙叫花子兵，抓到俘虏也沾不了好处，还得养着他们！”
“怎么没有便宜占？”马元海催马随宪兵团而行，宪兵们前前后后簇拥着他，“我唱个歌儿给你们听。”
共军有女兵一千四，
个个都是弘化女，
论功行赏发给你，
不用彩礼领回去。
宪兵团的士兵们乱哄哄地拥到马元海的马前，嚷叫起来：“真的都是红花女？总指挥在逗我们！人家都说黄花闺女，可没有说红花女的！”
“笨蛋，我说的是弘化女，不是红花女，难道你们没有听说凉州城南有个弘化公主坟吗？那可是……”马元海回头问他的参谋长，“弘化公主是哪个朝代的？”
“唐朝！”
“对，是唐朝皇帝的女儿嘛！”马元海一时兴起，发挥了一下，“和文成公主是姊妹俩，一个进了藏，一个送到西域来！” [2]
张慎之忍不住微笑，但他不想纠正这位自以为是的总指挥。
总指挥的话引起了马家军的极大兴趣。
“弘化女再多也轮不到当兵的！”
“你亲自抓住就是你的了！”
“这可是总指挥说的！”宪兵团的士兵们欢叫起来，好像弘化公主就在他们面前。
“绝不食言，可是，照你们这样慢慢腾腾，连个屁也抓不到，”马元海用马鞭向前一指，“给我跑步前进！”不等宪兵团团长下令起步，他便扬鞭催马向消失在远方的黑鹰团追去。
马龙飞、马龙腾并马齐奔，狞恶的脸上洋溢着得胜者的倨傲。
他们面前出现了纵横数十里的“风雕群落”。
这是西北黄土高原独有的一种地貌，当地人称之为“雅丹”。“雅丹”是维吾尔语，原意是具有陡壁的小丘，正像形成桂林山水的那种“喀斯特”地貌一样，是一种奇特的自然景观，是大西北漠风的艺术创造，也可以叫作“风化土堆群”。
不是名山胜景，胜过名山胜景。
覆盖着皑皑积雪的高峻的祁连山，挡住了西南方的温湿气流，北方的无阻挡的漠风如刀似剑，扬尘剥土，如水击岸，如浪淘沙，千年切磋，万年琢磨，凸凹不平的原始地貌，便呈现出奇特的形态。
那些犹如风化岩石般的土丘，奇形怪状——
如雄狮，如猛虎，如爬龟，如坐猴，如圆塔，如炮垒，如废墟，如坟墓……有的什么也不像，其中梁峁连断沟谷纵横，处处散落着稀稀拉拉的抗干旱抗风沙的碱蒿子、索索柴、骆驼刺……在漠风中高吟低咏，像一曲古代的悲歌。可这一切在“哒哒”的马蹄下，变得沉默无声，像一个隐秘的童话世界。
从一马平川疾驰而来的黑马旅，在这里受到了阻拦，其中一匹没有及早收缰的马冲到海螺形的土丘上，人仰马翻……密集的队形前后紧接，立即发生了互相冲撞。
马龙飞命令放慢速度，寻路而走，就像黑色的潮头冲进礁石堆中，分成弯曲的波浪，在回旋中激荡奔流。
就在这时，一排枪弹向黑马旅劈面射来，四挺机枪从正面和侧面怒风般地向骑兵横扫。
马龙腾的马在土丘前直立起来，他看到眼前的土丘后面露出几顶军帽和黑黝黝的枪口，没听见枪响，只看到枪口吐出的轻烟。
他的光板黑皮袄的前襟上“噗噗噗”爆开了三个小洞。只觉得被尘锥猛撞了一下，他就马刀向上一扬，翻跌下去。他的右脚没有脱出马镫，腹部中弹的坐骑嘶啸着转身猛奔，与后面的一匹马冲撞在一起。那个骑手也翻身落马，狼皮帽子像黑皮球似的在土丘间乱滚……
马龙腾被他的伤马拖出了几步，另一匹急冲而来的马来不及闪避，石臼大的铁蹄正踏在他那装满了羊肉抓饭的肚子上，发出皮球爆裂的“噗哧”声。他一声嚎叫，血从口中冲出，像红色的喷泉射出一丈多远，溅落在米黄色的陡壁上。
又有几匹马从他身上踏过去。
马龙腾还没有死，他滴血的脸歪扭着，伸出痉挛的手去摸他的苇叶长刀。这种刀与一般马刀不同，与红军的宽头大砍刀更是相去甚远，它细长如剑，像拉直了的日式指挥刀，锋利轻便，挥舞起来呼呼生风。
马家军还特制了一种嵌有七颗金星的长刀。这是给作战最勇敢者的最高奖赏，在河西作战的部队中获此荣誉的只有两人——马元海和马龙飞。
马元海是一九三四年在“四马联军宁夏拒孙”的战役中 [3] ，因战功卓著得此奖赏；马龙飞则是在高台与红五军作战所得。马龙腾曾口出狂言：第三把七星军刀将落他手！
马龙腾仿佛看到他的刀上有七星闪耀，想折身坐起，没有成功。
又一只马蹄踏在他的脸上，他喷出了最后一口血，吐出了最后一口气。七星的光芒在他的脑幕上闪了一下就熄灭了。
马龙飞脑子里这时才跳出了这四个字：“中埋伏了！”
急驰的马队像狂泻的激流，后退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率领他的黑鹰团先头营，迎着弹雨跃过土丘向前猛冲。
他的战马，有名的“黑钻石”，他从马贩子田世昌那里夺来的神骏，竟然从两米高的土丘上跳了过去。这是平时无法超越的障碍，今天，它创造了奇迹。
“好马！”他赞叹了一声。这是一匹大宛马中的佼佼者，当初，他宁愿把田世昌逼反，也把这匹千金难买的名马抢到了手。为此遗患无穷，也不后悔。
他刀劈了几个伏击者，“黑钻石”踏过几个人体，冲开了伏击线的缺口。有十几匹马，跟随着他像破网的鱼似的冲向埋伏阵地的纵深。
战斗是惨烈的，千篇一律却又绝不相同的拼杀。
马龙飞自傲于“黑钻石”的神奇，纵马猛冲，带着猝发的狂欢。他忘记了自己已经脱离了大队，只顾宣泄拼搏的激情，只顾展示胯下神骏的腾跃。就像在赛马场上，他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那种心情，那是一种陶然状态，忘了他的部队和他自身的处境。他是骑手，也是杀手，却不是真正的指挥员，包括他们的总指挥马元海在内，几乎都是临阵随意调拨，并无周密计划。他们的勇猛、蛮力、精湛的刀法、高超的骑术，弥补了指挥上的缺陷。
其实，马步芳深谙马家军指挥上的长和短，他派来了并非他的宗族和亲信的参谋长，协助马元海来对红军作战，但是，要改造一支部队的素质，比蚂蚁登山还难。
马龙飞以他的单骑突袭，连连越过别的战马越不过的土丘、沟壑，手上高扬的是为全马家军所羡慕的七星刀！他那握刀的手像去捧奖杯那样兴奋得发抖……他忘记了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团队，任马肆意奔驰。
前面出现的又是两米高的土丘。那“黑钻石”一声吼啸，前蹄呈八字形一跃腾空而起，前胸宽阔地敞开，两眼向着灰蒙蒙的远方，纵过土丘，正要凌空落下，这时，一支生锈的长矛斜矗着对准了它的前胸，借着它猛烈前冲的重力，插进它的腹腔。
那“黑钻石”长啸一声又向上纵了一纵，訇然歪倒下去。
马龙飞被摔到两丈开外，如果不是那个持矛者也被震昏倒地的话，这个黑鹰团团长也就没有命了。
马龙飞立即翻滚起来，拎起那个跌在地上的持矛者，他惊讶地怔住了，眼前竟然是个孩子。从他脸上的稚气来看，最多也不过十五岁，腰间挂着一把拴着红布条的军号。“原来是个胎毛未退的小号兵！”马龙飞左手揪住他的领口，右手执着七星军刀，像要把他摇碎。
小号兵被马龙飞抖醒了，呆愣地看着凶煞神似的仇敌。
马龙飞不轻不重地把小号手推了一把，小号手竟轻飘飘地跌倒在两米之外，马龙飞的刀挥了起来，又停在半空，在瞬间犹豫了一下：杀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会不会给他的军刀带来羞辱？
这时，那个坐在地上的小号兵，顽强地站了起来，向前跨了两步，和马龙飞怒目相视，毫无惧色。
这两个力量悬殊的对手，在互相怒视的五秒钟里，都清醒地弄清了对手的外形和处境：
小号兵面对这个三十多岁满腮虬须凶神恶煞般的壮汉，立即联想到关帝庙里手执青龙偃月刀的黑周仓；
马龙飞面对这个只有他腋窝高的披着破毡片的小号手，立即联想到在戈壁滩上手执牧羊鞭的尕娃。
一头恶虎盯视着一头羊羔；
一只兀鹫盯视着一只黄雀。
马龙飞从小号兵破毡缝制的马甲式的上装看上去，一张枯黄干瘦的小圆脸，沾满灰垢，干裂的双唇挂着血丝。由于寒冷，他的人中上挂着两行明晃晃的鼻涕。这是一张小叫花子的脸，只有那双睁大的眼睛天真烂漫深奥难测，像明亮的阳光，庄严宁静光芒四射。这是一双经过战阵的勇士的眼睛。他在小孩的眼睛里寻找恐惧，这是他所希望的，但找到的却是一种倨傲的神情。而这倨傲的目光带着一种轻蔑的冷意，利剑般地向他直抵过来，马龙飞觉得如针扎般一阵刺痛。
那眼睛是会说话的：
“你力气大，我力气小，你有刀，我没有刀，可是，我不怕你！”
“长大了，是条好汉！”马龙飞脱口而出，忍不住夸了一句。
小号手的嘴角抖动了一下，以毫不掩饰的轻蔑回答了这句夸奖，出现在似笑非笑的嘴角上的话，却是火焰写成的：“我瞧不起你！”
马龙飞被激怒了，他缓缓地举起刀来，那刀带着身经百战杀人如麻的威严，有千斤重，刀尖直指小号手的胸口：“跪下！”
声音不高，却是一个杀手满腔愤怒的爆炸。
小红军比巍峨的祁连山还要沉稳，岿然不动，他看着胸前那把滴血的马刀，仰起黄黄瘦瘦的小脸，对眼前的凶煞神睥睨了一眼，抖动的嘴上，竟绽出一个淡淡的微笑。他也缓缓地举起右手，用手背抹了一下鼻涕，回了四个字：
“你算个屌！”
这也是一声爆炸。这四个字，带着一个十五岁孩子的天真烂熳和顽皮，带着一个参军三年的革命战士的崇高和尊严，像四块尖利如狼牙的横飞的弹片，撕裂了马龙飞倨傲的心房。一股猝发的痛疼使黑鹰团团长眼冒金星，充溢其胸的是一种受了侮辱的恨火怨毒，每一组肌腱都鼓荡得簌簌颤抖。
他把指向小号手的马刀抽回，又缓缓地扬起，右臂拉向身后，在抡臂猛劈的瞬间，他产生了十分之一秒的迟疑，这是来自他内心的犹豫：
如果他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巨人，他愿意跟他拼杀五十个回合，当对方失手被他把刀剑击落在地时，他也会说：“把刀拣起来，老子杀一个没有武器的人，算不上好汉！”即使对方重新拾起刀剑把他砍伤、杀死，他也死而无憾，因为是死在一个强者手里。
可是，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显然不是他的对手。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举的不是千斤大鼎而是一根稻草，有什么荣耀可言呢？
马龙飞错了，他面对的是真正强硬的对手。对手的锐利武器不是滴血的刀剑，而是极度藐视他的目光。
刀剑可以刺伤皮肉斩断筋骨，藐视的目光却可以击碎高傲自信和自尊。
在马龙飞抡臂欲劈而又迟疑的瞬间，小号手的目光竟然先击中了他：“你算个屌！有谁怕你？！”马龙飞觉得所有风雕都活动起来，向他发出“嘻嘻”的冷笑，极目处，黑青色的祁连山在他眼前倾斜起来。马龙飞竭力稳住身子，似乎已经难以承受这可怕的时刻。他产生了毁灭一切的激情，重新运了一口气，挥刀猛劈。
小号手看着对手的马刀划出红色电光般的弧线，连眼皮也不眨，依然挺立在那里。直到他的左肩被刀刃“喀嚓”切入，发出重浊的骨折之声。
一劈两半或一斩两截都是不确切的，马龙飞的刀是从小号手的左肩斜向右胯。他期待着小号手在刀落之时，会发出一声撕肝裂胆的惊叫或“扑通”一声跪地哭喊求饶，但他失望了，小号手紧咬血珠滚出的双唇连个“哼”字都没有发出。在他上身下身都倾倒在自己的血泊中时，那双慢慢凝定的眼睛盯视着马龙飞的满脸血迹，依然是极度的轻蔑，仍然是那四个字：
“你算个屌！”
小号手完成了自己的塑像，躺在河西走廊的沙碛中。
这一切——包罗万象的心灵搏战和敌对行为，只发生在十五秒钟之内。
五十年后，在西路军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着小号手那把压瘪了的铜号和他的事迹，姓名籍贯是从他的一个染血的学文化用的小本上找到的：
我姓刘，叫苦娃，四川万源麻家坳人，七岁给大财主刘西禾家放牛，十三岁参加红军，改名喜娃。
刘喜娃，学文化，为穷人，打天下；
苦不怕，死不怕，干革命，走天下。
后来征集史料的人，三下万源，都没有打听到刘喜娃的家。
马龙飞也因这个小号手无畏的感召和轻蔑的羞辱，载入了史册。
马龙飞盯视着他刀下的小红军，佝偻下一米八三的腰身，一把扯下他披在身上的破毡片，擦了擦七星长刀上的血迹。他避开那双稚气的瞪圆的眼睛，却无法逃避给他致命伤害的声音：“你算个屌！”
这个轻蔑的词，又在他的胸腔里爆裂开来，闪着火光，三十年的人生尊严被这声辱骂击碎了。这声辱骂带着十五岁孩子的崇高与威严，像只沉重的巴掌打在他的腮帮子上。
后来，这声辱骂带着一种难忍的辛辣味，在马龙飞心底滞留了两年，直到他死之前，又借用这句辱骂打在日本侵略军松井少将的脸上。然后才开颜一笑，合上了双眼。
此时的马龙飞，手提着滴血的长刀，并没有盖棺论定，他还要继续为恶或是行善、犯罪或是立功。
解释历史，要站在高处。因镇压太平军留下恶名的左宗棠，却在河西走廊上，因绿叶森森的“左公柳”留下了爱民如子的光辉形象。历史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反转过来，人也不能脱离历史。
马龙飞也是这样。怎样来审视他手中这把滴血的长刀呢？这把长刀曾砍掉冯玉祥国民军的头颅，也曾劈开国民党孙殿英四十一军官兵的胸腔。有多少对有多少错？
这把刀也镇压过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它的功罪由谁评说？请看《青海三马》中的历史记载：
一九二二年，马麒派侄子马步元率骑兵镇压今同德赛力克寺藏族僧俗等的抗税暴动。近千人的马部骑兵先镇压了环曲乎、环科日两个部落，接着攻入赛力克寺，焚烧一空。
那一年，马龙飞才十五岁，就已经骑马上阵挥刀杀人了。
一九二七年河湟事变之后，一九二九年春天，马仲英 [4] 从藏区挥戈指向西宁地区，攻取了贵德、湟源。马麒派胞弟马麟率兵截击，差一点被俘。那时，马龙飞的长刀上又染上了同族弟兄的鲜血。这里面有多少是多少非？
再看《青海三马》中这样的一段历史记载：
一九三九年八月九日间马彪师各族先后渡过颍河，常以“小骑群”的游击形式，袭击淮阳一带日军，而主要任务是侦察淮阳一带敌情……最后以马秉忠全旅人马渡河，围困了淮阳城。当时日军从开封调来了一百辆大卡车援兵。双方展开激战，马秉忠旅长在苦战时中弹身亡。马彪师长坚令血战到底，并派一旅旅长马元祥率部渡河支援，马元祥旅长也在战斗中负伤。
事后，在水寨为阵亡将士马秉忠等召开军民追悼大会，并在墓前立纪念碑。
马龙飞也在被追悼之列。那时，他躺在抗日战场上，他身边是与他同时中弹的黑色骏马，手中握的还是七星长刀。象征马家军荣耀的七颗金星在夕阳中闪烁。他的血一滴滴渗进中州大地，和着颖河水潺缓流淌，正像那个小红军的血流在河西走廊的沙碛之中。
日军虽然打了个“胜仗”，但它付出的代价却是双倍的惨重。松井少将听说砍死他的小野少佐的马回回团长也受了重伤，望着布满皇军武士尸体的原野，怒声吩咐：
“抬他来见我！”
“恐怕不能！”松井的副官诚惶诚恐地说。
“为什么？”
“抬到半路上他就会死！”
“那好，我去……”
松井跳下高大、火红的大洋马，站在马龙飞面前：“你是马龙飞？投降，我可以饶恕你！”松井的汉语说得很好。
马龙飞躺在地上，滴血的嘴角绽开了一朵微笑。那个十五岁的红军号手出现在他面前，在他心灵上划出伤痕的四个字，又尖刀一样戳了他一下。他寻到了最为有利的武器，比他的七星马刀锐利十倍，它不能砍伤松井的皮肉，却能刺碎这个侵略者的心：
“你算个屌！”
马龙飞深刻地体验到这个短语全部的悲壮，体会到一种蔑视对手的快感。
松井少将愣怔了一下，仿佛听到了一颗地雷的炸响，他的右手本能地一纵，疾电般地握住了指挥刀柄：
“死啦死啦的！”
但是，那把七星马刀比指挥刀挥动得更快。马龙飞横刀切断了自己的喉管。
松井少将站在血泊横流的大地上，慢慢地把抽出三分之一的指挥刀送回刀鞘里去，他被死者打败了，喃喃地说：“死了一条好汉！”
那句“你算个屌”的诟骂与轻蔑，也像烧红的烙铁烙在他的心上。他蓦然意识到自己受了侮辱，空茫的胸腔里刹那间升腾起怨毒恨火，他需要一个狂烈的血腥的报复。他下令把缴获的马回回军的二百匹战马，统统用机枪扫射在苇塘洼里。
马龙飞站在被他劈死的小红军面前，绝不可能预料到以后将发生什么。但他此时，正像两年后松井少将站在他的尸体前一样，垂下头颅，像一个犯人：
劈死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算得了什么英雄好汉？他始终没有向我的威力屈服。
马龙飞像冻僵了似的耸着肩，变成了一个全身筋肉了无生气的人，颓然地慢慢蹲了下去，他看到了小号手那双用麻绳绑着破布的赤脚，那脚趾是青紫色的，血痂上沾着泥沙。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用这样的一双脚丫，竟然走了万里征程，他身上奔流的是什么样的血液，他胸腔里跳动的是颗什么样的心？他更想象不出，他在听了耗子叫就怕得发抖的年龄，为什么竟然轻视他那威慑敌胆的马刀，而且那样无情地反击他，共产党到底给他吃了什么壮胆强心的药？
他看到了那个小红军的血，像红色的泉水渗进了黄褐色的沙碛里，留下了深刻而悲壮的痕迹，似乎以此来证明他马龙飞的无能和卑劣。
这时，他才注意到他的“黑钻石”还没有死去，马眼里流着混浊的泪，喉咙里随着血沫的湍流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四条腿像抽筋似的抖动，腹腔里沿着矛杆咕嘟咕嘟地冒着血水，在彻骨的寒风中蒸发着腾腾热气。昏黄的夕阳照耀着那大宛名马的昏黄的泪珠，那是对马龙飞的无言的谴责：
“我是马中之龙，我是天马，我是神骏，竟然死在这样一个顽童手里，而且死得这样悲惨，你竟然不能救我，岂不惭愧？……”
马龙飞似在与马争辩：“到底是你害了我，还是我害了你？”
大宛，原为汉代西域国名，在大月氏东北，现在的苏联中亚细亚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产良马，尤以汗血马（汉代称为天马）最为著名。杜甫曾写过一首《房兵曹胡马诗》：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马龙飞不懂得杜甫诗，却懂得名马。当他看到马贩子田世昌骑着这匹“黑钻石”而且千金不卖时，他就动了杀机。但他未能杀死田世昌，却得到了良马。
马龙飞心烦意乱，用绝望的目光望着那杆戳入“黑钻石”腹腔的长矛，那矛杆还有两尺露在外面。他歪斜着扑过去，两手像拔河似的拽住了矛杆，血凝住了，他无力拔出，只有被拖动的战马发出哀怨的叹息，甩动的马尾扫了他一脸血泥。
马龙飞瘫坐在地上，黯然神伤恹闷欲绝，忘记了置身战场。渐渐远去的密集的枪声，他充耳不闻，像进入一个恍惚的梦境。
这时，马元海的警卫排长马正良急驰而来，在他身边勒住了奔马。那马直立起来，发出咴咴嘶鸣，他身后带来一匹空马。
这是一个年轻力壮面貌威猛的回族青年，嘴上生着浓黑的短髭。他跟马元海、马龙飞虽然品性不同，但性格却有相似之处，都像桀骜难驯的烈马，都是敢死猛士、尚武杀手，喜欢恃强斗狠。
他的狼皮大帽在来路上被子弹打飞了，蓬蓬的黑发在漠风中飘拂，脸上汗水淋淋沾着沙尘，既沮丧又狼狈。他跳下马来，声音哽咽：
“团长，总指挥要我来战场找你……”
“找我干吗？我又没死！”马龙飞气急败坏，“还带匹空马来，是准备驮我的尸首吗？”
马正良无暇理会马龙飞的一脸狰狞和恶声恶气，像喊醒一个醉汉似的叫道：“快上马走吧。总指挥已经命令全旅撤退，我们的黑马旅完了！总指挥找不见你，急了，要我……”马正良举手抹掉了夺眶而出的泪水。
“这……这怎么可能呢？”马龙飞像是梦中发出的呓语，“这么快……”
“我们开头中了埋伏，后来，又遭到了敌人骑兵的袭击。”
“他们哪儿来的骑兵？”马龙飞逼视着马正良。他不相信已经发生的事实。
黑鹰团冲进风雕群落之前大约十五分钟，在四十里之外的甘新公路上，出现了一支奇特的队伍。
前面是一个身材修长面孔英俊的马家军军官，他头戴灰鼠皮帽，身穿羊羔皮袄，脚蹬高筒马靴，腰挎苇叶长刀，嵌满子弹的皮带上挂着沉甸甸的大号左轮手枪。他得意洋洋地骑在高头大马上，威风凛凛。
他的身后是七名俘虏。
七名被俘的红军神态自若。他们不像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虽然是衣衫褴褛难避风寒，精神却很饱满。显然，他们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休整，在充足的饮食给养后，面黄肌瘦的脸上呈现出几分红晕。七个人被一根长绳牵着，更准确地说是牵着一根长绳，随马而行。
七名红军俘虏的后面，是一个骑在马上的马家军小兵。粗看上去，他是一个白净俊俏的孩子，狗皮大帽遮去了半截脸，只露着两只明如秋水冷若寒星的眼睛。他手上提着一支驳壳枪，腰带上挎着一把精致绝伦的保安刀。
这种保安腰刀，颇似一把短剑，有点像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颁发的“军人魂”。那剑不过是一种利器，这保安腰刀却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它出自甘肃临夏保安族艺人之手，在内木外铜的刀鞘上，雕饰着一条虬曲欲飞的金龙，西斜的阳光照耀着它，闪闪发光。
从外形看，他绝不是一个战士，而像某个高级将领的勤务兵。他坐在马上，左顾右盼。漠漠大野，寂然无声。
巴丹吉林沙漠的黄风，吹过合黎山和龙首山之间的隘口，漫过汉长城的烽燧，从左面吹拂着他。他转脸向右，那里是白皑皑的祁连山的雪峰，他脸上蓦然间浮起一片凄楚的暗云。
他复又向前方纵目远望，看见从两百米外的山洼里，突然冒出了一队骑兵，一、二、三、四、五……他粗数了一下，轻轻地叫了一声：“安参谋长！”
他这声喊叫是多余的，在前面的参谋长显然也发现了，立即勒住了战马：“敌人只有一个骑兵班……准备战斗，一切看我的眼色行事，江子敏……”他的眼睛望着后面的小骑士，“把你的驳壳枪交给史排长！”
“为什么？”江子敏柳眉微蹙，满脸绯红，两眼盯住他的参谋长，好像受了侮辱。
“因为他比你有战斗经验！”
“四年前我在鄂豫皖的时候，就有战斗经验啦！”江子敏用驳壳枪管把狗皮帽向上一顶，露出全部面容——原来是个女子。她那张在大漠风沙侵蚀下的脸，带着大别山的秀丽与祁连山的冷峻相撞击后的凄美的柔光，带着连日战火淬砺出来的英毅之气。战马、腰刀、狗皮大帽，使世上一切娇艳的女子黯然失色。
她那决不服从的声音里饱含着屈辱之愤，凡是有眼力的人一看就知道，她与安参谋长的关系非同一般。
时间不允许争辩了，参谋长无可奈何地把扬起的手掌猛劈了一下，对面前的队伍只说了一句：“史排长，注意配合我！”便拨转马头，向奔驰而来的骑兵队迎上去，这是有意对江子敏的侮慢。
江子敏颇带恨意地咬紧了红唇。她看见敌人的骑兵飞速地迎了上来。
她紧张、兴奋，撮拢薄唇嘘嘘有声，把驳壳枪的大机头在光板皮袄上猛力一擦，顶上了子弹，目光里闪射出一种任性的冲动。
“站住！”参谋长举起右手，用最地道的凉州话拦住了直冲而来的骑兵班，“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带头的显然是个班长。他又瘦又高，用半眯的眼睛盯视着参谋长的灰鼠皮帽，判断这个拦路诘问的人的身份。
马家军对着装并无严格的规定，随意性很大，有许多骑兵的战马、服装、军刀都是从家里带来的。但也大致有些区别，在适合于防寒的大皮帽上，就有狗皮、狼皮、灰鼠皮、狐皮、旱獭皮之分。约略可以判断出等级的差别。
“你是哪一部分的？”马家军的骑兵班长是个冷硬的家伙。他并不买这个级衔肯定比他高得多的军官的账。
“我是二九九旅手枪队的队长！”参谋长恶狠狠地盯着这个“毫无礼貌”却很精明的家伙，声冷字重地说，“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我们是总指挥部的！”
“你们到哪里去？”参谋长厉声呵斥，“下马，我有话跟你们说！”
“我们执行的是总指挥交给的任务！”班长并不下马。
“我执行的任务比你们的更重要！”
班长看到“手枪队长”身后的七名俘虏，也看到他腰里的左轮手枪。
“队长！你的任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班长有恃无恐，并不把一个旅的手枪队长放在眼里。
“有！”参谋长森冷严苛地说，“我听说近处有流散共军组成的游击队，我这些俘虏中有两个团长一个师长……”
“那又怎么样？”骑兵班长焦躁起来，“我们有紧急任务，耽误了事情谁负责？！”
“我怕这些重要俘虏让突围而出的共军劫去，我要你们帮助押解。”
“办不到！”骑兵班长脸色变黑，被这个手枪队长异想天开的纠缠惹恼了，说得很果断，“谁叫你们不多派人押送的？”
“我们出发时……”参谋长发现自己的计策出现了漏洞，他知道，任何假的，都经不住反复推敲。他恨透了这个精明的家伙，急忙自圆其说，“我们出发时，还不知道倪家营子的共军已经向这个方向突围……”
骑兵班长早已不耐烦了，他的马也焦躁地踏动着四蹄。
“队长！不要跟这个混蛋啰嗦！”江子敏催马猛冲过来，竟是那样突如其来，“凡是不听命令的一概军法从事！”她“乒乓”两枪把那个班长和另一个士兵撂下马去，接着用她的驳壳枪指着吓蒙了的骑兵班，“哪个敢动！”
这一下简直把参谋长也弄愣了，他来不及赞佩这位女中豪杰的确来得干脆，也立即临机应变，顺手拔出左轮手枪，重又下了命令：“统统下马！”
“俘虏”队里的史排长作了个手势，七个人全都撒开握在手里的长绳扑向了马队。这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
两个手疾眼快的敌兵，刚刚抽出明晃晃的马刀，就被两只短枪击中了心窝，倒撞在马下。
马龙飞的黑鹰团率先钻入风雕群落，像一头冲进荆棘丛中的猛兽，左冲右突，遍体鳞伤不能脱身。后面的两个团却稳住了阵脚。
张慎之建议撤出风雕地区，从北路沿黑河南岸绕道追击，兜剿共军阻击部队的后方。这在骑兵来说，并不困难。
马元海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却要等一等看。他高踞马上，观察着战场。这次小挫与他的草率轻敌有关。他在率兵跟追红军西进时，也曾欣赏过这一带的雅丹地貌，但他求胜心切，又加判断失误，认准红军在西洞堡在龙首堡等着他，像扼守倪家营子一样，凭险抵抗，根本没有想到共军会在中途设了埋伏，他承认红军指挥员比他计高一筹。
他还想继续强攻，在兵力上，他是一个富豪。再说，冲进风雕群落中搏战的骑兵，要想撤出来，也许比冲过去更难。“开弓没有回头箭”，赌注已经投出，岂有收回之理？
这时，从黑马旅后方的沙滩上，陡起了一朵小小的乌云，风驰电掣般卷了过来，旋起一股升腾的黄尘。
“总指挥，是不是我们的侦察排回来了？”张慎之对来自后方的这支骑兵队有些疑惑。
“不像。”马元海举起了望远镜，一色黑马旅的装束，“这是派去催宪兵团急进的骑兵班！”他说得很肯定，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回来得这样快。
张慎之放心了。这的确是一个骑兵班，不超过十匹马，可是，他们这样死命地赶来是为什么呢？他的心又提了起来。
骑兵班迅速地接近，张慎之又举起了望远镜。他已经看清了狼皮帽子下的眉眼，那眉眼晃动不定，不像，那骑马的姿势不像。可是，这个骑兵班是哪里来的？独立骑兵旅的？来干什么？二九九旅的？
张慎之那灵活的头脑，多种可能都想到了，就是有一种可能没有想到——穿着马家军服的红军对他们的袭击。因为用一个骑兵班袭击一个骑兵旅是不可能的！那不是以卵击石，而是以卵击山。
张慎之，这位武汉黄埔分校（后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高材生，虽然熟读兵书，却只想到“弱者守，强者攻”，而没有想到“以弱袭强”。
自古以来，战争是单纯而又复杂的。就其基本色彩来说，只不过六种颜色：战不过攻守、术不过奇正、形不过虚实。这块攻、守、奇、正、虚、实六彩“魔方”，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手上，变化出无穷无尽绝不相同的图案。
结果真的出现了“以卵击山”。
迎面袭来的只有九匹战马，第一排子弹就射向了马元海的指挥部。一个卫兵倒撞下马来，碰到了马元海的马臀；马元海的马骤然一惊，向前一纵，也许这个偶然的动作救了他的性命，他的旱獭皮帽被击落下来。
这猝不及防的枪声起到了百倍的心理效果，兵书云：
猛兽失险，童子曳戟而追之；蜂虿入袖，壮夫彷徨而失色。以其祸出不图，变速非虑也。
也就是说，猛兽一旦失去凭借，小孩子都可以手执长矛去追它；黄蜂小虫突然钻入袖中，临危不惧的壮士也会张惶失措大惊失色。就是因为祸出突然，猝不及防，来不及考虑。凡使敌人不意之法，皆出于常识、常法、常规之外。
九匹黑马小队是一支从天而降的奇兵，是真正的外国典故中所说的“黑马”。
他们对黑马旅的杀伤是有限的，对黑马旅所造成的混乱却是无限的，就像影剧院里爆响了一颗手榴弹。
当黑马小队旋风般地冲进黑马旅的大队时，那些马家军的“勇士们”个个惊极而呆。他们的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想不出这几匹黑马是从哪里来的，都是自己人呢，干吗乱冲乱撞起来？是叛乱还是发疯了？他们看到的是枪口、马刀和一张张振奋的强悍的脸。
这是一股雷鸣电闪的黑色风暴，直到这股狂风从他们身边刮过，枪击刀砍，人仰马翻，血肉横飞，掀起无限恐怖时，他们才意识到这是化了装的红军骑兵！
“不好！共军抄了我们的后路！”
“共军包围了我们！”
“同志们冲啊！我们的骑兵团来啦！”奇袭者们边杀边喊，横斜着向对面一个百米高丘冲去。
“准备迎敌！”马元海两眼发黑，大叫一声，坐在马上像庙里的怒目金刚，狰狞可怖。
他的命令是模糊不清的，加大了部队的混乱：准备迎敌，如何准备？是前进还是后退？敌在何方？
黑马旅把这支骑兵小队的举动无限地夸大了，他们当成这是大队人马的前锋，随后有一个骑兵师袭来。想象中的敌人比实有敌人更加可怖。
突然性显示出巨大的效果，就像元首的阅兵台上，即使只出现一个手执炸弹的刺客，也会造成万千军队的恐慌。
马家军虽然凶猛，却不是训练有素的部队。一时间所表现出的慌乱和溃散，真使人不可想象。他们互相冲撞，互相倾轧，互相践踏……这种黄水决堤般的溃败，就是拿破仑身处现场也是枉然。
马元海和张慎之带着卫队前去阻拦，开枪打死了几个倒霉鬼，依然无效。张慎之反被溃败的骑兵撞下马来，马元海也只好随着溃军奔逃！
兵败如山倒，那种崖崩地裂式的倾塌，使人触目惊心。
骑兵的溃败比步兵严重十倍，自相践踏造成的死伤无法计数，那枪声，那喊叫，谁也搞不清是红军还是自己人的。
这时，马元海才想起马龙飞，他命令警卫排长去找他，不管是死是活也要把他找回来。
平时，都是些视死如归的人，现在却像处在噩梦中，这是一种盲目的、病态的、有传染性的恐怖。
马元海终于明白了，溃退的队伍就像向悬崖狂奔的马群，谁拦截谁被撞倒踩死。你只能引领他们向前奔跑，在奔跑中慢慢变向转弯……
马元海不得不下令部队后撤。后撤，却起到了为溃散推波助澜的效应。
他们向西退了十五里才慢慢停住。这时天已黄昏，山谷间已浮荡起暮霭，马元海跳下马来，问后面赶来的卫兵：“参谋长呢？”
“他被溃兵冲下马来，摔断了胳膊，还在后边……”
这时，步行的宪兵团才出现在地平线上。
宪兵团全都是撒拉族人，格外剽悍。他们穿着老羊皮袄，戴着狗皮大帽，每人一支短枪一支步枪一把大刀，可谓装备精良，战斗威猛，即使大刀压住脖子，刺刀抵住胸口都不肯投降。饥寒交迫的红军，体弱力薄，两三个人才能扭住他们一个。马元海迎上前去，命令他们原地宿营，准备明天投入战斗！并叮嘱加紧防范，当心共军偷袭。
“总指挥，黑马旅是不是打了败仗？”宪兵团长悄声问道。
“有一点损失！”马元海淡淡地说，“西宁来电，要我们不顾一切代价阻击共军东返，只要我们把他们拖住，就一定能打败他们！……今天是正月十几？”
宪兵团长不明白总指挥问话的意图。
“大概是十三吧！”
“好，明天你们上去，打个胜仗，元宵节我要犒劳你们，吃个肚儿溜圆，喝个一醉方休！”
“伤亡准会很大！”宪兵团长不太乐观。
“损失，我们不怕，我们有六万民团补充部队，有三万匹战马在军马场里等我们选用，我们怕只怕共军跑了，不能杀个痛快……”
张慎之来见马元海，他的胳膊用三角巾吊在胸前。
“军人总是身上百处伤，胸前挂勋章。怎么？你倒好，身上无一伤，胸前挂臂膀。”马元海开着玩笑，“没有伤筋折骨吧？”
“没有，只是脱臼……总指挥，这次失利，有个教训：不能轻敌。我们总认为他们弃甲曳兵狼狈奔逃，放胆猛追。现在看来，他们是且战且退……”
“什么失利？”马元海对这句刺耳的话大为反感，大叫大嚷，“死几个人伤几匹马能算失利？五十个回合看分晓！明天，我再发动进攻，就是把宪兵团全搭上我也毫不在乎！”
张慎之看到总指挥动了感情，他知道，这时的反驳必定更激起他的蛮干，只好笑笑算了。
当黑马旅纷纷溃退的时候，那个“黑马”小队正向一道山梁后面跑去。粗壮的骏马在八十里的急速奔驰之后，已是大汗淋淋，腿上沾满泥沙，湿漉漉的身上血迹斑斑。它们越跑越慢气喘吁吁，而后不再奔驰，缓缓地走上一个大约有五十米高的山丘。
这时，太阳已经落在地平线上，那迸射的红光犹如鲜血浸漫了西南方的天空，红得令人震撼，好似冒着腾腾热气，暖融着祁连山的雪峰。
“安参谋长，”江子敏提着马鞭，紧靠着她的首领，掩饰不住的兴奋，洋洋自得地提议说，“我们应该在他们宿营时再去袭击他们！”
“不！得利不可再往。”参谋长故意望着风雕群落，掩饰着对这位刚毅女性的赞赏，“你看，我们打埋伏的部队都后撤了！”
“我们为什么不跟上去呢？”史排长站在他们两人的身后说，“我们本来就是去找总部的啊！”
“我们这样的打扮，准会跟部队发生误会！”江子敏反驳史排长，显然，她并不想回总部去，“我们为什么不独立游击？”
只有参谋长深深地懂得她不愿回总部的隐衷。人生之路是多么曲折回环，它有多少甜蜜和辛酸？！这个刚烈的女性，在奋战之后，仍有无尽的炽情从体内涌迸散发，光彩照人。可是，她的内心最隐秘处却滴着痛楚的泪。他有些怕她，用残忍的意志力抵制着她的魅力。即使在解决敌人骑兵班时，她机智和果决地从窘境中把他救出，他也没有夸奖她，冷淡得不近人情。
“今天是正月十三，月亮很快就出来了。”参谋长依然谁也不看，盯着风雕群落，像在自言自语，“史排长，你带三个人去捡子弹，当然，手榴弹更好。”然后，他转身用马鞭向山洼里一指，“今晚，我们在那里宿营。”
山洼已经很暗，那里有一个几户人家的村庄。
这个首领似乎具有一种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从他每一句强烈自信的言词里，谁都看出这个参谋长喜欢独断专行。
半个小时后，他们进驻了只有三户人家的屯庄。参谋长用地道的当地口音与老乡交谈，得知那个山丘叫望山峁。他在摇颤的油灯下，写了一张纸条：
陈、徐首长：
我们九匹战马在寻找总部时，恰逢黑马旅的后卫，故予以突袭，收到意外的效果。路见撒拉族宪兵团亦向龙首堡方向开进，预想明天将有激战，我们暂不归队，埋伏此地以出奇兵，配合正面战场。
唯弹药已尽，今夜当潜往战地自行解决。我们潜伏之地为望山峁山洼，以期再收奇袭之效。
特此报告，并请指示。
红五军骑兵团参谋长安宝山
二十三日晚
安宝山慢条斯理地把纸条折成三角形，然后写上“交总部陈、徐首长”，抬头看看站在灯旁的江子敏，犹豫了一会儿，说：“子敏，我想请你把信送到总部去……如果一个人有困难，我再派夏班长陪你去。总部若有指示，夏班长可以带回，你留总部归建！”
“你总想把我赶回总部去，”江子敏恨恨地说，“我很清楚这是为什么！”
“既然清楚就好！”
“我越清楚就越不去！”
“你总是违抗我的命令。”
“当我们两个初次穿上马匪的军装时，你是怎么说的？”江子敏目光如剑，直抵安宝山的眼睑。
安宝山苦涩地叹了口气，然后无可奈何地喊了一声：
“夏长宁！”
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旬：
经过万里转战的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展开了新篇章。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陈昌浩、徐向前奉命率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强渡黄河西征，执行中央军委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
由于中国时局颇富戏剧性的急遽变化，党中央、中央军委认为《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执行可能，准备将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一、二方面军）、北路军（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东渡黄河入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这是带有根本性的战略变动。西路军为执行新的任务，连日与马家军激战，在重创敌军后，改变北上宁夏夺取定远营的路线，分三路纵队向西进发，去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红九军袭占古浪，守敌逃窜，吸引马家军向古浪地区集中。红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先围凉州，后占城西四十里铺，并于十八日克永昌，二十一日克山丹。红五军随后跟进。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马元海指挥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四个民团，猛攻古浪。九军急促应战，苦战三日，突围而出，敌我双方均伤亡两千余人。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二十五师师长、二十七师政委均壮烈牺牲，九军元气大伤。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央电示西路军总部：“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并可以一部在民勤地区活动……使敌疑我西路军主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企图。”
中央要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迷惑敌人，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掩护河东主力红军东进或南出，进行大的战略转移。
历史使命，落在西路军的肩头：永凉一线，地处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南面是冰封雪冻的祁连山，北面是腾格里大沙漠，大路两旁是荒凉的戈壁滩，极利于骑兵运动，敌人很容易作到进退“神速”。红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不进不退，不东不西，正好被动挨打，给敌人以进击之机！
这里没有党的工作基础，马家军都是本乡本土，为了保护地盘，必然与我拼死搏战。马步芳提出“宁死一万人，不丢一寸土”的口号，足见其与我殊死战斗的决心。不论从地形、给养、民情、敌情条件来看，都不容我军在此持久立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西路军向中央反映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困难，用长达六百五十字的电文，陈述敌情我情，请求中央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央立即复电，仍要西路军坚持。电文指出：“毛炳文东撤利于你的发展，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同时说：“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这样，西路军只好在险恶的环境里孤军苦斗，与暴烈绝情来势凶猛的马家军鏖战到底。
先是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之战；再是永昌东南八坝之战；三是永昌以西水磨关之战；四是永昌之战；五是山丹之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安事变发生。中国时局处在瞬息万变的激烈动荡中。这时，西路军作为一支战略机动力量，随时待机策应河东红军的斗争，甚至还要配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的行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两天）：
中央军委电示徐、陈，令西路军“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以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的使命”。
这是既要向东接通兰州，又要准备向西接通远方（苏联），任务是艰巨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央电示徐、陈：“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两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帮助你们。”这是要求西路军西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周恩来致电毛、朱、张，提出西路军应逼近兰州，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
此时，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正准备西进，但中央根据周恩来的电报又指示西路军东返，电文说：“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到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当晚二十四时周恩来致电毛、朱、张，指出：“四方面军主力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军委主席团电示徐、陈、军政会、彭、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两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决定。”
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地区，根据中央电令，顶着西北高原凛冽风雪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向临泽、高台地区开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西路军总部及三十军离开甘新大路，进驻倪家营子。当即被敌发觉。马元海于二十九日电告马步芳：“红军大部离开甘新公路进入甘州（即临泽）南的倪家营子，占寨堡四十三处，星罗棋布于周围十里之地，总数约有一万三千余人，确系主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红军九军一部攻临泽未下，进驻城东南沙河堡。
马步芳指示马元海，密切注意红军行动意图，作好分割包围歼灭红军的战役准备。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
红五军攻占高台。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
西路军总部向军委报告：“如敌无大的压迫，即大部留高、抚（即临泽）休整。如被敌迫，即准备布（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
西路军又向军委报告：“高台以东人粮极富，以西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建议军委“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并表示“西路军抱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照前电完成任务”。
显然，西路军向中央提出的建议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
军委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全军集结于两三点，大力训练，伺机消灭敌人。”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对西路军行动方针向军委作如下分析和建议：“（一）西路军单独在高台、洪水行动一到两个月，争取灭敌一部，但欲迅速与彻底消灭属不易，这不能不使西进困难；（二）东进在目前无敌的有利条件下较易做到，如果延搁根本大计，滋长二马之力而后击之更不易；（三）我处倪家营子到洪水约一百九十里，沿途粮、房便利，洪水到北大通三百六十里，必须三天露营……非万分必要时，不轻采取。西路军暂时在原地行动，重要是灭敌西进……”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八日：
中央军委两次电示西路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任务……切勿分兵去安西。”并进一步说明，“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
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
张国焘个人署名致电西路军将领，主要内容是：“蒋回南京后亲日派扣张并向西安进兵，目前整个战略中心是巩固张、杨部队和红军的联合，在西安附近击退亲日派所领导的进攻，稳定抗日派，争取中间的动摇派别，求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现。这种方针是正确的，并已得到中外舆论的同情……目前西路军是处在独立作战的地位，要达到创造甘北根据地和接通新疆的任务，必须击退二马的进攻，消灭其一部，在临泽、高台、甘州地区站住脚跟，如此远方接济才能到手和更有意义，对于西北整个局面的配合才更有力……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不可能经常提供给情报，因为电台声音过小的缘故，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显然这份电文不是指示，而是解释与劝导。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
西路军集结在临、高地区后，马步芳、马步青部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团、民团，在飞机配合下，蜂拥而至，在前敌总指挥马元海指挥下，先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地区西路军主力，而后集中力量猛攻高台，红五军苦战至一月二十日，惨遭失败，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师长叶崇本以下两千八百名红军指战员，除个别突围外，全部壮烈牺牲。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敌人于一月二十日占领高台后，气焰嚣张，当即回军猛攻临泽。临泽红军激战三日。一月二十四日临泽失守。突围部队集中于倪家营子，同时，九军也撤离沙河堡，到倪家营子集结。至此，西路军一万余人，全部集中在倪家营子四十三个屯庄里。于是，在倪家营子地区，敌我双方，展开了历时二十余天的浴血苦战。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西路军面临着极为险恶的前景，孤军奋战有耗无补，伤亡日增，敌人却有充足后备力量，攻势不断加强，西路军召开军政委员会，在中央不能派兵来援的情况下，提出自救东返的主张。于是在二月二十一日突围东进，急速向西洞堡、龙首堡一带转移……于是就发生了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在风雕群落中的那场激战。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马元海发现自己原本是一场虚惊之后，第二天投入了他的宪兵团。红军并没有像马元海判断的那样，在寨堡屯庄中恭候他来进攻，而是用杀“回马枪”的战术，给予迎头痛击，把宪兵团全部歼灭在西洞堡北面坦阔的戈壁滩上。
当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陈昌浩和总指挥仍然站在龙首堡大地主张龙官屯庄的小白楼上，用八倍望远镜视察着战场。
陈昌浩将大衣皮领竖起，侧着身子，以抵御迎面袭来的凛冽寒流。他忽然想起了古代的一首边塞诗，忘记是谁的了，只记得两句：
明月如霜照白骨，
恶风卷地吹黄沙。
这些极尽悲壮的诗句没有给他带来凄苦之感，反而使他兴奋起来。一种夺取更大胜利的渴望在他心中燃烧，萌生了一种久已期待的激情。放下望远镜，他转身对站在他右首的总指挥说：
“今天取得了比昨天大得多的战果……是一次带有决定性的胜利！”
总指挥对“决定性的胜利”颇有异议，但他并不直接反驳这种顺口说出来的话，只是说：
“这一仗，对马元海是个不小的打击，有利于我们东返……”
“这个打击给我们带来了转机！”陈昌浩明显地表示出他想的与总指挥想的不一样，“我们可以重新考虑我们的行动方针！”
陈昌浩突如其来的设想，使总指挥颇感意外，这不过是一次战斗胜利，并不是决定性胜利，有什么可以改变行动方针的必要呢？他想：这只不过是陈昌浩被意外的胜利所振奋，顺口说说而已。镇定沉稳的性格使他并不急于表态，也不跟他争辩，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战场。
陈昌浩并不在意总指挥不置可否的沉默态度，也不再注意胜负已成定局的战场，他目视空阔的旷野，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思绪：
他的思绪并不遥远，而是目前战斗胜利引起的一种想象。他的面前，蔚蔚青天，漠漠荒野，皑皑雪峰，是一望无垠的屏幕，挥师杀回倪家营子的壮阔场景，一幕一幕在他面前展开。千军万马像喧腾的巨流，步兵行进，骑兵驰骋。他仿佛听到了蹄踏戈壁的哒哒声。
这个意念，似乎是突如其来，事实上，早已潜隐在内心深处，形式上是来源于纯军事的思考，实质上，却是出于政治上的顾虑。
陈昌浩已经认定自己的设想切实可行，便决心把它变成实际行动。他需要得到总指挥的支持。沉默了一会儿，他兴冲冲地说：
“好啦！一出威武雄壮的戏剧落幕啦！气候也越来越冷了。‘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鲍照对塞外寒冷的体验是很深的！咱们下去暖和暖和吧，我想，应该杀回去！”
“杀回去？”总指挥猛回头盯视着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个决定太出乎他的意外了，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刚刚把握了一点战场主动权，怎么能重投罗网再进重围呀？
“咱们下去再谈吧！”陈昌浩似乎料到总指挥准会反对，便率先沿着梯坎走下塔楼。
也许胜利之后比失败之后更为繁忙，陈昌浩和总指挥从塔楼上走下来后，就被司、政、后的领导者包围了。他们立即投入了千头万绪的军务中：
重新部署防务，筹集粮饷，调整干部，安排伤员，处理俘虏，分配战利品，休整宿营……一切都在零乱而有秩序中进行。
如果陈昌浩不再提出重返倪家营子的主张，总指挥是不会主动找他辩论的。因为事关奇重，总指挥在处理日常军务时，心中总有一种牵挂，陈昌浩的“杀回去”的主张给他心理上造成深深的潜忧。
繁杂的军务，两个小时就安排妥了，有许多未了事宜由部门首长——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供给部长郑义斋去分头处理。他们都是经验丰富办事干练的人，尽可以放手让他们去全权处理自己职权内的事。
军政委员会的正副主席需要沉静下来进行决策。
张龙官的客厅非常宽大，警卫人员已经生起了炉火。
战略决策既是简单的，也是困难的。就像手中举着一个棋子，这是关键的一步，关系着全局的生死。
首先是对敌我态势的争辩，这是决定东返还是西进的前提。总指挥认为这个胜仗并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绝不能为这个小胜所眩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这个态势本来不难明白，马家军在河西走廊的参战部队约计六万八千余人。溃散一个骑兵旅，丧失一个宪兵团，并不是了不起的损失，而且他们还会很快得到补充，我们却只有一万多人，非战斗人员占了将近五分之三，况且，我们是无后方的孤军，有耗无补，即便勉力支撑，也不可能持久。
这种对局势的利弊权衡，对敌我态势的判断，在一个统帅的作战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有人把这种判断称为直觉，很像文学艺术上的灵感。这种内在的洞察力和感知力的强弱，就成了具有同等军事知识和经验的将领高低不同的分野。直觉，就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军事才华，那种能够临机应变的素质。
陈昌浩虽然热情、勇敢、精明、干练，并且自从他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以来，一直握有大政方针的决定权，但他在军事上却缺乏这种感知力，他不是军事天才！他的才能，不在军事方面。
不管陈昌浩有多少固执，总指挥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陈昌浩迟疑了很久，才说出他们必须回返倪家营子的另一个原因：“我们这次东返，是出于自救，但是，中央并没有明令我们这样做……”
“可是，中央有许多电文是要我们‘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针由你们自决’。我们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断。”
“我们现在主要问题是取得中央的信任。”陈昌浩向火池子里加了几块木柴，腾起的火苗映照着他脸上凄楚的暗云。他的脸苍白中带有浮肿，反映出内心沉重的潜忧，“我想我们给中央的某些电文是不妥当的，很容易引起误解……”他只觉得自己的心就在火池子上烧烤，忍不住站起来，走到门口透口气。
“你指的是哪些电文？”
陈昌浩回到火池边，缓缓地坐下，揉着胸口，似把心头某种痛苦揉碎：“比如我们一月四日的电文，说高台以东人粮极富，以西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中央会不会认为我们愿意东返而不愿西进呢？”
“我们讲的全是实情。”
“这里的实情，中央很难了解，也许认为我们有倾向性呢。接下来，我们向中央提出的建议更是欠妥，我们要求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这样，我们等于要求把四方面军的所有部队开到河西来……我们忘了四方面军跟着张国焘另立中央所犯的错误，是最最敏感的……中央会不会怀疑我们又要独断独行，把四方面军集中到河西，再来一个独立行动，把我陈昌浩看成张国焘第二呢？”
总指挥的心不由得“咯噔”一沉，缓缓地说：“这是一种多虑吧？”
其实，他知道这并不是多虑，而是他平时很少去想就是了。此时，他盯视着火池子里柴块燃烧时爆裂的火花，仿佛看到自从一九三五年六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直到目前，粘滞在这段空间里的混浊的沙尘。
“你想想中央对我们的批评吧，当我们提出如果上级不派四军、三十一军 [5] 来援，西路军则难以完成西进任务时，中央是怎么指示我们的呢？我可以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继而严厉地批评我们，“‘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想想呢，我们向中央提出的一切困难，都被视为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视为坚持过去的错误。”
陈昌浩苦恼地向火池子躬下身去，两手在火上翻弄，似乎在以此驱散心头的寒冷，减轻背上的重负，但热烘烘的火池子，烤不化他心头上凝结的霜花。
张龙官客厅里的一切红木家具都隐在暗影里，闪着猪肝色的幽光，唯有挂在侧面墙上的飞天大壁毯，在幽暗的朦胧中，给人一种超然物外、飘飘仙去的幻觉。
一时间，他们都沉默无语。
总指挥只是一袋接一袋地吸烟，他用惯了旱烟袋，即使有卷烟供给，他也把它拆碎抖进烟袋荷包里用旱烟袋吸。这个朴实无华的烟袋荷包，寄托着深隐的感情。这是一九二九年底他跟程训萱结婚时，妻子连夜给他缝制的。正像当时歌词里所唱的：“一针针，一线线，缝尽爱和恋。”
陈昌浩似乎承受不了沉默的重压，仰起脸来，又缓缓地说：
“再从张主席（指张国焘，他说顺了口）一月八号给我们的电文看，中央对我们的成见是很大的，现在，我不知道他的处境如何，可是你仔细琢磨琢磨，他向我们强调什么呢？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不符合中央指示的想法，都被视为对中央正确路线的怀疑，都被视为坚持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所有的挫折和失败，都被视为对过去的错误没有认识、没有转变、不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你总是强调独挡一面的高级干部执行上级指示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机械地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好像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实际上，说句牢骚话吧，也只能‘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说完又沉重地垂下头去，他一直挺拔的脊背弓了起来，脸上阴云密布，胸中雷电交作。
总指挥感到陈昌浩个人的包袱的确背得太重了。长征期间，他曾经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在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中央又把西路军的行动与过去的错误联在一起，他的顾虑自然要比别人多。他只能唯命是从。
但是，这种唯命是从并不是真正坚强的党性，而是一种变相了的“自私”，置千军生死于不顾，不敢坚持正确的措施，不敢实事求是。
在红军优秀的将领中，总指挥的性格是独特的，他不是叱咤风云、森冷严苛、临敌生威的那种猛将；他镇静沉稳，谦和自守，不求显扬。知识才华含而不露是他的品格特征。
他平时很少说话，总是身体力行，说起来也总是慢声慢语，却简洁中肯。他几乎没有发火的时候，像一个慈祥和善的兄长。他不与人争高下，善于忍让。
他外柔内刚，是个山崩于前地裂于后而面不更色的人，在部队中他是享有很高威望的优秀指挥员。他理解陈昌浩的苦衷，但事关全军的生死存亡，他不能不据理力争了：
“昌浩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坚持真理，是我们入党时的誓言，我们应该认识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性，只有对部队负责，才是真正的对上负责。面对千军生死存亡，我们个人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呢？”
“不，关于我们的行动方针我已经思虑很久了。”陈昌浩猛然站起，在客厅里踱了几步，一种蚀骨的哀愁反映在他浮肿的脸上，叹息了一声，重又坐到火池子旁，凄然地望了总指挥一眼，“你还不知道吗？中央把西路军当作一支机动的战略力量，忽而令我们向东，忽而令我们向西，忽而令我们停止，都是因为全国局势的变化所致，问题在于我们并不了解全局，或者说不够了解全局，这是一；
“这次胜利不管是否是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总是有了很大的缴获，有了很大的补充，比在倪家营子苦战二十多天的收获还大，损失却微乎其微，全军精神振奋，信心大增，这是二；
“在没有中央命令的情况下，由于形势危急，东返自救，这能不能成为理由，我很犹豫，就像一个为了全局胜利而派到一个山隘口上打阻击的部队，只能与阵地共存亡，而不能因为损失过大就撤出阵地……这是三；
“中央给我们在肃、甘、安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显然没有变……这是四……”
总指挥为之动容了，他低沉的声音里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昌浩同志，你说的全是需要，不能说不对；而我想的却是可能，我们现在人困马乏，还有什么力量建立根据地呢？我再重复几句，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
总指挥很少这样激动过。
“我们不必再争了，”陈昌浩和缓地说，“明天召开军政委员会再来讨论决定吧，让我们再想一想。”
在总指挥起身的时候，陈昌浩想起了一件事，需要跟他商量：“安宝山回总部来了，他带来了一个骑兵小分队，这次作战胜利，他们勇敢机智的配合，起了很大作用，你看怎么安排他们的工作？”
“你先找他谈谈吧，我们的几个主力团的干部没有配齐，请组织部统一考虑一个意见，报总部来批一下就行了。我们还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我也希望明天的会议不要拖得太长！”
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可怕的沉默，时间似乎凝住了，就像历史本身停住了脚步，恭候会议作出与西路军成败攸关的决策。
陈昌浩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重返旧地，坚持斗争，等候中央新的指示，等候时局新的转机，为了避免出现他与总指挥昨晚那种争辩，他提出了防止军事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逃跑。
与会者都是从历次路线斗争中过来的，这两顶沉重的政治帽子扣在会场上，哪个还敢轻易表态？哪个还敢提不同的意见？
所有与会者都不愿意先发表意见，有的埋头吸烟，有的看着手中的地图，却都在思考如何说好。
显然，陈昌浩提出重返倪家营子，出乎大多数同志的意外。虽然他讲了一、二、三、四条西返的理由，但是大家在东返自救的兴奋遐想中走得太远了，要想扭转回来是困难的。
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不管是直接接触还是间接了解，都知道陈昌浩的个性特征：他是才学渊博的知识分子，能写文章，能讲演，讲起马列主义来一套接一套；懂好几国洋文；他年轻气盛，有才华，有热情，有干劲，做事雷厉风行。仅就这些，还不能获得许多工农干部的尊崇，因为他们最瞧不起“夹皮包，作报告，会总结，会提高”的只讲空话不干实事的领导者。而陈昌浩兼有文官武将的共有特色，既是理论家也是实干家。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张国焘也让他三分。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张国焘称之为二十八宿）之一。那时，他瞧不起张国焘，认为他是老右倾机会主义者。可是，当生活转入新的航道时，他们都跟着急流转弯，在整肃鄂豫皖党政军组织时，陈昌浩发现张国焘并不右倾，在大肃反时，却是苛烈绝情、左得出奇。
左的人并不事事都左，右的人也并不事事皆右。后来，他与张国焘一道工作期间，一直配合得很好。他忽然发现原来的所谓左、右，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就像两个人共攀一座陌生的荒山，一个说从左边上好，一个说从右边上好，目标都是一样，既可以争个面红耳赤，也可以平心静气商量一番。
当陈昌浩由共青团分局书记接任曾中生的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时，他和张国焘在大政方针上就完全一致了。在白雀园“大肃反”时，两人配合得紧密而且默契。自从他当了四方面军的总政委之后，简直可以说是不可一世了。那时他才二十五岁，并不是成熟的年龄。他那文化人好冲动的气质与他独挡一面的重任，是不相适应的。他并没有发现他的地位犹如身处悬崖绝壁的那种致命的危险。
他肯干、敢干、能干，他甘冒锋镝亲临前线，这里摘引总指挥在事过五十年后的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回忆：
那天白天，陈昌浩坐上飞机到黄安上空扔炸弹，散发宣传品，骚扰敌军。这架德式机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军用飞机，我们于一九三○年初在宣化店缴获的。驾驶员叫龙文光，从南京驾机回四川，迷航后汽油烧完，被迫降落在根据地。飞机运到新集后，陈昌浩坐上它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那时才二十七岁（据史料记载，陈昌浩一九○六年生，此年应为二十四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也拿着手榴弹，逼他听指挥。
此外，还有许多令人听之颇为纳罕的事：
一位局长正因一件十分挠头的事而烦躁懊恼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想也没有想就骂了句：
“他妈的，偏在这种时候来电话，你就不会等一会儿吗？”
他“啪嗒”一声，把耳机拍到支架上，竟然没有听出这是总政委的声音。
陈昌浩丢下电话，催马找到那位局长，搂头就是一马鞭。那位局长竟然忍受了。也难怪一方面军在长征路上与他们会合后，深感四方面军中有军阀作风。
四方面军的参谋主任舒玉章是个刚直不阿的人，因对前线情况的看法与陈昌浩不同，激烈争论起来，拍了桌子，后来，陈昌浩竟然把这个“犯上作乱分子”当成反革命处死在沙河滩上。
凡是从鄂豫皖来的四方面军的干部，对白雀园“大肃反”莫不谈虎色变，心胆震颤。在五十年后，总指挥有这样一段回忆：
我和程训萱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家住檀树岗程伍德村，妇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有见面团聚的机会。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叫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悄悄对我说，程训萱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
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这次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仍然笼罩着往日大肃反的暗影：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设想，不同的方法，很容易被当成路线问题，很容易被当成反领导也就是反党问题，谁还敢畅所欲言呢？
大家都等待着总指挥发言，以便从两个领导人的意见中作出选择。总指挥坐在右角上，一袋接一袋地吸烟。他的内心是激动的，可是，冲动，不是他的性格。
大家都互相交换着眼色，互相鼓励着对方先讲。连李特这样好放炮的人也沉默无声。
陈昌浩看出大家要等候总指挥讲出不同的意见，便用锐不可当的目光巡视着会场，声凝字重地说：“大家还推托什么？有话就说嘛，关于行动方针，我和总指挥昨天晚上就讨论过了，今天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嘛，集思广益嘛。”
语调之冷，令人触之若冰。他开始点名了：
“老王，你是副总指挥，你先说说吧！”
王树声一向是真诚坦率的人，敢于耿言抗辩，直展胸臆，从不转弯抹角。但他的弟弟妹妹在大肃反中被捕被杀的余悸仍留在心头。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说得十分谨慎：
“我们这次胜利的确不可低估，对我军武器弹药的补充，对我军士气的鼓舞都是很大的；我们损失小，缴获大，也是以往战斗所没有的……”王树声顿了一下，很艰难地说出了一个“但是”，他说，“但是，这次胜利是很值得分析的，马元海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连串的得逞，冲昏了头脑，他总认为我们像惊弓之鸟漏网之鱼那样只顾奔逃，所以他长驱直追；骄兵必败，敌人的失败在于麻痹轻敌，而不是力量薄弱……可是，再返回倪家营子，我们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战机？我想应该慎重考虑。”
陈昌浩的脸色阴沉沉的，他有些不耐烦了。这种发言听来似乎对他的主张并不反对，但是，也不支持。不支持也就等于反对，只是不愿说出来就是了。他希望得到参谋长明确的支持。他目示李特发言。
李特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他是军政委员会的常委之一，王树声却不是。李特一向是站在陈昌浩一边的，而且，跟得很紧。由于处境和地位不同，在东返还是西返问题上，李特却很难无条件地站在他一边。
陈昌浩考虑的是如何取得中央的信任，李特和总指挥、副总指挥一样，考虑的是部队的处境，部队的生存。这个好放大炮的人的发言比王树声还要谨慎，因为他更为了解陈昌浩的性格。
在他心目中，陈昌浩是坚毅果断而有强烈事业心的人。这是他的突出的长处，可是，他十分严厉，甚至非常极端，如果他喜欢你，就会极力赞扬你，赋予你很大的权力，赏无吝色；若是他对你产生了反感，就会毫不留情地惩罚你，杀无怜容。
“现在的关键在于我们还不太了解全局。昌浩同志在我们没有中央指示情况下东返自救的考虑是正确的，从我们西路军的局部来看，东返是应该的；可是从整个局势来看，是不是妥当呢？当然，重返倪家营子，艰险也不可轻视。我看，最好在这里暂停，听候中央的指示。”
李特耍滑头，绕了个大弯，似乎给会议献了个两全之策。自身的经历使他体验到一种人生哲理：人人都懂得“忠言逆耳利于行”，可是，历史上愿听逆耳之言者能有几人？！
陈昌浩脸上的灰斑变成了深茶色，眼睛不再看任何人了，只盯着眼前的地图。他所期待的衷心支持和热烈拥护落空了。无疑，这对他的自尊心是一种强刺激，对他的无上权威也是一种挑战。当然，平时，对他的某些主张是可以讨论的也是可以反驳的，那是在他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他已经作出的结论。
他两眼冷峻地盯着地图，并不是想根据已有的意见改变自己的决定。即使是聪明人，当他钻入牛角尖时，也会蒙住了智慧的眼睛，听不见理智的呼声。他面对地图视而不见，他的思想在痛苦地对抗面前出现的现实，拐进了歪道。他感到会议出现的状况不仅有伤他的尊严，而且意味着背叛，他甚至猜疑总指挥背着他向其他人做了说服工作。他的胸中涌动着受辱的愤懑之情。他的感情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很脆弱。
长期以来陈昌浩习惯于周围的人不加争辩地赞同他的意见，好像已经成了一种常规。这种只能赞成不能反对的环境把他的感情养娇了，把他的理智弄乱了。他的本来已经十分顽强的自信心，在赞扬声中得到滋养而迅速膨胀起来，他总是认定自己的判断万无一失，并且说出这些判断时毫不犹豫。
陈昌浩在烟雾腾腾的客厅里，感到一种凛冽的寒气，寒气里弥散着苦涩的畜粪气味。他把地图向前一推，准备大发雷霆，但他强抑住了，只觉得许多痛苦的思绪在心中翻滚，一腔怒气涌上了面孔，他说：
“即使等候中央的指示，也要返回倪家营子去等。我觉得我说的理由已经够充分了，越在艰难困苦中，我们越要坚定必胜信心……悲观失望是十分危险的！”为了加重最后这句话的分量，他用拳头擂擂铺着地图的方桌，重又说了一遍。
这一来，与会者的脸色变得窘困而又难堪，蒙着一层愁云，严肃到近乎阴森。在这种气氛中，很难进入深沉的思考，站在铁刺笼中跳舞，谁还敢随意伸展手脚？
一向对军事行动不表示任何意见的政治保卫局长克制住焦虑不安，叹了一口气说：“困难总是有的，我看，还是由领导同志决定吧！部队嘛，令行禁止，没有任何打折扣的余地，革命，就是坚决战斗到底！”
这话，很难说对错，可是，它解脱了与会者的重负。有时，大家希望充分发扬民主，可是，这个“民主”要承担严重政治责任时，大家又感到还是领导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干来得更安全些。
几个军的干部也都表示遵从领导的决定。本来，军政委员会就是一个集体领导机制，理论上是完美无缺的，少数服从多数，可是，自从张国焘的家长制作风形成后，民主集中制成了一种形式，还是第一把手说了算，约定俗成，大家希望陈昌浩最后表态。
陈昌浩重又把推开的地图拉到自己面前，这的确是独挡一面的领导者的为难之处，既怕大家不同意自己的意见，又怕大家不表示意见。他重新审视地图，并不是希望在早已熟知的图面上得到什么新的启示，而是在坚定一种他还没有完全考虑成熟而又被与会者弄乱了的合理方案。
这时机要员报告了一声，送来了中央的一份电文：
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电文明确而又简洁。
陈昌浩手执电文来不及在送报簿上签收，就猛然站起，脸上又恢复了坚毅自信的神情，以使人难忘的姿势，向与会者大声朗读了两遍。虽然他有意控制住兴奋的表情，但他的激动仍然从所有动作中表现出来。
中央站出来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反转过来，他的决策是符合中央的精神的，他站得高看得远。
会议的议题改变了：就如何执行中央的指示请大家发表意见！
全体一致表示按中央指示去身体力行，没有任何异议，当即散会，各自投入繁忙的军务中去了。
一时间人去房空，足有三十平方的张龙官客厅里，只剩下陈昌浩一人。
这就是后来称之为“龙渠会议”的情景。
陈昌浩一人呆在客厅里，任凭警卫人员收拾坐具，清理灰烬，向茶缸里续水。他仍然离不开那张地图。他接到中央指示后的亢奋情绪，像热水烫了的水银柱陡然上升，那电文在他的眼前像礼炮似的爆裂成绚丽的火花，但这些火花未能持久，倏忽间就消逝了。一种突然袭至的失落感和迷茫感压在他的心头：
决策之花能不能结出胜利之果，需要事实的检验，这时，陈昌浩才意识到自己全神贯注于军用地图的目的，是寻求未来的前景。他想起了去年十月二十七日，西征大军在横扫黄河西岸守敌之后，十一月六日，制定《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时的心境。那是多么豪迈的激情啊，那是多么壮阔的前景啊。那时他站在这张地图前，看到遍地红旗在漫漫沙海中飒飒飘扬。
刚刚过去两个月，竟然产生了恍如隔世之感，如今，他面对的仍然是那张地图，却无法再唤起那种振奋的感情了。眼前也不出现千军万马高歌猛进的画面了。黑色飞蛾似的不祥预感，在他眼前不停飞动。
陈昌浩突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他沉重地坐在太师椅里。
这时他才冷静地想到总指挥、副总指挥、参谋长的忧虑绝不是多余的，他们都是意志坚强身经百战视死如归的人，指责他们“悲观失望情绪和右倾逃跑思想”，简直是无稽之谈，在感情上带给他们多深的伤害？陈昌浩有点愧悔了。
他双肘撑着桌面，双手揉搓着酸涩的眼窝，忽然想起他曾读过一本书，书名记不起来了，却记得其中的一段话：
在人生的长河中，每人都有进退两难的时刻，它强迫你必须当机立断，作出抉择：选对了，进入天堂，选错了，坠入地狱。
我们的抉择是对的吗？陈昌浩重又陷入深深的思索。
这似乎超出了他的性格范围，他一向认为自己英明果断，一旦决定绝不后悔。
他记得恩格斯说过：“防御就是武装起义的毁灭……”重返倪家营子，必然重新陷入防御。“可是我们的防御是积极防御。”他不知在反驳谁。
“可是，即使初具军事常识的人也懂得绝不应消极防御，问题是积极防御也是有条件的，不能说凡懂得积极防御的人就能防得住。”也不知谁在反驳他。
他不愿在这种庸人自扰的思绪中纠缠过久，一句古诗涌上心头：“成则为王败则亡，英雄成败本寻常。”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他毅然站起来，喊值班参谋收好地图，他要去医院看一看分娩之后尚在病中的妻子，也想起了他们寄养在倪家营子的新生婴儿。
陈昌浩从客厅里走出来，刚迈下三级石砌台阶，他就停住了，从这个四方院的东厢房里传来悠扬的长笛声。这声音犹如慈爱的母亲呼唤海外游子似的把他攫住了，这是一首鄂东北民歌。
陈昌浩酷爱音乐，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是歌剧、舞剧、音乐剧场的热心的观众和听众。在中大联欢会上，他和张琴秋的男女二重唱——俄罗斯民歌《三驾马车》曾风靡全校，甚至引起当时张琴秋的丈夫沈泽民的嫉妒心，那时，她已经有了女儿小玛娅了。
长笛吹奏的鄂东北民歌与异国风味的俄罗斯民歌，风格迥然不同，但它立即把陈昌浩带回了早已淡忘的故乡。
这曲调带着大别山丛林的伟美，带着清泉的灵动，带着烂熳山花的幽香，带着春天的暖意，带着少女的情怀，带着对幸福的憧憬沁入他的肺腑，把大地之美和骚动不安的心境展现在他的面前，在婉柔凄清之中杂有金戈铁马的铿锵之声。
陈昌浩感到有一种新的从未体验过的感情在心中苏醒过来，他真想立即回到大别山的深山老林之中，像儿子向慈母扑去那样，紧紧地偎依在她的胸怀。
这曲调带着吹奏者极深的情感，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要表现出来，把吹奏者自己的观念、思绪和感觉带给别人。这是一个具有天赋并且训练有素的音乐家才能吹奏出的曲调。
陈昌浩想起来了，他曾听过这支长笛的演奏，那是前进剧团的演员江子敏，总部特派员江子文的妹妹，在前进剧团被打散之后，听说她牺牲了……
他走进东厢房，在幽暗的炕沿上，坐着吹奏者，她没有戴大帽子，头发剪得很短。果然是她！陈昌浩心头涌起一阵喜悦：“啊！是子敏！你回来了，见到你哥哥没有？”
“噢，是总政委啊。”江子敏用的还是老叫法，“我正要找你呢，见你们开会，我在这里等……”江子敏站了起来，以天真烂熳而略带野性的目光望着军政委员会主席。
“女姣娃，面子大。”在战争时期，女同志，特别是有才华的女同志是首长的宠儿。他们一般不像上下级，而是像温和的兄长对着撒娇任性的妹妹，她们提出的要求，很少有被回绝的。江子敏与陈昌浩可以说是老熟人了，当她在鄂豫皖上演小歌剧《廖棚卖柴》而轰动全军时，他们就认识了。演出之后，他还请她吃了一顿丰盛的饭，由编剧尹洪菲作陪。
“有什么事？”陈昌浩似乎有点怯惧，他知道江子敏与她丈夫关系很僵，在长征路上就提出离婚，这是最难办的了。“只要合理的……”他注意到江子敏奇特的装束，尤其是腰中挂的那把精美的保安刀。
“不但合理，还是小事一桩。”江子敏说得很轻巧，很严肃，“你大概还不知道我是怎么回来的吧？”
“是的……你哥哥从没有跟我讲起你的下落，我们都很担心……”他避免提起她的丈夫。
“这么说安宝山参谋长也没有讲起我？”江子敏的声调里荡漾着一种悲哀和恨意。
“没有。”陈昌浩略带迷惑和遗憾。望着这个装束奇异的女演员，他似乎悟到了什么，“难道你是跟安宝山他们一起……”
“是的……我是和他们真正共过患难共同战斗过的……”江子敏伤心地恨恨地说，“可他们把我抛弃了！”她的眼里忽然涌满了泪水，重铅似的滚落在两腮上。
“抛弃了？这是怎么回事？”陈昌浩指着炕沿，“你坐下，慢慢说。”他扭头看看身后的木凳，也与江子敏同时坐下来，“抛弃？你应该回总部……”
“安宝山是不是到夜老虎团当团长去了？”
“是的，他把他的骑兵小分队也带到夜老虎团去了。这么说是他把你放在了总部，这不很正常吗？”
“我是他的骑兵小分队的一员，我要求到夜老虎团去……”
“那里没有女同志的编制。”
“我可以做战场救护……”
“救护营也都是男的，唯独医生例外，可你并不是军医呀？”
“我要战斗！”
“那也只能到妇女独立团去。”陈昌浩凝视着这个女战士的俊俏的脸，仿佛急于一眼把她看穿似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离开总部呢？你的编制在总部，而且你的家……不，你的爱人……现在也在总部……”
江子敏被一种锐器刺疼了似的颤抖起来，胸中似有爆裂之声，那长笛在她手中就要撅断了。
“我们总部还想重新组建一个宣传队，”陈昌浩不敢再提她的家了，“正在物色演员，你原来就是剧团的台柱子……”
“我不想在总部，我不想再演戏了。”
“要干什么呢？”
“我要上战场，去做救护工作。”
“你是党员吧？”陈昌浩严肃起来。
“勉强是吧。”
“那么，你应该服从组织决定……太任性不好，”陈昌浩仍然心平气和地说，“况且，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都在危难中……你的爱人情绪不好，身体也不好。”
“这个家是组织上强加给我的……在感情上我不能忍受，如果组织批准我们离婚……我留在哪里都行！”
“这不好，”陈昌浩深感问题的棘手了，“一切都放在局势稳定之后再说，现在顾不上……而且他是我的老战友，是个意志坚强的革命者……你应该体谅他。”
“坚强的革命者不一定是好丈夫……组织上要我凭党性跟他结合，可是，现在却不能要我凭党性来忍受……我没法控制我的感情，也不想控制这种感情……我……我真想死……”
“现在是打仗的时候，个人的生活问题都应该放在后边……子敏，你要理智一些。”
“政委，我觉得我很理智了，我只要求解除婚约给我身心自由。”
“不能强迫组织表态，”陈昌浩声色俱厉地站了起来，作出军务繁忙的样子，“你去找组织部好不好？”
“我去过了，好几处我都找过了，组织部要我留在宣传科；我哥哥要我留在保卫局；我丈夫要我回到他身边去。我只能来找总政委……”
“这三个地方都可以。”
“我想，我要求到战斗部队并不影响任何人，我可以像男子汉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战斗过了，并不逊色。”她丢开长笛，抽出了寒光闪闪的保安腰刀，得意洋洋地说，“看，自己得的！”
“你不觉得在战斗部队里生活不方便吗？”陈昌浩对江子敏的性格发生了兴趣，重又坐了下去。他觉得她有些地方很像张琴秋，这样的女同志的确是可以当妇女团长的。看来古代那些传奇式的女英雄并非虚构。
“所以我不想换掉这身装束……只是皮帽子太大了，我可以改小……再说，我并不封建，安宝山会给我安排个合适的地方的！”
也许这句话泄露了天机，陈昌浩忽有所悟，他约略地计算了一下时间：高台是一月二十日失守，今天是二月二十六日，安宝山从高台脱险到归队，相距一月有余。他说道：“你跟安宝山是什么时候相遇的？你们两人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吧？”
陈昌浩的语调虽无责备之意，却使江子敏意识到他竟产生了令人痛心的误解，她神态坦然略带恼意地说：
“是的，是很长时间，可是并不像你想的那样！”
“我想的哪样？”陈昌浩的确想到他们可能有不正当的关系，但他无意来追究这些，他没有想到江子敏不但没有回避反而主动提了出来，其目光，其神情，隐含着一种挑战的意味。尽管他长期做政治工作，有了解多种思想的习惯，却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就这个问题深谈下去。一个月的时间，未免太长了，他无法用想象去填补这一个月的空隙，“咱们还是不谈这些感情问题吧，既然安宝山把你留在总部，那么，也就是说，他感到你跟他到夜老虎团里去不合适。”陈昌浩边说边站起来，表示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处理。
陈昌浩有意避开她与安宝山的关系，江子敏反而产生了一种虽然轻微却很难堪的屈辱感，她也站起来两眼灼灼如焚，以毫不掩饰的冲动抗辩说：
“政委，你应该把我的话听完，你误解了我们相处的时光……”声调之冲，颇似命令，整个四方面军还没有一个人敢跟陈昌浩用这种方式讲话，“我们经过了千难万险带回了这支小分队，而且……”她不屑于再提袭击黑马旅的战斗了。
“好吧，”陈昌浩不但没有生气，反被江子敏无所畏惧的真情和执著打动了，“我答应你的要求……”
“空口无凭，你写个纸条吧，不然，安宝山准不收我！”
“你看，人家不收……你还非去不可。”
江子敏递上一个小本。
陈昌浩接小本在手，忽然又犹豫了，他觉出问题的严重性，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安排问题，重又坐下来。他处理事情从来没有这样拖泥带水过，他盯视着又坐回原处的江子敏，不无担心地试探似的说：
“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
他要提的问题太严重了，很怕使他们的交谈陷入窘境。
“我准备回答所有的问题！”江子敏坦直得有点吓人，似乎一切不名誉的行为她都可以供认不讳。
“你结过婚，而且两人关系不睦，安宝山知道吗？”
“我把一切都和他讲了……这就是他带走了小分队中的七个，唯独把我留在总部的原因。”
“他对你的婚姻和家庭抱什么态度？”
“他不表示任何态度……把我留在总部不正是他的态度吗？”
“我赞成他的态度。”
“他是屈从于某种世俗。”江子敏不无伤痛地说。好像这种世俗观念亵渎了她内心最为神圣的东西。
战神与爱神并不相悖，在血淋淋的战斧挥劈之下，爱神的翅膀仍然自由飞翔。
“你能说说你们的相遇吗？”陈昌浩看看手表，“不过，越简单越好。”他总觉得违犯四方意见，自己批条子很不合适，他更担心的是后果。
“我们前进剧团在去九军演出的途中被敌包围后，逃出多少人来我不清楚。我是单独突围出来的，因为我会骑马。我不顾一切向外冲，马被打死了，我躲进一个老乡家里。
“这是一家牧民，男人到北大山放牧去了，也许是赶着马群躲避战争去了。家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和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她们收留了我，把我藏在柴棚里……有一天，我们刚刚吃完晚饭（她们都是两餐），天还很亮，突然响起了马蹄声，我已经来不及向柴棚里躲藏了，只好蹲在屋里粮囤的后面。
“进来的是马家军的两个骑兵。他们是来搜查流散的红军的，一个是连长，一个是他的卫兵，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他们一眼就看中了那个小姑娘……”
江子敏省略了匪兵要强奸那个小姑娘以及她跟安宝山相遇的过程。
那是最惨不忍睹的时候，面对两个武装到牙齿的彪形大汉，老妈妈除了跪地哀求外毫无办法；江子敏蹲在粮囤后面，手无寸铁，连根柴棒都没有，她曾几次想冲出去……但她知道那是毫无意义的愚蠢举动，克制住了。
就在那小姑娘衣裳全被扯开，哭喊憋在喉咙里的时候，又有一个马家军的士兵撞进屋来，江子敏心想完了……没想到后来者猛然挥刀劈向那个卫兵额顶，那卫兵急忙一闪，马刀劈进他的左肩，显然，后来者身体虚弱，刀刃入之未深；那卫兵一声大叫，抽出刀来，屋内空间太小，那抡起来的刀尖碰到房梁上；后来者趁机抽刀戳进了那个卫兵的胸膛，那卫兵仆倒在后墙上。
那连长从小姑娘身上猛然跃起，来不及操起丢在一旁的军刀，从背后抱住了后来者，两人一齐跌倒在地上扭打在一起……那连长力大如熊，几番搏斗把后来者压在地上，他用左臂压住对手的脖颈，右手摸着了腰间的保安腰刀，只是单手无法立即从鞘内拔出……
此时，一只纤巧有力的手帮他拔了出来，既快又猛地从背后插进了他的心窝。
江子敏只用几句话就讲完了她与安宝山相遇的过程。
“你很勇敢！”陈昌浩由衷地赞叹着。
这种赞叹反而使江子敏难为情了，脸红红地说：“还不是危险逼出来的！”
“也算是吧！”陈昌浩漫应着。
其实，他并不这样看，他一向认为勇敢是一种潜在的性格素质，遇到外来的契机，就物化成英雄行为。
“后来，安宝山和我都换上了敌人的军装。他当连长，我当他的卫兵……我们在寻找总部的路上，碰见了两名九军八十一团流散的红军，一个是排长夏长宁，一个是班长史大年，他们告诉我们，还有几个受伤的同志留在一道山沟里。
“安宝山决定救援他们，可是带着伤员在敌人窝里来往是危险的，那时，倪家营子被敌人重重包围着，我们怎么办？即使我们冲进去，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没有必要冲进去！”陈昌浩说。
“安宝山决定远离战场，进了北山，在那里养精蓄锐，把几个伤员治好。我学着护理他们，当我们听说总部向东突围时，我们九个人都已经养得身强力壮了。”
“看来你很佩服安宝山。”
“是的，至今，我觉得安宝山的一切作为都是精明的、果决的，使我们这支小分队在战斗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威力。”
江子敏不再往下叙述了，留下了一个月的生活空白。这中间他和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两人四目相视了足有十几秒钟。
“这么说，你是爱上他了！”陈昌浩的眼睛这样说。
“是的！也许他并不爱我。”江子敏的眼睛这样说，“可是，我要到他的团里去，奋战而死也心甘！”
两人一时间都不知道还要说什么。
江子敏穿着马家军的皮袄，束着皮带，挂着腰刀，旁边放着两尺长的竹笛。她的身影笼罩着勇士的威严和少女的柔情，就像大别山的那支民歌，高亢、婉转、悲凉，一种神秘的情感缭绕着陈昌浩。
爱，往往来不及追寻原因，也许正因为江子敏饮过了男女情感的浊水之后，才百倍强烈地企盼着甘洌的清泉。她跟安宝山一个月的相处，只能用幻想、希冀、向往去填充空余的时间，世界上凡是苦苦追求而达不到的总是最美的，它令人神往痴迷。
陈昌浩是读过大量文学作品的人，他从江子敏的目光里看到了类似吉卜赛姑娘卡尔曼式的一种放纵的、难以驾驭的野性：她既是一束芬芳的花，也是一把利刃。他曾经升起对她发一顿脾气的念头，而现在的火气却散淡得很微弱了。火星飞闪了一下，就化成了灰烬，心中反生出一点点内疚。他旋开了黑杆的犀菲利钢笔，口气变得温和起来：
“好，我给你写个纸条……”
安团长：
特准江子敏同志去你团工作，请保证她的安全。
陈昌浩即
江子敏接过纸条，很注意地看了一遍，顽皮地笑了，这笑很美：“政委，你这里用辞不当，‘保证安全’，”她顽皮地指点着纸条，“在战场上谁能保证谁的安全呢？”
“你认为怎么写才好呢？”
“当然，这也挺好！”
江子敏戴上狗皮帽子向陈昌浩敬礼。她那空荡荡的心一下被安宝山的身影填满了。
江子敏兴冲冲地走出厢房，刚步下台阶，就蓦然站住了，兜头碰上了前进剧团的编剧尹洪菲。
尹洪菲更是惊诧，他的目光悚然一颤，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你还活着？也没有被俘？”
他们两人在几秒钟内互相瞠目而视，都没有出声，终于从震骇中醒转过来。
“哦，我的老天，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尹洪菲走上去跟江子敏握手，“说句不好听的，我大有白日见鬼的感觉！”
“哟，我的尹大编剧，”江子敏学着对方的声调，“说句好听的，我知道你活着。”
“你何以知道？”尹洪菲放开江子敏的手，退后一步，上下打量着江子敏。
“我们前进剧团被围时，你刚好去总部送审剧本，所以我一直怀疑敌人事先向你透露了消息。”说完哈哈大笑。
“子敏，你的心真硬，想到前进剧团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你倒笑得起来！”
“笑比哭好，这是战争！”
“你哪儿来的这身装束？”
“难道你不知道吗？”江子敏拍拍保安腰刀，洋洋自得地说，“亲手缴获的！”
“这么说你既没有受伤也没有被俘？”
“冲出来的也许只有几个，我就是其中之一，”江子敏非常奇怪地问，“你不知道我参加过黑马队的奇袭吗？”
“哦？没有人讲起过，你真的参加了？”
“这身装束不就是证明吗？”
“你真了不起！”尹洪菲由衷地赞叹着。
江子敏傲然一笑，问道：“你现在到哪里去？”
“回部里去呀……”
“哪个部？”
“地方工作部啊，我现在是地方工作科代理科长啦！”
“哟，当了大官了，科长就是科长呗，干吗还要代呢？”
“我要求的。”
“不懂。”
“临时观点嘛。我还想重新成立个小剧团，还是当我的编剧，我并不是当官的料。宣传部同意成立个宣传队，就是找不到演员，子敏，到宣传队来吧。”
“不想干！”
“别开玩笑了，你本身的经历就是一出戏，我编你演，保证比《廖棚卖柴》更抓人！”
“不，我要下部队！”
“不信！”
“你看！”江子敏把陈昌浩的字条递给他。
“子敏，太可惜了，你是天才的演员。”尹洪菲恍然顿悟，用寻根究底的目光盯着江子敏兴奋的脸，微微笑了，略带告诫和嘲讽地说，“子敏，我懂了。”
“你懂个鬼！”江子敏听得出他那声调的含义。
“我不记得是哪一位文学家说过，爱情是一首美好的歌，但它却不容易谱写成功。”
“我只想追求，不管它能不能成功。”
“子敏，我佩服你的硬气，可是，作为女子，似乎柔一点更好！”
“是刚是柔是天生，大概应了那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江子敏一改逗趣的口吻，沉声地问，“喂，你打听过于薇的下落吗？”
“据说是牺牲了……”
江子敏脸上掠过惨然的神色，但转瞬就消失了，换成欢快的略带傲气的声调说：“尹代科长，有空到我们老虎团去！”
她向尹洪菲摇摇手中的批条，转身走了。
尹洪菲望着她的背影，慨叹了好久。
倪家营子注定要载入史册。
红军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之后，曾在一条山、古浪、永昌、山丹、高台、临泽等地区与马家军进行了一系列互有胜负的战斗，但没有一处像倪家营子这样惨烈、持久、宏大、惊心动魄。
倪家营子由四十三个村屯组成，使人联想到古代战场上的大营垒，或是现代战场上纵深几十里的堡垒群。如果凌空鸟瞰，那是南北长约十六华里东西宽约四华里的一张长方形的军棋盘，四十三颗大小不等的棋子散布其上，静静地等待着一场电闪雷击般的大搏战。
它雄踞在祁连山北麓的戈壁滩上。
这里的每个村屯都是黄土夯筑的黄土围子，有的厚达一米半、高达四米半，非常坚固。每个方形围子之内住着两户三户或四户人家，有钱人家一般都是独立的屯庄，颇似加了厚厚围墙的北京古旧的四合院。
在宽达一米半到两米的围墙上，筑有垛口和瞭望楼，那些豪富之家的村屯，就像一座小小的紫禁城。
这是千百年来，当地居民为了阻挡西北边陲的沙暴、漠风、酷热、严寒、匪祸兵乱，构筑的窠巢。在这种方形的围墙上，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砖石、木棒，全是守卫的武器。每个村屯都是一个易守难攻的碉堡。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比碉堡更像碉堡，因为四周围墙上没有窗洞，只有一个厚重的高而窄的小门，像一个紧锁的保险柜，八面漠风吹不进这个安乐窝。四面房屋的门窗，都向院内的方形天井而开。
在这个堡垒集群之间，隔着田地、树林、沟渠和场坪。这样大的村屯，在大西北的荒漠上实属罕见。它好像是历史巨人早有安排，期待着迎接红军西路军与马家军这场史无前例的鏖战。
自从这场数万人反复冲杀的血战之后，这里的每寸土地，每个村屯，每片树丛乃至每块砖石，都可以告诉你一个悲壮的故事。
陈昌浩骑着新缴获的灰斑马，随着总部机关回到倪家营子。李特骑着青色马在后面紧跟着他。
血红的晚霞溅落在戈壁滩极处那条地平线上，像是不吉的预兆，使他眼前出现一片血光，使整个大地惶惶不安，有块铅色的条状云，伸展在那里，四周燃烧着红边，像凝固的一片血迹。
当陈昌浩进入北半部的村屯下营子时，他认为走错了地方。
仅仅离开了五天的倪家营子，他已经不认识了。五天前的倪家营子虽然遍体鳞伤鲜血淋淋，却还生气勃勃，激情奔腾。
现在，它却死了。在他们撤离之后，它被马家军的马蹄踏得粉身碎骨了，活像一堆从古火山劫后的余烬中发掘出来的史前废墟。
他的马，在废墟残骸中颠踬着，踏着灰烬和血迹斑斑的碎尸残骸。
弹痕累累的倒塌的黄土围墙，像一堆堆黑黄相间的乱石，从冒烟的土地上兀立出来。
大火焚烧了五天，仍然在倒塌的墙壁间不愿熄去，喷吐着浓烟。呼啸的漠风仍不能吹散蒸腾着的焦糊味。血腥气仍然从许多僵硬的躺在血污中的尸体上和发黑的门洞窗口中散发出来。
到处是早已冷却的灰烬和还在燃烧冒着蒙蒙热气的马鞍、绳索、牛粪、草堆、草鞋、毡片、棉絮和家具。在乱七八糟的废墟上方，还有未倒的住房和部分墙壁，撕裂的年画——《三英战吕布》、《樊梨花征西》、《刘海戏金蟾》的残片在风中颤抖，血衣的布片挂在院内的树枝上微微晃动，像飘拂的旗帜。
断壁上还残留着红军宣传队用石灰、白粉写的标语：
欢迎甘青民团参加红军抗日！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
联俄联共，抗日救国！
这些标语上溅着血迹。
沉寂的街道，不再有任何喧嚷，也闻不到炒包谷、烙面饼的香味，更听不到“马家军骑兵不可怕，沉着瞄准来打它……”的歌声。
陈昌浩和李特并马而行，他们越往里走，惨烈的景象就越是触目惊心。
在二十一日突围之前，西路军总指挥部设在下营子缪家屯庄，政治部设在曹家屯庄，供给部和兵工厂设在总指挥部附近的罗家庄子。缪家庄子还先后驻扎过妇女抗日先锋团和总医院。三十军军部驻在李家庄子，部队布防在倪家营子西南方向；九军布防在西北方向，两军阵地相连，与敌对峙。
凡是红军驻扎的村寨、屯庄、庄院的围墙上，都挖了射击孔垒了垛口，构筑了防御工事，在阵地外围设置了鹿砦。
这时那块铅色条云散失了，正向蔚蓝色的天空投射出绚丽的光辉，青色的、红色的、紫色的、黄色的光芒，像一把打开的折扇，铺满了整个西部天空。南面的祁连山的雪峰罩上了一层金色，像跳动的火焰。好像整个宇宙在燃烧！
陈昌浩突然勒住了战马，惊骇地望着缪家屯旁边的田野上一片奇形怪状的尸体！
他们把西路军突围时未能带走的伤员，全部拖在这块足球场般大小的收割后的麦田上，用一个团队的骑兵来回践踏，直踏得骸骨碎折肉成泥浆。
陈昌浩感到一股森森寒气浸入肌骨。他仿佛听到了断墙的呻吟、村屯的哀嚎、野草的低泣，犹如万千灵魂不愿归去。
有几根被炮弹打折却没有落地的树枝，悠荡着像由皮连接着的手臂。他的心悚然一沉，袭来一股难以遏止的怯惧与惶惑。
陈昌浩是久历沙场、饱经忧患、死神挡道处之泰然的人，面对目前的惨状，也为之心寒胆裂了。
“立即组织人掩埋！”陈昌浩脸色铁青向李特交待了一句，眼睛仍没有离开那片旷野。那些昔日的战友，伏尸喋血，在泼血似的晚霞中，在寒风的吹拂下，千结百纳的破衣烂衫，微微颤动，像临终前的痉挛。
“通知特务连，把同志们的遗体集中到那道深沟里，”李特用马鞭指着一个方向，向通信员吩咐着，“就地掩埋！”
这时有两个背着线拐子的架线兵走过来，他们漠然地看着这一切，对陈昌浩和李特的作为熟视无睹。他们只关心临时电话线的架设，拉着黑色被复线从废墟的间隙中穿过。他们并不向首长们敬礼，他们的目光从陈昌浩和李特的脸上木然地滑过去，寻觅可以挂线的树杈。
他们用电话线绑着毡片的脚，啪哒啪哒地踏过血洼就像踏着草地上的鲜花一样无动于衷。他们是那样沉着、平静而又尽职，像正常运转中的一个部件。
“喂，把它拖过来。”一个高个子战士站在一株烧焦的沙枣树下，吩咐跟在身后的矮个子，“能拖得动吗？”他指的是一匹炸碎的马。
“试试！”矮个子丢下线拐，拉起了只剩下一副骨架子的马尾巴，但他拉不动。
“班长！冻在地上啦！”
“我来！”
那个班长提了一根短棒，把冻在地上的马骨架撬了起来，然后两人合力拉到树下，当作垫脚石，把电话线架在虽然烧黑却还坚牢的枝桠上。
那班长向马骨架留恋地望了一眼：“这上面还有很多没有剜净的肉，还有这四只马蹄……”
“我敢说这是狼啃的！”矮个子战士望着那粗大的马尾巴，“班长，这马尾巴真漂亮，我家里就有个黄马尾做的掸子，用了几十年都不掉毛，可惜这个是黑的，若是白的就棒啦！雪白……”
“我看你就找个白的吧，可是，你现在带上它有什么用？掸战壕吗？”
“将来总有用的。”
“娶媳妇掸炕上的土？”班长意味深长地笑了，“黑的白的都不吉利，还是找个红的好！”
“可是不知为什么，马家军的红马特别少，有黑马旅、花马旅、白马旅，就是没见红马旅！”
“黄马也不多，”班长也觉得迷惑不解，“这只有军马场的人才知道为什么……好啦！”班长挂好了线，从马骨架子上跳下来，“你的主意不错，将来搞了马尾巴掸子，是个长久的纪念……眼下是架线要紧。”
“班长，”矮个子战士重又背起线拐，手中拽着电线，“你说，咱们为什么又回到倪家营子来？”
“我看……够戗……这个用不着咱们费神，动脑筋多了是要秃头的！”他们扯着电线消失在废墟之中，像两个时隐时现的幽灵。
陈昌浩下意识地望了他们一眼，当局者迷，战争中有许多心态不是和平环境中长大的人所能理解的。在极端困苦艰难中所产生的欢乐与亢奋是不可思议的。
四周一片寂静，这不是平常那种没有声音的寂静，而是嘈杂中的寂静。它是内在的，几乎听不到一声枪响。寂静预示着更为惨烈的战斗即将来临，战神，就像一只偷嘴吃的猫，慢慢逼近，逼近。
陈昌浩望着消逝无踪的那两个电话兵的去处，心头掠过一阵苍凉，“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七日围”。他对返回倪家营子的决定产生了怀疑，感到一种重压，觉得需要道义上的支持和心理上的安慰，他回头问李特：
“中央指示我们固守五十天以待救援，你以为怎么样？”
“倪家营子已经不是从前的倪家营子了，在这一片废墟里是很难持久的，中央当然急于援救我们，可是中央还要顾全大局，而且，远水难救近火。”
李特摇摇头，他还没有把内心的话全部说出来。可是陈昌浩是聪明人，他想出来了。目前的西路军也不是初占高台、临泽时的西路军了。要求中央派大部队到河西来是不现实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那很可能使更多的部队陷入困境。派少数部队来，杯水无补于车薪。
可见，总指挥是对的，待援是靠不住的，是消极的，目前必须立足于自救！反悔是没有用的。
大批部队拥入村屯，按照预先划定的防区，进入临战状态。倪家营子立即活了，处在极度喧嚣和纷乱之中。
“喂！喂！我们又回来啦！”
“他娘的，就像进了猪圈！”
“咱们的倪家营子生了一场天花！”
“不管怎么说，比在戈壁滩上打伏击舒服多了！”
“咱们向总部首长提个建议，叫前进剧团来演一场好不好？江子敏的《廖棚卖柴》绝啦！”
“前进剧团已经是去年的皇历啦，我觉得咱们自己就要演出一场《倪家营子大血战》啦！”
这欢快的一群看到陈昌浩和李特时，便沉默无声了。他们从他俩身边开过去。一离开他们立即又欢腾起来！
“你们听说了没有？江子敏调到夜老虎团去了！”
“瞎说，她到老虎团去干什么？”
“是新任团长安宝山把她要了去的呗！”
“你又瞎猜了！他凭什么把她要了去？”
“奇袭黑马旅有功呗！”
“要她去干什么呢？”
“这可不知道。”
“江子敏去吗？”
“下命令还能不去？”
“净胡传乱猜……听说是她要求去的！”
“你专会胡编乱造，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天下美人爱英雄嘛！”
“你说反了，天下英雄爱美人！”
“不准自由主义小广播！”
如果不是连长严声呵斥，这个争论可以无尽止地延续下去，充分体现出“传言难信”，也体现出“人言可畏”。
“部队的情绪还是很高昂的！”陈昌浩看着从身边开过的部队，自宽自慰地说，语调里表现出性格的倔强，抵拒着心中升腾起来的焦虑。
“部队显然是支天下无敌的部队，拖不垮打不烂，况且，自古以来，置之死地而后生，在生死决斗中，战斗力是能得到充分发挥的。”
李特说得很富感情色彩。他期望给陈昌浩以支持鼓舞，等待他的高兴反应，却没有想到军政委员会主席怔怔地看着戈壁滩上那血河般的晚霞，微蹙的眉宇间竟流露出一种怅惘情绪。
陈昌浩此时正感到自己权重如山也负重如山，李特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使他产生了一种迷失感。他何曾愿意把部队“置之死地”呢？他的一切决策所产生的结果他都负有责任，不管是光辉的胜利还是巨大的牺牲。
“走吧，回指挥部去吧。”陈昌浩把马鞭向前一指，“一想到吃马肉就反胃……我宁愿吃红薯。”
“首长，”警卫人员告诉他，“今天是你最爱吃的包米糊糊。”
“你们看，谁说战争生活艰苦？”陈昌浩高兴起来，眼睛闪闪发光，“吃上两碗玉米粥，再杀上几盘棋，神仙过的生活……”
“跟你下棋提不起兴趣来，”李特揶揄地说，“大概你够得上四流水平！”
“可惜咱们没有国际象棋，”陈昌浩认真地表示遗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我是棋赛亚军……沈泽民才是第五名。”
他不由得叹了一声，这事说起来好像很近，近如眼前；又好像很远，远在天边。
陈昌浩和李特刚刚转过一堆废墟，猛然一惊，他们马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披着破烂的单衣，手持一根木棒，两眼直勾勾地瞪视着他们，那是凄冷的呆痴的目光。
“我的孩子呢？”
“你的孩子？”陈昌浩没有反应起来，但那情景却使他震骇不已。
“我的孩子呢？”她伸出木棒，拦在他的马前。
“主席，这女人是个疯子！”李特催马搡开疯女人的木棒，给陈昌浩开路。
那女人木然地看着他们，依然不停地发问。
“我的孩子呢？”
“在那里！”李特用马鞭指着废墟，应付着这个疯女人的纠缠。
那女人转过身去，用木棒在废墟堆里挑拨着，挖掘着，嘴里嘟念着：“我的孩子呢？”
这声音是那样凄切绝望，陈昌浩打马走过去很远，耳畔依然震响着这个声音：
“我的孩子呢？”
陈昌浩想到了自己的寄养在群众家里的婴儿，现在他在哪儿呢？
形似混乱实是井井有条的喧嚣，搅动着倪家营子的黄昏。即使是一片断壁颓垣，注入生命的血液，它也是活的。
在落日余晖中望去，四十三个屯庄犹如乱石嵯峨的山地，其中总指挥部的缪家屯庄和夜老虎团守卫的王家墩，就是耸立在山地里的石峰，灿射中天的霞光抚摸着它，溅射着生命的色彩，庄严得令人瞠目。这是造化用它的七彩巨笔创作的一幅举世无双的《倪家营子血战图》，它将在历史的艺术展厅里闪耀着奇异的光彩。
美是形形色色的，皑皑的雪山是美；寂然无声的大漠是美；布满鲜花的草原是美；酿成灾害的熊熊森林之火是美；海上的惊涛骇浪是美……就艺术而言，血淋淋的战争、搏杀，不但伟美而且雄壮。
总指挥部所在的缪家屯庄，两米厚的高墙依然挺立着，两座箭塔式的瞭望楼被火焚烧过，只留下黑黑的三面围墙，成了一座残缺的瞭望台，以其十五米的高度雄踞在其他庄屯之上。
陈昌浩匆匆地吃了两碗玉米糊之后，就登上瞭望楼，这时总指挥和作战局局长郭天民已经巡视了各军各师的防守阵地，也来到瞭望楼的平台上。
这个瞭望楼与龙渠张龙官屯庄的小白楼不同，既没有盖顶也没有廊柱，颇似长城上的烽火墩。
总指挥身经百战，是红军中杰出的将领之一，在战场上他没有那种叱咤风云的腾腾杀气；谋虑深沉、不动声色、从容不迫才是他的指挥作风。
重返后的倪家营子，使他本来就十分忧虑的心境变得更为黯然了。但他组织性极强，一旦有中央指示，一旦有组织决定，他就坚决服从。
陈昌浩听见脚步声转过身来，圆亮的眸子里涌聚着难以尽述的感情，颇带几分愧疚地说：“总指挥，倪家营子让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了，这会增加我们防守的困难。”
总指挥听出陈昌浩的语音里荡漾着某种歉意，但他除了重复前天说过的忧虑以外，几乎找不到可以宽慰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话。他叹息了一声：“的确增加了防守的困难，但即使能够有条件防守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象不出中央会有什么有效办法能够援助几千里之外的一支孤军……想想吧，千山万水，铁关险道，顽敌追堵……他们怎么来得了？防守只能是日益消耗最后毁灭，除了突围东进或是西上，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摆脱目前的困境。”
陈昌浩默然有顷，而后沉声说：“凡知不可为而为者，必是不能不为。”
总指挥沉默不语，他不愿再回到龙渠会议的争论中去了。他采取了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并把话题转到防守上去：“我估计我们还有一天的准备时间，马元海新败之后，他得重新调整部队……张琴秋同志身体怎么样？你应该抽空去看看她，在这种地方在这个时候坐月子，太受罪了！”
“这就是女人的苦处……我总感到历史给咱们这些革命者涂抹了特别浓重的宿命色彩，只能随遇而安。”陈昌浩望着暮气升腾灰蒙蒙的夜空，不由得浩叹了一声。那个寻找孩子的疯女人又出现在他眼前——她还在废墟里挖掘。
他记起倪家营子苦战的那些夜晚。那是一个多么凶险之夜啊，周围布满敌人的篝火，战马嘶鸣，踏着冷凝的大地，走马灯似的围着倪家营子奔驰。
夜风呜咽，似啾啾鬼鸣，灯火、手电，四处闪射，像幽幽磷火，废墟、沟壕似起伏的坟场。
那就是张琴秋的分娩之夜……
那时，多么想突围而出啊，为求生存流血牺牲在所不惜。现在，却又自动回来了。周围没有敌人，我们却在等候敌人包围上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陈昌浩想不明白。东方有一种白蒙蒙的淡光漫入暗蓝色的天空，正值农历正月十六，月亮就要升起来了。天地间浩浩苍苍，神秘难测，祁连山的雪峰银光闪闪，迤逦无边，像一支拥动的白盔白甲的劲旅。
“我想趁敌人还没有调整好部署之前，再给马元海写封信，敦促他明晓民族大义，停止进攻，联合抗日，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也应该和解。”
“你已经给马元海写过很多信了，”总指挥对此并不抱希望，“中央也一再向蒋介石交涉，要他下令二马停止对我们的进攻，可是，有什么用呢？蒋介石是狡猾的，他一面明令停止，暗中却要消灭我们，他用马家军打我们，再用我们消耗马家军，一箭双雕。”
“这一点，马步芳、马步青都应该是清楚的，他们不应该为蒋介石火中取栗，枉自损伤了自己……我们要把道理讲得更清楚一些。”
“我不反对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恐怕收效甚微，甚至无效。目前二马不是东北军，河西走廊并没有日寇入侵，所以我们提联合抗日就缺乏说服力。问题是我们还要在二马的地盘上建立根据地，马步芳提出‘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的口号，可见其与我作战到底的决心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历史常识。”
一声枪响，子弹带着暴躁的音流，划过倪家营子的上空。接着由远而近，响起哒哒的马蹄声。
在刚刚升起的淡淡月光里，有一支马队，大约有三十匹马，怒风般地绕着倪家营子奔驰。
“马元海来得好快！”陈昌浩惆怅地说，“是不是先头部队？”
“这是马元海故弄玄虚，无非是敲山震虎，向咱们耍耍威风，”总指挥判断说，“明天不会有大的战斗……”
“马元海自从有了张慎之之后，变得滑头多了，高台、临泽的几次战斗看得出来。”
“其实，马元海并没有充分发挥他的优势，”总指挥略带感慨地说，“如果我们双方的兵力态势对换一下，不出三天他们就完了。马元海在对我们的进攻中，失误是很多的，他追击我们，没有集中兵力，一个黑马旅孤军深入就是个错误；第二天又派出宪兵团，也是白白送死。就像下棋一样，他不善于车马炮卒联合进攻，往往是单车、单炮、单马，单进，不大可能奏效。这一点，军校出身的张慎之可能懂得，但他的计谋也只能在马元海接受时才起作用。”
“这就是功过是非难分之处，有些人胜了是贪天之功，有些人败了，却是代人受过。”陈昌浩感叹着，“上下左右的制约太厉害了，往往迫使你去做本来不愿意做的事。”
“兵贵神速，”总指挥不愿进入哲理性的思考，仍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马元海并没有充分利用骑兵优势，因为在戈壁滩上不像山区，最利于战马驰骋。我们一天一夜的艰苦行军，他们几个小时就赶到了；我们百里行军之后累得精疲力竭，骑兵在百里奔驰之后，仍然锐不可当。如果我们有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对付与我们军力相等的敌军，几天就会把他们打垮。”
敌人的骑兵消失了，目的何在？
陈昌浩忽有发现地说：“安宝山打游击很有一套，也许我们应该让他带领一支骑兵游击队，专事奇袭敌人后方，比他去当团长作用会大一些！”
“他曾向我谈过，可是，西洞堡龙首堡那种奇袭不会重现了。我们也曾经有过骑兵师，五军也有过骑兵团，结果很快就被敌人打垮了。马家军的骑术是天生的，他们从小就有基本功，马上砍杀射击技艺都很精湛。我们的骑兵都是新手，没法与他们抗衡。西洞堡的袭击，是利用了敌人的慌乱，如果当时，马元海也罢，马龙飞也罢，只要稍微镇静，派一个骑兵排去追，安宝山他们的小分队也就完了。”
陈昌浩默然，总指挥讲得是有道理的。
三十军程军长有急事请示，总指挥下了平台。
此时，明月已高高升起，倪家营子洒满了清辉，皎洁的银光温柔地笼罩着战地，像微风中飘动的轻纱，一种使大地昏昏欲眠的意味从陈昌浩的心头流过。
月光是神奇的，用它朦胧的帷幕掩盖了狰狞丑恶的具象，升华成一个童话般的世界，使人展开想象与联想的巨翼，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任意飞翔。
陈昌浩不记得哪本书上所描写的月夜景色了：“银色的月光好像一身白得耀眼的寡妇丧服，覆盖着广阔的沙滩。”他觉得这位文学家有点画蛇添足，何必点明“寡妇”的丧服呢？那应该是黑色的，只有结婚礼服才是白纱的。
倪家营子的喧嚣反衬出夜的宁静，他又想到傍晚看到的惨烈的一幕，现在却不觉得那么触目惊心了。这无边月色，带给死难者一种永恒的安宁。
“任何事物都在变化之中，”陈昌浩好像悟出某种禅机，“只有死亡走向永恒。”他觉得眼前这一切向他传输出一种带有中世纪的声息，恍若梦境。
夜色平静，很冷，那暗蓝色的天空像海。他没有见过中国的海洋，忆起的是苏联的黑海。那是一九二八年夏天，他们中大学生到苏联南部黑海之滨的游览胜地——索契度假，优美旖旎的风光使他叹为观止。
记得有一天，他登上索契城的最高点大阿洪山，整个索契尽在眼底，向南眺望是无际无涯的碧蓝的海洋。他弄不懂为什么叫做黑海。导游告诉他，黑海是与北部的白海相对称。其实黑海不黑，白海也不白。
向东北方向眺望，是终年积雪的高加索群峰，正像他眼前的冰封雪冻的祁连山。他记起导游给他讲的那个关于高加索勇士峰和兀鹰峰的传说：
一个勇士持剑和一只九头鹰作战，他一连砍掉了兀鹰三个头，他也被兀鹰的利爪抓得遍体鳞伤。这位勇士身上滴着血奋力抵挡九头鹰的扑击，他奋力搏战又砍掉了兀鹰的三个头；他身上的伤也越来越多，血流如注，力量也越来越弱了；他又冷又饿，喋血石山，当他再砍掉兀鹰两个头之后，他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倒下了，至死还举着那把剑。他化成了那座勇士峰。
陈昌浩望着那座陡峭的山峰，心情舒展了许多，赞叹人生搏斗之美之壮，全部思绪异彩纷呈，全部悲苦从心头滑落，像卸掉了一身沉重的铁甲，周身感到轻松。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把陈昌浩唤到现实中来，上来的是特派员江子文，告诉他快去看望张琴秋。她昏过去了。
张琴秋半倚在土炕上，身后垫着一卷破被絮。她脸色灰白，眼窝下陷，蓬乱的黑发遮住半边额头，在摇颤的枯黄色的油灯下，给人一种死神将临之感，把陈昌浩吓了一跳。他轻轻地走近她，张琴秋的眼睛微微张开，想给丈夫一个宽慰的笑，但没有成功，两颗晶莹的泪珠从眼角里滚落下来，重如铅水。
她又无力地合上了眼睛。双手搭在胸前，抖个不停。
这曾经是一双多么美的手啊，洁白，丰润，现在却沾满污秽，露着青筋。她颧骨微突，两腮凹陷，嘴唇干裂，但长眉秀目依然动人，只是了无生气，像一枝被风霜摧折的枯萎的花，像一株雷电劈倒的树。
护士长杜丽珍守护着她。
“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事？”陈昌浩用目光询问护士长。
杜丽珍用手势回答他：病人刚刚苏醒，目前需要安静，没有生命危险，请放心，但不要问是什么原因。
陈昌浩只好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屏住呼吸，生怕一口气就把妻子游丝似的生命吹断。
张琴秋是一月五日分娩的，是初次进驻倪家营子后的第七天。
战火中生孩子，和平时期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对于经过万里长征的女红军来说，就比较司空见惯了。
战争并不排斥爱情，就像百丈悬崖的石缝里仅靠一抔泥沙滋养，仅靠几滴夜露的浸润而开出的鲜花，它比在花圃里的繁花更可贵，更值得珍惜，因它备受折磨而散发着异香。
有多少个红军的孩子，生在雪山草地之上和风狂雨骤的行进途中，没人统计过。她们把这些呱呱坠地不曾吃一口妈妈的奶的婴儿留给当地群众，接着就踏上新的征途。
在分娩那天，陈昌浩曾向妻子开玩笑说：“穆桂英在战马上生孩子，你比她有福分，生在咱们医院里。”
“那是小说家的虚构，他们不懂得刚生了孩子是不能骑马的，会大出血而死……”
“生活中常有奇迹出现！”
“我是不大相信奇迹的，但我们再难再苦也不会失去信心，”张琴秋叹息道，“这是我们早在莫斯科时就选定的道路……用鲁迅先生的话说：‘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勇气来应付一切不幸。’”
“可是，没有想到有这样多的曲折和痛苦。”
两个人都没有想到，谈话会沿着这样一条干巴枯燥的河床弯曲着向前缓缓流淌。
张琴秋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对经历的痛苦咀嚼了一番，而后说：“那时候，我们的心比天高，血比火热，投死为国，以义灭身。我记得那时的一次学习会上，你引用前人的话说：‘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悲其国之衰。’……当时，我很佩服你这句话。”
“其实，那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劣根性，”陈昌浩自嘲道，“口头上理论上讲得多，听起来都是豪言壮语，实际上，都是拾古人、名人的牙慧，还不如千百万工农的口号‘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来得实在响亮。”
谈话绕了个大弯之后，张琴秋提出了令人揪心的难题：“咱们的孩子怎么办？生下来我就不敢看他，也不敢喂他，人家说只要一喂奶，母子分开就难了……”
“只能留给当地群众抚养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带着一个婴儿是不堪设想的。”
“护士长告诉我，何成基家的侄媳妇来看过孩子，她想要……她刚死了小孩，有奶喂。”
“何成基？”陈昌浩听说过这个名字，想了想，“他不是何家屯的大户吗？我们一进驻，他就带着钱财逃跑了。”
“就是他家。”
“不，我们的孩子不能变成寄生虫……不能成为剥削者。”
“你怎么变得这样狭隘了？”张琴秋不无遗憾地反驳丈夫说，“地主养的儿子并不见得都是剥削者。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中，有几个是真正工农出身的？再说，眼前也只有他家敢要，生活条件也好一些。”
陈昌浩想想也对，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势，收留红军的孩子能不能保全都成问题，再说，等孩子长大后，革命也就成功了，正像《国际歌》里所唱的——“鲜红的太阳已经照遍全球了。”“也好，给孩子起个名儿吧，将来，我们再把他领回来。”
“我想好了，就叫秋平吧！”
“为什么叫秋平呢？”
“那是有多种含义的，”张琴秋笑笑说，“直接取意是来自王维《出塞》的名句：‘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那就把咱们的秋平托付给倪家营子吧！”陈昌浩以强做出的兴高采烈掩饰着心中的苦涩和酸楚。这毕竟是他的第一个儿子啊！
本来，病中的张琴秋重返倪家营子时，是怀着见见儿子的强烈愿望的，但她忐忑不安，生怕发生什么意外，却又按捺不住那种兴奋的心情。“啊，秋平，你长大了吧？长胖了，会笑了吗？你像谁？你生在战场上，将来也是一个革命战士吧？你爸爸说等你长大了，革命就成功了，我想不可能那么快……妈妈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张琴秋给儿子设计出千百种前程：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还是……她的心灵舒展着，歌唱着，种种幸福的渴望在她的心里萌芽、长叶、开花。
她是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又是一个普通的母亲。
她们仍住在原来住过的李家屯庄，这里的一切她都熟悉。这是村苏维埃委员李明松的家。李明松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中年农民，红军政策的热烈拥护者。当她进入门廊时，马灯熄灭了，杜丽珍到供给处去添油，她请张琴秋打着手电（这是非到不得已时才用的）先早一点进屋坐下来喘口气。她已经累得站立不住了。
屋里很黑，她不舍得浪费电池，倚着门框等待眼睛适应了黑暗再走进去。这时她听到一种声音，是一种抓搔声，她想这是老鼠，可是又不像。她用手电向屋里扫了一下，不由得尖叫了一声。她看到李明松那高大的身躯躺在地上，血从他的左胸流了出来，好像已经干了。刀子从那里扎进去，竟然还有刀把露在外面。
一种立刻跑开的愿望抓住了她的心。但她克制住自己，整个倪家营子都被部队住满了，她向哪里去呢？又有哪个地方没有血迹没有死人呢？
张琴秋不是神经衰弱的人，她也是一员能征惯战的女将。她不明白为什么这具尸体，给她带来那么严重的恐惧。
杜丽珍终于回来了，她们喊来几个战士，把李明松抬了出去。这时，战士们才发现屋里还有两具尸体——李明松的老婆和儿子。
杜丽珍从尸体血污的胸口上揭下了一块牛皮纸，上面写着：“跟着共产党共产共妻去吧！”
屋里有一张桌子，两条凳子，桌上还有一些未吸完的烟蒂，说明凶手们在这里开过会，或者是凶手们对苏维埃委员全家进行过审讯，而后把他们杀了。
经过简单的清扫，张琴秋斜躺在土炕上。她累极了，很想睡，深深感到自己的虚弱，但她无法摆脱浓烈逼人的血腥味。
这时，墙壁上一张隐在暗影里的陈年旧画，《年年有余》里的抱着大鲤鱼的胖娃娃，引起她急于要见见孩子的欲望。何成基家的屯庄离这里不超过一百米，她要杜丽珍提着马灯，把儿子抱来给她看上一眼！她知道这并不是理智的表现，但她无力抗拒胖娃娃微笑的诱惑；他在画上向她眉目传情，她听到那小巧的嘴里吐出了“妈妈”的叫声，她闻到了婴儿的乳香……这一切是温馨的柔和的也是撼人心魄的，因为她是母亲。
张琴秋等待着。
一个披头散发神情恍惚的女人走进来，张琴秋没有认出她是谁，但她猛然从炕上站起来，忽然见到那个女人仆地跪倒：“你那孩子叫他们给撕了，像撕一只鸡……”
那女人抱头大哭。
张琴秋竟然没有弄清出了什么事情。当她记起这女人就是何成基家的侄媳妇时，她犹如一株被雷霆摧折震裂的巨树，无力地晃了一晃倾跌下去。
杜丽珍跑进来，把那半疯的女人推出去，扶起张琴秋。她看见江子文进来，便催他去叫总政委。
那个疯女人继续用她的木棒，在废墟里去寻找她喂了将近五十天奶的婴儿。
四天前，那惨绝骇极的瞬间，李淑贞永难忘却。
红军突围而出的第二天早晨，何成基和逃亡的地主们回到了倪家营子，他们首先捉捕没有来得及逃离的村苏维埃委员们，把他们惨杀在村屯里。
何成基审讯杀害了李明松，带着满身血迹回到家里，听到侄媳妇屋里有婴儿的啼哭声，他推门进去，凶相毕露地站在李淑贞面前：“这是哪儿来的！”何成基指着侄媳怀中的婴儿，觉得手里少了点什么，才想起那把腰刀留在李明松的胸腔里了。
李淑贞愣愣地看着叔公那一双血红的眼睛，僵立在炕前，把婴儿死死地抱住。
在李淑贞眼里，这位叔公本是一位忠厚长者，祥和的圆脸挂着温和的笑容。她不明白他怎么忽然变成了另一个人，暴烈绝情，来势凶险。
“说！哪儿来的？”
李淑贞全身打颤，喃喃而语，连她自己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是不是共产婆留下的孽种！”
李淑贞只是骇然地张大了嘴巴，睁大了眼睛。
怀中的婴儿哇哇大哭，声音洪亮，出奇地扯心抖肺。
何成基已经忘了平时推崇的伦常，一手抵住李淑贞的乳房，一手从她怀里揪出了婴儿，既快且猛。婴儿停止了哭声，在这个杀人凶犯的手里挣扎。
“孩子有什么罪？”平时逆来顺受的侄媳猛醒过来，全身透射出冷厉森然之气，像一只母鸡为了幼雏而怒视着凌空扑下的鹰鹫。
何成基忽然眯眯笑了，这笑，比汹汹杀气更使李淑贞悚然而栗。他把婴儿拎在手里，像拎着一只鸡。
“给我！”侄媳妇逼前一步，其架势悲极凄绝，要拼死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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